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证主义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实证主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后兴起的科学哲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整个科学的发展影响甚巨，其对经济学的影响也很大。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探讨新实证主义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方法论及其模式
新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方法论，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关于如何严格地确定合理知识的范围上。按照新实证主义者们的观点。这个范围同科学的领域完全一致，即同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取得和论述的知识总和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新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和合理性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等同关系。为此，他们建立了关于合理性标准（或者说科学性标准）。
界定合理性标准，实质上也就是确立合理性标准（或者说科学性标准）的内容，近代的唯理论者（笛卡尔、斯宾诺莎、菜布尼茨等）也试图把这些标准确定下来，以便在此基础上阐明科学知识应具有的理性要求，与近代唯理论者不同的是新实证主义力图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分析，再赋予合理性概念以内容上的意义。为此，他们认为：要阐明合理性的普遍适用的标准，不能利用科学知识的任何具体的历史形式，因为这些具体的历史形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应当为科学建立特殊的理想化的模型，他们认为这种科学的理想化模式应当是：它是由经验的语句组成的，具有精确定义的研究客体，具有概念和规律的稳定体系，包含着严格的、摆脱了主观的和价值因素的真理性标准，带有新的信息，能够借助于数学方式来表示，可以在实践上加以操作和应用等等。这种“纯粹的”、“绝对的”没有被任何心理的或者文化历史成份模糊的科学的理想化模式原型，对新实证主义来说就是二十世纪的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性（合理性）标准的绝对性、不变性（超历史性）原则。把科学知识和其它精神产品分开，真正的科学知识不会随时间而变化，不管它们是什么时候和由谁来完成的、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借助于相同的科学方法获得的，改变的只是技术装备。科学的组织和科学内容的合理结构是不变的，可证实性原则或可证伪性原则是科学高明和合理与否的主要标准。
2、以感性的经验为基础的原则。 人的感性经验是科学知识最终和不容疑置疑的基础，那些根本不能归结为感性东西的知识，不能算作科学的和合理的知识，而逻辑和数学的结论是从原始术语所下定义中推导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数学和逻辑是组织和分析科学知识的形式手段。
3、不依赖于主体的原则。 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特性，完全不依赖于主体，而且有独立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标准，不依赖谁以及在什么时候采用它们，科学知识除了依据这些标准，不应给予任何其它的评价。
4、科学知识在质上的相同性原则。 即是说不管知识来自哪一个科学领域，对其组织和评价的原则是相同的。
5、科学知识普遍适用性原则。 也就是说科学合理性的一切标志和原则，适用于一切合理性理论本身。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实证主义不仅把认识论同科学史分割开来。而且也保证了其认识论不会遭受来自科学史方面的批判。相反，历史本身倒是应该批判的，必须在历史中把科学性（合理性）环节同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神秘主义的思辨以及各种情感的价值与莠草区分开来。因此，对新实证主义来说，传统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知识绝不是合理性（科学性）知识的典范，而必须加以批判和改造，而向其最理想的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的模式过渡。
新实证主义是逻辑实证的经验主义，其理论是逻辑分析方法的膨胀，它形而上学地断定科学知识带有超历史的性质，并因而和具体历史及其主体无关。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新实证主义尽管摆出超然的姿态，声称唯心和唯物之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他们把凡是不可观察的东西都归于“形而上学”，一概排斥在科学之外。如新实证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弗兰克在《物理学基础》一书中就明白地说过：“为了避免任何歧义，严格保持操作意义，要做的最合理的事情似乎是：按照我们日常语言中使用‘物质’这个词的意义来使用‘物质’这个词。这意味着，把一张桌子叫做一块物质，把我们的脑袋叫做一块物质，但不用‘物质’这个词来指象电子或光子这些概念，更不用说‘以太’或‘精神’这类概念了”〔1〕。认为电子不是物，这种论调曾时髦一时， 海森伯在1932年就曾说过：“按照德谟克里特原子失去了象色、味等等性质，它们占有空间，但是关于原子是可接纳的几何学这一最后性质，它们具有几何性质的程度并不比色、味等等更高些。现代物理学的原子只能用一种抽象的多维空间中的一个偏微方程来表示。”〔2〕
新实证主义同实用主义和操作主义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方法论和模式，曾在欧美各国哲学、科学领域到处泛滥，影响十分巨大，按照其方法和模式，抽象的研究者（原则上可消除的科学研究的主体）是被可证实或证伪的标准武装起来的，被用来区分科学上有理性的判断和毫无意认的判断是看其是否建立可证实或证伪的严格的特殊的语言系统和逻辑手段，即是否是用证实归纳概括的方法，并把这些概括简化为经验基础，通过特殊的语言逻辑系统（数学、数学物理式的）来进行可操作的实用的定量分析，并以此来确定研究的知识是科学的范围还是伪科学的思辨。
有关对新实证主义批判的文章和书籍，我国已经出过不少（包括翻译的），笔者在此就不再述说了。本文的目的，只是在于就新实证主义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作些研究。
二、新实证主义影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与新实证主义割裂历史的认识论相反，新实证主义在经济科学的作用与影响主要是与经济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了频繁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冲突，古典经济学理论对此束手无策。这样，试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冲突——经济危机为目标新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这种新的经济理论表现出宏观整体经济的分析特征，故后人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由于社会价值目标的差异或对立，这种新的经济理论亦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和对立——表现为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与之对立的以维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并由此导致了战后东西方敌对的社会实践——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
前者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统一的国家计划和行政力量，试图彻底摆脱经济组织活动的无政府状态，以期消除经济危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或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所谓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地发展。它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在于：它把经济计划上升到国家规模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投入产出的规划和实施把经济理论中数学的应用亦提高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它在迅速集中国家资源、高效解决经济结构均衡和填补经济空白及其它一些难点、重点的经济社会问题上具有非凡的能力。然而它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它不能保证计划的前提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什么是经济生活所需要的，需要多少，怎样保证信息的来源的正确性和传递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尽管可以强制，但受计划失误以及资源信息的约束，其资源配置的浪费和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人为的供给不足和过剩反复交替或同时并存。其次，经济动力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是国家和抽象的计划，结果计划不仅是手段，而且变成了目的本身，计划就是需求，需求变成了国家规定的死的东西，除非国家想改变它，否则它就会被漠视或几十年可以丝毫不发生变动，自然生产也是不例外的，结果，大到汽车产品，小到螺丝钉，国家当初计划是怎样的，那么，几十年后仍就是怎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动力的不足及其主体需求缺乏启动和制动机制，是导致这个体制失败的根源，其在经济上的反映，在于经济活动缺乏经济核算的市场依据，它不仅造成核算不准确，而且也导致了经济统计缺乏科学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号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原因所在。
后者的主要特征则是在不放弃微观动力机制的私人企业和私人利益推动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国家计划干预调控的力量，试图既保留经济活动的基础的私有企业的活力，又能调控到全社会经济有计划的即在保持大致正确的均衡的情况下发展。
要做到放弃对微观主体——企业的计划管制基础的宏观计划控调，这对计划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难度超过传统经济理论的想象。这样，基于简单的宏观经济的数学模型，就不得不更多地引入变量参数进行统计量化分析，以便使经济理论变成可操作的、实用的并可检验的政策主张。同时，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计划对策，亦需要摆脱描述性的传统市场分析而进行更为准确的统计、量化分析，以便制定出企业的可操作性市场对策，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这样，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实践中逐渐产生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也从传统的主要是揭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发展到运用经济理论、预测、控制和操纵经济运行，以求经济的协调，优化快速的发展。
如此凑巧的是伴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学的革命，恰恰是新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一大批深受新实证主义思潮影响的经济学者以及专家，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入到经济学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在今天看来，东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似乎走过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源于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的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实际上东西方都曾出现，只不过由于受社会实践基础以及受新实证主义影响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的不同使得这种变革在西方更充分、更广泛，影响更大而已。
三、新实证主义与西方计量经济学
上面主要是从客观上分析了新实证主义影响西方当代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或背景。而从主观上说这种影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科学哲学学派“维也纳学派”三个主要创始人弗兰克、汉斯·哈恩（Hans Hahn）奥托·诺埃拉托（Otto Neurath）中就有一位是经济学家，即奥托·诺埃拉托。从那时起，一大批经济学家亦开始了运用新实证主义方法论改造传统经济学的工作，这一工作的最终结果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到的，它导致了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即运用经济计量学分析方法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计量学。新实证主义对经济科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一些接受了新实证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看法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上，如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之一的拉格纳·弗里希曾直言不讳地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不能操作和实际运用的非科学的乌托邦理论，他认为：“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而不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字的重要性，实际上能得出和辨护任何‘结论’。例如，在一次衰退中有人可能说：需要削减工资，因为那将增加企业的利润并因而刺激活动。其他人将说：需要增加工资，因为那将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刺激活动。有人可能说：需要削减利息率。因为这将刺激开设新企业。其他人可能说：需要提高利息率，因为那将增加银行中的存款，并因而给予银行增加货款的能力。”〔3〕这样的经济理论自然缺乏其科学性。因此，经济学应“走上自然科学已长期在那里的阶段，即，理论从观察技术得到概念，而理论又影响观察技术的阶段”。〔4〕“现在似乎历史上头一次， 经济理论战线的工作——现在很大程度上采用数学形式——和在外界描述战线上的工作应当互相靠近和互相支持，给我们一种足以容纳具体观察材料的详细理论，并且同时给我们大量观察数据，这些观察是为充实理论结构而计划和进行的”。〔5〕“这里的最关键之点是经济概念的定量化，也就是使这些概念能测量的尝试。”〔6〕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新实证主义有关科学理想化模式的深刻印痕。
其次，经济计量学在强调其操作性和应用性，亦突出表现了新实证主义对其产生的影响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简·丁伯根在表达其经济计量的模型的本质时就曾明确指出：“（1）编一个要考虑的变量目录；（2）编一份变量必须服从的方程或关系的清单；（3）检验方程是否能成立，包括如果有的话， 估计它们的系数。由于特别是（3）的结果，我们可能必须修改（1）和（2），使模型体现的理论得到满意的真实程度。然后，模型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即，解决各种问题。”〔7〕换个说法就是建立模型的目的， 首先是为了说明实际发展的目的。其次是为了找出影响实际发展按某个所要的方向的方式。按拉格纳·弗里希的说法，也就是：经济理论的目标是揭示不同的经济因素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作用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且采取这样的方式做这件事，使结果可以在实践中被用来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操纵经济中的迫切需要的具体东西。”〔8〕
再次，是关于可证实性或证伪性原则的影响，如经济计量学家建立的经典计量模型，曾盛行于70年代以前，然而由于该模型没有正确预测到始于70年代的西方经济的大衰退，按模型亦未制订出好的对策，于是，学术界就此展开了大辨论；结论是，问题出在模型本身，即该模型直接或间接隐含了四大假设：（1）结构参数的先验零约束性和内外生变量的可分性；（2）参数结构的不变性；（3）模型评价的单一性（以拟合优度和检验为主）；（4）动态的稳定性。因此， 在后来的发展经济计量模型技术中，一般都针对性的尽量消除这四条假设。
第四，是非历史的、非主观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经济计量学在构建其理论模型时，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而只是将它们转化为变量目录或设入一个偏好函数（自由式或约化式），或设定为变量目录所引入的方程的约束条件，这样，模型变成了超历史形式，超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东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应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并认为只要政治家能够和专家们合作，那么模型就可以解决政治家想要知道的问题和怎样的解决问题，即确定解决问题的最优办法。”〔9〕
最后，当然也是应当值得提及的新实证主义所提倡的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的语言逻辑表达方式，在经济计量学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如计量经济学常常以感性的经验材料为基础，以少量的假定形成概念或模型，然后，利用数学推理和演绎方法推导出一系列的结果，这些结果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有先后，有层次。从而有别于历史的、经验的、记述的古典经济学。
四、新实证主义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计量经济学的出现源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理论需要，这种需要对产生把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循环理论的动态形式以及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的计量经济学起了客观必然性的作用。而从主观上说，从方法论上讲，新实证主义的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模式则对这一变化起了导向性、规范性的作用。
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来看，已是体现着新实证主义科学模式的经济计量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如当代西方的微观经济学著作多是用数量方程式来推导和说明，而计量经济模型正是利用数据对这些方程进行估计并通过数据利用方程进行预测和计划。至于目前盛行的以对策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则已作为经济计量学的一个前沿问题了。宏观经济学著作也不例外，宏观经济学多是用数理解析式和模型来推导和表述经济理论的，而计量经济模型则以此为基础，引入随机扰动项和其它假设约束，以建立可实施估计预测和检验的模型。这样，各种流派的经济学观点大都在计量经济学中有所反映，而同时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中本身就有不少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事实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政策主张一般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计量模型来估价、预测和计划。也就是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任何一个发展，既是经济计量模型技术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经济计量模型技术的进步。
新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不仅体现在经济计量技术之广泛地与经济理论的结合上，而且也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尊崇，他们认为，经济学不能满足于论理性和理性经验的研究，而必须立足于经济系统经验归纳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和数学的模型和推导，以实现对经济理论的估价，对经济的预测、计划的操作，调控的应用上，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就认为只是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他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生中，经济理论才由于上述的变革说自己对实务企业家或官员有用。“在运筹学和管理经济学的名义下，我们的最奇特的经济工具正在被用于政府企业和私人企业。”〔10〕
因此，新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在其参与意志方面和自我评价体系的偏好上，也显示了与过去的不同。
五、评价
新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其逻辑的数学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历史方法把西方经济学引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引入到物理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轨迹阶段。这样，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在揭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主要是在揭示经济变量关系上，构建经济计量模型以估价经济理论和预测、控制以及操纵经济运行，体现出与传统或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特征。从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论是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都取得了或发挥了广泛而实用的作用，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这种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因此，无论是对经济学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同时还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非历史的逻辑方法，使它在成为世界性的共同知识及其广泛交流上均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然而，在肯定上述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学毕竟是属于社会历史科学的范畴，只有“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为经济学理论发展所需要的范围，它才是合理的或科学的，一旦超出这种范围，就会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岐途。
其一，任何经济数学方法或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应用均离不开各个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形式，试图撇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形式，其模型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经济运动的状况，同时模型也不可能提供社会的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从最优化问题可以看出，在经验数据充分的情况下，模型提供的解只可能是短期的，它不能表明从一个长期来看是合理的或最优的，而要在缺乏尚未出现或少量经验数据情况下，通过模型去寻求一个长周期的最优解，这是模型成立的条件所不允许的。
其二、经济系统对运用经济理论的人而言，并非是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一个既外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包含每一个个人的内在世界，建立和运用经济理论模型时，不可避免会使经济系统发生改变，这样，模型所面对的对象就会发展改变，模型的约束条件和经验数据的变化便导致了经济时空中因果描述不再适用，而必须运用几率的描述方式来把握，这样，超历史的唯理主义经济学就逐渐变成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了。
其三、日益用数学方式表述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造成了对经济学研究和理解的误区。一些研究者离开了经济学之对数学形式的客观要求，而纯粹追求一种不合逻辑的形式模仿和类比或拿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定理简单地套用于经济学的对象之中，例如物理学中有能量守恒定律，如是便有人提出了购买力守恒定律，物理学中有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于是经济学中亦有了不确定性原则，等等。又如一些经济学著作毫无意义地把一些用简单语言可以表达清楚的关系故弄玄虚地用一大堆数学符号和公式重复、繁琐地表现出来，结果，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对经济学的这种枯燥、烦锁表述方式的反感，本来经济学依靠数学方法是为了提高分析技术形式化程度，结果变成为了形式而不管内容的做法。这种情况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教学中也存在。如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认为生产函数一向是错误教育的一个有力工具，因为这个概念对问题的表述有一种消极性的效应，所谓o＝f（l，c），l是劳动的量值，c是资本的量值， 0是商品的产出率，就短期而言，这似是一个正确的处理办法，但长期来看，这种处理是不妥的。因为我们不能把资本存量的变化同自然条件的变化区别开来，而且资本对劳动的比率的任何变化，都会牵扯到生产方式的改组，从而使原来公式中的资本无论在形式和结构上都会发生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函数中是看不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研究的对象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将如何发展下去。〔11〕而在一些经济学的比较研究领域，类似的误区也存在。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经济概念的定量化，以及数学表达方法在新旧经济理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新旧古典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已得到应用，而忽视了数量方式之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革命性的变化。
最后，经济计量模型存在着本身的局限。也就是说它不能同时解决经济活动需要解决的许多平行的目标（同等重要的，而又必须同时解决的目标）。如经济协调在经济理论中一直是一个中心课题，这一问题的困结在于我们没有根据对任何一种商品说均衡，因为任何一个商品的市场中的供求依靠其它商品的价格，经济的全面均衡，不能分解为各种商品的分别均衡。再如竞争均衡尽管产生帕累托效率的资源分配，但它却决不意味着财富分配的公正，它可能给一些人造成巨大财富，而使另一些陷入极端贫困。如此等等。另外，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经济行为，而人的经济行为在一些人时候表现为理性行为，而在另一些时候则表现为情感的行为，我们既无法确定它们的比例，也无法度量它们的关系，至少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中，我们无法摆脱这种限制。
注释：
〔1〕P.Frank:Foundation of phys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rgo press 1946.P.58
〔2〕W.Heisenberg:on the History of the Physical Interpretion of Nature,in philosphical problems of Nuclear science,london:Faber,1948.P.38.
〔3〕〔4〕〔5〕〔6〕〔8〕〔9〕拉格纳·弗里希《从乌拉邦理论到实际应用：经济计量学的例子》转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第17，第17，第18，第18，参见第25—44页。
〔7〕简·丁伯根《模型的用途：经验和前景》转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10〕保罗·A·萨缪尔逊《分析经济学中的最大原理》转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版本同上）第69页。
〔11〕琼·罗宾逊《经济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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