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起来之后的城市文化矛盾——“大都市”已不适用于界定和表述中国大城市——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大都市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大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城市定位的核心概念及基本表述十分重要，它既是一个城市发展理念、指导纲领与战略意图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同时也作为文化灵魂而渗透在城市的空间、社会、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态中。在有媒介社会之称的当今世界，凝练、准确、富有内涵的核心概念及其表述系统，对强化城市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打造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探索，以总体性的“国际大都市”和强调软实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为代表，“大都市”成为上海等城市定位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
但是随着对“大都市”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大都市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和困境日益突出，这个概念已明显不适用于界定和表述上海等大城市的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
第一，从概念起源上看，“大都市”(metropolis)来自希腊词汇，本义是“巨大城市”。在19世纪初期，伴随着西方大城市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大发展，这个区别于“City”(城市)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但同时主要是作为一个负面用语使用，用以批评当时西方大城市在政治、交通、环境、治安、卫生等方面出现的“城市病”。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城市化过度”的反映，是现代大都市被各种“城市病”缠身而难以自拔的表达。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病”也成为我国各个大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第二，从城市发展模式看，大都市的确切内涵为“一个很大的城市或首要城市”，是工业文明背景下“单体城市”发展模式的代表。如同以“他人就是地狱”为生存哲学的西方现代人一样，现代城市在深层结构上也形成了“单体城市”的发展模式，其突出问题有二：一是以“工业化”为生产力代表，严重损耗了有限的自然与环境资源，使城市深陷于不可持续的巨大困境中；二是以“物竞天择”为社会发展理念，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和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损害了城市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人的精神生态，深度解构了“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这与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与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看，“大都市”概念已声名狼藉，负面的影响和因素很多。这主要是在1995年至2004年间，先后有183个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旗号，其中甚至包括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在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对象严厉批评有关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此后很多城市转向“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国际大都市已成为“城市大跃进”的代名词，所以一直是各方面批判、声讨的“反面典型”。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对“国际大都市”的批评和声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持续。
第四，大都市模式特有的“自我中心”和“孤芳自赏”，与当今世界和国家对上海的关注和希望存在明显冲突。从全球范围看，早在1976年，戈特曼就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归入“世界六大都市带”之列。就国家层面看，从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提出把长三角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可知国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关注和战略是持续的和始终如一的。但30年来，之所以“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主要原因是未能培育出合理的城市层级分工体系。而这与首位城市上海选择的“大都市”定位直接相关。简言之，与上海专注于“大都市”自身建设和发展相对应，其他城市必在“上行下效”中集体沦为“单体城市”。由此可知，为实现国家期望中的长三角“一体化”，上海有责任率先放弃“大都市”的思维和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国际大都市主要是20世纪初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如今的纽约和伦敦等传统国际大都市都已超越了“单体城市”的发展模式，先后进入世界六大城市群的行列。“城市群”正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城市群”和“大都市”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把城市看作“孤立的存在”，每个城市只关心“自己”并“以邻为壑”，直接导致了城市的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后者则把区域内城市看作利益攸关的“共同体”，重在建立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以降低发展成本，代表了城市化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方向。就此而言，在上海城市定位上，使用“大都市”还是“城市群”，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游戏，既关系到上海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在上海城市定位上正式以“城市群”取代“大都市”。对外，与戈特曼提出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及加拿大学者最新使用的“上海城市群”等相衔接，便于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减少概念上的混乱和纠葛。对内为上海超越“单体城市”模式提供新思路，推动长三角区域内“同质竞争”等矛盾关系的解决。具体是以政府文件和主流媒体词汇使用为重点，开展各层面的梳理与规范工作，以核心概念的转换和普及为中心，重构上海城市发展的理念、思维和战略框架。此外，由于刻意强调或突出“大”或“国际化”等标签，会给人底气不足或炫耀之感，而上海国际化和全球性实际上是无须争辩的，因而可考虑同时把“文化大都市”、“国际文化大都市”改为更平实的“文化城市”、“国际文化城市”。
二是以“城市群”为标准名称取代其他的翻译和习惯用法，为上海城市定位提供明确、统一、标准的关键词。“megalopolis”这个西方术语在中国有“都市圈”、“都市带”、“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等译名，它们长期以来混杂使用，在学术研究、城市政策和战略规划中产生了诸多的混乱和误导。2005年底，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城市群”的称谓正式进入国家战略体系，成为标准用法。因而，上海应把城市群作为“megalopolis”的标准名称，以减少不必要的混乱和歧义。
三是以新概念为契机化解上海与国内的“文化矛盾”。上海借助开埠带来的天时地利人和，在近现代迅速崛起。尽管这在客观上无可厚非，但却打破了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等级和平衡，再加上海派文化特有的比较张扬的个性和不够敦厚的心理，最大的后遗症是上海在中国的社会评价指数偏低，常被误解于“暴发户”、“新贵”甚至是“小人得志”。轻则是不受欢迎、不被待见，重则是受排挤和容易被孤立。如何更好地融入本土社会和文化中，和其他区域、城市重归于好，既需要有继续做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硬实力，也需要有足够的“放低身段”的智慧和技术。“大都市”概念明显过于张扬，容易刺激国内和区域内的其他城市，不利于形成平等、友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在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与矛盾仍十分突出的当下，以城市群作为上海城市定位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表述，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上海的文化难题，彰显海纳百川、谦和大气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