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欧洲论文,民国论文,批评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1世纪初延续至今的有关“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使欧洲中心论问题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欧洲中心论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对它的反思和批评早已经出现，在欧美史学界是这样，在国内史学界也是这样。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其研究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从发端至今，已经历过几个迥然不同的时代，这些批评在不同的时代也呈现很不相同的面貌。 欧洲中心论近年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国内学者对它的关注和讨论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并展开了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海宗和周谷城。 雷海宗1928年发表过一篇名为《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①的书评。这篇书评开创了国内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先河。《世界史纲》初版于1920年，几年后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当时韦尔斯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消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的巨大迷茫，试图通过对整个人类历史图景的描绘，探寻已发生的那些事情为何会发生。《世界史纲》本身就带有反欧洲中心论色彩。在此书1939年版的导言里，韦尔斯明确表示自己在编写之初，就“认识到欧洲历史学者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②但韦尔斯对欧洲中心论的警醒，并没有能使他避免这个问题。 在雷海宗看来，《世界史纲》根本就不能算作世界史，往好了说也不过是“前有四不像之长序中间被无关之事所参杂的一本西洋史”。他举了两方面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判断：1.韦尔斯在“叙述五六千年来各开化民族的历史”时，把一多半的篇幅留给了西洋人，而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犹太人、回人、蒙古人等总共才分得一小半；2.韦尔斯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③雷海宗的批评，如果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大致与欧洲中心论的两大弊端相合：世界史的研究叙事专注于欧洲的历史，及用欧洲的标准去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不过，雷海宗的批评，出发点与时下的批评有些不同。现在史学界批评欧洲中心论，一般旨在摆脱它的影响，实现更为合理的世界史叙事，而雷海宗却不认为世界史是可行的。他当时受了斯宾格勒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好几个文化区域独立的各各独自发展演变”，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各文化区域都是自过自家的生活，与其他一切的文化区域毫不发生关系”，因此认定“世界通史无论怎样也写不出来”。④所以尽管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但雷海宗并未就其展开深入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以前，雷海宗秉承“文化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这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自独自产生与自由发展的”。⑤这种“文化形态史观”本身就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它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并认为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性及独立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考察人类历史的角度，显然与欧洲中心论视角下对欧洲特殊性与优越性的强调大为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没落》会被视作对19世纪欧洲中心论叙事传统的反叛。 把人类的历史当作统一的整体看待，并编写出国内第一部“世界通史”的周谷城，也比较早地注意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在初版于1949年九十月间的《世界通史》的弁言里，周谷城就谈到“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并表示会在自己的著述里“力求平衡，期毋太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区域”。⑥在此书1983年影印版的新序里，他更为明确地表示自己反对“以欧洲为主体”、以“西方外为附庸”的世界史写法。这种世界史的写法，“首先写埃及，其次写希腊、罗马，再其次基督教，再其次欧洲中世纪，再其次地理大发现，再其次欧洲的向外发展，再其次世界各地的动乱等等。当然也还要写些其他的东西，但大体都是作为‘西方外的附庸’写的。”⑦ 周谷城很早就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视角去考察历史，其《世界通史》也是依照唯物史观范式书写的。他在本书弁言里明确写道，“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⑧这种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线索，来书写欧洲以外地区历史的做法，在当下已经多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因为它无视其他地区各自的历史变迁脉络。在1961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里，周谷城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古代史就只讲希腊、罗马”；中世纪史则仅限于讲欧洲的“基督教、封建制、文艺复兴、民族国家、专制政府、地理大发现等”；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历史在涉及欧洲之外时，则只关注欧洲人对这些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而忽视“被发现”地区自身的历史。⑨ 大体而言，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主要针对世界史叙事过分“重视”欧洲的现象，而他所说的这种“重视”，则主要是就叙事的篇幅而言。他所批评的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大致表现是以欧洲一隅的历史来代替整个世界的历史，并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视为可有可无的“附庸”。周谷城所批评的这种书写世界史的方式，确实是欧洲中心论问题诸多表现中的重要一种，然而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表现，即以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标准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在他的批评中则未涉及。 1949年以后，国内的历史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可以称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引进了苏联的历史叙事体系，还在总体上接受了苏联在历史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到世界史研究而言，苏联“体系”的引进使国内的世界史学科短时间内得以系统化，但必须认识到，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也因此而沾染上欧洲中心论色彩。 苏联的“体系”是在欧洲的历史思想和知识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接受了很多“当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具体研究中所包含着的珍贵成果”。当时，苏联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并表示他们既反对人为地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东方”与“西方”，又反对“被殖民主义精神所渗透了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欧洲中心思想”。⑩然而，他们对世界史中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主要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纯粹的学术层面上并无太多可以显著影响后来相关研究的价值，也未使他们的研究叙事体系摆脱欧洲中心论倾向。 对于苏联人的世界史研究叙事范式，早就有学者批评它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吴于廑在1978年时指出，苏联那些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家，仍持有很多欧洲中心论的旧观点，在研究中把“欧洲的尺度”视为“全世界的尺度”。(11)马克垚也曾批评说，“苏联《世界通史》排列全世界历史的根据，仍然是西欧的模式”。(12)巴勒克拉夫的批评则更为严厉：苏联人这种由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给世界史分期的做法，“甚至比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性质”。(13) 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这套研究叙事体系的引进，(14)是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对历史研究中“旧史观”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的。鉴于当时史学研究所处的外在环境，在引进这套世界史体系时，对其进行认真而彻底的反思和批评并不可行，其所具有的欧洲中心论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跟着传到了国内史学界。 然而，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并没有消失。周谷城在1960年、1961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和《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在这三篇文章里，他继续秉持“全局观念”，对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评。在周谷城重新提起了这一话题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以下是这一时期几种很具代表性的批评。 戴裔煊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家‘欧洲中心’的观点，在结构体系方面，表现为以欧洲史、欧洲诸民族国家及其向世界各地殖民活动史为主要内容，构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体系。他们常把东方史作为欧洲史的说明资料，作为欧洲史的注脚，而且企图证明世界文明重心的转移是由东而西，最后以西方的文明欧化全世界。在内容方面，资产阶级历史家欧洲中心观点主要表现为，以有利于剥削阶级的人种不平等的谬论出发，力图表明欧洲白种人及其文明无比优越，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向来都是世界的征服者。”(15) 邓拓认为，“‘欧洲中心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它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当西欧的资产阶级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时候，他们需要‘欧洲中心论’为他们效劳”。这种欧洲中心论在国内学界也有表现，“一些人力图证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是完全相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对中国历史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他们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共同性，不顾历史事实，不敢讲出中国的历史特点。他们别有用心地硬套公式，以欧洲历史的具体情况为标准，来‘改造’中国的历史。他们甚至于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去迎合外国的公式。他们看到欧洲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就认为中国也应该有；看到欧洲有百科全书派，就赶紧到中国历史上去找。这绝不是研究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它是已经死亡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残余影响在人们思想中的一种反映。”(16) 刘大年认为，“欧洲或西欧的历史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说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不是别的产物，而是地道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产物。那种观点只是强烈地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一贯侵略东方，一贯追求奴役亚非拉美人民的观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就是赤裸裸地反映了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根据这种论点，由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亚洲，统治一切‘落后’地区就是天然合理的了。”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陈腐的观念最后总是要为雄辩的事实所推翻的。无非时间有迟早之别。亚非拉美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不断地震撼得地球发抖。人们把自己封闭在密室里也无法逃脱它的震荡。西方资产阶级面对这个事实，什么欧洲中心主义、西欧中心主义，都只有加速完蛋。”(17)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多指责其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辩护的反动观点。以今天的学术标准看，这些批评在很多地方抓住了欧洲中心论的要害，比如指出欧洲中心论是种族主义的，批评它将欧洲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并指出它与欧洲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等，然而，欧洲中心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论点，则显示出这些批评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跟苏联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所具有的局限有些类似。它们背后有这样一种逻辑：史学思想可以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前者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落后的、反动的，只是偶尔有些可取之处；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先进的、革命的，即便有时会出现些错谬。在这样一种批评逻辑中，欧洲中心论之所以是错误的，不只是因为它使人们对过去的认知出现差错，还因为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这种以阶级属性判断学术思想对错的做法，出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不奇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批评逻辑的存在，这些批评对于近些年国内史学界的相关讨论，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被很多相关的讨论所略过。这种状况与那个时代批评的局限是直接相关的。 这里应特别提到当时出现的一篇文章，即吴于廑发表于1964年的《时代和世界历史》。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一切。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它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他们把世界分为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在世界历史上，落后的非欧洲可有可无，“即使被写进历史，也不过是聊备一目，用以反衬欧洲的进步和文明。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欧洲中心论者“把欧洲历史、特别是近代欧洲历史作为一种模式，以为全世界都要欧化，都当按欧洲的模式而一致起来；不如此，就是不合典型的畸形现象”。(18) 吴于廑在这篇文章里也批评说欧洲中心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书写真正世界史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历史家来完成。(19)吴于廑还提及西方“反动史家”巴勒克拉夫“也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20)当时巴勒克拉夫已经出版了他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并在此书中针对欧洲中心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吴于廑所提到的巴勒克拉夫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指的应该是巴氏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里所做的批评。他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讨论过巴勒克拉夫在这本书里的观点。(21)由于当时论文注释很不规范，我们无法判断吴于廑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巴勒克拉夫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吴于廑在《时代和世界历史》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与巴勒克拉夫的批评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整体而言，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这段时期，虽然也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从属于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国内整体世界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前辈学人吴于廑先生，之所以在那个时期能给出至今仍具相当价值的批评，除了他自己过人的学力之外，大概也因为他的批评曾受到过域外史家的影响。在那个学术研究主要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年代，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总体上乏善可陈。在肯定这个时期对国内世界史学科初创之功的前提下，也应该意识到此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1978年后有关如何编写新世界史教材的讨论当中，欧洲中心论问题又一次进入国内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对国内世界史研究影响深远的吴于廑，在讨论中重申了他1964年发表的观点：古今中外书写“世界史”的，无一不有“中心论”的倾向，司马迁如此，希罗多德如此，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但有些不同的是，他除了批评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欧洲中心论的，还批评说苏联研究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也是欧洲中心论的。(22)在吴于廑的公开批评之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加入进来。这些对苏联世界史研究的批评，除了指责它还留有很多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旧观点外，主要是批评它在世界史分期问题上是欧洲中心论的。依照吴于廑的看法，苏联人对人类社会五阶段的划分还是西方式的，只不过是在西方传统的三分法之外，再加上“一头一尾”：原始社会和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23)对苏联人的批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批评，国内史学界变相地承认了自己的“世界史体系”有欧洲中心论倾向，需要做出深入的反思和变革，只是受制于世界史研究积累的薄弱，一时还不知该怎么去反思和变革。 那段时间欧洲中心论问题被提及的次数并不算多。即便提及也多像吴于廑的文章一样，只是指出欧洲中心论问题的存在，并列举一些它在研究和叙事中的表现，并未就其进行更细致的批评。事实上，在那个史学界忙着“拨乱反正”的时期，欧洲中心论并不能算作重要问题。对于讨论世界史问题的学者来说，更为重要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使新的叙事体系既能摆脱苏联模式，又能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在当时的国内史学界，欧洲中心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世界史中对欧洲讲得多，对亚非拉讲得少；将欧洲形容为先进的、文明的，将亚非拉则形容为落后的、野蛮的；以及没有突出殖民主义的侵略等。这种对于欧洲中心论的理解，也确实没有必要太过关注。国内的世界史叙事已经在尽量增加有关亚、非、拉的内容，只是已有的研究不足以支撑对这些地区表述更多，这不是欧洲中心论在作怪；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从不认为欧洲是文明、先进的唯一代表，只是说它在迈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领先一些，并且还不断强调这一领先是建立在肮脏与血腥之上；而对欧洲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批评，国内学界数十年来没有弱化过。 在这一时期有关如何更好地撰写世界史的讨论中，最大的成绩是1994年出齐的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24)这部世界史基本上是按照吴于廑的想法编写的，即努力克服民族的、地区的偏见，以全局眼光去探索“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25)虽然这套书在编写时曾努力避免滑向欧洲中心论，但最终的成书还是明显存在这个问题。书中对于欧洲历史的叙述，从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封建时代，到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欧美诸国的革命，再到工业时代来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遍及全球。在这种世界史叙事中，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而对亚非等地区历史的叙述，则附着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之上，缺乏对其独特历史脉络的足够关注。有学者指出，这部世界史在解释非西方国家在19—20世纪的历史变迁时，使用了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模式：“冲击—回应”模式。(2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中心论问题基本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太多兴趣，这段时间只出现了几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彭小瑜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援引赖特(27)等人的观点，使用“归约”(generalization)概念，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问题进行了批评，指出欧洲中心论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因为它所包含的那些观点和概念通常是被作为“归约”而被接受下来的，是“演绎的出发点、影响归纳的重要因素”。(28)马世力在《也谈“欧洲中心论”》中，继续给它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说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对客观历史过程与规律做了歪曲反映的历史理论与史学体系”。他还指出，“不能用否认历史发展有中心的做法去反驳‘欧洲中心论’，也不能用否认欧洲在近代曾经是世界历史发展中心，或把其他什么地区说成是中心，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历史进步性的做法去批判‘欧洲中心论’。这样只能陷入新的唯心主义的泥沼”。(29)俞吾金在《突破“欧洲中心论”》中，就欧洲中心论难以克服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这种理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常识、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30) 从以上三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国内学界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大致情形。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在批评欧洲中心论时借用欧美史学界比较新颖的批评方法，不再只是沿用简单的以意识形态划界、阶级属性归类的老办法，但这种新的批评并不多见。过去“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里形成的话语体系余威尚存。大体说来，史学界在八九十年代里批评欧洲中心论的兴致不高，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感知很不敏锐。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欧美世界很快变身为先进的代表，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自己相比于西方的落后。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欧洲中心论问题着实很难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国内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工作，在这时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数十年，但这些批评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理解尚有误区。更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年国内史学界的学术积累，还不能支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但随着此时开始的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翻译引进，这种情形慢慢得到了改善。这些国外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年，1989年)；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1988-1989年，1992年)；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1997年，199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年，1999年)；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1990年，1999年)；以及稍晚些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年，2000年)和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年，2003年)等。(31)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启了高速增长的进程，短时间内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显著提升。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积贫积弱，在21世纪来临时，中国在各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逐渐找回对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自信，开始寻求“发出中国的声音”。 21世纪初开始的有关如何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展开的。欧洲中心论问题作为这次史学讨论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引起了国内史学界对它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这场讨论正在进行时，已经有不少国外学者批评欧洲中心论的著述在国内出版，而且还有更多的此类著述被陆续翻译引进。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对国内史学界的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与之前颇为不同的是，国内学者在批评欧洲中心论时，大量援引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来支撑自己的论述。且就截至目前的情况而言，近年国内学者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讨论，分量较重的也多是对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述评。 早在2000年，刘禾就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中高度评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批评欧洲中心论问题上具有的价值，认为它“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她指出，《白银资本》实际是“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这种视野使我们不得不对“有关‘现代’的各种学说和知识进行全面的清理”，对“诸如现代文明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如何起源，‘西方’和‘东方’究竟是一些怎样的知识构成，以及这种知识以何种方式参与了世界史的创造”等问题进行检讨。(32) 李伯重在评介《转变的中国》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王国斌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新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并指出这种比较方法不再只是以欧洲的标准看中国，还在反过来以中国的标准看欧洲，使得比较史学研究能以公平的方法进行，避免继续陷于欧洲中心论的窠臼。(33) 《大分流》的中文译者史建云指出，彭慕兰对中国和欧洲的比较研究，“无论是比较单位的选取，比较标准的设定，还是一系列具体因素的比较过程”，都与过去学术界的做法有着很大不同。史建云介绍说，彭慕兰“抛开了传统的比较单位：洲与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而使用各方面条件(面积、人口、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主要的比较单位，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大陆欧洲与中国”等。她还强调《大分流》中采用了交互式比较方法，不再是简单地问“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还尝试探究“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34)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年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讨论，多是围绕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进行的。在这些讨论当中，介绍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方法和观点的文章，可以算作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国外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讨论被介绍到国内史学界，所带来的不仅是或深刻、或新奇的研究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使国内学者看到在相关问题上该如何进行深入细致的批评。 对欧洲中心论问题展开学术批评，需要的不仅仅是意识到它的存在，知道它的一些外在表现，还需要有合适的方法、理论、角度和问题，而国内史学界在这些方面存在欠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美学术界在20世纪初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之后，沿着正常的学术轨道继续前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得以不断深入，也使这些批评慢慢深化。由于缺乏欧美学术界那种必要的传承和积累，国内参与讨论的学者对一些相关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偏差。例如，有的批评仍将欧洲中心论指斥为“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35)有的批评指欧洲中心论的“实质”是“以欧洲为世界的中心，并以欧洲的价值标准看待世界”；(36)还有的批评将欧洲中心论分为三种：“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37)等等。 因为缺乏相关领域的学术积累，国内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讨论，也不得不暂时跟随国外学者。随着国外学者相关著述的翻译引进，以及与国外学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内学界近年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从学术水平上来讲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于20世纪80年代末翻译出版，对国内学界影响深远。在这本久负盛名的书中，柯文言辞犀利地批评了研究中国史的三种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他提倡研究中国史应该持“中国中心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也被译作“中国中心观”)，即研究要尽可能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出发。柯文的批评针对的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在国内最开始影响到的也是中国史研究，但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线，欧洲中心论也同样地存在于这两个领域，所以在这轮因世界史而起的对欧洲中心论的讨论中，柯文的观点也经常被参考。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柯文所说的研究中国史时要秉持“中国中心取向”，已经基本成为国内学界多数人的共识，而他的这些观点早些年还曾引起大量不解。 近年国内史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关注和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所取得的进展。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上，萨义德的《东方学》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在书中赋予“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为“东方主义”)三种含义：研究东方的一个学科、理解东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君临东方”的一套话语。通过对这三种侧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含义的讨论，他考察了西方人对其眼中的“东方”的建构过程，指出西方人所不断谈论到的“东方”，实际上与东方的现实相去甚远，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西方建构。萨义德所批评的，是这种建构背后隐藏着的权力结构，是西方在现代世界里的话语霸权。不管是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还是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遗存。打破这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挑战西方的话语霸权，就是后殖民主义研究所致力于的。萨义德的批评及他所引领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对国内学界讨论欧洲中心论问题所带来的主要影响，并不是使大家接受了那些新颖的观点，而是在认识论层面上给国内学者带来很大启发。萨义德的讨论是反本质主义的。他认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不“自然的存在”，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存在，并指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东方或西方。他的主张是，只有放弃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处理多元、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38)按照萨义德的思路思考下去，欧洲中心论问题也就不再只是西方人的一些种族主义偏见，不再只是对西方事物具有普世性的强调，而是历史研究叙事中的一套话语。 对出自欧美学界的“中国中心取向”、“东方主义”等问题的关注，拓展了国内学者讨论欧洲中心论问题时的视野，使这些讨论的学术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备受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并且使欧洲中心论成为史学界热门话题的，是近年成型的全球史研究。通过对“全球史”的相关讨论，更多有关欧洲中心论的细节问题，也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全球史研究源于美国，近年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作为研究世界史的一种新范式，全球史研究已经出现很久，最早可追溯至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但它真正在世界史研究领域风生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与研究世界史的其他范式相比，全球史范式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大为不同。全球史范式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同地区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动，而且这些交流与互动在“新航路的开辟”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相比于现代化范式，全球史范式不再认为现代性的产生是纯粹的欧洲事件，而认为它是全球各地的诸多因素在欧洲汇聚的结果，不仅仅是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全球史范式不再强调欧洲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也不再主张向现代世界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全球史范式在构建非欧洲中心论的整体世界史论方面，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它的研究叙事所呈现出的世界史新图景，现在看来也确实避免了很多欧洲中心论的弊端。全球史研究仍是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在很多问题上现在对之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应该看到它在构建更为合理的世界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未来也会继续影响世界史研究的走向。 在延续至今的有关重建世界史体系的大讨论中，全球史研究是欧洲中心论外的又一个核心话题，同样也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国内史学界之所以会对全球史研究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它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历史的新面貌。新面貌里的中国不再那么贫弱，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处于世界历史变迁的边缘，这颇能迎合国人目前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全球史研究确实展现出一种研究和书写世界史的新可能。它不再像其他范式那样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而且也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研究作品问世，有着相当多的借鉴价值。 对全球史研究的关注和讨论，使国内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总体水平上上了一个新台阶。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其中加州学派的研究，大多会用一定的篇幅来批评欧洲中心论。与其他批评不同的是，全球史领域的批评更多元、更细致。这些批评不但对欧洲中心论的研究中的价值取向、论证逻辑、研究路径等多有涉及，还讨论了大量具体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鉴于这些批评本身的水准，对它们的关注自然会推动国内批评的进展。例如，在对《白银资本》的讨论中，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问题在学术领域深度及广度的判断，至少使更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异常复杂且牵涉极广；而弗兰克对19世纪之前亚洲跨地区贸易重要性的强调，也让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欧洲对于亚洲的优势到底何时开始。在对《大分流》的讨论中，彭慕兰有关西欧与东亚各自的核心区于18世纪晚期才出现“经济命运”大分流的观点，让更多领域的学者意识到，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被之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严重低估了。加州学派引起广泛关注的几种综合性研究，基于数十年来中国、日本等学术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然而，令人略感尴尬的是，国内不少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对此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刘北成在有关《白银资本》的讨论中曾批评说，“我在翻查一些国内学者的著作时发现，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说、‘明清为中国古代社会衰落时期’说等等，已经受到了这些学者有力的直接或间接否定。我感觉，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39) 前文已经提及，仅就本文关注的整体世界史研究叙事领域而言，欧洲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世界史的研究叙事专注于欧洲的历史，以及用欧洲的标准去剪裁其他地区的历史。正是这两大弊端致使我们对于人类过去的认知出现偏差。欧洲中心论是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成型的19世纪，正是西方在世界范围确立其霸权的世纪。用通俗的话来讲，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世界史，也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对于历史研究叙事而言，它所蕴含着的不合理之处不言而喻。鉴此我们需要在此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尽力构建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 欧洲中心论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史学问题，它与世界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与不同时代的史学理念，与东西方间政治经济实力的对比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欧洲中心论问题的批评，也同样要受到这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换种角度理解，我们也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从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到对它的批评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国内史学界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最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源于一些优秀前辈学人的敏锐观察。后来受制于特殊时代的学术氛围，对它的批评偏离出正常的学术轨道。雷海宗和周谷城在民国时期的批评，与同时期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批评相比，并不显得有什么滞后之处。举例说来，雷海宗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是基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斯宾格勒通过将其他“文化”与欧洲文化并列，从而使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不再能被“世界历史”轻易地排除在外，就像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做的那样。斯宾格勒开创的这种传统，后来在汤因比那里得到了延续，进而促成麦克尼尔开创全球史叙事。(40)国内学术界过去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连续的学术传承。这种传承的缺乏，可以清楚地从雷海宗和周谷城两位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右派”受到冲击一事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学术讨论逐渐回归正常的轨道。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吸收借鉴，通过国内学者自身的研究的由浅入深，国内史学界的相关讨论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且已经具备了进行更深入讨论的基础。 ①此文初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的《书报春秋》专栏，后被收入王敦书编辑整理的《伯伦史学集》。 ②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③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王敦书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13—614页。 ④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244页。 ⑤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244页。 ⑥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弁言。 ⑦周谷城：《世界通史影印版新序》，《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第8页。 ⑧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 ⑨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第3版。 ⑩“总编辑部的话”，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文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5页。 (11)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5期，第37页。 (12)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6页。 (1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14)当时世界史研究领域学习、引进苏联史学的情形，可见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6页。 (15)转引自杨辉：《当前世界史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1年8—9期合刊，第83页。 (16)邓拓：《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第9页。 (17)刘大年：《亚洲史应怎样评价？》，《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第8—9页。 (18)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论坛》1964年第7期，第44、48页。 (19)这篇文章里的此类表述，在后来收入《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1995年出版)时被删除。 (20)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第45页。 (21)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发表在1959年第8期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学报》上。巴拉克劳即巴勒克拉夫，当时译法与现在有所不同。 (22)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第37页。 (23)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第37页。 (24)这部六卷本《世界史》的“近代史编”率先于1992年出版，“古代史编”和“现代史编”于1994年出版。 (25)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6、8页。 (26)徐洛：《评近年来世界历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第97页。 (27)即芮沃寿(Arthur F.Wright,1913-1976)，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28)彭小瑜：《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归约问题——“欧洲中心论”批判》，《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第67页。 (29)马世力：《也谈“欧洲中心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第58页。 (30)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第17页。 (31)本段括号内为各书籍首次出版的年份，前面为外文版出版年份，后面为中译版出版年份。 (32)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读书》2000年第5期，第68页。 (33)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3页。 (34)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03—205页。 (35)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5页。 (36)陈志强：《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第130页。 (37)任东波：《“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页。 (38)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428—429页。 (39)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68页。 (40)斯宾格勒对汤因比的影响人所共知，汤因比对麦克尼尔的影响可见以下文章：William H.Mcneill,“World Histor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9,No.2(Fall,1998),pp.215-236.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吴于廑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世界通史论文; 世界史纲论文; 周谷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