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化与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阶段我国城市不能大量创造就业岗位，不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本文试图论述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可以减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一、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的吸纳
由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了分析农业—工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其主要内容是指在一国经济中，同时存在着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两大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即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劳动力有剩余。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和负数，以致于该部门劳动力人数减少后，产量也不会减少。农业部门仅具有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而工业部门具有相对高的收入。因而现代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工业部门通过利润再投资即积累，工业部门将得以扩张，并源源不断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农业劳动力撤出农业不可能是无限的，待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农业总产出开始下降，引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现代工业部门利润减少，从而农业劳动者平均工资和工业部门平均工资趋于相等。此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单向转移将停止。如图示OS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而OW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WN[,1]Q[,1] 代表最初阶段的剩余。因为一部分剩余用于再投资，所以固定资本量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也整个提高，达到N[,2]Q[,2]水平。此时劳动力就业也从OK上升至OH。继续投资，边际劳动生产率扩大至N[,3]Q[,3]此时剩余劳动力中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部分OM全部转入到现代工业部门。但由于农业部门工资仍低于现代部门，因而边际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工资的农业劳动力仍将向工业部门转移，直至N[,4]Q[,4]，农业部门平均工资等于工业所提供的工资，转移才停止。此时农业，工业间劳动力的流动将由市场决定。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传统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相伴随的，也即存在着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城市化进程产生集聚效应，使资本、劳动等要素相对集中。而这种要素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经济活动更有效率。一方面，可以形成较大的需求，从而促进生产者之间的专业化生产，产生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可以缩小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距离，使得生产者能够迅速而又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了解市场动态，降低企业的成本。而这两方面都将能够提高工业部门的积累率，促进其发展、壮大，产生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要素的相对集中，工业部门的扩大又会产生出对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要求，这种要求又将导致交通运输、金融、邮电、教育、商业等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壮大。这就将产生另一种对劳动力的需求，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不仅仅表现在现代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还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力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上。
二、现阶段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趋缓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按照“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这种不利于农业的交换条件牺牲农业补偿工业，从而促进工业的优先发展。这种方式下，我国很快就建立起了较完整体系的工业部门。但是，这种方式却使得农民收入下降，生活状况恶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部门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因此我国存在着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部门，也存在着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当然，更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应当说，我国是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移动是一种严重的、偏离了合理度的机械性移动。1958年的大跃进，十年动乱中的上山下乡，这些劳动力的移动具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这些移动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合理劳动力分配比例的要求，也是与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转机制相违背的。改革开放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合理的流动，但是这种转移的速度在90年代却逐渐趋缓。（注：胡鞍钢：《中国就业状况》，载《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 ）资料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1989年，公有经济吸纳劳动力4000多万人，而从1990年到1995年间，公有经济仅吸纳了近1000万人。1980年到1989年，城镇职工就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为4.7%，1990年到1995年年增长率只有1.2%，比80年代低3.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1）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约束机制由软趋硬， 政府对企业不再具有“父爱主义”。过去，企业自身不负盈亏，盈利上交政府，亏损由政府承担，因而，企业无论经营状况如何，都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资金的增加，必然有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劳动力的增加，还可以成为要求相对多的资金的借口。而随着企业的约束趋硬，企业逐步自负盈亏，政府不再承担亏损，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趋于下降。
2）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企业内大锅饭被打破。市场化进程中， 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内部结构、精简冗员，使得国有企业大量隐性失业浮出水面，下岗工人趋于增加，1995年国有企业约有1300万人公开失业和半公开失业。近年来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概率趋于下降。
3）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开始运行。 破产企业的职工将全部涌向社会，使得城市失业率进一步升高，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约为7%。（注：胡鞍钢：《中国就业状况》， 载《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而且这种由改革所引起的“惯性”作用， 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消化掉。
4）现阶段，大量三资企业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但大多数外资企业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而这对国内企业会产生回流效应。即当新企业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时，传统的国内企业会受到回流的冲击，被迫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化。合理化通常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这样，新增的就业机会会被传统企业中工作机会的减少所抵销，使得总体就业水平增长趋缓。
5）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迁移。 劳动力的流转过程，同样还要受到有关释放劳动力的社会机制的作用。如果劳动力择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受到限制，即使存在着很强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劳动力也很难发生转移。
三、乡镇工业与农业的新型二元结构
这种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流转机制的受阻，是否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转的失效呢？其实不然，考察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流转去向会发现另一种工业形式代替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作用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这种工业形式就是乡镇工业。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乡镇工业和传统农业实际上形成了我国新的二元结构形式。
乡镇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使得乡镇工业代替城市工业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载体，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工业转移的流转机制，乡镇工业与农业形成了新型的二元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乡镇工业虽然不具有城市现代工业那么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却具有着比农业相对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比农业部门相对高的劳动报酬率。并且有着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就使得农村中的劳动力供给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乡镇工业中去。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乡镇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数量极其有限，直至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至1978年，我国乡镇企业数仅为152.4万个，而到1995 年乡镇企业数已达到2202.7万个，是1978年的近15倍。（注：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这种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宏观大环境放开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市工业不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寻找突破口，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的结果。从1985年到1995年10年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只提供了2094万个劳动力就业岗位，而乡镇企业在这10年中却吸纳了5883万剩余劳动力，是公有经济的近3倍。（注：1996 年《中国统计年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本来就很严重的农业劳动力问题更加尖锐。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就成为乡村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乡镇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乡村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乡村政府在资金、土地等要素方面给予了支持，甚至成为乡镇企业的投资主体，社区公共积累在早期企业资本构成中约占60%。（注：杜海燕：《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第108页。）乡村政府还在产品销路方面，技术培训、 技术咨询方面给予帮助，甚至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规范企业行为，决定企业发展方向。这些都决定了乡镇企业具有着强烈的社区特性，它必须为本社区服务，企业目标必须与社区目标相吻合。而这种目标的吻合决定了乡镇企业在建厂选址时大部分都建立在本社区内，这使得全国乡镇企业从总体布局来看，分布较为分散。据资料统计，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中集聚在县城以上的仅为1%，集聚在小镇上的仅为19%，剩下的约80 %则分散在各个村落中。正是这种由社区特性所引起的高分散度使得乡镇企业与二元结构模型下的现代工业具有一定区别，具体表现如下：
1）乡镇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城市现代工业部门通过积累的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而乡镇企业一方面由于其起动资金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其社区特性所决定的分散性，使其不能够直接面对需求，不能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了解市场动态，导致成本上升，从而影响其利润，积累率相对较低，规模相对较小。乡镇企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主要因乡镇企业数量上的增加，而非由于乡镇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所引致的。而这种小规模会使得乡镇企业在以后越来越规范的市场中竞争力不强。
2）乡镇企业分布较分散，造成资源浪费。据估计， 近年来过于分散的乡镇企业使用地规模增加了约1／3，能源利用率降低了40%，行政管理费增加80%，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比相对集中时降低了20%左右。另外，乡镇企业还造成大量环境污染。这种资源浪费，不仅与资源的优化配置相违背，也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冲突。
3）由于乡镇企业的高分散度，不能象城市现代工业集聚在一起， 因而不能引出对生产、生活服务的需求，不能够通过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来大量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如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农村工业生产可带动2.12—3.18亿农民进入第三产业，但实际上我国农村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只有5000多万。
四、通过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创造就业岗位
我国乡镇企业和农业所构成的新型二元结构，打破了城市现代工业和农业之间劳动力不能很好流转的僵局。乡镇企业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载体，为缩小二元结构，使二元结构早日一元化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根植于乡村政府创办和发展工业的内在冲动之上的乡镇企业具有的社区特性使得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相分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采取了非城市化道路。使得农民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分离，劳动力转移采取了准转移方式。（注：张忠任、王荣：《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合理度》，《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企业不能够集聚起来，形成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劳动力岗位的再创造。因而，使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同步发展，应提上议事日程。具体建议如下：
1.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特性。
乡镇企业的社区特性实际上关系到地方经济利益问题，乡镇企业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必须为社区目标服务。但是，这种地方经济利益难以体现出企业这个利益集团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必须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特性，使乡镇企业的发展目标与社区目标相分离，要让乡村政府还自主权于乡镇企业，做到产权清晰，使乡镇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按照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壮大。
2.发展农村生产要素市场。
社区之间的分隔性和要素的不流动性是形成乡镇企业社区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必须发展农村统一的生产要素大市场，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货币化程度，促进生产要素地区间流动。这样，不仅可以使生产要素通过市场配置达到最优状态，也可以打破乡村政府对生产要素的垄断，使乡镇企业能够直接面对市场，直接获得自己所需的生产要素，摆脱乡村政府的干预。
3.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推进城市化进程。
没有集中就没有规模效应，没有集中就没有工业合理发展。在打破乡镇企业社区特性，发展了生产要素市场，取消了乡镇企业的这些外部限制以后，应当使乡镇企业适当地向小城镇集聚。通过集聚，形成外部经济效应，通过集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用乡镇企业的工业化来推进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
当然，这里的小城镇并非指所有的小城镇，是有一定限制的。首先，这些小城镇必须能够接受到大中城市的辐射，并且也能对广大周边农村地区产生一定辐射作用。其次，这些小城镇必须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必须有便利的交通网络。再次，必须具有已经初步成形的第三产业。
4.创办企业集团，提高工业化水平，走规模化发展道路。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必将日益规范、统一，市场竞争必将日益加剧，这就需要乡镇企业对此作出适应性调整，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种调整就是要改变乡镇企业小规模经营状况，创办乡镇企业集团，走规模化发展道路，获得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应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的集聚是为了获得外部经济效应，而创办企业集团则是为了获得内部经济效应，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企业要引进并吸收先进技术，增加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
5.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为乡镇企业服务。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和工业化、城市化相联系的，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城市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渠道。在乡镇企业向某些小城镇集聚后，必然有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而现阶段，相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因而要大力发展为农村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尤其是在乡镇企业相对集中的小城镇中，要优先发展金融业、储运服务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乡镇企业生产、销售有较大关联的产业。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为小城镇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6.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干预。
乡镇企业分散度较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让现有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却有着一个成本问题。即如果企业迁移成本太大，那么乡镇企业可能不会迁移。因而，政府应当给予适度的干预，一方面让那些规模较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小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另一方面对那些有一定规模且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乡镇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促使其向小城镇集聚。这里的政策优惠可以是：给予这些乡镇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或信贷优惠，以弥补其迁移成本；对小城镇进行适当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大力扶植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工业环境，使企业的收益预期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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