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重要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经验教训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特定的国际环境，党内极“左”思潮的极端发展，毛泽东晚年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某些失误等。但其中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总结的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克服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胆推进全方位开放战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近十几年来，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结合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对有关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
一、总结历史不要仅仅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使坏事转化为好事
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战略家，特别注意汲取历史经验，尤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面经验。因为这段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他本人也在长达十年的内乱中两度被打倒，经历了其革命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岁月。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言：“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2 〕正是具备了一个革命家的坚强的政治品质，当他被错误打倒并流放江西进行所谓“劳动改造”时，就不断思考中国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而一旦有机会，他便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1975年，他甘冒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是全面改革的序幕和试验”。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底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因为对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3 〕在起草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邓小平更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反面教材，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他突出强调：总结历史不要仅仅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统一全党的认识与步调。为此，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导人。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4〕其 次，在实事求是评价历史的同时，对“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5〕因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6〕同时，要“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7〕再次，“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8〕邓小平认为，《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上下几次全党讨论和反复修改，起到了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起的作用，即“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9〕1986年，他的上述基本思想 进一步发展。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当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0〕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全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因此，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就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二、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必须在体制上进行大胆而又稳妥的改革，克服体制中的弊端，走政治民主化的建设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制上的改革，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应当说，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并不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才突然膨胀发展起来的，而是历史上逐步发展沿袭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历史上不注意强调集体领导，也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强调集中统一，问题在于这个“过分”，在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使其“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1〕“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领导体制，更得到恶性发展：党的领导和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生活经常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党的职能部门的权力转到了像“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之类的非正常、临时设置的机构中；九大党章还取消了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员权利的规定，破天荒地首次写上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这不仅是沿袭了封建主义的一套做法，由领袖个人指定接班人，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党内集权。在政权建设上，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未经合法程序而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各省市政权机关，并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推向极点，为“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国家立法机构陷入瘫痪，执法机关遭到破坏，十年中法制建设几乎是空白，“群专群审群判”的“大民主”做法代替了严肃公正的司法审判制度，等等。
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不仅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而且使党的领袖失去了党内外的制衡和约束。同时，这种个人专断又以事实上的终身制而延续下来，使得党中央集体很难在毛泽东逝世前纠正其失误。诚然，毛泽东非常警惕因自己工作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损失的问题，但领导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却把他推向了反面，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才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出如下一段尖锐而意味深长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2〕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虽作过一些调整和改革，但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构想的一些教条式理解造成的误断，曾在长时期内忽视正确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途径的探讨，而偏面地从所有制的过快变动等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方面作文章，以图通过“抓革命、捉生产”来加快建设的速度。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成份愈多愈纯愈好；分配越公平，差别越小越好；管理越集中越有计划性越好。因而，忽视和排斥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更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水火不容，从而把某些只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在实践中执行一些“左”的经济政策，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启迪中深深感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3〕如果不在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死守僵化、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观念，就会造成生产力停滞不前的恶果，难以在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因此，他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总是把它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或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尽快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4〕由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建国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但根本的一条，是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那么，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本途径还是要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大胆稳妥的改革，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里有一个提法逐步明确的过程，在此不赘）。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他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多次重申：“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5〕我们搬用苏联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导致了思想的僵化，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因为固定的各国均适用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能存在的，墨守成规只会导致落后，被动挨打，最终失败。由此，他提出中国要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第三，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综合国力。1979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承认，中国的改革“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6〕因为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那是十分荒谬的逻辑。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些道理，但不能说还有贫穷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7〕社会主义必须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由此，他进一步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8〕依据以上几点认识，邓小平十几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途径及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充分论述，指导着中国的改革事业健康发展。
察往知今，历史的教训深刻地启迪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党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关系来考察，结合近十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根本保证。要始终不渝地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摒弃人治观念，确立以法治国的原则。历史深刻地教训了我们，把事业的成败安危系于某个领导人或某几个能人，忽视集体领导，一旦主要领导人犯了错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必须消除任何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消除任何超越宪法或法律之上的特权，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权威性和稳定性。在邓小平思想的研究中，一般人们多谈及邓小平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实际上近十几年来，结合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也十分丰富，值得好好加以总结。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这两大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使它们相互适应，相互配合。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思想以及整个改革理论，不仅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以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为依据的。它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军奋进，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难于贯彻”。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要着眼于如何从体制上扫除障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而艰难，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不能搞运动。因为“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19〕从总结党领导政治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的角度，邓小平认为应该汲取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背客观规律，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走以法治国的制度建设之路。事实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不仅加速了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强化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助长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心理，催生了以“四大”为中心内容的“大民主”，使社会陷于动乱中。因此，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绝不能靠“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破坏性运动去改革和完善。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历史启示。邓小平对此总结得十分精彩。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20〕“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1〕
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中国经济更快地发展
近十几年来，邓小平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阐述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道理。他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2〕邓小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从康熙算起到鸦片战争这近200年的专制统治和闭关自守， 是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重要原因。而新中国建国后的30多年中，客观上人家封锁我们，开放没有条件；主观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闭关自守，自我封闭，因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实践中，我们在认识和政策上又执行了一些“左”的东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诬之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等。结果，不仅拉大了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几乎使我们同世界隔绝。因此，他总结历史教训，多次呼吁：“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并警告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23〕
邓小平不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对外开放，而且提出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他明确指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4〕这就打破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我们长期没有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局面，转向对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开放与合作。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要政治经济实行分开，也就是说，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时，不要拘泥于意识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别。国家关系即使在政治上有一些冲突或矛盾，只要不危及安全与主权，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还是要做。他一再强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25〕当然，对外开放中要“趋利避害”，扬己之长，克己之短。
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吃了苦头，教训极为深刻。“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26〕的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倡导“大民主”转到“稳定压倒一切”；从计划与市场的水火不容转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从摒弃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大过渡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这一切都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反面教材的“功劳”。毫无疑问，没有十年动乱造成的巨大灾难引起全党的反思与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现代化建设也难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说出“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是“宝贵财富”等富含哲理的话。
注释：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479页。
〔2〕邓小平：《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5〕〔6〕〔7〕〔8〕〔9〕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297、296、301、292、307页。
〔10〕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11〕〔1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33页。
〔1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14〕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15〕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37页。
〔16〕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
〔17〕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18〕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
〔19〕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20〕邓小平：《排除干扰，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0页。
〔2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22〕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
〔23〕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页。
〔24〕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25〕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26〕邓小平：《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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