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乡村论文,理念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救国强国、探讨中国现代化路径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度十分盛行，重庆亦堪称乡村建设热土。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乡村建设先驱皆曾长期在重庆活动，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均有贡献。我国目前面临的仍是他们当年着手解决的问题，即从根本上提升农民文化教育水准和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农民生活福祉、推进乡村现代化，从乡村着手统筹城乡、令全社会协调发展。乡村建设运动留下的丰厚遗产使重庆大为受益。在此，尝试梳理一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在重庆的影响，以资借鉴。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的提出
早在1926年，梁漱溟就决心走乡治救国之路，1928年在广州连续作“乡治十讲”并起草《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1]，其乡村建设思想日渐成熟。1929年到河南创办村治学院，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2]，任教务长，主讲村治理论，接编《村治月刊》。1930年村治学院结束，梁漱溟为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3]，首次以较为通俗的“乡村建设”代替“乡治”。1931年梁漱溟即赴山东邹平，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他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设乡村书店，出版《乡村建设》杂志，制订《乡学村学须知》[4]，兴办乡农学校，把行政系统转化成教育机构，使教育力量与行政力量合一。因其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卓越贡献和突出影响力，1933年，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举行，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交流了乡村建设工作经验，提出要加强乡建工作的联络与合作，因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会”，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乡村建设遂成为全国乡村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5]之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讲演结集为《乡村建设大意》[6]、《乡村建设理论》[7]出版，系统阐述了其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既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正是他在1930年正式提出乡村建设口号并进行理论探讨，指明了乡村建设方向，构建出一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8]，他主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邹平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前往学习参观，其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梁漱溟认为：
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9]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原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社会又以乡村为本，文化也多半从乡村而来，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而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自己的维新革命民族自救，都直接间接地在破坏乡村。鉴于此，国人起而自救或救济，才有积极建设乡村的要求。乡村建设就是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主要方式为建立政治、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各种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因此乡村建设并非只是建设乡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10]、复兴中国社会。
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一要重视教育，以乡村建设为普遍的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要创造新文化，当然就离不开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村教育来推动社会发展。比如用村学乡学来组织乡村，做教育工夫引生乡村自力，靠乡村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进社会。也就是以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教育，反过来乡村教育又积极影响和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第二要重视合作，认为乡村建设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其中农民自觉是乡村组织建立的思想基础。而乡村教育又处于特殊的地位，以乡村教育带动科技进步、合作组织、金融流通等，把乡村教育与整个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三要重视以教育为推动力的乡村民主政治，即乡村自治。实现乡村自治的机关是“乡农学校”，这是政教合一的村学乡学组织，既是管理乡村的行政机关，又是推行乡村文化建设的教育机构。第四要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即所谓精神的陶炼。以教育求理性的发展，培养兼具集体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新式农民。
二、带动并促成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其实验区的创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很早就对重庆发生着影响。大约在1928年，杨励坚接受梁漱溟乡村建设(时称乡治)理论，在巴县南泉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为推进乡村工作培植具一定理论基础、愿为农村服务的人才。1932年，梁漱溟的学生，曾跟随他在山东、广东等地办学的王平叔回渝后，在南泉师范的基础上创办了巴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自任区长，全面推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办法。而在这之前的1931年，梁漱溟的学生钟伯良、张俶知、赖钧伯、江东之等人，在涪陵北岩创建乡村师范学校，根据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培训师资、开办实习农场、民众教育馆、消费合作社、实验小学等等事业，开创了乡村建设新局面。[11]
巴县、涪陵相继从教育入手推动乡村建设，引起在重庆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即川政主持机构)秘书长李公度重视，指示涪陵县长谢子厚推荐专家办学，张俶知、赖伯钧二人应聘。1932年7月，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防区扩大，急需培养一批既懂教育又懂农业的专门人员，作为将来防区各县建设乡村之用，遂决定由川东师范学校(时名川东共立师范学校)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心农场。张俶知、赖伯钧为此被聘到川东师范学校，在那里先期办起大专性质的乡村师范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为建立乡村建设学院进行前期准备。张俶知任专修科主任，赖钧伯任川师教务主任。他们参照梁漱溟拟定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结合当地实际编制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法及组织大纲》，阐明办学旨趣、组织大纲、课程设置和实验规划等，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1933年7月，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批准颁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法及组织大纲》，拨款4万元，将乡村师范专修科与川东师范学校分开，迁入重庆磁器口，正式成立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一所独立的高等院校，而以乡村师范专修科为该院专修科，原设凤凰山的中心农事试验场为该院农场。院长、场长均为川东师范学校校长、21军政务处长甘绩镛兼任，实则由梁漱溟学生张俶知、赖钧伯负责(梁漱溟另一学生王平叔亦曾在乡建院执教)。8月，乡建院开学行课。此时，学院仅设乡村社会和农业两系，加上乡村师范专修科，学生总计100余人。此外，附设研究实验部及农业技术人员训练班、农村调查人员训练班、复元寺乡村建设实验区等，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推广工作。1935年甘绩镛调任省民政厅长，由21军政务处副处长高显鉴接任院长。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的宗旨在“研究乡村建设学术，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实验乡村建设工作及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教学方针为培养乡村建设之热忱与信仰、培养乡村建设之学识与技能、培养负责与创造之精神、培养健康与耐劳之体格，不仅注意学生知识的培养，同时注意学生技能的实习以及体格和军事训练，品行和信仰陶冶，以期学生能深入乡村、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其训育目标为身体劳动化(革除懒惰奢侈，养成节俭、勤劳、平等风尚)、精神集体化(革除散漫随便，养成服从团体纪律及互助合作意识)、工作合理化(革除盲从妄动，养成思考与科学精神)[12]。学院下设办公厅及教导、行政、农事三部。初由张俶知任教导部兼师范专修科主任。开学后他就带领乡村教育系学生聂江中等，在沙坪坝设立复元寺乡村教育实验区，附设简易乡村师范班。后来还专门设立磁器口社会事业推广处负责乡村建设工作。当时授课及实习工作十分繁忙，甘绩镛院长又不住校，于是改由张俶知任办公厅主任代理院长主持校务，教学计划、研究实验办法等均取法于梁漱溟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3]
由于乡村建设学院之名称与当时学制不合，1936年8月省政府下令改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高显鉴仍为院长。1937年2月，教育部批准省教厅的决定，准予设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并将原设乡村会系改为乡村教育系，农业系改为农事教育系(1938年，分别改为社会教育系、农业教育系)。此时虽然改名教育院，但是仍主要服务于乡村建设。四川乡建院初成立时即礼聘梁漱溟先生担任指导顾问，并曾请梁前来作专题报告。梁漱溟本人也一直关注着学院的命运，曾在讲到乡村建设问题时谈到：“乡村运动很像是中国的一种新教育运动……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殆已合为一流(……最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改称教育学院，也可为证)”[14]。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改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后，高显鉴院长曾于1937年4月特地前往山东邹平参观学习乡村建设经验，同时代表四川省政府邀请梁漱溟入川讲演。1937年6月初梁漱溟应邀前往川内，先后在渝停留半个多月，皆住原四川乡建院内，协助校方规划一切，还为学院的同学专门讲乡村建设并曾为首届毕业生题词，同时还在市内其他地方多次讲演。其中1937年6月4日在重庆青年会的演讲为《略述乡村运动要旨》[15]。1939年1月川教院再次邀请梁漱溟讲学，并请他为1939年1月创刊的四川教育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题写了刊名。[16]
为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1937年8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四川省第三区(含巴县、江北、合川、江津、永川、綦江、璧山、铜梁、荣昌、大足10县)行署联合成立乡村建设设计指导委员会，研究设计乡村建设制度及办法。随即仍由梁漱溟的重庆籍学生赖钧伯、何吏衡等人负责开办乡村建设人员训练班，10县共选送120名学员受训半年，课程有乡村建设概念、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经济合作、农业推广、调查统计、实验乡规程等，一律仿照梁漱溟在山东的做法。1938年2月训练结束返县，就由这批学员在各县分别组建实验乡，按梁漱溟设计的政治与教育合一方式开展自治、教育、经济、军卫等乡村建设实验工作，亦见成效。1940年推行新县制方才中止[17]。至此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包括之前川东师范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和更名后的川教院)着手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并兴办乡建实验区推进乡村建设工作达8年。之后，与乡村教育、农业建设相关的科系一直存在，后来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的基本学科。
三、拓展并深化了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
1923年，北碚成立了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含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39乡)，目的对治匪患，但收效甚微。至1927年卢作孚出任局长，方始下大力气肃清匪患，地方治安转好，遂着手开办平民教育，组建工矿实业，进行市政建设，较有成效。到1936年，在全国各地乡建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峡防局正式改名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由卢作孚的兄弟卢子英担任区长，除了加强市政建设，也开始推进乡村建设。该实验区特色在于以实业为切入点，在推进乡村建设中非常注重乡村现代化，不过同样向往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等地的乡建实验旨趣和办法，对身为乡村建设领军人物的梁先生也极敬重。故在1937年6月省府邀梁漱溟来川讲演期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于26～27日专程请梁漱溟前往北碚视察乡村建设工作并讲学。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和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带领民生公司水手队及兼善中学北碚小学学生共400多人到江边列队迎候。梁先生当即在欢迎大会上作了题为《乡建的三大意义与知识分子下乡》的演讲，强调知识分子下乡进行乡村建设达成内外沟通——使外间的文化传播到乡间来、将内地的情形输送到外间去、上下沟通——使政府知道农村的实际问题、使民众明白政府的一切办法、宣达农民的疾苦——将民间的问题、痛苦、灾变等宣达出来将外间的新知识、时事等演艺到农民脑里、作民众的“耳目”)的三大意义。晚间又在温泉茶话会会上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各主要负责人发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谈话，提出应发挥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两种特殊精神。两次演讲记录稿及有关图片报道皆被刊载于实验区的工作月刊《北碚》1937年8期上[18]。1940年1月，梁漱溟先生再度到北碚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各项建设进行考察。就在这一年，梁先生在重庆璧山创立勉仁中学，次年便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支持下移往北碚。1946年又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同时附设勉仁书院，1948年在专科学校基础上创办勉仁文学院，自任董事长兼校长。学院提出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是乡村建设的潜在基础性工作。这与他抗战前在河南、山东等地的乡建实验目标一脉相承，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事业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历时最久(直到解放方止)，也可说最为成功，北碚被外刊称为“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氏兄弟特别卢作孚自然居功至伟，某种意义也与他们真真切切实践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念相关。
四、晏阳初对梁漱溟乡建思想的吸纳与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立
此外，具国际影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对梁漱溟的乡建理念亦多所认同吸纳。他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因抗战爆发中断，退到重庆继续从事乡村工作，即改用了乡村建设名称。1937年还曾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大段引用梁先生《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内容。
如谈到“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着手”所讲：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沉地长睡下去。自外力闯入以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使中国整个的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国人因鉴于乡村之破坏乃有起而有救济之举。更因为乡村无限制地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乃再进而有乡村积极建设的要求，于是乡村救济运动就成为积极的乡村建设运动。且更进而有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认中国问题为整个的社会结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9]
所以我们要培养力量，还得从教育起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
认识了这个具体的问题，在实际上求解决的方法，在邹平则有乡农学校，较明细一点就是乡学村学。这个乡学村学的办法，原则上就是教育民众以组织的能力。诚然，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有这回事情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这解决问题的主力。[20]
又如谈到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阶段：乡村建设之产生是由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动。乡村建设所表现的形式是各地实际社会中的实验工作，希望从一县或一区甚至一村之中，做出相当具体的事业来，或在实验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来，而进而重新建设社会的机构。回顾到我们研究实验的阶段，好似只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在这些学术的研究中，处处顾到实际化和推广化，就是要从学术的研究引到政学合一的新境。现在已经走上这一个阶段。随便举几个例，定县在1932年后的工作，就感觉到使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必要。邹平也是一样，可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我们的乡村组织，在最初的意思，很想用教育的力量提倡一种风气，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原来的意思是如此，邹平过去的做法也是如此。可是现在不然了，现在自己操政权，自己可以改订法令，仿佛是两个系统(文化运动团体系统与现政权系统)合成一个。这样的方式，就全国大局说是不会如此的。邹平既合成了一个，所以不能不想法子将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自己操政权又作社会运动，故不能不将行政机关变成教育机关的样子。”[21]
由上可见晏阳初受梁漱溟乡建理论影响之深。也正因为如此，始有后来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之动议。
1939年5月，晏阳初以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教育委员会名义提出，学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由他在重庆负责筹办“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改称“乡村建设学院”)，成为中国第一所乡村建设学院，着手乡建人才培养，梁漱溟、卢作孚皆为学院董事会成员。晏阳初选定重庆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理由：一是认定这里当前和今后都是全国交通建设、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重心，要办全国性乡建学院理当在此，况且罗致教授人才、招考学生要不限一隅，重庆交通条件等比成都等处更好也更方便；再者，广义的乡村建设并非机械地以农业等为限，工业建设仍是乡村建设要开展的工作，远景规划办中国乡村建设大学，还得有工学院，而重庆工业较发达，故在重庆附近为宜。不仅如此，重庆也有着广大的农业区，便于同时开展乡村建设实验。[22]乡村建设育才院1940年正式开办，次年在璧山县设实验区作为学生研究实习基地，1946年经省府同意将实验区扩到四川省第三行政区全区，称华西实验区，包括巴县、江北、合川、江津、永川、綦江、璧山、铜梁、荣昌、大足和北碚管理局10县1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以梁漱溟为指导顾问、梁漱溟学生遵其乡建理论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筹办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与1940年由晏阳初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以及梁漱溟自办的勉仁文学院，皆为西南大学的前身，而且两所乡建院都专为乡村建设培养培训人才，实地进行乡建实验，直接服务于乡村发展。虽然时代不同，但这与当前统筹城乡、建设小康社会仍有相似之处，具启示价值。寄望西南大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能承继先贤遗志，更好地服务于城乡统筹中的新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