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聚集金融资源的有效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中心论文,机制论文,金融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年前，当人们听说要在长安街的西侧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金融街时，多数人对这个宏大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应当说，人们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首先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金融业尚处于高速发展的前期，还没有提出需要大片的建筑群来承载其发展的要求。共所周知，那时，沪、深两地的股票市场还在为自己生存的合理性苦苦挣扎，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正在学者的书斋里演绎，僵化且低效率的国有银行体制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保险业刚刚脱离开其银行的母体。至于外资金融机构，则还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观望。总之，人们怀疑，这是一条以“金融”命名的街，在金融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它如何能够名副其实？其次，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刚刚兴起并且很快就至末路的时期。在第一次发展高潮中，中国的房地产业显示出相当大的脆弱性。依然还被南方房地产泡沫的噩梦笼罩着的人们十分担心，在北京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作房地产开发，究竟是不是在吹另一个泡沫？再者，作为竞争对手，刚刚摆脱旧体制束缚的上海正在重温其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旧梦；在南方，新兴移民城市深圳则依靠其与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比邻的地利之便，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中国新的金融中心；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北京的经济相对不甚发达，金融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没有经济优势，何谈建设什么“金融街”？实在说，笔者当时就曾参加过数次有关金融街建设方面的论证会，并曾就与上述几点相类似的问题表达过自己的忧虑。
如今，一切怀疑和忧虑均已成为历史。巍峨耸立的一排排高档建筑物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说明了一切。人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已经是如何谋划金融街的未来发展，如何完善其内部管理，使之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街发展的成功，当然归功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得益于中国金融业的长足进步。然而，所有这些，不过只是提供了一个大环境，一个保证其成功的必要条件。金融街的成功，自有其经营者的独到眼光，自有其管理者高效率的工作；当然，它需要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在这背后，一定有难以胜数的艰辛的故事。局外人可能永远搞不清楚金融街10年发展的具体历程。但是，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街取得如此之成就，它一定遵循了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定是创造了一系列足以吸引国内外众多金融机构聚集于此的优越条件。有鉴于此，本文拟做一些资料收集和汇总的工作：我们将把经济学界有关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探讨做一点梳理。一方面，旨在为金融街的顺利发展提供一点理论上的佐证。另一方面，期望它们能对金融街的未来发展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一、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要为一种类似金融街这种物理化的金融中心的发展寻找理论根据，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当代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特别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已经不太关注这一问题。
因此，关于发展物理化的金融中心的论述，要从上个世纪初期的著述中，而且主要是从有关工业企业区位理论中寻找。
早期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理论注重生产要素和产成品的相对运输成本。在产量给定情况下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因此，如果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生产要素的运输相对于产品来说困难更大，成本更高，则企业倾向于把地址选择在生产要素的集中供应地；反之，则选址在产品市场的所在地。
更为具体的决策过程是追求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通常，企业会构造一个“区位／收入函数”和“区位／成本函数”，用于描述不同的区位选择所导致的收入和成本的相对变化。在这里，“区位／收入曲线”从收入方面来刻画区位选择的影响。它要说明的是，在企业交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税后收入是如何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与之对应，“区位／成本曲线”则从成本角度来刻画区位选择的影响，它重点揭示在不同区位进行生产所耗费的要素和制造成本的总和。显然，最优的区位选择，是那种能使税后利润最大化的区位。
以上所述，谈的是企业如何选择自己落脚的地方。进一步看，企业选址理论还要讨论一旦企业因各种原因，有了迁址的动机时，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这里，最重要的概念是所谓的“沉淀成本”，它指的是企业迁移时所要付出的成本。这些成本既包括不能迁移而招致的损失（如建筑物、土地等），也包括在迁移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损耗掉的成本（如员工、机器、电子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等）。与沉淀成本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不可分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新增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仍然实现其最优化。总之，沉淀成本与不可分性的存在，导致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存在很大的惯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影响企业的选址行为。
对于金融业的选址问题，我们从企业选址理论中得到的启发就是，供给和需求分析依然居于核心地位。
所谓影响金融机构的供给因素，主要指的是那些为金融机构运行所需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经营许可证、专业人才、经营场所、设备以及投入资金的成本。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成本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准入制度有关。毫无疑问，业务限制少、放松管制的趋势明显、工作效率高，可以增加某个地区的吸引力。就人力资源来说，金融机构所需的人工成本并非越低越好，因为金融机构需要的是素质较高并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员通常会索要较高的收入。对于经营场所的要求，金融机构显示出与制造业不同的特点。一方面，金融机构通常可以在现有的办公大楼（特别是那些名声显赫的大厦，或者设备齐全的写字楼）中租用一定的场地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一旦选择要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它们将愿意在建筑物上花费较多的钱财。所以，房地产商通常都会密切关注金融机构选址的动态。但是，不同地方人力资源和经营场所的成本和质量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将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具有良好的信心。当然，这通常也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
资金成本是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在任何一个地方，资金的成本除了取决于可贷资金的市场供求，还取决于该国（地区）对资金管理的各种规制。阻碍竞争或扭曲竞争关系的规制（如限制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会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并由于缺乏多样化经营的可能性而招致更高的经营风险。
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样为金融机构高度关注。毫无疑问，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其长远的发展规划将难以设定和施展——这是阻碍金融机构在当地落户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也不宜将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看作是成本，那些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措施都能有效地降低资金的成本。最后，支付和结算的效率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营运资金的成本。
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金融机构的“沉淀成本”是相对较低的。不过，潜在客户的流失，以及从一个地区或市场退出时造成的声誉上的损失，是金融机构不可忽视的问题。总之，客户关系的损失可能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沉淀成本。因为，迁址之后，很难保证在原经营所在地发展起来的客户关系还能继续保持。
在需求方面，客户联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历史上，金融中心常常与经济中心同居一地，为的是加强双方面的联系。现在，这种需要显然是大大降低了。因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强同客户的联系。但是，（在国际金融中心选择上）时区的差别，以及（在国内金融中心选择方面）清算体系的格局，监管当局分支机构的布局等等，都对金融机构选址造成重要影响。另外，金融领域存在客观的范围经济，如产品的关联成本和关联需求，都是必须考虑到的。同时，金融清算与结算的覆盖领域也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也在选址的考虑之列。
在分析金融机构选址战略方面，有一个因素，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必须认真考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或者是在缩短时间，或者在压缩空间；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金融机构聚合的必要性都会发生变化。举例来说，在“新经济”中，全球范围内使用声像通信连接和自动交易系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最新的发展，使得人们真正可能实现在家中上班的梦想。试想，果若如此，金融机构有什么必要聚集在一个价格昂贵的区域内呢？因此，它们要想离开一个地方，还有什么“沉淀成本”可言呢？当然，至少在现在，金融机构的聚合依然其必要性。第一，IT技术的发展的确会替代一些金融活动，并使得经营地点无足轻重。但是，相比而言，技术固然对二级市场交易产生了极大的替代作用，但对一级市场交易和特殊交易的替代作用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对一级发行业务和特殊交易而言，“关系网”的作用要大得多。第二，技术必须与一定的熟练劳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带来效益。如果一个金融中心是全球金融网络的轴心，通信技术有助于它的集中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熟练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金融中心也很难从这些技术中获益。
二、集中交易能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
经济学对于集中交易的效率一直持肯定态度。学者们普遍认为，如果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时的旅行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这就是所谓城市的聚集效益。
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美国著名金融专家金德伯格指出：“单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类似于增加单一法币的效用。每个地区在对外收付时，并不是分别与其他地区进行结算，而是与单一金融中心进行结算；如此，只需要n-1个渠道，而非n(n-1)/2个，便可完成结算。……法国将商品经销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众多的批判；随着运费的上涨，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货币支付来说，作为一国系统顶点的核心金融市场和作为各国金融中心顶点的单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性是毋庸置疑的。”“金融中心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跨时期平衡个别企业家的储蓄与投资，将金融资本从储蓄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那里，还体现在它可以实现支付，并跨地区转移储蓄。银行业和金融中心履行着交易媒介功能和跨地域的价值贮藏功能。通过一个金融中心，一个不同地区之间可以最有效地实现单笔支付；不论是季节性的还是长期性的金融储蓄盈余和赤字都能得到最佳的匹配。”
建立金融中心并在其中展开集中交易的好处，还在于它提供了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有些学者认为，城市作为生产和生活都非常集中的地方，对于那些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对于那些以互动为必要条件的行业，存在着天然的巨大吸引力。例如，中国的香港地区曾经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小港口。但是，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机遇，使得它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实行自由贸易，香港吸引了大批的商品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球性公司的核心机构。一般而言，公司或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能够建立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具有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联系。高级管理者要求与承担债券发行的分销商加强业务联系，也需要与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打交道。为了避免交易中出现的误会，金融机构或公司间的低层业务人员也需要紧密的联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金融中心以集中交易为其显著特征。正是在集中交易中，产生了可观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
这种效益首先体现为可以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金德伯格指出：“随着高效率支付体系的发展，公司发现，通过集中于大城市的金融中心，利用银行业的交易媒介功能，能节约周转资金余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趋向于在大都市设立财务部门，利用当地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并且可以运用较少的周转资金余额为更大规模的支付提供资金。竞争性日益增加的证券市场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便宜的证券发行机会，同时为资金盈余者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投资对象。规模经济不仅存在于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功能之中，就贷款、贴现和债券而言，规模经济还存在于延期支付的标准功能之中。”集中交易势必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通常，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各种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就越高。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就会产生吸引其他地区的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金融中心来。由于流动性较高，借款人可以支付较低的利率和（或）得到更多的贷款。贷款人则可以获得性质不同的投资。而且，这些投资能在规模更大的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也是贷款人愿意接受较低利率的原因。
在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显然更容易了，这使得一系列的辅助性产业得以共享。当大量金融机构集中在较小的空间中时，银行业内部可以发展众多的合作项目和业务联系。如商业银行的银团贷款业务、金融机构之间的清算和结算的联合服务，如联合的票据结算中心等。所有这些，都将产生大规模的外部经济效应。在这种环境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都可以开拓出众多的跨专业的业务合作关系来。随着大批金融机构的集中和发展，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辅助性产业或社会中介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聚集效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妨看一看经营地点及其集中程度对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竞争能力的影响。对银行而言，人们往往认为放松管制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其实不然，诸如货币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与其他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紧密联系、与中央银行的联系、金融机构之间长期形成的专业技术以及一系列可得到的辅助性服务等外部经济因素，往往显得更为重要。证券市场对参与者的吸引力则在于资本市场的规模、挂牌证券数目和质地、清算与结算的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力度、规章制度的灵活性等因素。保险业得益于有组织的保险市场的存在、经纪公司的存在以及法律和其他辅助性服务的存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它们对集中交易的要求是越来越下降的。
三、影响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素
金融中心形成的基本条件有，政治与经济的稳定、高效的有经验的金融机构体系、先进的通讯设施和良好的监管环境。不同地方的相对吸引力对于金融机构选址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拥有相对有吸引力的成本条件、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明智而健全的监管环境的城市在竞争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市场份额上具有优势，而政府在降低金融机构置业成本、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生活质量、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提供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改善监管环境并制定低税收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动性。于是我们看到，虽然金融中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经济和金融业发展所决定的自然过程，但是，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存在沉淀成本、不可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选定机构所在地后，通常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惯性。因此，在金融中心形成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地方政府在全国统一的监管架构下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当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作出迁入的决定，从而加快金融中心的聚集过程。
监管制度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投资环境质量的主要方面。对准入的限制、对经营活动范围的管理等方面的国际和地区差异，都会对资金的跨地区和跨国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务发展的地理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以上所述的“软环境”而外，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影响金融中心发展的因素至少还有如下3项。
1.经营成本。诚然，成本不是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唯一决定因素。例如，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总能吸引更多的证券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批发性商业银行总是设立在公司聚集的城市而不管其办公楼租金或土地价格有多么昂贵。更有甚者，在中央机构仍然高度管制着资源分配权力的条件下，金融机构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些管制机构所在地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广泛运用，日益激烈的竞争已经明显增强了金融机构对经营成本的敏感性。在各类成本中，“空间成本”如办公楼租金、不动产价格、建筑成本等，成为金融机构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24小时交易网络的建立，能源作为经营总成本的一部分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公共事业费用和能源来源的可靠性成为金融机构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讯服务的可得性、价格、质量和可靠性等，在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潜在吸引力方面也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人力资源供给。人力资源是金融服务业的核心资源。事实上，人才的优势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金融业或金融中心吸收的高等学历人才也比其他行业或地区多。就大学毕业生在员工中所占比重来看，金融业的比率一般为最高，而在金融中心城市中服务的高等级人才又会比全国金融业的一般水平高。金融机构所需人才也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经营和管理人才，都可以在金融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一个同时具有多种类型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区对金融机构、大公司以及各种部门都具有吸引力。
3.电信设施的质量与安全可靠性。电信设施可以定义为所有便利信息传输的设备与网络。对于金融服务机构而言，电信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性。国外的一项调查显示，银行与金融机构平均每年电信费用预算至少比其他行业高出29%。但是，与成本相比，电信的质量与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关键。接受股市或外汇行情信息的任何短暂延迟，一笔资金电子转账交易或结算的失败，可能意味着数百万元的损失。另外，网络银行、电话银行、证券的网上交易的发展，也充分显示了金融市场开发、金融服务分销与金融交易效率的提高对电信服务的高度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