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不同的文化性格与不同性格的文化———个鸟瞰式的比较研究的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性格论文,鲁迅论文,文化论文,鸟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很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Macfarquhar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任的邀请，我以能到这个世界著名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讲学而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很感谢著名资深教授Schwartz（本杰明·史华慈）先生为我主持讲演，这也是我甚感荣幸的。他们两位有关中国的著述不仅在美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也是很受重视的。我的讲题，涉及到中国现代两位声名卓著、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对他们之间在文化上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胜任的。所以我在副题上先是加上了“鸟瞰”这个限制词，其次，是提出这只是一个“比较研究的思路”。所谓“思路”，是说这只是对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思法，一个打算遵循的途径；还算不得全面的、真正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想要谈一点今天提出研究这样一个题目的意义。
鲁迅和胡适，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中两种不同的品性，并曾经在一些重大的、现实的问题上，敷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如果仅从文化的范畴来分析，他们的不同文化品性，不仅表现在他们活动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他们的活动的侧重点很不相同，而且主要地表现为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性，在根本特征上和基本形态上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也不仅贯穿于他们各自的思想、活动、事业和著述与创作中，而且，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品性的“文化支脉”，又影响、灌注、作用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整体”之中。仅从这一点看，就可以透视对他们的不同文化性格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了。
的确，他们两位都堪称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都有过重要的建树，做出过很大贡献。人们现在还从他们的著述中获取智慧和力量。
我们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曾经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业，为开辟发展道路、指引发展方向、培养一代代文化精英与文化大众，共同战斗过、分别努力过。但是，他们在战斗中和所有文化活动中，都表现了种种方面的不同，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包括态度、立场、方法、方式、意趣、目标等等，而在总体上表现为文化品性的差异，以后，更曾经互相对立，以至对抗。而且，由于他们各自选择了和服务于中国现代两大阶级和代表它们各自利益的两大政党，从而使这种对抗达到很激烈的程度。他们两人也被两方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从而被认定是完全对立的一种“文化对抗”和“对抗文化”。
现在，随着历史的推进、现实的演变以及各方面的变化，可说“化干戈为文化”，双方对两位文化大师的态度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在大陆对胡适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出版的胡适的各种著述和研究胡适的著作（包括传记在内），已经相当不少了。对于胡适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都予以肯定。大学和学术机构也注意到对胡适著作的研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视为禁物。另一方面，在台湾，鲁迅著作也已开禁了，不仅不是“鲁迅著作要经特别允许才能见到”，甚至也不是“读了鲁著要坐牢”，而且，大量出版鲁迅的著作，包括全集、各种选集和鲁迅语录等。
具有鲜明性而又蕴含着文化意味的是，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耸立着鲁迅的塑像并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鲁迅纪念馆。而在台北南港，修建了胡适墓园，他的半身铜像，凝思默想；他身前的住宅改建成了胡适纪念馆。两地双方都各自有文化学者莘莘学子以及一般群众前去瞻仰或参观学习。这表明，他们各自奉献了自己，他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奉献，他们对中国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卓有建树。全民族在纪念他们。
这在深层上，反映了“五四”以来，70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经合作、分化、竞争、反抗、批判、选择、淘洗等等阶段和“程序”，“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文化”，时间这流沙，煎洗了许多现实斗争所需要和产生的“附着物”与“锈斑”，留下了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以及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文化集团和学派所能部分地、有条件地、批判地接受的文化资源。
这既是可喜的民族文化汇合发展的现象，又是他们的成就进入民族文化总体积淀的表现。
一、鲁迅和胡适文化性格的差异与各自的特征
鲁迅与胡适两人相差十岁，但他们成长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具有同样的家族文化薰陶，虽然一个是越中文化，一个是徽州文化，但只是中国南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两个不同支脉，小异而大同。他们走了一条大体相同的早期教育的道路。从幼年到少年，他们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同到门户开放的通都大邑（南京和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同样为维新运动所唤醒，同样喜读梁启超的文章并受到影响，同样接受了严复“达旨”实即编译的《天演论》的影响，为达尔文进化论打开了眼界，“睁眼看世界”，从而树立了新的世界观；也同样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和洗礼。但是，他们在当时和以后，在这些“相同”面前，却是那么样地不同和具有那么多的不同。这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因素，其中包括地理因素、区域文化、家庭教养等等因素的大同中的小异，也有文化因素，即他们两人秉性天赋的差异；而后者是主要的。如果我们运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出来的观点，即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其实我们可以扩大到一切人格和叙事）的决定性因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分析鲁迅与胡适性格及文化之差异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三个因素之中，正如泰纳所说，“种族”是“第一性的因素”。泰纳所说的“种族”，是包含人的天赋、情趣、智能基因、性格基质等等在内的。而鲁迅和胡适之根本差异的表现和渊源，正在此等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事例中看出来，那表现是鲜明的、突出的、非常富有个性的，真可谓是“截然不同”。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回眸往昔人事”，禁不住要感叹：同为文化大师，他们是何等不同，而不同心性决定的不同的文化选择，竟是这样培养和决定了不同的人才和文化。
（1）他们在相仿佛的年岁上（10—12 岁之间）同样读了类同的历史概略之类的书，鲁迅读的是《鉴略》，胡适读的是《纲鉴易知录》。鲁迅在读了《鉴略》之后，除了略知中国历史概貌，知识有所增进之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值得一说的影响。而胡适在读了《纲鉴易知录》之后，却引起了对历史的极浓的兴趣，接着便读《资治通鉴》，并且以十一岁的小小年纪，编了一个《历代帝王年代歌诀》，对此，他自己后来回顾总结说：“可算是我的‘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这是我研究中国史的第一步。 ”（《四十自述》， 载《胡适自传》， 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6页）
（2）幼年时代，他们同样在农村看野台戏， 接触到《目莲救母》这个民间戏剧，同样看了《玉历钞传》这一宣扬阴间鬼神及善恶报应的书，也同样亲炙过农村迎神赛会上的鬼神化装表演的薰陶。对此，他们的反应和在心理上的积淀却是非常不同的。胡适是因此而引起对地狱鬼神的恐怖、对人间阴世冷暖差异之慨叹和无由解除此类心理情结而感到无奈与忧虑。他自己说，直到后来从《资治通鉴》上读到了范缜的《神灭论》才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以后又直接读了《神灭论》，终于建立了无神论思想，从此解除恐惧和忧虑，从心中逐出了鬼神之扰。然而鲁迅呢？却由此而对鬼神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喜爱那来往于阳世与阴间的勾魂使者活无常、神迷那恐怖而美丽的复仇女鬼女吊，他并且由此引起了对劳动者复仇性格的赞赏，从而建立了一个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他爱活无常的秉公执法、而又不免有时把有关系者“放他还阳半刻”。这人而鬼、鬼而情、情而理、理而爱的形象，以及女吊的悲苦而刚毅的形象，都一直萦绕于怀，直到他晚年和逝世前，尤系心中，时常念及。在他少年时，则使他在精神上寻找到一个慰藉他寂寞的幼小心灵的想象世界，并发现了一个现实人间未曾见到过的可爱鬼神“人物”。他由此而建立了一个艺术的“鬼神世界”和艺术的“鬼神之爱”。更由此而萌发了富于想象的艺术心性，建立了一个始初的艺术意识与艺术观念的基础。而胡适在这段心理过程中，则由对人鬼之分与对地狱的恐怖的消释化解中而在思想与心理上取消了一个鬼神世界，却在同时建立了一个理性的、历史的的观念，一个始初的研究意识的基础和学者类型的文人的始初基石。
两人的不同文化性格和由于这种性格基因产生的不同的文化选择的机制与实践，所造成的这种不同性格基础的分野与分化，都是多么不同。差异不是一般的，而是突出的、鲜明的。这不能不造成他们以后的成熟性格的大异和文化创造的相异。
（3）鲁迅与胡适，在少年时代， 在自己人生觉醒与艺术觉醒的成长道路上，也是在关键时期，都受到一本书的重大的影响，决定了以后成长的方向。不过，不同的是，他们的接受对象和所受到的影响的性质却是那样的不同。鲁迅是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这本虽是讲述地理，却又充塞着历史和神话的古代著作，连同它的插图，引起了鲁迅对想象世界、形象世界的兴趣，并且在未见到书时，就被介绍者（他的叔祖）对书的内容的介绍而逗引得进入了想象世界。特别是对“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作眼睛的怪物”感到无比的兴趣。鲁迅由这本书及其插图，也引起了对于美术以至一切形象艺术的兴趣。这决定了他以后成长的方向。而胡适最早受到深刻影响的一本书则是小说《水浒传》，这是他的族叔给他的。这年他九岁。以后，更读《三国演义》等书，“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又在二哥的书架上寻得了三部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在他12岁离开家乡时，他那登记看过的小说的折子上，已经记下大约30多部小说的名字。他后来说：“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胡适自传》，第26—27页）。这样，胡适少年时代的“小说阅读”经历，为他打开了一个小说的世界，为他日后的提倡白话文、研究古典小说，种下了根苗，打下了基础。他不是像鲁迅那样从《山海经》培养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培养了想象力，养育了艺术的心性；而是从众多小说中培养了一个理性的世界，培养了理性地研究对象的能力，养育了研究的心性。
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两位大师在少年时代，在客观上的、尤其是主观上的不同表现：少年鲁迅在得到带图的《山海经》之后，就努力收集图画书，并且描摹绘画，影画小说绘像，在家里可以当着大人的面画，并装订成册赠送学友。由于少年时代的这一点艺术因缘，他以后终身与艺术结缘，并且指导了、帮助了中国现代艺术事业的发展和一代新艺术家的成长。而胡适却不同。在起点上，他与鲁迅相同，也曾“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但是，“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同上，第29页）这里说明了客观环境的“严酷”，窒息了少年爱美之心。但主观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心性所向，禁是禁不住的，他仍旧会秘密地进行。鲁迅和胡适后来都并未成为画家，但少年时的差别，却使他们日后同艺术的机缘和对艺术的热心不大相同。——胡适同艺术的交涉是不多的。
以上一些事例，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各不相同的文化性格：一个是艺术家心性，一个是学者心性，一个由现实世界进入艺术境界，由虚构的艺术世界进入想象的意境，并发挥想象力，进入感性的王国、审美的天地，在总体上、在初阶上养育了艺术性格。一个却不同，是由艺术世界回返现实世界，由虚构的艺术世界进入现实的理性王国，由历史的纪实的世界进入学术的逻辑的天地；并且发展、培育了这种重理性的学者性格。
安徽有句俗语说：“三岁定终身”，另有民谚曰：“三岁看到老一半”，分寸略有不同，述说了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少年时代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决定着，至少是在基本方向上、事业基调上，决定着今后的道路。的确，这两位大师就在这样地经历了他们不同的少年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之后，在经过了这样的发挥不同的文化性格的作用，做出了种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之后，他们的经历不同了，尤其是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就更多、更明显、更突出了，各自的特征也更富个性色彩和更具有自觉成分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一书中，曾说有的人“具有自己本身的追求倾向与排斥倾向的性格”。鲁迅和胡适都不仅是具有这种“对立两面”性格的人，而且，是这种性格既显得突出顽强，其文化特征与含量又突出而丰厚。再者，更突出的是，他们的不同之处，正好显示出彼此的相反以至对立的性格，即鲁迅之追求倾向，恰是胡适的排斥倾向，反之亦然。我们且以A、B分别代表鲁、胡，来列举一些“倾向对抗”：
A.重形象、重情感、重想象、重艺术、重浪漫主义；
B.重逻辑、重理性、重实证、重历史、重实用主义。
在这样的不同“基因”的差异上，再加上他们以后在大体相同又颇为不同的经历中，所经历的不同的文化选择和精神生活，他们的文化性格的不同就更发展了，更向原则的、自觉的，稳定的状态发展了，终竟形成绝然不同的、高度成熟和高文化层次的原则差异，由此，也导致了他们在文化创造、文化奉献、文化影响上的原则差异，从而形成统属于中国现代文化总体中的两种不同品性的文化“板块”。这既是文化语境创造了他们，又是他们开创了不同的个体——局部文化语境；这既是时代选择和决定了他们，又是他们选择和决定了时代。“鲁迅的文化世界与品性”／“胡适的文化世界与品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两相构造。在略为展开讨论这“两相构造”之前，我们再在前述的“基因对立”、“倾向对立”的基础之上，继续列举一些在尔后的发展道路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性格。
鲁迅与胡适二人都是在“少年结尾青年头”的年岁上，结束了在文化古城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薰陶，离开故乡，去到中国最早开放的通都大邑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上海。其他的诸多方面，我们且不去比较考究，只说在思想观念上至关重要的一点上的同与异。他们都是在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并以其各自的灵性饱受其益之后，接触到西方文化的，首开其“蒙”的也都是经由赫胥黎的著作传达而又由严复“达旨”的《天演论》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理论，都受到振聋发聩之撼，并被它打开了思想眼界，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观察世界的新的思想工具。这是相同的一面。但是，二人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却是不相同的。鲁迅是从此信奉了进化论，接受它的指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它为思想之圭臬的，其核心就是一切事物都要进化，明天胜于今天、新的胜于旧的、青年胜于老年。他由此得出的是进步的，革命的观念。胡适所受影响之深，也是划时代性的。它牢记和信奉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他是相信得如此之深，以至改名为“适”字“适之”了。〔1〕看来他更多的、 偏重的是从个体的对客观的适应这一方面来接受进化论。他在思想上隐然表现出一种改良的倾向。
以后，他们又同样是负笈异国，去接受新文化的洗礼。不同的是，一个东渡日本，一个西渡美国。一个是既接受明治维新之后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之影响，又经过“日本桥”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个是直接去到美国，直接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借此接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在几年的学习中，他们的不同又更深地发展了。虽然他们都是先从学实用科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农）开始，但很快就“弃实就虚”，一个从事文艺，一个学习哲学。这已经是他们在少年时代所显示出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和由此决定的文化选择之不同的反映和结果了；但更大的差异是，一个从此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虽后以发动文学革命而显名于世，而且终身与文学关涉，但究以学术为职志，从学术而涉文学。一个则从此信奉“摩罗诗派”，即以缪斯之魂启国人之魂，并走上文学之路，虽以后亦从事学术研究为开辟新学术事业之巨擘，但究竟以文学为他终身献身的领域。这显示了他们少年时代不同文化性格的远效应。
在留学时代，他们都在初涉专业学科不久，就因某一事件而志向转变，但在相同中，却又再次反映了他们的文化性格之不同。鲁迅在日本仙台习医是为了救像父亲一样被庸医害死的国人，但一个“幻灯片事件”，痛感倘国人身体强健而精神麻木，则只能当别国人的间谍被第三国屠杀，还有一批麻木的国人看别国人杀自己的同胞。于是他愤而抛下手术刀，拿起了笔，要以文艺来唤醒国人，从此走上以文学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道路。这转变固然是由于“幻灯片事件”的深重的刺激，但受刺激之后的选择，却是因为他的心中——文化性格里，有一位缪斯神。而胡适呢，他因哥哥的爱国心意与嘱托，而选择了救国的实业之一——农学，入了颇有名望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也是在进入专业课程不久，发生了一个我们不妨称为“分苹果事件”的事情：教师留下作业，把30多个苹果加以分类。美国学生大多来自家庭农场，熟悉苹果，“一望而知”，不一会就按品种正确地分开了；而胡适，竟分了很长时间却仍是“错误百出”。于是，他顿悟一个道理：选择自己的专业，不要管社会的需要，只要问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如何。这样，他便结束了学农而选择了哲学。这同样是在“外因”之外，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他内心中有一颗“学术魂”。从鲁迅和胡适的这种“转向”中，还可以看出文化性格中另一个更深层的差异：一个在人生选择时，从宏观的国家民族的命运考虑如何拯救之根本道路；而另一个，临此歧路时，虽然也虑及国家民族需要，但考虑问题的视角却是微观的、具体的、个人的条件：大问题且不用管，只看你自己能干什么。胡的这一人生指导思想，他一直坚持，直到晚年在台湾告诫青年，仍以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的这段经历和认识为圭臬。〔2〕可见此乃他文化性格中之核心。
最为反映两位大师文化性格之不同的，还有一件事情，这就是两人的同样不幸的婚姻和他们不同的对待的态度。他们都有一桩由母亲包办的婚姻。他们都是年少失父，由母亲抚养成人与母亲情感弥笃而终身事母至孝的人。但在对待由母亲包办的婚姻上，却绝不相同。他们先是都同样接受了这桩婚姻。但鲁迅是接受一切婚礼的安排，内心不悦却任人摆布。而胡适则进行了小改良，对婚礼提出新要求。大不同在以后。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以后由师生而结为终身伴侣，彻底地反抗了旧式的婚姻。胡适与年轻的伴娘、与他有表亲之谊亦是师生辈别的曹珮声由相识而在杭州短暂同居，但终于屈服于江冬秀的压力而与这位文盲太太相守终身，并忍受因夫人无文化好打麻将而带来的种种“生活之累”，而且，弃终生爱他并因他而发奋也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成为有名教授的曹珮声的痴情挚意于不顾，使她孤独地度过了一生，凄然身殁于“文革”灾难之中。鲁迅因婚姻事有感而发写下了“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名句，并终身服膺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胡适呢？他写了这样的诗句：“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病中得冬秀书》[1917]，转引自贾祖麟著，张振玉译《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第306 页）这是他献给妻子江冬秀女士的献身诗！
至此，我们不妨根据他们青年时代、以至以后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性格上的差异，再加以排比对照，那情景大略如此：
A.重摩罗诗人；B.重实用哲学。
A.重文艺救国；B.重学术发展。
A.才气纵横，寄意民族家国。
B.理性贯穿，瞩目具体政治。
A.重视东欧——广义的东方被压迫民族文学；引为中国文学复兴之榜样；
B.重视英、法、德三国文学（“我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也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振。”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A.爱寂寞、常孤独，充满悲剧意识；
B.爱热闹、广交友，缺乏艺术上的悲剧感。
A.总是摆脱不掉悲天悯人的心性；
B.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A.激越、昂扬、深沉；主张“反抗复仇”；
B.平缓、沉静、浅显，主张“冷静泰然”。
鲁迅终身不渝的挚友许寿裳说：“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然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融）嵇相类似。”（转引自曹聚仁著《鲁迅评传》）。
胡适口述自传的记述注释者，50年代胡适困居纽约时的年轻好友唐德刚说：“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胡适口述自传·注释》第79页）；
A.盼望自己速朽，死后迅即被人忘掉（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B.重视生前死后名（唐德刚说：“胡适重视身后名重于活着时的心脏病”）
我们这种对比，还能列出许多事实，现在不妨综合起来，归纳成两面。这两个方面既是时间上的综合（包含他们的一生的表现），也是事业、思想、学问、艺术、生活各个方面的综合。这里更多地是注意他们的特征性的表现和表述，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或许有可挑剔处，但这里也只在求形象上的“神似”，而不是事实上的“形似”。我们且表述如下：
A.情感的、现实的、艺术的刚烈的、人的、芸芸众生的、轻名的、宁愿站在风沙中战斗而不是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普罗米修斯”；
B.理智的、逻辑的、学术的、冷静的、柔弱宽厚的、上层的上等人的、重名的、喜爱坐在书斋里做学问而不是在风沙中奋战的学者——“亚里斯多德”。
最后，我想概括地用两句话，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他们一生的不同的性格和学问事业的基本差别：
A.“托（尔斯泰）尼（采）思想，魏晋文章”；
B.赫（胥黎）杜（威）思想，乾嘉文章。
A.艺术心性战士身；
B.逻辑精神学者心。
也许，这可以差强人意地、象征性地表达他们性格的、心态的、文化活动的、学问事业的、文章性情的基本领域和风格的总体差异？
二、鲁迅与胡适在不同的文化性格基础上所创造的不同性格的文化以及其不同文化积淀、文化影响
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广、内涵丰富、文化含量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能粗谈，而不能细作，只能仍限于列举主要事实，加以排列比较，而不能比较广泛地展开和比较深入地讨论。
人们最早的诗作，往往最早地、始初地渗露出他的心性的内在素质。鲁迅与胡适作为未来的文人学士，就更是如此了。我们且来看看他们两人同在18岁时写的诗作，加以对比，观其差异：
鲁迅：《莲蓬人》（1899）
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胡适：秋柳有序（己酉，1909）
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民国五年改。长条原作“柔条”，十八年改。）（《胡适自传》第66页）
托物寄情言志，他们各自描绘了一个心目中崇尚的形象，也创造了一种意境。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碧玉淡妆，寒秋呈风骨，崇尚的是高洁傲世，不折不屈。一个随西风飘舞，虽万物摧折而却垂枝飘拂，崇尚的是柔弱顺势。如果我们把这最早的作品看作是他们最初的文化产品，那么，它们的文化品格是多么不同。他们各自向世人宣泄和传播的是两种人生态度、生存方式和人生意境。事实上，他们两位大师在创立各自的丰功伟业的行程中和归宿上，不都体现了这种始初的文化品性吗？
他们就是在这种接受定势、期待视野的指引下，一东一西，出国留学，去“取经”的；在实质上，是作为两位文化大师的“接受期”和“创业开始期”，他们各自在东方和西方接受了，也是“取得”了符合自身心性和人生宗旨的文化资源，并同时初步创造了他们的文化事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发展、前进、提高，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各自的伟业，但其文化构成、文化品性是不同的，因此其文化奉献与作用也是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暂且仍然只做一个简略的历史的叙述，以见其概。
（1）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注意三件事：a.泰西之考据学（方法）；b.致用哲学（思想）；c.“天赋人权”说之沿革（社会政治之改革）。
鲁迅在日本留学，也注意三件事：a.20世纪西方之思潮（思想）；b.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方式）；c.国民性改造（社会政治之改革）。
他们在这三个方面分别作了研究思考，也著文宣传，这于中国现代文化之开辟草莱、创建发展，是有其作用的。而这正是他们两人不同性格的文化的最早表现。
（2）在研究思考之后，胡在1914 年提出了“吾国之急需”的“术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这是一个“三术神丹”：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
鲁迅在日本时期，略早于胡适，对于救国拯民，所提出的“方术”，也可以概括为三，这就是“唤醒民众”；“提倡文艺”；“建立人国”。
（3）把胡适的思想、方法、策略， 归纳起来视为一种“文化纲领”，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而鲁迅，则明确总括其纲领性意见为：“稽求既往，相度方来，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4）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 受到了他自己称之为“青年时期的政治训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训练，他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很感兴趣，对政治活动亦有兴趣，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治国的方案”纳入一种自由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中。他在1916年针对“国事败坏”的现象，提出“必须打定主意”时，他的“主意”就是“努力造因”，他首先提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而“树人之道呢”？“端在教育”。他批评“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他的给政府定下的“主意”就是教育。
而鲁迅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提出的则是在“首在立人”这个与胡适几乎相同的总前提下，提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根本主意，并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民“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的“第三样时代”。
胡适显然“站在政府的立场”，提出了办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的根本主意，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而鲁迅则是站在“奴隶”的立场提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翻身的主意和目标。他的“人国”的概念带有浓重的“民间烟火气”——人民民主的含义，而不是空洞的“民主”。
（5）在“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写过《我的儿子》，鲁迅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写过《贞操问题》，鲁迅写过《我之节烈观》，胡适写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写过《青年必读书》，如此等等，在同一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上和阵营中，写题目类同的文章，但他们的立意、主旨、方法、途径是多么不同，他们的文风是多么的不同，他们的情感内蕴与表达，一个温和，一个激越。他们奉献给知识界和社会与民族的，是两种不同性格的文化。
（6）在“五四”运动退潮以后的1925年前后， 他们两人面对整个形势，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路线，一个主张“整理国故”，为此要“踱进研究室”去；一个主张继续“思想革命”，为此要走向十字街头，在大风沙中搏斗。
（7）以后，在30年代前后，面对国民党新政权的法西斯性质， 胡适是争罢人权遭压便低头，鲁迅则是“破帽遮颜过闹市”，“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文化性格”，表现于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之中，表现出两种不同性格的文化。
（8）“九·一八”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深时， 胡适的基本主张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并且说，“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痛斥抵抗日冠入侵之言行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以上分别见于1933年《独立评论》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和第四十六期）
而鲁迅在这一时期，则以“抗日救亡”为他的杂文的第一主题，以抵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主要的锋芒所向，他也曾直接批判过胡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言论。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中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都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调集》）他在驳胡适时则指出：“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件，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然而，“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伪自由书·出卖灵魂的秘决》）
鲁迅与胡适一生著述均丰，胡适有不少学术著作，其贡献于中国学术文化与文化现代化者甚多，也有一部分文学创作，既开风气之先，又有实迹显功，留在中国现代文化积淀之中。鲁迅也有不算少的学术著作和学术事功（不表现在著述上，而表现在倡导和待整理发掘的工作上），但更多的是文学创作。胡适有大量的时事政治文章以及大量的谈话录，鲁迅则有大量的攻击时弊、批判时政的杂文，以及少量的谈话录。学术著作，胡适多而丰，是他毕生的主要活动领域；鲁迅则是少而精，一生被现实的斗争占去了精研与撰述的时间、压抑了学术的研究和“耽误了”学术文化方面应有的更多更大的奉献，他的主要的精力与奉献是思想文化与艺术的精品的杂文创作。如此等等，都表现了他们的文化奉献、文化建树的不同，也反映了他们的不同性格的文化。这里“来不及”对这些著述、创作、谈话以至序跋、书信等等极为大量的文化产品，进行比较文化学与文化形态学的研究，而只有这方面的研究才是深层的、文化“正统”的，因此是更为科学和说明问题的。即使是他们那些“政治火药味”以至“党派性”极鲜明浓烈的文字与思想，在时空变迁，拂去具有历时性价值的政治内涵和时事外层包裹之后，其更具悠久性的文化素质和内涵，也值得去研究、梳理、剔抉，得出比较文化学和文化形态学的、如斯宾格勒所说的“小宇宙”方面的结论和富有启发意义、值得深思、反思的有意味的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在讲演中来完成，而有待于更详尽的著述。
不过，在这里，我想试探着对两位文化大师的“不同性格的文化”作一个概括性的“排比”对照，略加说明。
可以肯定，他们的总目的，活动的终极宗旨，都在救国，并且都颇具眼力地注视于根本问题即民族文化的改造与建设。这是“大方向一致”的。但是，他们的立足点、视角与切入点，以及归宿，却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学术文化性的，一个是社会革命性的；一个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一个瞩目于民族性改造。由此也导致，一个寄希望于上层、活跃于知识分子群（而且也是上层）、寄望于政府的改良。一个寄希望于底层民众（“寄意寒星荃不察”），活动（包含文字的）于人民大众之中，寄望于思想的革命和大众的改造。他们的方式、方法、途径也不同。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一个劝青年走进书房，不问世事，准备学问，建设国家。一个则正相反，号召青年人不要重言，而要重行，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十字街头、在大风沙中，敢哭敢笑敢怒敢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在“为人处世”，但主要还是在社会态度、斗争方式上，胡适提倡的一种“文化”，是随和、宽容、忍让、不抵抗，胡适说他十几岁时就受老子、墨子的影响，“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酥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胡适口述自传》）鲁迅则主张激越、反抗、复仇。他在临终前不久，还谆谆嘱咐：“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在学术研究上，他们也是不同的，胡适宽广，方面广、著述多，开风气之先，不免失之泛与浅。鲁迅则是专精，只侧重于中国小说史、文字史、汉画像等，只有很少的部分与胡适的研究“交叉”，他的研究少而精，立论深刻，也开风气之先，但不是他的初衷鹄的。胡适在研究上，如鲁迅所说重秘籍孤本，而他自己则用普通材料。总起来，可否说：
胡适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自由主义的、保守的、现代的“文化学者”；
鲁迅是一位披荆斩棘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激进的、战斗的现代“文化战士”；
一个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而致力于学术文化，偏于上层，活动于精英文化层，影响也主要及于此，并以他的学术文化、思想风范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一个则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偏于下层，既属于精英文化层，但“身为流民”，以其思想文章，普泛地影响大众，又以他的思想文化、文学作品，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
如果我们仍采用传统的“十字街头的塔”来做比喻，那么，胡博士可以说只偶而入“塔”，主要坐在学术的殿堂、高等学府的“廊庙”里，始终儒雅地、“爱惜自己的羽毛”地，搞研究、做学问，建设学术文化。而鲁迅则在民间、在“亭子间”，也就是走出“塔”外，在人世的大风沙中搏斗，有时也依托“塔”作些学问，出则击、入则劳作，始终未完成他的学术心愿与研究抱负，而主要地是建设艺术文化（它本身就更具群众性、社会性、普泛性的），并由此扩及全民的文化建设与现代化。
他们正是以这种身份、社会角色和“文化人”的姿态，以这种不同的工作方式、活动宗旨，以这种不同性格的文化，去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为它奉献了不同的“贡品”，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建树和功业，并影响了、培育了众多的、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
不过，在胡适后面，继起的是一辈又一辈的学者、教授、文人、自由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做出贡献。而在鲁迅身后，继起的则是一辈又一辈进步的、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更有广大的青年和群众，当然，也有文人、教授与学者。胡适是“贵族的”，鲁迅是“平民的”。
当然，由于他们的地位和贡献，他们的思想文化、言论著述以及生平行迹，都影响、培养了众多的不同的青年的文化性格，这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表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组建”了中国民族的文化性格。
最后，我想提一下，他们两人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问题。
（1）他们两人都具有一种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 但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可悲。不是的。这是说，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始终如一的对于自己这个“小宇宙”所追求的巨大深远的目的追求，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感、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代言人意识，同他们处身其中的“宇宙”（这里借用了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都有“寄意寒星荃不察”之意。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是如歌德所说的那种性质，即：人类的乐观的前途靠一些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的悲剧命运来实现和完成。——歌德本人，贝多芬，中国的孔子，以及许许多多历史人物，都具有这种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鲁迅既说：“寄意寒星荃不蔡”，仍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胡适说他是鹦鹉“入水濡雨”，以救陀山之大火。知连杯水车薪都够不上，但“究竟是在这个山上住过的”。他自嘲自励而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2）他们俩所讲之“道”（文化之道），以及他们的“讲道”， 同他们的“讲道”的环境，还有某种不协调，因为这个“环境”是还没有准备好条件来充分理解和完全接受他们所讲之“道”以及他们的“讲道”的环境。他们同社会、同民族、同他们为之服务的集团之间的“战斗”，也不是一场“参战前已经取得了一半胜利”的“战争”。
（3）他们不得不做超前的工作， 而因此又吃苦头——不被理解和信任。他们甚至一方面受到社会的不理解，并且受到他们与之共同战斗的政治集团的误解甚至打击。鲁迅在30年代曾经受到“自己营垒里的人”的暗箭伤害，受到同一文学阵营里的人们的围剿，以至受到党内宗派主义的攻击。这很使他伤心。而胡适， 在人权之争时挨过整， 甚至在50年代大陆批他时，台湾也在攻他。台湾有过大的批胡之举。
（4）至今海峡两岸仍然存在对胡适与鲁迅的误解、反对与攻击。 并且存在大陆一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和台湾有些人对胡适的攻击。
（5）总括起来看，鲁迅一生，寂寞与孤独相随，忧国忧民， 悲天悯人，但压迫与毁谤伴其一生，至今未泯。自己人的误解和来自同一营垒中背后的暗箭，使他沉痛无地。最后，在外有日深的压迫、内有恼人的纷争，民族大时代到来，自己也酝酿新突破时，遽然逝去。胡适一生，青年暴得大名，一生热闹，声誉卓著，地位显赫。“文化领袖博士衔”（头上戴着35个博士衔）。但也是批判与毁谤伴平生，“好心不得好报”，跌宕浮沉，几经变迁，曾蛰居纽约多年，孤苦凄凉，晚年如意，仍在纷争中，最后在批判连绵中，猝然逝世。
（6）他们这种生命悲剧色采的含义，令人深思。 这不是个人的命运所致，而是时代使然、“历史规定”。他们的心性特征和事业本身，几乎带有必然性地会遭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是他的共同的敌对的和保守的势力的反对和攻击；一方面是他们在各自所属的营垒中，卓然独立、孑然独行，“诤言逆耳”，也必然受到误解、挫折和批判：因为他们总是“走在前头”，又总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
他们殊途同归，但不归一。
同归——都得到了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但性格、功能、作用、影响，其领域、范围、阶级阶层、文化部类与受众，均不相同。
值得研究的是他们的殊途，以及他们的同归而又不归一。
（1990年9月18日于美国NIU[北伊利诺大学]，1997年8月24 日整理毕）
注释：
〔1〕胡适之易名，是其兄所定，但他是接受并信奉不渝的， 否则，他后来可以再易名。
〔2〕胡适62岁（1952）在台湾讲演时说：“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见《胡适口述自传》注文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