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诗的解读分寸——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上册《风筝》教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散文诗论文,为例论文,以人论文,分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野草》是一部无比瑰奇的作品，是诗与哲学的完美结晶。鲁迅自己说，他的哲学就包含在《野草》里。他还说，他的作品并没有全部露出自己的血肉。而鲁迅研究者也大都认为《野草》是鲁迅的思想血肉暴露得最多的作品，只是这“血肉”既是最本质也是最深藏的，即使“暴露”了也未必能够一眼望穿。更何况，鲁迅诗与哲学交融的独特的语言，总是那样含蓄、深沉而又奇崛多姿，不反复品味，总是失之肤浅。但也不是说，《野草》里的每一篇都是那么难以索解的，《风筝》就是一篇比较能让一般读者读懂的精致的散文诗。
给这篇作品确定教学内容，除了必须真切感受文中叙写的两个“场景”——“对精神的虐杀”的现实场景和“对补过的希求”的心理场景之外，不妨根据学生自学(预读)的情况，将释解几个疑难句子作为教学重点，主要集中于以下5个地方：
1.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2.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3.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4.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5.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学生的疑问也主要集中在这几处，其中加点的语句，是解疑的重点。把这5处联系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分布——它们几乎把文本的主要信息，也就是阅读的关键点，都凸显出来了。
第一句，是全文要向读者传达的情感基调。在地上还有积雪的北京，竟然看到天空有风筝浮动，感到十分意外。但作者不说“奇异”却说“惊异”，一个“惊”字，表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惊觉”，惊动了心灵，或者说，是心灵受到了刺激。后面我们知道，风筝的出现，竟刺痛了“我”的一个久远的回忆，使“我”深感“悲哀”。这“惊异”和“悲哀”紧紧连在一起，也就贯穿了全篇，可谓给全篇传达的心声定了弦，这一声“惊弦”，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
当然，这是需要作点解释的。为什么会“惊异”？在别人，也会同样“惊异”吗？于是，就要从故乡的“春二月”说起。那时节，若是在故乡，虽然还是早春二月，但地上杨柳已发芽，山桃已吐蕾，天空中出现孩子们放的风筝，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的“打成”二字，正是表明在南方的故乡，春天的环境、气候与人的活动、爱好，是如此和谐统一，本是容易理解的。可是，此时此刻的“我”，却并非身处故乡，而在四面都是肃杀的严冬，竟然在天上见到了风筝，岂能不感到惊异？
需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来个问句“我现在在那里呢”而不直接说“我”现在“在那里”？(原文应作“哪”的都写成“那”)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惊觉”，是突然发现了让自己吃惊的一件事，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真实存在似的。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刹那之间，却(由“而”字所传出的)唤醒了“我”对故乡的回忆。这里，尤其需要比较的是，为什么在“故乡”和“春天”的前面特别加上了两个定语——“久经诀别”和“久经逝去”？它们连读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滋味？“诀别”是永不再见，“逝去”是永不再来，这是否在告诉我们：长久离开故乡，就再也不想或想不起它了，抑或还有别的意思？但是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故乡”而是“春天”，是“在这天空中荡漾”的“春天”，也就是“风筝”。是“风筝”的出现，让“我”触目惊心，唤醒了“我”一个久远的，而且是不愿意再回忆起，甚至是希望永远将它忘却的往事！“我现在在那里呢”就是惊觉后的怅然若失的自问。
这样一来，就将开头的“惊异”的心情作进一步的渲染，给读者一个强烈的悬念。
接下来关于风筝的往事的回忆，写得既具体、简练又生动、精彩。“我”的嫌恶、鄙视、愤怒、粗暴、傲然，“我”的终于省悟到自己对弟弟的“精神虐杀”，“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的沉重心情，所有这些，都是很容易读出来的。也就是说，从“我”经历的前后对比中，读出“我”的“悲哀”和为什么有那样的“悲哀”，是比较不费力的。如果让学生去讨论，也容易领会，而无须花太多时间。在这部分花时间多了，可能表明教师尚把握不住文章的重点和难点。
这一段却有一个关键的句子：“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意思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无论怎样沉重的心情，最后总会慢慢消失，也就是“至于断绝”，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我”所愿意和希望的；可是结果却是“又不竟”，心仍然“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也就是永远是那样沉重，永远也不会轻松；“对于精神的虐杀”的那一幕老是在跟随着自己。于是乎“我”的“悲哀”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为了摆脱这时刻伴随着自己的沉重的“悲哀”，“我”想到了“补过的方法”，就是“讨他的宽恕”。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不仅这样想，而且这样做了，坚信“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于是“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里的“一定”和“确”，维系着“我”最后的决心和希望。可是结果呢？却是弟弟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一句“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表明的是“我”的彻底绝望。“谎”的反面是“真”，“我”的“希求”是真实的，也就说明“我”对“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悔过心情，是十分诚恳而迫切的，然而结果却完全落空了。
“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这便是“我”的“悲哀”的“无可把握”、永远无法摆脱的最深层的含义，最根本的原因。
目前存在一种误读。有一篇文章认为，弟弟说“有过这样的事么”，是不便说，不会说，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其根据是弟弟并没有全然忘却。为什么没有忘却？就因为“我”对弟弟的伤害既然深重，与之相对应，弟弟的记忆也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而且推测弟弟此时已经大约13岁左右，记忆商数当为89～112，是完全能够记住的。我想，之所以会有这样偏离文本的感知，只缘于对“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这句话的错会。“说谎罢了”的主语是什么？是“无怨”还是“恕”？显然是后者。意思分明是，要求别人在没有怨恨的前提下给你宽恕，那不过是等于说谎。文章不仅明白说了“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还再加上“什么也不记得”、“全然”这些用语，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要是错将“无怨”当做主语，理解成“我”认为弟弟的话是“说谎”，顺着这意思读下去，那就不是“我还能希求什么呢”，而是力图让弟弟说出真话，从而再求得宽恕。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正因为受害者对精神被“虐杀”的忘却，才使“我”感到极其悲哀：一方面是自己未能得到补过的机会，而益增对精神虐杀的沉重感；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的被伤害而竟然忘却的精神麻木，表达了无比的沉痛。这两种深沉感触的交汇与叠加，则使“我”格外感到对儿童教育的启蒙，以及唤醒受伤害者自觉的反抗意识，疗治人的“健忘症”的精神创伤，是何等急切，又是多么艰难。这当然是鲁迅所没有明白说出的，但从“无可把握的悲哀”一句中，我们自可体会到潜在的对人类灵魂的沉重拷问。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总要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寻出一条路来的坚毅的探索者，一个永远前行的“过客”，他最终赋予“我”的，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清醒的选择？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躲”就是躲避，逃避。这里说的不是行动上的逃避，而是心理上的藏匿，也就是麻木和忘却。严冬的“肃杀”可以麻痹人的知觉，冻结一切记忆。用遗忘来解除悲哀，拯救痛苦，这也是常人所常用的办法。鲁迅就曾经说过，在“于我太痛苦”的时候，“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躲”就是一种精神的麻醉法。在“肃杀的严冬”中不是可以忘却“春日的温和”，也因而不复记起那一幕“对于精神的虐杀”吗？从这个“躲”字中我们读出了什么？难道仅仅只是读出了“我”的无奈？是否还更读出了“我”的“悲哀”的无法摆脱的万分沉重？
这已经够沉重了吧？不。作者竟然还不肯罢手，他还要继续追问：“我”真能够“躲”吗？我能够“躲”得进去吗？换句话说，“我”真能够将那一幕“对于精神的虐杀”彻底忘却吗？
回答是如此严峻：“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分明是说：你躲不了的！想用心理的逃匿、精神的麻醉来忘却痛苦，根本是不可能的。“明明是严冬”的“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必将十分现实而严峻地提醒“我”，面对痛苦的记忆，休想回避！这样，“我”的“希求”也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这是一种不可自拔的、完全无助和彻底绝望的“悲哀”啊！
我们正是这样一步步地读出了鲁迅“鞭辟心灵”的无情和“拷问灵魂”的深度。
以上，提供的是一种解读的过程和方法。学生在预习或自读中所发现的疑难困惑，尽管有可能很零散，但更常见的是相对集中，且有规律可循，即聚集于重要或关键的语句，而这些语句，又恰恰是作者思考的重点和行文的关节。它们本身就是互相联系的，是有迹可寻的。因此，如同上述，将5个问题有意识地串联起来，循其因果，综合分析，不但可以解疑，还能进而把握通篇，全面获得文本所传达的主要信息。
那么，究竟《风筝》想要“露”给读者的“血肉”是什么呢？是揭露封建教育和封建家长制对儿童的精神伤害？是对被伤害竟至忘却而无怨恨的感慨？还是表达严于自我解剖、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或者，就像某教材在阅读提示里提前告诉学生的，是一篇抒写“亲情”的文章？
从前面解答疑问的过程，可以要而言之：“悲哀”二字才是这一篇叙写的中心。“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是极言“悲哀”之深沉而无法去除。而造成“悲哀”的原因是伤害了别人，是对幼小者的精神的虐杀(严重伤害)，而这伤害却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补偿，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鲁迅在这里敞露的是心灵无法愈合的伤口，一个永远的痛！它让我们感动的，是做了错事而一旦觉悟，便须自觉付诸行动的真诚的负罪感和救赎心。它不是独属于鲁迅的，据考证，鲁迅的“小兄弟”(周建人)小时候确实喜欢玩风筝，但作为大哥的鲁迅，却从来没有制止，作品所描写的“精神虐杀”的那一幕，则全属虚构。鲁迅会特意编出一个故事来赞美自己严于自省的高尚品质吗？恐怕不会。倒是有一种可能，是借助一个虚构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封建教育的愚昧和封建家长制的残酷，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使它成为全文叙写的中心，需有更多的笔墨去写出它的严重“后果”。“后果”有没有呢？有的，但不是被虐杀者的悲哀，而竟是虐杀者的悲哀。这岂不说明鲁迅的意图既非揭露也非批判么？至于所谓“对忘却和无怨的愤慨”，那恐怕更是言而无据的想当然。请看——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如果不是脱离语境，这一段文字写的恰是“我”的绝望，而不是“我”的愤慨。联系上下文读一读这一句：“我的心从此就宽松了吧。”这是怀着多么急切的希望！听了弟弟的回答之后，结果是“我还能希求什么呢？”又是何等空虚的诉告！某教材的教师用书，摒弃了一些不符合作品主旨的旧的解说，却认为小兄弟的毫无怨恨，鲁迅“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读。造成这样误读的原因，大有可能是出自“鲁迅是国民性的批判者”这一先验意识，一种“抽出而讲之”的习惯性思维。与此相类似的，是见于某些赏析文章对“严冬”、
“肃杀”、“寒威”、“冷气”的解读，认为都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当然是冷酷的现实环境和强大的反动势力。连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也曾持这样类似的看法，如孙玉石：
这种政治和社会的季候的感慨初看上去，似乎与这篇作品所要表现的反对施于儿童天性的“精神的虐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仔细推敲一下，这样描写的意图，还是可以理解的。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里，没有快乐，只有“无可把握的悲哀”。而现实生活中，这种更大的扼杀人性的“悲哀”，仍然在残酷地继续着。那么，我对幼小者的“精神的虐杀”，就不是作为“长兄”个人的过错，而是整个封建的精神与思想的统治必然滋生的罪恶的结果。鲁迅的已经成为历史的自我谴责，也就具有了针对那个社会与精神的批判的历史的深刻性质。(引自孙玉石《鲁迅〈野草〉重释》第115页)
从学术视野的整体观照，孙先生的这一见解，也许不无道理，因为鲁迅始终是立足现实世界的精神界战士。不过从读者接受的立场来说，单是根据作品所呈现的语境和文脉，上述“推敲”似乎有些勉强。这样的“推敲”基于作品思想倾向是“批判的”，而鲁迅的笔锋指向，当然无不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很难说，这篇短小的散文就没有批判现实、批判“自我”(但不就等同于作者)的倾向。当然，对幼小者的童心的虐杀具有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可问题是，《风筝》显然不是用做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它是一首散文诗，其基调是抒情的。与其说“严冬”的描写是象征现实环境，毋宁说是暗喻心理背景或精神氛围；肃杀的寒气，既是故事的因子，更是作为极度悲哀的映衬与烘托，鲁迅在作品后半部分所营造的心理场景与感情气氛，无疑是这篇作品的一大亮色。不读出这个感觉，而只是索求景物的象征和寓意，仍然可能陷入分析作品——尤其是鲁迅作品——的旧套路，这种套路，和今天经常出现在文本解读中的“过度阐释”，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即未能摆脱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规矩和尺度。
现在回到标题：“解读分寸”。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一篇情感内涵如此丰富深湛，而表达又如此摇曳跌宕的散文诗，可谓是“醍醐”，但却不能拿它“灌顶”。像上述的“反封建”内容，可自然触及之，却不要大作发挥，只须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两点：不让弟弟放风筝这么一件小事，为什么会说成是“虐杀”？别人既然已经全然忘却，为什么还会感到“无可把握的悲哀”？这就够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反复朗读，品味一些关键词，然后通过熟读强化对课文的感受。
最后，还可以拓展阅读鲁迅在写作《风筝》之前，于一个月内写的另外两篇散文诗——《希望》与《雪》，也许能够让学生从主题互为关联呼应的三篇作品中，更清楚地体会鲁迅是怎样用他独特的诗与散文结合的体式，曲传他的深广的忧思和深邃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