论湖南省普通话推广工作背景（上）
文|冯传书
自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提出推广普通话以来，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已开展逾六十载，湖南亦不例外。不论是执行第一阶段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方针，还是贯彻第二阶段的“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方针，乃至实施在“21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明确目标，湖南都是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难点重点地区。湖南地域广、人口众、民族多、文化独特、方言差异大，其普通话推广工作必须在充分了解文化背景、尊重方言现实的前提下，才能够高效有序地开展。
3.1活动开展成效。通过合理膳食村村讲、健康红包存存送活动的开展和一项项惠民政策的落地,让农村留守老人特别是贫困户真切感受到了党的温暖,达到了让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喜欢听,宣传了防病治病知识,增强农村留守老人健康意识,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特别是贫困人口自我保健能力,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演变——湘方言形成的自然基础
湖南是中国中南部的一个大省，地处长江中游，因大部分区域在洞庭湖以南，故称湖南。“省界四至位置，东起桂东县清泉镇大黄莲坪，西至新晃侗族自治县茶坪乡韭菜塘，南为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姑婆山，北达石门县壶瓶山。”全省地域东西宽约667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774公里，总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2.2%，居全国第11位。
湖南现设地级市13个，地级州1个，县（市、区）122个。湖南人口稠密，其中城市人口3349万，乡村人口3830万，城市化率46.7%，低于同期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
湖南境内现有52个民族。在全省人口中，汉族占89.1%。少数民族中世居人口比较多的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大多数居住在湘西、湘南和湘东山区。
西南官话属湖南第二大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湖南北部和湖南南部地区。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分为4个片，包括常澧片、吉永片、怀靖片和永郴片等。具体行政区域分布包括常德、岳阳、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永州、郴州等地的部分地区。
二、复杂的方言分布与使用情况——湘方言类型划分的基本依据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动物也有交际，也有声音，也能进行思维，但没有语言。人类可以使用多种工具进行交际和沟通，如表情、手势、标志、音乐、图画等，但语言是最重要的。语言和这些原始的、直观的、本能性的工具不同，它高度抽象，自成体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高校中旅游专业课程可分为专业课与公共课两个部分，在对课程体系进行设置时，高校方面应该进行实际的调研，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对旅游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从而保障课程设置能够与实际需求相符合，促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例如当代进行合作洽谈时讲究饮茶，高校方面就应该积极在专业课程设置茶艺相关的教学。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高校旅游专业中也应该适当地对信息技术课程进行开展，以促使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够得到提高，从而进一步实现双轮驱动背景下的旅游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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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同一民族内部，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生产力低下、人群相对隔离等因素的影响，方言就此出现。“方言是一种语言共同体相对的地方变体，是在人群隔离造成语言隔离的状态下相对独立发展，经过时间积淀形成的结果。”在汉民族为主体的范围内，我们习惯上将方言按照行政地域进行划分和命名，湖南方言或者湘方言即是对湖南地区流行的方言的称呼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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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早期，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再次发动对南方的全面征服战争。到战国中期以后，楚人完全征服了湖南。在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战争为外在形式的文化输入和互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湘语属湖南第一大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中部地区，延伸到南部一些地区。湖南境内的湘语可分为5个片,包括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辰溆片和永全片等。具体行政区域分布包括长沙、株洲、岳阳、益阳、常德、娄底、邵阳、衡阳、怀化、永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地区。
历史上，湖南在周朝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湖南地区设置有长沙郡、黔中郡。西汉时期，湖南境内设有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隋朝时湖南省境内设8郡：长沙郡、武陵郡、沅陵郡、澧阳郡、巴陵郡、衡山郡、桂阳郡、零陵郡。唐朝改郡为州，由潭州总管府管辖8州：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宋朝分全国为路，湖南分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元代实行行省制度，湖南属湖广行省。明朝设布政使司，湖南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时，湖南独立建省，现行的湖南省行政区域确定下来。
湖南境内的赣语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分地区，可以分为5个片，包括大通片、宜浏片、吉茶片、耒资片和洞绥片。具体行政区域分布包括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邵阳等地的部分地区。
上述区域划分是比较粗线条的、相对的，具体的方言分类还要复杂得多。有的地方是双方言区，既通行官话，还并行其他方言，如永州和郴州通行官话，局部地区并行土话和其他方言。有的地方方言本身就具有混杂性的特点。湖南东南部和西部的不少方言，例如永州城区的方言具有官话和湘语混合的特点。新世纪以来，社会交往日益增强，各种方言之间的影响、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剧，我们对方言区的地域划分也越来越具有相对性。
湖南境内的客家话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东部在与江西接壤的地方，南部则是与广东接壤的地方，因而可以分为2个片，包括湘东片和湘南片。具体行政区域分布包括岳阳、长沙、株洲、永州、郴州等地的部分地区。
土话也叫土语，是指小地区内使用的方言。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土话列为未分区的汉语方言。土话的情况非常复杂，它一般在某一区域流传使用。说土话的人，到了公共场合，可以使用官话进行交流。湖南的土话主要分布在湘粤两省交界地区，因此总称之为湘南土话。湘南土话大致分布在郴州、永州等地的部分地区。
图6可以看出，甲醇含量越高，苦杏仁苷提取得率越大，野黑樱苷提取得率越小。当甲醇含量≥90%时，提取溶液中几乎检测不到野黑樱苷。说明水的存在可能对苦杏仁苷有分解作用，产生分解产物野黑樱苷，所以研究选取甲醇作为提取溶剂，尽量避免降解原料中苦杏仁苷成分。同时对图5中相对保留时间在21.9 min和35.6 min的物质成分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为其降解产物成分。
乡话又叫瓦乡话，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方言，是瓦乡人的主要语言。它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山区，以沅陵县为中心，范围包括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表5为依据叶绿素 a（Chla）、高锰酸盐指数（CODMn）、透明度（SD）、总磷（TP）、总氮（TN）计算得到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三、战争、移民与文化性格——湘方言文化特点的影响因素
西周王朝对湖南的文化影响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征伐进行的。到西周中叶，从昭王开始，中央政权对“荆蛮”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据史书记载，周昭王在位时，曾三次南征。周穆王即位后，继续发动对南方“荆蛮”的战争，终于完成了南征任务，迫使“荆蛮”归顺了西周王朝。到周厉王时，统治昏庸，阶级矛盾激发，南方“荆蛮”各氏族部落的势力又得到恢复，并起而反抗中央政权。于是，周宣王即位后，又发动了征伐“荆蛮”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湖南方言是湖湘文化的符号载体，烙刻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是形成湖南方言的自然基础。湖南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战争、移民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湖南方言的发展面貌。湖南方言是湖南人的语言、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它凝聚着湖南人的精神，表达了湖南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些都决定了湖南汉语方言的文化特点。下面我们从战争、移民和文化性格等方面来了解湖南方言的文化特点。
本刊记者就此情况咨询法律人士，得到的答复是：罚金与缓刑无关，罚金是指强制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作为一种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人金钱为内容的，这是罚金与其他刑罚方法显著区别之所在。罚金的执行当以生效判决为准，也就是说，开庭之前，在被告人仅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就要求其缴纳罚金，难逃“未审先判”“以钱买刑”之嫌。而罚金也属于刑罚的一种，还没最终定罪，就急着谈刑罚，程序上似乎说不过去。
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共生关系。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任何民族语言都包含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湖南方言亦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完全归入楚国。楚人通过战争，先占领湘西北地区。大约在楚文王时期，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和楚人正式进入洞庭湖南岸地区，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到春秋中晚期，楚人分东、西两路向湖南地区纵深推进。西路沿怀化、湘西进入益阳、宁乡；东路沿湘江南下，横贯湘潭、株洲、衡阳等地。到春秋晚期，楚人已经占领了整个资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地区。
由于方言类型只是对地域语言的一般命名，方言类型和地域范围并非完全对应，其中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情况。湖南亦如此。湖南省境内汉语方言分布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本地长期自然形成的方言，也有小范围流通的土话，还有受其他方言影响而形成的方言。“湖南省的汉语方言主要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以及未分区的非官话方言——土话和乡话。”其中，湘语和西南官话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广。其次是赣语和客家话。土话和乡话主要分布在部分山区地带。
“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语言分化从移民开始。同住一地的人本来说的是一种语言，后来一部分人迁居到异地，由于地域的阻隔，同一种方言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便形成两种不同的方言，所以移民是方言形成的首要因素。”据研究，夏、商、周三代，在湖南被称为先楚时代。此时，湖南还处于自然自在的蛮荒状态。西周初年，楚人受封建国，最初活动于河南丹水和湖北荆山一带。“后来，随着楚国势力向南扩张，楚人越过洞庭进入湖南，并融合部分土著，逐步成为湖南的主要居民”。先楚时期，湖南境内的居民和民族以“荆蛮”、古越人、濮人三大部落集团和部族为主，另有少数其他族系的人。
与战争同步开启的是文化输入和人口移民。伍新福在《湖南通史》中写道，楚国在湖南建立统治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一条措施就是建立移民国。《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败郑，郑襄公向楚请罪说：“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从郑襄公的话可以看出，将江北中原地区所灭国遗民大批迁到新征服的湖南地区，是楚国的习惯做法。
在楚人入湘之前，湖南本地民族主要是越人、“蛮”、“濮”等民族。随着楚人南下，楚国境内的民族，如楚人、巴人等融入到了湖南境内。自此，湖南再一次发生了较大的民族变迁，越人、楚人、“蛮”人、濮人、巴人等成为湖南人口构成的新状态。现今湖南的诸多民族，就是它们逐渐迁徙变化的结果。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湖湘文化，包括湖南方言。
纵观5000年来的湖南历史，这种人口迁徙和移民现象一直在持续进行着。到两汉之际，湖南的人口增长较大。由于兵祸天灾，北方和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南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隋唐时期，湖南人口继续增长。其中自然增长的有限，大部分属于机械增长的结果。尤其是“安史之乱”，造成北方战乱不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最终大批人口南迁。《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756-757)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及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元代初期，由于长期战争消耗等原因，全国人口大幅减少，但湖南地区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增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乱导致中原居民大量南下，迁徙到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广大地区。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兵燹对湖南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随后，外省人，主要是江西人大批量涌进湖南。“江西填湖广”之说，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
仅就湖南省境内人口来说，除了上述外来移民现象，省内的人口迁移也多次发生。其中最显著的一次，是清朝初年人口在省内的大规模移动。居住在湘、资、沅、澧四水附近的人口向南方和西方进行了大规模迁移。据民国《溆浦县志·氏族志》记载，清代迁入溆浦的外地农民数量非常大，其中沅陵人很多。
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为647亿m3，多年平均年天然河川径流量580亿m3。黄河流域水资源状况有三个主要特点：
人口迁移流动形成新的聚居地和新的人口形态。在生产力落后、社会交往有限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就分化成为不同的方言群落和人口群落，甚至于原来同一种方言，也会在长时期的隔绝中逐渐向不同方向发展，成为不同的方言。比如湘语，它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南楚方言。南楚方言的源头又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语与越语的交融。楚人和越人的语言与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融合，创造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方言。“战国时,楚国征服了湖南全境,楚人大量移民湖南。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即楚语,楚语是湘语的源头。楚语进入湖南,与湖南土著民所操的语言发生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南楚方言。南楚语形成以后,湖南地区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南楚语受到移民语的侵入。到明清时期,近代湖南方言格局基本形成,湘语区产生”。
方言的产生源自文化，也彰显文化。诞生于湖湘大地的湖南汉语方言，作为一种符号，反映了湖南的人文精神和湖南人的性格特点。湖南人具有“刚劲强悍”的传统性格特征，湖南人自己常用“劲直任气”、“其俗好勇”、“任性刚直”、“刚劲勇悍”等词语来概括。这种霸蛮、狠、犟的性格，在湖南方言中的词汇里有充分的体现，如歌唱家李谷一曾经概括湖南人的性格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其中“霸得蛮”既是长沙方言词汇，又是对长沙人性格的形象概括。长沙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自己城市的精神，其中“敢为人先”就包含了“霸得蛮”的意思。湖南人说话声音响亮，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利爽快，为人热情坦荡，性情中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果敢和无所不能的锐气，并不是湖南人有多么聪明，而是湖南人有一股蛮劲。
富于表现力的湖南方言词汇，既形象又粗犷，是湖南人性格和文化精神的活化石。如长沙话，用“傲”表达不错、好的意思，如“咯是只傲腿咧”；用“齿”表达理会的意思，如“她何解不齿人咯”；用“吵棚”表达吵闹、吵架的意思，如“算哒算哒，退得把他算哒，省得他在咯里吵棚，耽误我的生意”，等等。
（作者单位：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ZD1135-46）课题;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3YBB092）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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