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跨国交易模式选择机理——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机理论文,面板论文,模型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技术进步已深入影响我国企业以往“局限于国内运营”的基本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的案例和金额正快速增加(李咏，2009)，跨国经营的模式趋多样化(周先平等，2010)。尽管不同模式的跨国经营有助于我国企业获取资源，占领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但当今国际市场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竞争力较弱的问题仍很突出。相关调查研究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相当大的比率是亏损的(李咏，2009)，也不乏著名大型企业收购或投资失败的案例，故海外交易问题引起了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学界认为，有意海外市场的企业会首先面对一个相对困难的决策：海外模式的选择(Agarwal & Ramaswami，1992)。海外交易模式研究也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国际化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Erramilli & Rao，1993；Madhok，1997)。至今，围绕我国跨国公司“进入海外”的模式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王海，2007；张建红等，2010)，且多局限于围绕某一具体海外交易模式展开分析，缺乏多元模式择一的原因和效应的动态分析。
国内外研究框架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这类文献大多假定外国企业行为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姚战琪，2004)，但这个传统框架被认为，“停留于静态的经济学分析，未能考虑企业战略问题”(黄速建、刘建丽，2009)；第二类是管理学框架，国内学者(黄速建、刘建丽，2009；徐斌、俞静，2010)正依托此框架展开分析，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全球战略定位和组织能力理论研究海外交易模式(Dunning等)，但“经营环境是变幻莫测的，经营时间越长则预测越难”，因此，基于现有管理学框架构建的模型“对短时间跨度的应用效果比较好，而对于长时间跨度的应用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徐斌、俞静，2010)；第三类框架是制度分析框架，近来逐渐引起学者们重视，此框架下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现正成为研究企业跨国交易模式的重要框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框架主要基于相对静态的比较方法，有一定的分析局限性。张建红、周朝鸿(2010)也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化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文将引入一个新指标以反映企业交易模式的动态变动特征，试图扩大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力度。
从研究方法上，既有的相关研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纯理论研究文献，这类文献强调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侧重于利用逻辑分析方法提出新理论(葛京、席酉民，2000)，第二种侧重于使用数理推导的方法创建一个新理论模型(Mattoo等，2004；姚战琪，2004)，但目前此类文献的略微不足是，没有通过案例或其他实证方法来证伪一个假说，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将被稍弱。第二类为经验研究文献，这类文献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指引下主要应用三种研究方法：案例证明、统计数据描述和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因为数据获取的局限，后两种方法较少被使用。探讨在更为一般的假设条件下建立模型及检验是本文的研究模式。
基于此，本文拟选择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论述我国目前主要跨国企业海外交易行为，采用连续指标“纵向一体化水平”反映企业交易模式的动态变动特征，选取2000-2010年跨国交易比较频繁的30家代表性企业，综合分析了跨国交易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跨国交易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传递效应。本文构筑了海外交易模式选择和交易成本、企业绩效的内在联系，帮助企业更好地解读不同模式的海外交易特点和路径依赖，帮助企业审时度势地利用海外交易获益。
二、理论框架
1、海外交易模式的分类
国内外学者按照整合标的物性质的不同，对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国内学者薛求知、韩冰洁(2008)曾基于股权进入的判断划分两种最主要的海外进入模式：非股权进入形式(包括交钥匙工程、出口等，特征为不涉及股权)、股权进入形式(包括独资和合资两种)。但这种划分强调了股权的判断，不如资产划分更为全面。国外学者Pan & Tse(2000)按照资产方式进行划分，他们指出，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分为两种主要形式，即非资产进入(包括出口、合作契约、R&D合同、战略联盟等)和资产进入(包括资产型合资、股权合资、收购、绿地投资等)。作为最重要的海外进入模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被学者们重点关注，学者们对此持有不同的划分方式。Obashi等(2010)则按照节约成本的视角分为两种：“垂直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丰富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在海外建立生产设施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为了研究的统一性，本文按照具体的研究维度进行科学划分。本文关注更多种类海外交易行为，无疑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框架是非常有效的。Gatignon & Anderson(1988)将海外交易模式大体归纳为四类，最接近层级组织的模式是子公司，紧随其后是进入者控股的合资公司，再其后是平衡合资公司(进入者与原股东并列第一大股东)，最后是进入者占少数股权的合资公司。但他们的研究忽视了更接近市场的销售代理机构、契约同盟等其他形式的混合组织。
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划分我国企业海外交易模式为四大类(即图1的第一层模式)：短期贸易契约、较长期合作契约、较长期合资契约和长期独资契约模式(或称一体化、内部组织契约)。在第一层的划分基础上，还可以进行第二层海外交易模式的划分：短期贸易契约主要包括进口和出口两种形式；较长期合作契约包括外包、许可贸易、R&D合同、战略联盟等形式；合资契约主要分为股权合资、资产型合资两种形式；独资契约主要指完全纵向一体化行为，即在海外成立独资或接近完全独资的子公司，具体操作行为包括新建一个生产基地(或称绿地投资)、合并和收购(简称为并购)。
图1 交易模式选择分类
2、交易成本分析框架
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侧重于研究治理模式和交易成本之间关系，他们最初忽视了交易模式和绩效的关系，后来开始考虑二元组织结构的绩效比较，例如，Klein(1989)、Anderson & Coughlan(1987)针对国外出口模式选择进行研究，他们比较了拥有海外子公司和选择组织外的机构(出口公司或者当地的批发商)两种模式。这种方法基于如下假设：交易者会选择一种能使其预期收益最大的组织安排。假设仅存在两种可选择的行为即纵向一体化安排(即内部组织，表示为gvi)与市场交易(表示为gmr)，则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模型为：
其中，gor表示为最终选择的交易模式；cvi、cmr表示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安排方案的交易治理成本。如果纵向一体化组织治理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将选择纵向一体化行为；反之，选择市场交易。
由于交易成本很难观察和度量，于是将发生的交易成本与交易的可观测特征相联系，不同行为选择需要花费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x是可观测的交易属性向量，β是系数向量，ε是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由(2)式、(3)式得到：
x对不同组织结构治理成本的影响取决于
的符号，于是，可以用定性选择模型加以检验，就不需要直接比较难以精确衡量的交易成本，而是直接比较不同组织结构参数的大小。
进一步，学者们相应地评价了组织形式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用回归方法将绩效度量指标(per)、组织形式(gor)和影响绩效的可操作的外生特征向量(通常是交易属性，x)联系起来(马斯顿，2002)：
per=αgor+βx+ε (5)
其中，β和α分别反映了外生变量和组织形式对绩效的影响程度；ε是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但是，(5)式假定了某一特定组织形式对各类交易的影响完全相同，即都是α，忽视了交易不同属性对绩效的异质影响，因此，可以建立交易模式与外生变量的互动关系模型：
per=αgor+βx+γ(gor×x)+ε (6)
但以上离散度量方法构建组织的模式过于简单。我们认为，企业选择海外交易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会使纵向一体化水平处于一个连续的空间上，二元模式或者多元模式已不能完全解释企业的真实边界和交易的事实特征。鉴于此，本文由离散结构选择发展出的交易成本方法，进一步扩展到对连续变量的度量。首先构建一个连续指标即纵向一体化水平(veri)。这里视不断变化的海外交易治理结构造成了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为连续变动的向量(非离散)。如果纵向一体化水平指标值越小，表示企业海外交易越依赖市场(如短期的出口交易行为)；如果越大，则海外交易趋向于在企业组织内(如100%独资的海外分公司)进行，应视为纵向一体化。veri可以直接表示为影响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变化的各种特征向量的函数：
veri=βx+ε (7)
(6)式的交易模式(离散向量)被纵向一体化水平向量(veri)代替：
per=αveri+βx+γ(veri×x)+ε (8)
3、动态面板研究方法
本文将验证不同交易属性和不同跨国交易模式企业的绩效变动情况。由于惯性或部分调整，企业绩效的变动呈动态特征，会受到过去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滞后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动态滞后效应，更符合实际经济问题，并且动态面板数据能够克服某些变量遗漏问题，而且避免了反向因果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在时间上的记忆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因变量的动态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非观测个体效应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内生性；二是表示个体间差异的个体效应所引起的自相关。此时若采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基于广义矩估计(GMM)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致估计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广义矩GMM又分为系统GMM估计(system GMM)、一阶差分GMM(diff-GMM)。Blundell & Bond(1998)指出，时间序列较短时，系统GMM的估计效果优于普通GMM。如果个体效应与异质性冲击的方差比在两种极端情况下，估计量的偏误程度可能大于一阶差分的GMM估计结果。基于此种情况，本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GMM方法。考虑影响企业绩效变动的动态面板模型：
当使用diff-GMM对动态面板进行估计时，应考虑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工具变量的选择比较敏感。为避免一阶差分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保证工具变量的最大有效性，考虑到最近的滞后项与当期项相关性较高，从最近的滞后项开始，将模型选择2期滞后水平变量
或以前更多滞后项作为差分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对差分方程进行逐一识别，保留Sargen过度识别检验矩条件成立的组合；二是考虑到差分GMM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要求差分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如果差分方程误差项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那么水平方程的误差项是序列相关并至少遵循一个阶数为1的移动平均过程。为此，采用Arellano-Bond AR(2)检验来判断误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其原假设为“差分后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如果检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则说明模型设定正确。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保留通过了AR(2)检验和Sarge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并以包含最近滞后项的回归作为主要结果。自回归系数的GMM依赖于权重矩阵的选择，在实现GMM估计时，不仅应选取上述合适的工具变量，还应选取合适的加权矩阵，这里选用了怀特逐期方差矩阵为最优权重矩阵，所产生的估计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
三、变量选取和实证设计
1、数据选取范围
变量数据取自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基于2004-2009年度各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里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50名公司名单和中国并购交易网(www.mergers-china.com)里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删除数据缺失较严重的企业，本文选取了30家沪深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基本涵盖了2001-2010年期间发生海外交易案例的企业，例如，京东方2003-2004对冠捷部分股权的收购，上汽2004对韩国双龙的收购，中集2008对卢森堡TGE SA 60%权益的购买等。本文最终选取了30家企业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2010年。
2、纵向一体化水平和绩效变量的数据处理
(1)纵向一体化水平(veri)的测算方法。随着生产过程的扩展，销售额会倾向于增加，故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企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其中，企业增加值=职工薪酬+利润总额+应交税金+折旧费。
(2)企业绩效的度量。本文选取四个绩效指标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绩效。其中，营业利润率绩效指标用popr表示，其值等于营业利润除以营业收入，它通常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指标，可以反映企业通过经营获取利润的能力；资产报酬率用prot表示，其值等于利润总额与财务费用的合计额除以资产总值，通常被用于评价企业运用总资产获利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用proe表示，是指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余额的比率，用以衡量企业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投入资本回报率用proi表示，其值等于净利润与财务费用的合计值除以投入资本①，可以反映投入资本的使用效率，用以揭示一个企业的真实效率。
3、交易特征变量的数据处理及假说提出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1985)一直强调从交易类型视角探讨企业交易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他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关键维度的指标测量：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下面将介绍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处理方式和影响的预期符号。
(1)资产专用性水平(masp)。资产专用性通常为四种形式：地点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以及各种特定用途的专用资产。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本文只考虑第二种资产，即物质资产的专用性。物质资产的专用性水平=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基于威廉姆森和乔斯克的论断，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程度变化会显著影响买卖双方纵向一体化关系的构筑，预期符号为正(假说1)。
(2)不确定程度(risk)。交易不确定程度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风险水平指标(企业内部的不确定性)来反映。CSMAR数据库里的风险水平包括三个指标：财务杠杆系数、经营杠杆系数与综合杠杆系数。为了反映企业内部风险的综合水平，本文使用第三个指标，即综合杠杆系数。综合杠杆系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威廉姆森(1985)支持不确定性的存在要求施行纵向一体化的观点，他的进一步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组织产生影响，因为那些不涉及专用性交易，无论不确定性是大是小，市场交换都会继续下去，而只有特殊投资交易才会因为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大，迫使交易双方必须设计某种机制来解决问题，这个机制或者是长期契约或者是纵向一体化的内部组织。据此，预期交易不确定性对纵向一体化的直接影响方向为正(假说2)，并推断特别是专用交易会因为不确定性的投资风险而倾向于采用一体化的交易模式(假说3)。
(3)交易频率(cast)。交易频率使用流动资产周转率来测算，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即营业收入相对于流动资产的比值越大，单位流动资产影响的交易次数越多。关于交易频率对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影响，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本文先推断交易频率对纵向一体化程度会产生影响，但方向不能确定(假说4)。威廉姆森(1985)认为，交易愈频繁的专用交易将会正向影响纵向一体化程度。据此，本文也同样考虑了它与资产专用性的交互影响，并认为，愈频繁的专用交易将会正向影响纵向一体化程度(假说5)。
4、交易模式选择、成本和绩效的关系
我国跨国企业选择海外交易的模式是否符合以上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假说，如果不符，它们的绩效受到影响了吗？国外的学者对于绩效和交易模式选择行为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尤其在营销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大部分学者认为，违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行事的企业绩效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假说6)。
5、计量模型设计
情形一：考察我国企业选择海外交易模式的运行机理。尤其关注了造成企业跨国交易存在成本差异的3个关键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同时也检验了两个互动效应对企业选择交易模式的解释作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关注了造成企业跨国交易存在成本差异的3个关键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模型4综合检验了这3个关键维度对企业交易纵向程度的不同作用。在模型4基础上，依此增加了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变量，形成模型5和模型6。情形二：重点分析我国交易模式、交易属性特征对绩效的动态效应，并且关注了更多种类的企业绩效指标。
四、经验分析
1、主要上市企业选择跨国交易模式的因素分析
表1显示了我国近期跨国交易比较频繁的主要上市企业交易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1)所有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变量对当期的纵向水平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了被解释变量纵向一体化水平系数存在自相关，因此，企业选择交易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高度自相关的过程。另外，所有系数为正，这说明前期纵向整合较好的上市企业更易于选择纵向整合的方式并购国外的企业。
(2)模型1、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资产专用性水平变量对当期的纵向水平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并且系数为正，这几个模型的结果支持了假说1，即随着企业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增加，企业在国外的跨国交易倾向于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策略。
(3)模型2、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交易不确定性程度变量对当期的纵向水平变量的影响系数也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并且系数为正，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说2，即随着企业某交易不确定性的存在，企业的跨国交易趋向于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另外，这些系数明显小于资产专用性水平变量的系数，说明了不确定性对企业选择一体化策略的作用明显弱于资产专用性水平变量的影响。
(4)模型3、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尽管交易频率变量对当期的纵向水平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系数为负，回归结果强调了假说4。随着企业交易频率的扩大，企业的跨国交易模式趋向于市场化，而不是一体化。
(5)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交易不确定性程度、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水平的交互作用变量对当期的纵向水平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系数均为负，因此，经验结果不完全支持假说3和假说5。即交易不确定性和频率会通过对资产专用性水平的交互作用，间接地负向影响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策略。以不确定性变量为例，模型6的结果显示，负向间接影响系数(-0.016)的绝对值大于正向直接影响的系数(0.007)。这说明，如果只考虑交易不确定性的影响，企业在决策跨国交易行为时，交易模式会更趋向于市场化，而不是一体化。
2、主要上市企业选择跨国交易模式的绩效效应
表2报告了营业利润率、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投入资本回报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回归结果。
(1)表2的所有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被解释绩效变量对企业当前绩效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了被解释变量系数存在自相关，因此，企业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高度自相关的过程。大部分与资本相关的前期效率与当期效率指标高度正相关，这说明企业总资产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是不断积累的过程。但经营利润率为高度负相关，这说明，企业经营存在边界，如果企业不进行全面的技术和管理创新，经营绩效达到一定边界后将呈递减的趋势。
(2)纵向一体化水平变量对所有绩效变量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并且影响系数均为正。这说明随着我国主要上市企业跨国交易的纵向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的经营效率、运用总资产获利的能力、自有资本和投入资本的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提高。数据显示，纵向一体化水平对营业利润率的影响程度明显超出对其它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这反映出我国企业正有效地利用跨国并购大幅度地促进企业整体的经营效率。
(3)资产专用性水平与纵向一体化水平的交互变量对所有绩效指标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除了其正向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以外，对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和投入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均为负。依此，按照假说1选择纵向一体化策略的企业经营利润将会上升，而总资产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将会下降。这一结果基本上违背了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行事的企业绩效会有不同程度上升的观点。因此，如果仅因为专用资产的套牢而选择跨国交易一体化策略的企业绩效不一定会上升。
(4)交易不确定程度与纵向一体化水平的交互变量对营业利润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外，对其他绩效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因此，企业选择一体化的跨国交易策略，它的总资产与资本的运作效率会提高，但经营利润率会略微下降。这一结果基本符合假说6的观点。
(5)交易频率与纵向一体化水平的交互变量对四个绩效指标的影响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它除了负向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外，对企业的总资产、自有资本和投入资本的运作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反映了随着企业跨国交易的次数增加，企业选择纵向一体化的跨国经营战略，有利于企业的总资产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但仍需注意经营效率下降的风险。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修正了离散组织结构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基于我国跨国企业海外交易模式动态变动的复杂特征，以海外交易属性特征、模式选择和企业绩效的相互关系为主线，从动态视角深入探讨了跨国交易模式的演化机理。结论如下：
第一，滞后一期的纵向一体化、资本效率等被解释变量对当期变量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企业选择交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态变动的过程，也说明了企业资本的运作效率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滞后一期的经营利润率对当期经营利润率影响系数为负，这说明，企业经营绩效达到一定边界后将呈递减的趋势。
第二，影响因素的部分回归结果支持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假说，即随着企业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和交易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为了避免市场交易的机会主义和专用交易中资本投资的“套牢”风险，我国企业在国外的跨国交易更倾向于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策略。交易频率的回归结果表明，交易频率对一体化效应显著为负，即随着企业交易频率的扩大，如果只考虑交易成本的作用，企业的跨国交易模式不是趋向于一体化，而是市场化。同时，交易不确定性和频率会通过与资产专用性水平的交互作用，间接负向影响企业纵向一体化策略，这一回归结果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交互效应假说不符。
第三，本文还从绩效视角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假说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纵向一体化水平变量对各个绩效指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主要企业跨国资源的纵向整合积极促进了企业经营效率和资本运作效率。另外，绩效分析的部分回归结果不完全支持交易成本经济学假说，例如，资产专用性水平与纵向一体化水平的交互变量仅仅正向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却对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和投入资本回报率有负向影响，因此，仅因为专用资产的套牢而选择跨国交易一体化策略后的企业绩效不一定会上升。同时，交易不确定性程度与纵向一体化水平的交互变量负向影响企业的营业利润率，这说明交易不确定性选择跨国交易一体化策略的企业经营绩效有下降的危险。
交易成本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重要的发展领域。但它过于偏重于不同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比较静态分析，经常被学者们所批判。多数研究者认为，当企业选择交易模式时，如果某种制度安排的治理成本大于另一种制度安排的治理成本，那么企业应该选择后一种制度安排。但本文的结论则显示，如果企业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假说，因为比较成本的原因而选择某种制度安排(如跨国交易内部化)不一定会带来企业绩效的上升。除了交易成本以外，企业在选择跨国交易模式时还应考虑到绩效变化。我们应采用“成本+绩效”的动态分析模式来探究企业某种交易模式的选择机理。同时，我国企业决定具体的跨国交易模式时，需要考虑除了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以外的其他重要维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应考虑到中国主要跨国企业不同于外国企业的特殊主体特征(国有企业背景、东方文化等)。
总之，本文选取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跨国企业海外交易模式的形成及其绩效传导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将为我国年轻的跨国企业在决定跨国交易和选择不同的跨国交易模式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增强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为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受数据和时间的限制，本文仅能对企业的跨国交易模式选择机理及其绩效做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将包括：收集更多的企业样本以观察不同企业特征对交易模式选择的影响；借鉴王冬、吕延方(2012)的研究，除了交易属性以外，增加更多的变量以考虑行业属性对我国跨国企业海外交易模式选择及其绩效传递的影响。
①投入资本=资产总计-流动负债+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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