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经济因素的调节作用
张茂鑫1，刘红云1，2
(1.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北京 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 要： 目的及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采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中国民众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作用，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第一，公平感越高，则社会冲突感越低，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倾向于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内部归因，即对于社会的整体认知更加积极；第二，经济因素能调节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内归因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水平越低，则公平感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内部归因正向预测作用越大。
关键词： 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不平等归因；多层结构方程模型
1 引言
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存在着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公平与否是客观现象，而民众对于社会公平的感知则较为主观，并不具有特定标准。当人们感到公平的时候，会更多地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van Prooijen，van den Bos，Lind，& Wilke，2006)；反之，会产生怀疑、愤怒和无助感，出现信任危机，对整个社会造成消极影响。社会公平感不仅影响到民众本身，同时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俊秀，2014)，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年的数据为依据，将社会整体公平感(对整个社会公平程度的总体评价)和分配公平感(对个人财富分配结果的公平评价)作为民众公平感的测量指标，探究其对民众社会认知(社会冲突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不平等归因)的作用，以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公平感相关理论
最初，学者关于公平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经济人”思想之上，基本假设是人们的目标都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以行为的结果作为公平与否的指标，能增加个体的利益的就是公平的。分配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公平发生时，个体所产生的愤怒和消极行为反应，比如工作不满意、员工偷窃、离职等等(Tyler & Smith，1998)。“经济人”思想的局限在于只考虑了分配的结果，而忽略了分配过程。“社会人”的思想则考虑了分配过程(程序)公平与否，即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平的主观评估——是否符合规章、伦理等。程序公平对群体态度和群体行为起到关键作用(He，Zhu，& Zheng，2014)，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Tyler，2000)。
从客观的社会公平到主观的公平感，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of a Just World，简称BJW)可能是中间的形成机制。BJW是处于个体心理特征底层的信念系统，最初由Lerner和Miller(1978)提出，其核心在于个体相信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公平的，人们将会得到他们所应该得到的东西，所得即应得。换言之，对社会公平的感知、相信所得即应得是公正世界信念的内涵所在。
“每一只生肖瑞兽都有独特的个性气质。描绘它们时，我试图摆脱其外在形象的束缚，用心感受亚洲文化，从而在狭小的表盘中展现这些气质。”Anita Porchet表示。“丰富的黑白色调能够创造出细腻的灰色动物毛皮质感，并形成风格低调的背景，凸显狗的昂扬神采。”
BJW在个体的适应功能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比如BJW越高的个体，其幸福感越高(Dalbert，1999)、人际信任水平越高(Sallay，2004)。在社会层面也有重要的作用，比如BJW高者越倾向于认为社会财富是合理分配的(Ng & Allen，2005)；BJW高的学生更可能认为他们所得的成绩是公平的，认为老师、同伴、家长对待自己也是公平的，对学校的满意度越高(Correia & Dalbert，2007；Donat，Peter，Dalbert，& Kamble，2015)。在面对不公正现象时，BJW高的个体会进行同化，以此来降低不公平感带来的威胁。同化的方式主要包括：贬低不公正事件、避免自我聚焦的反思、原谅、为现状辩护、责备受害者等(Hafer & Bègue，2005；Lerner & Miller，1978)。
1.4 血脂及脂肪因子检测 分娩1周前，采集两组孕妇晨起空腹静脉血，测量血脂因子包括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脂肪因子的检测指标包括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4(RBP-4)、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脂联素(APN)和内脂素(VF)。
2.2 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作用
在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社会心态日益成为群众热议、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杨宜音(2006)对于社会心态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她认为“社会心态，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王俊秀(2014)依照该定义，建立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社会认知包括个体社会认知、群体社会认知、社会思维。社会心态涵盖的内容纷繁复杂，这篇研究聚焦于社会认知下的社会冲突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和社会不平等归因。
2.2.3 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归因
本研究在Mplus7(Muthén & Muthén，2008-2012)中采取多层结构方程进行数据分析，将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HLM)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结合。
CGSS的数据是嵌套数据，居民(第一水平)嵌套于省份(第二水平)。由于同一省份内的居民共享了区域文化等，具有更强的相似性，而违背误差独立性假设。如果采用传统的回归会导致低估标准误，增大犯一类错误的概率(Scariano & Davenport，1987)。HLM是分析嵌套数据的有效方式，可以得到更准确的假设检验结果。
中国民众的社会冲突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2012)。无论结果是好是坏，BJW越高的人都倾向于认为现状是更合理的，以此来作为他们对命运的妥协(Ng & Allen，2005)。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平等，比如穷人和富人在财富分配、地位上的不平等，而公平感高的人会将这种不平等合理化，减少冲突感对BJW的冲击。因此，研究假设1a：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其社会冲突感越低。
臭氧污染问题逐渐加重，我们应当提高对于臭氧污染的重视程度，积极的进行解决。环境是每个人生活的空间，保护大气环境，解决臭氧污染，不仅是相关部门的义务，也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全国出现了不少以臭氧污染为主的主要污染物，因此解决臭氧问题刻不容缓，根据臭氧的特征及其主要的形成因素等，研究各个地区臭氧浓度差异，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为人们营造高质量的居住环境。
控制变量：个体变量，包括性别(男性=1)、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取对数)、党籍、主观社会阶层；地区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地理位置的划分，将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因变量为社会冲突感、外在政治效能感、不平等归因。这三个因变量均为潜变量(均有4个测量指标，见附录)，由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得，标准化因子载荷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载荷均大于0.4，表明所有题目是潜变量的良好指标变量。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侯磊说，2017年起，该行存款只有210亿元，贷款却高达252亿元，除去准备金后，借差高达100多亿元，利率3%以上，这块资金成本非常高。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说，2017年起，银行业资金流动性普遍趋紧、利率市场化竞争激烈，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压力加大，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计算机与网络早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学习、生活中，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助手与朋友。随着近四、五十年计算机科学的高速发展，计算机与网络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习惯。
归因是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找事件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人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感知和归因不一定与社会实际不平等程度对应。BJW高的个体，面对社会的贫富差距，更可能采取责备“受害者”(穷人)的方法来应对不公正所带来的威胁，即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Hafer & Bègue，2005；Hafer，Bègue，Choma，& Dempsey，2005)，穷人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贫穷。因此，假设3a：公平感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体因素。
2.3 经济因素对公平感和社会认知关系的调节作用
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出人们倾向于认为现存的社会是公正的、合理的、必要的(Jost，Pelham，Sheldon，& Sullivan，2003)，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与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更相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以此来激励自己更加努力(Jost et al.，2003)。类似地，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人们处于劣势地位的时候，心理会出现失衡，就会通过对目前的情形进行合理化，认为他们的行动和经历都是合理的，支持当前的社会体系和权威，以此来缓解认知失调(Festinger，1954)。系统合理化可以减轻劣势群体的愧疚和不适，这与公正世界信念中对不公平现象的同化类似。
在教学内容上需要更加注重对实际项目、案例的讲解分析．强化通识课为基础的专业教育，增加课程校内外实训的比重，拓宽学生知识面．坚持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全面教育和培养，融知识传授、能力训练、素质培养为一体，使学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基于此，研究拟探究：经济因素是否在公平感和社会认知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对于经济水平高的个体，公平感越高，越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自己所得即应得；公平感越低，对于自己的高经济水平可能会产生失衡的认知。对于经济水平低的个体，公平感越高，则系统合理化水平越高，对于社会认知的评价反而更加积极；公平感越低，则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怨恨情绪。相应地，对于调节作用的假设如下，假设1b：在经济水平越低的群体中，公平感对社会冲突感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强；假设2b：在经济水平越低的群体中，公平感对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强；假设3b：在经济水平越低的群体中，公平感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对社会不平等采取内归因。
3 数据、变量和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样本容量为11783人，根据数据库中的权重对数据进行加权。
3.1 变量
自变量：社会整体公平感(“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公平的”)和分配公平感(“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智力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作答选项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完全公平。将作答选项分别赋值为1-5，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整体公平感或分配公平感越高。虽然该数据为等级变量，但是当等级大于等于5个，且大致服从正态分布时，可以当作连续数据进行处理(Hutchinson & Olmos，1998)。以下的5点计分数据也同样按照此方法处理。经济因素的测量采用三个指标，分别是收入(取对数)、个人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得分越高，则表明经济状况越好。
2.2.2 公平感与外在政治效能感
人们对于社会公平与否的价值判断，会对其政治态度造成影响(李春玲，2006)。政治效能感是公民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能对整个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信念(裴志军，2014)，是政治态度和社会认知的重要方面。政治效能感可划分为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前者反映个体相信自己具有影响制度变革的知识和能力，后者则反映了个体相信政府能够对民众的诉求做出回应，体现出民众对于自己的需求能否被政府响应的信心(Sullivan & Riedel，2001)。研究表明，高外在政治效能感者对警察持有更积极正面的看法，而高内在政治效能感则会削弱对警察的信任(胡荣，2015)。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对政治的信任程度越高(袁浩，顾洁，2015)，那么其对于政府能够回应民众诉求的信心可能也越强，因此，假设2a：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其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
表 1各潜变量的标准化项目载荷表
3.2 研究方法
2.2.1 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
按照规定要求每小时对发电机组检查一次，检察发电机温度和发电机轴承温度是不是正常。可以用手背去触摸发电机组的外壳，感受发电机组的温度是否正常，一般手感受不到烫是正常的，另外要观察是否有过热或局部过热的状况。还要观测运行中的发电机出线接头，呈灰黑色说明接头已发热，呈红色说明接头已严重发热，如果颜色变化大，发电机必须立即进行处理。而且要检查发电机出线讨论是不是紧固靠得住，确保满有把握。
研究探讨的公平感、社会冲突感等属于抽象构念，可通过外显观测指标来间接测量。几乎所有的观测变量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而传统的回归分析则忽略了测量误差，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结论(王济川，王小倩，姜宝法，201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结构方程模型用测量模型来描述潜变量和观测指标之间的关系，用结构模型来描述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1)。调节效应的计算采用指标乘积法，根据“大配大、小配小”的原则，生成新的调节项(Kenny & Judd，1984)。
图 1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作用及经济水平的调节作用
注：圆圈表示潜变量，方框表示观测变量。δ 和ε 表示测量误差。
4 研究结果
4.1 公平感的测量模型
表 2公平感因子分析载荷表
从表2可以看出，社会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的标准化载荷均在0.4以上，表明两者对于公平感来说是较好的测量指标。包含回归模型的拟合指标基本达到可接受的水平，CFI=0.89，RMSEA=0.04，SRMR(within)=0.02，SRMR(between)=0.06。
4.2 公平感的结构模型
表 3公平感与经济因素对社会认知的标准化回归结果
注：*p <0.05，**p <0.01，***p <0.001
从表3可以看出，公平感负向预测社会冲突感(β =-0.46，p <0.001)，即公平感越高，个体感受到的社会冲突感越低。公平感正向预测外在政治效能感(β =0.31，p <0.001)和对社会不平等的内部归因(β =0.54，p <0.001)，即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其外在政治效能感也越高，对政府能重视民众的态度越有信心，并且主要将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于自身。假设1a、2a、3a得证。经济水平越低的个体，其感受到的社会冲突感越低(β =0.09，p <0.01)，越倾向于把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于个体内部因素(β =-0.45，p <0.001)。就调节作用而言，经济因素能调节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内归因之间的关系(β =-0.14，p <0.01)。假设3b得证，假设1b、2b未被证明。研究依据 Aiken等(1991)提出的方法，描绘高于和低于经济水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公平感与不平等归因的关系(图2)。当公平感较低时，无论经济水平高低，对于社会的不平等都不倾向于采用内归因的方式；当公平感较高时，随着经济水平的降低，个体越倾向于对社会不平等进行内归因。
图 2经济因素对公平感与社会不平等内归因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研究基于CGSS2010年的数据，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大样本的数据刻画了当今时代中国民众公平感对于社会认知的影响，并探究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从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影响来看，公平感越高，社会冲突感越低，外在政治效能感越高，越倾向于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为个体内部因素，这与研究预期一致。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对社会现状的认同越高(Sullivan & Riedel，2001；周春燕，2013)，面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时更可能将社会冲突合理化，或者可能对社会冲突的感知越弱，认为这些冲突是合理的、可接受的；他们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胡荣，2015；袁浩，顾洁，2015)，更加相信政府是关心民众的需求和想法的，进而对于自身能够对国家的政治过程起到一定作用的信心越强；在面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时候，也会采用公正世界信念中合理化的方法来降低这种不公平所带来的冲突(Lerner & Miller，1978)，将社会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体本身，认为贫穷是穷人自己的责任。简而言之，公平感越高的个体，对于社会的整体认知越积极。民众的公平感对于其社会认知有着重要影响，而社会认知又对民众的社会行为起着指导作用，影响和促进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王俊秀，2014)，因此提高民众公平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经济因素在公平感和社会不平等内归因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公平感群体中，经济水平越低的个体，其面临的社会处境越艰难，他们通过把社会的不平等归因为个体内部因素、政府不应该为贫富差距负责来强化自己的系统合理化信念，从而达到认知的协调一致。事实上，这一现象对于经济水平低的个体可能带来两种后果，一种是接受自己能力、努力等不足而导致贫穷的现状，虽然没有出现认知失调，但是可能会止步不前；而另一种则因为相信社会是公正的，自己只要坚持不懈的奋斗就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实现向上流动。这其中可能的机制或边际条件有待后续研究来揭示。研究没有发现经济因素对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关系的调节作用。
最后，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囿于已有数据库资料，只能采用现有的题目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比如对于公平感的测量只有两道题目，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严格的量表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第二，研究仅采用了问卷研究，缺乏更加严格操纵的实验室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启动公平感等方法来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公平感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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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社会冲突感：在您看来，我国的下列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如何：(1)穷人和富人；(2)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3)管理层和工人；(4)社会的上层人和底层人。作答选项从1(非常严重)到5(根本没有冲突)。在后续分析中，采用反向计分。
外在政治效能：(1)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反向)；(2)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3)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4)我对于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作答选项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
不平等归因：(1)社会不平等主要是个人天生的能力造成的；(2)脱贫是穷人自己的责任；(3)人生富贵贫贱是命中注定的；(4)政府在道义上没有责任区减少或缓和社会不平等。作答选项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
The Influence of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on Social Cogni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conomic Factors
Zhang Maoxin1，Liu Hongyun1，2
(1.Faculty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Faculty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Objectives and methods：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data，a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hinese people′s sense of justice(overall social justice and distribution justice)on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conomic factors.Results：Sense of social justice significantly ha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citizens′ sense of social conflic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internal attribution style about inequality.In addition，economic factor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attribution style.Namely，the lower the economic factor was，the strong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social justice and internal attribution style was.
Key word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sense of social conflict；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attribution style about inequality；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 2019) 02-0159-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571152)，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019-105812)，国家教育考试科研规划 2017 年度课题(GJK2017015)。
通讯作者： 刘红云，E-mail：hyliu@bnu.edu.cn。
标签：公平感论文; 社会冲突感论文; 外在政治效能感论文; 不平等归因论文; 多层结构方程模型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