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作文训练与周恩来的思想和人格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人格论文,思想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周恩来在从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到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期间，有50多篇作文保存下来。这些作文，除了写于1912年10月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是属于小学阶段的作文外，其余50多篇均为他从1914年2月至1917年6月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写的。南开学校当时采用的是中学四年学制，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初、高中阶段。周恩来在读时，年龄也在16周岁到19周岁之间，与今天在校的中学生的年龄大体相当。通过周恩来的这些作为20世纪初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作文，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初叶我国小学和中学语文教育的状态，找到80多年间我国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经验，从中探索语文教育对周恩来成年以后思想和人格形成的影响，借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差距和问题所在。
一、一些主要的数据估算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这些作文显然不会是周恩来小学和中学作文的全部，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作文，对当时语文教学的基本状况作一些分析。
1.年作文量的简单统计：
1914年 1915年 1916年1917年
篇数10 21 211
备注（未计演讲词） （资料不全）
2.体裁分类：
纪事抒情类议论文读后感书信
篇数 929 6
11
3.内容分类：
社会政治类历史与现实比较类学校生活个人修养
篇数 17
12 16
9
根据上列三个表格的简单统计，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基本认识：
从文体看。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比较强调从基本的叙事能力开始培养中学生的写作能力。但在周恩来的作文中，叙事性的作文仅有9篇，占20％；议论类有29篇，占64.4％；如果把6篇读后感也列入议论类计算，则共有35篇，占77.7％，比例就更大了。即使是中学一年级，也不以记叙文为主，现存的1914年的10篇作文中，议论文5篇，占50％；书信类3篇，占30％；记叙文2篇，占20％。到了中学二年级的1915年，现存的21篇作文中，议论文12篇，仍接近50％。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书信类的作文，也有一些是把议论作为主要内容的。
从数量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周恩来当年的作文显然不会是全部，但从现存的1915、1916两年的作文看，都已经达到21篇，虽然不会是全部，但数量还是不少的。而且，从作文本身的文字量来看，也足以说明，每篇作文都不是匆促的应付，动辄千余字，多则2000余字，而且还都是议论之言。
从命题看。从这些作文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还明显地保留着清王朝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命题思想和命题方法。现存的周恩来少年时代最早的一篇作文，是1912年10月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时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注：本文所据资料均采自《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不像我们今天对小学生写作的要求。不过也难怪，当时，辛亥革命胜利仅仅一年，周恩来也刚满14周岁，白话文的提倡还是几年后的事，以文言体来写作，又夹有很多骈偶的句式，是当时的文字表达的基本方式。但是，要求借这样的表达方式，对学校纪念日发表一些大而无当的感想，也真是难为了这样大的孩子。然而，少年周恩来似乎对这样的作文题还能应付自如。你看他说出来的道理；“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俨然是个小大人的口吻。
在那些以议论为主的作文中，虽然有少量的题目与学生的生活见闻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劝校友勿旷功课从速销假启》《约友入足球队启》《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禀家长书》等，但是，看来那些语文老师们并不一定强调命题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得多么紧密，相反，许多在我们今天的大学生看来也未必很熟悉的社会生活（如《说报纸之利益》），人生观（如《论名誉》《尚志论》），世界观（如《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诚能动物论》），国内外的政治（如《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军事（如《海军说》《征蒙论》）和历史文化传统（如《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项羽拿破仑优劣论》），几乎都纳入了命题的范围。像这样一些题目，如果拿来做我们今天的中学生作文题，就怕会让学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深受八股文命题余风的影响，在周恩来年级稍高时，一些作文题目本身就是一段话，如《人生最宝贵者，无过于光阴。况今日为急进时代，片刻尤未可虚掷，诸生求学应识此旨。暑假五十日，当早暑，天气清爽，犹克惕厉自勤乎？试各述所为，勿隐》，《今之忧时者，佥谓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然泰西学者研究奢靡问题，界说不一。波利比阿谓奢靡由于习惯，纪夏井谓奢靡由于性质。二说然否？试探本言之》，《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愆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这些或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给材料作文”，但与我们今天不同的是，语文教师给出的是一种观点，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让学生去辨别，阐述自己的看法、见解，论述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有时老师还特别提示“勿隐”，就是要求说真话，不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和观点。对那时的中学生来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十六七岁的周恩来却写出了滔滔宏论，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的是，我们现在的作文教学，在难度上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立足于育人的作文命题
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的这些作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以主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为目的的命题宗旨，而且就当时的时代特点来看，也仍然可以看出，这些作文的命题，显然还是受到科举考试的潜在影响，沿袭了“时务”或“策论”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南开学校的那些“国文课”的老师们来说，他们多数的作文命题，是充分注意到通过作文来发挥育人作用的。如果我们对这些作文的命题做简单的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修养立身类。这是对学生最基本的思想修养的教育，也比较切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与思想实际。主要包括了立志（如一年级的《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劝校友勿旷功课从速销假启》，二年级的《尚志论》，三年级的《以自治自爱励友启》等）、惜时（如一年级的《人生最宝贵者，无过于光阴。况今日为急进时代，片刻尤未可虚掷，诸生求学应识此旨。暑假五十日，当早暑，天气清爽，犹克惕厉自勤乎？试各述所为，勿隐》、三年级期末即将放寒假时写的《息有居学，载之礼经。人贵惜时，传于宋史。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等）、勤奋（如一年级的《一生之计在于勤论》）；惜誉（如二年级的《论名誉》等）、忠诚或诚恳（如三年级的《诚能动物论》等）、清正廉洁（如三年级的《读〈教育要旨〉第六条〈戒贪婪〉感言》等）。这些命题，都是着眼于中学生的基本品德修养，引导学生思考，培养他们从小处着手，树立自身的远大志向，砥砺个人的品行与情操，养成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
治国方略类。引导学生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树立远大的志向，思考治国的方略，在我们今天看来，让十四五岁的孩子去做这种题目的文章，或许真是要勉为其难了，但在周恩来这样的中学生的笔下，这类题目似乎也还做得得心应手，说得头头是道，颇得要领，也很有思想。如果说像二年级时写的《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那样的作文，对一个17岁的青少年来说，尚且可以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有话可说，不至于大而无当，空话连篇，那么同样是二年级时写的《海军说》《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三年级时写的《论强权教育之无益》《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愆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和在南开学校举行的演说比赛大会上的演说词《中国现时之危机》，如果没有对国家大事、国内外形势、治国策略的清晰明确的思考，对这个年龄的青少年来说，可真要叫他们会有“老虎吃天，无法下口”的感叹了。像三年级期末时，有一道作文题：《今之忧时者，佥谓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然泰西学者研究奢靡问题，界说不一。波利比阿谓奢靡由于习惯，纪夏井谓奢靡由于性质。二说然否？试探本言之》，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让人棘手的大题目，周恩来做得也驾轻就熟，宏论滔滔，以至批改作文的老师也感叹地写下这样的评语：“前后大照应，中间大关键，中外史事，熟于胸中，是谓真经济，是谓大文章。”
历史比较类。受当时“新学”或者说是东渐的“西学”的影响，以西方历史文化或思潮为素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是民初时期作文命题的一种普遍的思路。在周恩来中学时代的作文中，有很多这样的作文，如二年级时的《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三年级时的《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项羽拿破仑优劣论》等。有时，作文题又会集中在某一历史人物、事件或观点主张的评说，如对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说的，有一年级时写的《羊叔子平吴疏书后》，二年级时写的《申包胥安楚论》《陈涉亡秦论》《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论》，三年级时写的《孙阳识马驳议》和属于读后感类的《书曾涤生〈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后》、《读杜牧之〈阿房宫赋〉感言》与《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愆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对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观点进行评说的作文，则有《今之忧时者，佥谓国匮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然泰西学者研究奢靡问题，界说不一。波利比阿谓奢靡由于习惯，纪夏井谓奢靡由于性质。二说然否？试探本言之》和读后感类的《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读〈教育要旨〉第六条〈戒贪婪〉感言》等。这些作文题，都要求学生有丰富的中外历史知识和开阔的现实视野，在比较中发挥自己对中外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观点、事迹及其得失的见解，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作文教学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运用的训练，也是一种育人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作文，即使一个很日常、很普通的题目，也要达到综合性地培养学生的观察与思考、分析与综合、表达与写作等方面能力的目的。这就需要从命题的范围、广度与深度诸多方面入手，引导学生树立起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犀利的眼光，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而不是仅仅立足于某一方面的能力的培养。
我们可以用写于1917年1月的一篇作文《息有居学，载之礼经。人贵惜时，传于宋史。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作为例子，看看当时的语文老师是如何有意识地进行引导的。这个题目类似于我们今天作文中普遍采用的“寒假计划”之类的命题思路，但老师却限定了作文的内容必须紧扣住“惜时”与“居学”这两个方面的中心，使文章的主题比较明确。
周恩来在自己的作文中，严格按照老师命题的要求，把文章分为三段：第一段先叙说自己对“惜时”与“居学”这两个方面意思的理解；第二段叙述自己特殊的家庭处境——从幼年时就失去亲人，无法回乡探亲，只能依靠伯父；第三段才说了自己对怎样度过寒假的打算：今岁旧历年假，校中将循例休息，辱先生询以欲事何事。生不敏，无鸿鹄之志，鲜特异之能。谨据所志于学者，欲冀实施于假中，俾得寸进寸，积锱铢之有而成富，聚恒河之沙而成丘。庶七日光阴，不致虚掷，而未来之学业，或亦免于中辍。书云“温故而知新”。又云“学而时习之”。燕居之学，此为尚矣。然生殊弗欲埋首窗下，孜孜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晨兴思清，读书为宜。读而有得，继之以思。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元旦结彩，庆祝阳春，则思时光易逝，岁不我与，勿徒耽安乐，以自暴弃。习俗者教育之本原。而礼乐中尤易征集祥符桃瑞，异乡异客所必应采问也。青年学子，旅居校中，晨昏乏定省之仪。际此休沐，整囊归省，庶慰倚闾之望，而生于伯父犹此志也。舍斯五者外，暇则报故人书；或约二三友人，围炉共话，达我幽情，倾吾素志，言不及乱。此又应对之学也。至若洒扫之劳，尤不可一日或忽。业精于勤，慎思惜时，果如是乎？尚望先生有以教之。
在这段话里，周恩来紧扣住老师命题的主旨，既突出了“年假”的特点，也注意到要讲自己在寒假期间的计划，因此，条理清楚地讲了自己需要做的五件主要的事：复习功课、读书、思考、了解地方风俗民情和探望伯父，最后也说了一些次要的琐事。既没有空洞的套话，也没有琐碎的罗列，而是切近自己的实际，做完全符合实际的打算。特别是“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元旦结彩，庆祝阳春，则思时光易逝，岁不我与，勿徒耽安乐，以自暴弃”这几句话，虽然说的是自己应该从眼前所见到的社会状况来思考社会，思考自己，却可以看出年轻的周恩来处处关心现实、重视个人修养的品质，使文章没有就事论事，而有了很鲜明的思想性。
即便是应用性比较强的作文，国文老师在命题时也不是仅仅出一个很一般、很抽象的题目，而是在写作内容上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每一个作文题都能够具有育人的作用。如同样是要求写一封信，在周恩来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作文中，就有《劝校友勿旷功课从速销假启》《劝友人慎重饮食免致时疾启》《约友入足球队启》《与友人预约春假旅行启》《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禀家长书》《组织冬夜学术研究会启》《驳友人论时事书》等，虽然都是书信类的作文，但内容的要京却迥然不同，每一个题目都做到了既限定收信人的身份，也限定信件的主题。这样的作文命题，既是应用写作能力的训练，也是导向十分明确的思想教育。
三、一些重要的启示
尽管在作文命题方面有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学生也能应付自如呢？我以为，这同当时的教学环境、教学要求、教学方法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周恩来的中学时代，白话文还没有提倡，也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语言，当然更不用说进入语文教材了。可以想见，当时的学生是以文言文作为语文教材的。应该看到，作为一种语文工具，读文言文并非我们今天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让学生全盘接受它的陈腐的思想。在周恩来的作文中，更多地表现出他已经能够通过广泛的学习，一方面接受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很多新学的观念。而对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文言文这一语言工具，来表达他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思考，阐述他所接受到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的营养和“西学东渐”以后刚刚输入不久的新学观念，也确实表明，一个中学生智力结构中的语言潜能，是有充分的可开发的空间的。
就以我们现在所能查考到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后，在一年级入学后不久所写的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为例。应该说，这篇作文的命题是比较切合刚读初中一年级学生的实际的。但是，这个题目要求写的是论“一生之计在于勤”，就不能仅仅通过一个少年的有限的生活阅历来泛泛而谈地说一些浅薄的或者说人所共知的道理。在这篇约为500余字的作文里，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语文教学还比较多地受到八股文写作的影响，如作文的开头就类似八股文的“破题”：“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但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一开始就抓住了学与勤的关系来立论，找准了论述的要点，使文章的中心就显得非常鲜明。如果我们研究下面的这段话，就会发现，当时一个中学生的知识面、词汇量和对文言文写作方法掌握的熟练，都足以令我们惊叹：
是故视影运甓，当存惜阴之念。闻鸡鸣而起舞，无忘雪耻之志。勤能补辍〈拙〉，古人语不我欺。学久不怠，英贤正在吾辈。韩文公以勤勉后进，古先贤以惰戒门人。映雪读书，画地为字，其勤为何如？其成功至何等耶！故勤也者，以之验于人，以之验于事，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圣贤之所戒。吾人可不奉之为金科玉律，悬之以为座右之铭。履勤而不怠之轨，求毕生之计，大而于国，小至于身，殆无不受其赐，然则勤之一字，岂可忽而视之哉！
就在这段200余字的论述里，至少用了5个典故，还可以看出他已经娴熟地运用了古文写作中常用的铺排、四六对偶等技巧（虽然个别地方用得还不够老练），一个刚满16周岁的少年，文笔如此老到，运笔这样流畅，实在让人钦佩不已。
据考订写于1916年的一篇作文，题目为“方今政体维新，治术繁赜，拟诸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不维其迹维其心。时既不同，法亦各异，吾人居今思昔，贵由迹治心，斯足以杜愆尤而增道德，能阐发其义欤？”像这样长的题目，只能看作是提供观点和材料的命题作文，而其难度对在南开学校三年级（充其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在这篇论文中先从反面着笔：“今夫政治之昌明，首言乎法治。然而法治者，治迹之法也。人众事繁，芸芸者又乌得尽绳之以法？是治迹不可以为训。迹之所归，斯以治心为本矣。”在下一段中，就用许多例子来加以分析：“方之乘桴于海者，迹近航行，乃意失所向，卒难底〈抵〉岸。杭之卖柑者，善藏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斯皆著于迹而失于心也。曾参之心，众人可得而知也，诬其杀人，是迹也；卒以其心而知其非杀人之流。仲尼貌似阳虎，见困于匡，然圣人之心，非阳虎之心也，匡人其如彼何？”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又至少用了四个典故，用来说明根据外表来判断是非的不可靠。这四个典故，有三个来自《论语》，一个是刘基的散文《卖柑者言》，但这几个材料经过周恩来的组织，紧紧围绕中心论题，很贴切地说明了表面现象不可信的道理和“治心”的重要。在作文的最后，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总结，把论题又转回到治国中心上：
是知正于心者，终无以惑其迹；纯于迹者，其心则未尽必可征也。平天下者，必先治国、齐家、修身、诚意、正心。正心者，万事之基也。今国政共和矣，治术繁赜，日绳人民以法治，卒乃专征于迹，弃其心而弗正，航行之无向，卖柑者之务外，是岂不可以已。夫孙公往矣，邦之君子，有法先生之心，揭由迹治心之论者耶？内外如一，心正迹纯，导法治国入唐虞之盛轨。企予望之，企予望之矣！
在这段作文里，周恩来跳出了“治迹”与“治心”的讨论，立足于治国之道，阐述了“德治”的重要性，并归结到对孙中山的治国策略的向往，使文章具有鲜明的现实性。这就使作文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上，而显示出了对当时的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思考。像这样的作文训练，已经不是单纯的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而且也是爱国思想、政治理想和知识结构的综合性的考查与训练，并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我们一直在讨论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的关系，而事实上语文作为一种思维的工具和思想的载体，总是需要系统的文化教育和整个社会思想潮流的支撑，才能保证通过作文这一环节，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条贯的叙述能力、缜密的思辨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周恩来的中学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面临重要的转折关头，从辛亥革命成功，到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兴，尽管封建主义的思想尚未完全退出思想文化阵地，而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已经在教育领域吸引着相当多的教师和学生。正是在这一点上，当时像南开学校这样新型学校，语文教育便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重要阵地，发挥了宣传新思潮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周恩来是当时中学生中的佼佼者，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通过作文教育，帮助和引导学生掌握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并且借助于对学生作文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超越自身有限的生活经验，达到开阔他们的思想、眼光、胸怀的目的，这是周恩来的成长经历中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因素。
此外，南开学校的语文考试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在周恩来主编的1916年6月19日出版的《校风》第35期上，有《纪事》的栏目，刊登了全校四个年级的考试日程表。可以看出，在考试科目中，没有特别的语文（或者说“国文”）这一科，而是以“默文习字”作为语文考试的主要内容。撇开“习字”这一条不说（把“习字”作为考试内容，也是可以给我们启示的，但这里姑不论），单从“默文”来看，大概可以推测出，当时的语文考试想必是把熟练地背诵课文作为一项重要的（抑或是惟一的）要求。也许，我们可以对这样一种教学与考试的方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不可否认，让学生熟练地背诵；是当时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像周恩来这样的十六七岁的少年，会在自己的作文中熟练地掌握这么多的文言词汇、历史和文化素材与文言文的写作技法。
我们还需注意到，与作为课堂教学的国文教学相配合，南开学校还注重采用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独立的创造能力，把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的运用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也作为课内作文的另一种辅助手段。从现存的周恩来中学时代所写的大量文稿也可以看出，作为课程教学的作文也只是占不到一半的数量，除此而外，还有在课外活动中为组织学生参加演讲比赛写作的演说词，以及其他各种不同文体的习作。仅在他主编的南开学校的校刊《校风》上发表的文章、习作，就包括了诗词、散文、小说、故事、剧情梗概、通讯报道、论文（评论）、读后感（观后感），还有许多属于应用文体的启事、纪事等等。这样的写作锻炼，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无论是语文知识还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应该都是大有裨益的。而语文素质和作文能力的培养，对一个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周恩来从青年时代投身于革命事业以后的革命实践，在文件起草、谈判对话、演说报告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杰出的才能，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