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家的改革与市场经济_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理论家的改革与市场经济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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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演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答《中国市场经济报》记者问

记者:于老,您是我国最早提倡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之一,您对经济理论家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乃至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何评价?

于光远:首先要恭维一下经济学家,也是自我恭维啦。自从十四大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要研究的问题也多了、具体了,而且还有很多原则性问题有待于经济学家来探讨。所以,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唱了主角。这是责无旁贷的。

记者:那么,经济理论工作者如何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于光远:我想就你采访的这个机会提倡这么一种意见,建立市场经济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演员要登台演出,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戏来。这个舞台上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企业家们,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分子,也有政府官员,学者当中经济学家作了主角,主角固然重要,但配角也并非无关紧要。经济学家应与其它领域的专家、学者紧密配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和讨论。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经济学是基础,同时要密切注意重视其它领域学者的研究,比如许多问题要请教社会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各学科的人都各有所长,都有互补作用。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同台演出”,就是讲这个意思。

董辅礽

“攻坚”阶段三大难关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可以说是进入了“攻坚”阶段。尽管我们已基本上突破了“价格”这一难关,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需要攻克的难关:

第一,企业的问题——主要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国营企业在经历了多年的调整改革,至今仍未真正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身上背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银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银行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银行制度的改革目标是,使原来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就目前来看,这也将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为银行的转轨,最终要取决于企业的转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困难,决定了银行改革的艰难。

第三,市场本身存在问题。首要问题是市场的组织问题。原先的市场组织——国营批发,现在已陷入困境,新的中间环节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零售业杂乱无章,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等等。从生产到销售,是不能缺少有序的中间环节的。小商、小贩也同样需要市场组织,很多商品,特别象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中间的无序环节太多,结果,农民收益太少,消费者支出太多。其次,市场缺少规则。象棉花掺假等等,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市场规则,或者制定了的规则,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此外,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够,特别是金融市场,象证券、期货、资金市场等发育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刘国光

“攻坚”也好,“并轨”也好,广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后,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91年以前,改革基本上打的是外围战,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的培育不够体系化、规范化,宏观调控还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新阶段的改革就是要攻下这些难题,要从过去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转向市场机制。

第二种说法是,新阶段进入并轨阶段。改革以来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新旧体制是并存的,这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内是必要的,但带来很多矛盾,不能长期并存下去。新阶段的改革就是要以新旧体制并存走向并轨,把计划机制逐步地转到市场机制,缩小旧体制的范围,扩大新体制的范围。

第三种说法是,改革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过去改革的特点主要是把计划控制的这一块稳住,放开市场一小块。让计划控制的这一块,在农村、在沿海不再扩大。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外面的改革,在旧体制外面让新体制逐步成长,对旧体制的传统经济领域特别是国有经济触动不大。新阶段的改革就是要从体制外的改革深入到体制内的改革,包括国有经济在内,让旧体制的传统阵地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而让新体制逐步占领一切阵地。

这些看法都是侧重不同的角度来谈新阶段的改革。综合起来看,新阶段的改革其广度、深度前所未有,而且难度也较大。这一阶段要求我们从观念到行动都要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新阶段的改革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肖灼基

改革并未“疲惫”“模糊”仍需认清

说改革“疲惫”,我认为不妥,说“相持”更合适。表面看来,改革似乎处于停滞,实质上,是新的经济体制在积聚力量,以最后突破旧的计划体制的时刻。

今天,我想谈一谈一些人对市场经济的一些模糊认识。

有些人把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等同,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自由经济。

还有一种模糊是把宏观调控与行政干预等同,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信息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的经济决策;行政干预则是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企业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力。

另一种“模糊”是把市场经济与放开物价等同。放开物价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物价的放开,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也有一种人把当前的经济困惑与市场经济等同。目前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三角债、通货膨胀、失业等等,并不是由市场经济本身引发的,而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弊病在改革中暴露了出来。对当前的改革缺乏信心的人,可分两种;一种人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观点出发,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另一种人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一些观点来谈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例如,香港的证券市场已有103年的历史,我们的只有三年,我们不可能如他们那么规范和完善,不能以他们的完善来看待我们的不完善。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深化改革,使市场经济从不规范走向规范,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王珏

真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多半股企还得二次改造 各级政府不能独有产权

1988年10月,我们在《中国改革大思路》中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时,遭到多数人的反对,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的基本框架时,才确定下来。

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它的延伸。从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讲,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企业都不够格,因为它的股权不分散。真正要搞现代企业制度,还得进行第二次改造。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能否推进、能否规范,关键在政府。因为政府是起主导作用的,财产权属于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把财产所有权让出去,不作为一个单纯所有者来存在的话,现代企业制度就搞不上去。政府的关键在于它的职能转换,即必须把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开,政府不要执行财产所有权的职能,财产所有权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管理。

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有政府紧密配合,政府主动地转换职能,主动地让出权力,否则,现代企业制度就可能是一句空话。

刘伟

市场经济在中国面临主体塑造难题

在中国搞市场经济,面临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市场的主体塑造问题——这主要是指企业制度。市场经济是各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的组合,西方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原则上不存在主体塑造问题,而我们则是在公有制,或者说是在原则产权上没有界定的基础上搞市场经济,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悖论:一方面不允许产权交易,一方面又要搞市场经济。为此,我们就面临一个市场主体塑造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怎样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界定产权界区,使它可交易。

市场的秩序问题。市场的秩序,就是交易的秩序,即价格秩序。这由两方面来确定,第一,以什么样的规则来确立交易条件,第二,由谁来确定价格。这两个问题不明确,就难以确立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

在中国,除了这两个一般性的市场秩序外,还面临着第三个问题,即第三者付款问题。这种情况使讨价还价力度不够,难以形成反映供应关系的真实价格信号,因此,也就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市场秩序是来自交易行为本身的过程的,而不来自外在对市场强加的东西。

樊纲

公司制改造当务之急:迈出第一步

今年以来,公司制改造一直没有推动,顾虑之一就是失业比重大。如果现在就进行公司制改造,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失业问题,会不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以产权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公司制改造还到不了这个程度,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

有个问题应该搞清楚,公司制改造只不过是企业改革的开端,是为了重新界定产权,使得企业产权在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开始流动、改组和交易。

对公司制改造,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公司制改造会立刻解决全部问题,也会立刻产生一些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制改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公司制改造实际上是重新界定产权,有些公司还是独家和国营企业,有些公司即使有几家参股,也还是国营企业。

我的看法是,公司制改造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会制造许多麻烦。重新界定产权只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法律基础,明确谁是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钱归谁,谁去收,国家怎么收,一个企业的资金边界到底是什么?企业到底负什么责任,所有者到底负什么责任,将来企业进行改组,多少是控股,多少可以有支配权,等等。进行这么一种设计实际上是在企业的上层建筑上进行一些改组,为进一步的变化创造条件,而不会马上解决问题。可能还继续是过去的局长是董事长,厂长变成了经理,但产生法律框架以后,今后会慢慢发生变化,比如说产权明确了,产权主体有了盈利动机,要求企业去改组,要求企业裁员,去进行产权交易。这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发生了企业内部机制的变化,发生了管理、效率的改进。

现在问题是赶紧走出第一步,越拖问题越不好解决。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我们应继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住房的改革,同时,进一步发展非国有经济,吸收更多的富裕人员就业。

因此,我们要对公司制改造或产权制度改造的性质、作用、地位有个认识,它提供了开始改革的基点,没有这个基点,产权就动不起来。

林毅夫

“休克疗法”:震荡后平添困惑;“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中愈见明晰

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分散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通常推荐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创世纪的”方式或“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的”、“有机的”或“进化的”策略。前一种为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所经历,后一种以中国近些年来的改革为特征。经济学界曾普遍认为,后一种改革策略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前一种主张十分流行,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和可行性。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造成了急剧的经济衰退和超常规的高通货膨胀率,而中国的“渐进的”改革却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实现了快速、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所谓“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及其改革强度,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确定的,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然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不断出现起伏迭宕,但改革的基本线索十分清晰,改革的目标也愈益明确。

钟朋荣

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 该倒闭的企业让它倒闭

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让市场来管的还没有放给市场。比如项目的审批、盖章,程序十分繁琐,环节太多,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展。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也还是计划体制管理,市场机制要求资金作为商品买卖,而我们的资金是作为礼品,问题很多,对资金需求者没有约束力。另外,我国的股票发行,其价格还不是由市场机制来形成,而是有关部门或企业来定,发行价六元、八元,其根据是什么呢?它还是主观确定的,不是由二级市场竞价的办法来定的。结果怎样呢?深圳原始股发行价三点五元,后来被倒成几十元,这显然是发行价太低。北京的发行价又太高,高的到八九元,结果一上市就跌,股民被套牢,所以说,它还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现在看来,要素市场形成得还很不够,该进入市场的,还没有进入市场。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改革国有企业与管理机制。重点领域有国有外贸、银行。与此同时,下一步的非国有经济同样会以很快的速度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稳定越来越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一,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非国有经济更快地发展,使得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样即使国有企业改革失败了,也无关大局,国有经济改革的风险也就小了。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经验,做了很多示范。第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无形中对国有经济形成一种压力,想不改也不行。不改革就呆不住,非国有经济的效益越来越好,工资越来越高,生产要素就会向非国有经济转移。这样一来,国有经济不改革就会被挤跨。

总之,我认为对于企业来讲,不在于某种所有制,而在于管理机制,如果管理机制不适应,最终要被淘汰。比如说国有经济,它在某些行业某些方面竞争不过三资企业、私营企业,那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必要靠补贴来维持生存,而应该改善管理,进行改革,干脆该破产的破产,该倒闭的倒闭,或者被兼并。至于国有企业在哪些行业保持多大比例、保持多少股份,应完全根据效益的需要。而某些必须保持国有的行业,也应改善管理,提高效益,提高竞争力。

刘福垣

既然是盘好棋 特区还应特下去

在我国划出一块地方,搞经济特区,始于深圳。随着深圳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一度时期曾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大量资金流向特区;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孔雀东南飞”的壮观场面,人才、技术纷纷迁徙特区,由此,许多人曾认为会扩大东西部的差距。因此,有人曾怀疑我们的特区政策是否成功。

战略上讲特区是一步好棋,好就好在它的“造势”作用。这步棋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市场体制形成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制造一种特殊的试验基地。它不象世界上一般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而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

就拿深圳经济特区来看,现在随着深圳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逐步地向内地转移,资金技术也向全国各地辐射、扩散。目前,深圳投向各地的资金已经超过当时全国各地流向深圳的资金。而且,东南沿海经济的迅速成长壮大,由于其产业转移的需要,现在已出现了资金北移的趋势。经济特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辐射源。这证明了当时的深圳造势这一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地区倾斜政策是从属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应该坚持下去。中国前30年采取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实践证明效益不高。应该让特区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继续完成,享受和国际惯例相容的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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