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莎学简史》再补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莎士比亚论文,简史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士比亚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道不尽的话题。由于有关的大量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和书籍中，不可能一时搜集殆尽。孟宪强先生的力作《中国莎学简史》，对“莎士比亚在中国”这一课题做了广泛的研究，但限于资料，有关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历程的事实多有疏漏，我们曾撰文加以补遗。（注：《（中国莎学简史）补遗》，《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4期。）最近又发现了一些资料，特再做补遗。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版的一些报刊上，连续刊载有莎士比亚的图像。除《新民丛报》第三年第十一号，刊载有英国大诗家莎士比亚的图像外，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八期，卷首世界名人肖像栏刊登有大诗人及大戏曲家莎士比亚的肖像。（同时刊登的有英吉利第一大文豪司各脱的肖像）出版于上海的刊物《礼拜六》第五十二期卷首图画世界著名诗翁莎士比亚纪念品栏中，刊有莎翁真像、莎翁石像、莎翁墓志。这些图像的连续刊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对莎士比亚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图片中，已把莎士比亚并称为“大诗人及大戏曲家”。
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去外国的中国留学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感兴趣。1877—1878年与严复同去英国格林威茨海军大学学习的刘步蟾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注：详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学欧洲的辜鸿铭，到1870年夏天已记熟了莎士比亚37部戏剧，他曾说：“原来学《浮士德》，感到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并不好懂，现在看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比较好懂。至于文字莎士比亚和浮士德都美妙极了！”（注：详见徐虹主编：《北大四才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1911年—1914 年在德国、法国、英国学习过的陈寅恪先生，归国后于1917年把一部原文本《莎士比亚集》送给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的侄儿封怀，这部《莎士比亚集》是陈寅恪当年在英国读过的，每个剧本后有他用文言文写的评语。他们叔侄二人还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9页。）吴宓先生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买了一套名家注释汇编本的十九巨册的《莎士比亚全集》，书价为美金六十元（当时一天伙食费相当于一美元，六十美元亦为相当大的破费，大概是两个月的伙食费）。吴宓将此书于1947年以低价售与孙大雨。（注：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1页。）
在本世纪上半叶，日本是中国了解、熟悉莎士比亚的重要渠道之一。1895—1904年留学日本的刘珏（笔名濯足扶桑客），在其写作的《增注东洋诗史》的一首诗中吟诵道：“坪内逍遥是我师”，在评注里，刘珏又写道：“然自坪内逍遥所著《该撒奇谈》一出：而天下遂喜新厌旧矣。”（注：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按坪内逍遥（1859—1935 ）系明治年间日本著名文学家，曾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裘力斯·凯撒》节译成日文，全称为《该撒奇谈自由太刀馀波锐锋》（题名为歌舞伎式，简称《该撒奇谈》），对当时日本民权运动起过宣传鼓动作用。从诗句中可见刘珏读过这部译作，并大加赞扬。据丰子恺回忆，1918年李叔同出家时，曾把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读过并作有笔记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赠送给丰子恺。丰子恺认为李叔同的戏剧活动曾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注：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原载1943年《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63期，后辑入《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20世纪初年留学日本的苏曼殊，在1910年6月8日致诗人高天梅的信中写道：“大著精妙无伦，佩服！佩服！纳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屈原）、太白（李白），师梨足以合义山（李商隐）、长吉（李贺），而沙士比尔（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费劳（郎费罗）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苏曼殊在1912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第七章中，又谈到莎士比亚，他认为：“拜伦犹中士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莎士比亚）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雪莱）犹中土李贺，鬼才也。”从以上的论述，可见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熟悉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风格。
1933年9月出版的《文学》第一卷第三号上， 发表有谢六逸写的《坪内逍遥博士》，（后辑入陈江、陈康初编：《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谢六逸在二十年代初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中根据他在日本的见闻，论述了坪内在日本翻译出版四十卷《莎士比亚全集》的经过，着重评价了坪内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经验。当时中国对日本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十分重视，《文学》杂志这一期上，还有一则新书出版消息——日本出版《新修莎士比亚全集》（豪华廉价版出版）。《译文》新1卷第4期（1936年6月出版）发表有日本学者本多显彰写， 于执钟译的《德国人与莎士比亚》（主要评述莎士比亚作品在德国的流传）。
田汉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已熟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后来他译的《哈孟雷特》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发表， 此为中国第一次用剧本形式以白话翻译莎士比亚的剧作。此后田汉又表示打算翻译莎翁的十部剧本，这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宗白华在1923年4 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4卷2期，致舜生守昌（即田汉）的信中，称赞道：
寿昌创造的计划也是可惊，他排除时髦的趋势，从事翻译莎士比亚同沫若介绍歌德，都使我非常欢喜。我向来主张文学非从第一流的天才下手不可，我近来看了些肖伯纳的剧，实在不发生特别的意味，从前，我读《浮士德》，使我的人生观一大变，我看莎士比亚，使我的人生观察一深刻；我读梅特林，也能使我心中感到个新颖的神秘世界。从前的文学天才，总给我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我想寿昌的剧本能设法国内组织上演否？将来民间文学运动最大的工具还是戏剧呢！
田汉译的《哈孟雷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单行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少年中国》四卷一期（1923年3月）在新书介绍栏中， 关于田汉译的《哈孟雷特》写道：田汉“用口语译出苦心经营费时半年以上，有读莎士比亚剧本者，当以先睹为快也。”《少年中国》四卷十期（1924年2 月出版）新书介绍栏中又介绍说：“《哈孟雷特》谈剧文学者必读之古典也。”“《罗米欧与朱丽叶》莎翁诸作中最哀艳之神品也。”有人称赞田汉是莎译“这条路的一个先驱（pioneer）”。 （注：焦尹孚：《评田汉君的莎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载《洪水》第1卷9期、10与11期合刊（1926年）。）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对中国的戏剧论和文学创作发生了影响。1904年蒋观云在刊行于《新民丛报》第3卷第17 期上的《中国演剧界》一文中，提出中国必须重视演出悲剧时，就援引莎士比亚的戏剧作为例证。他指出：“今欧洲各国，最重莎翁之曲，至称为惟神能造人心，惟莎翁能道人心，而莎翁著名之曲，皆悲剧也。……夫剧界之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而欲保有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1914年《小说月报》第5卷第1、2号上发表了黄远生写的《新剧杂论》， 此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戏剧理论，其中“说脚本”部分，就以莎士比亚作品作为例证。认为莎士比亚等人“所以得为作家，皆以执笔时，心中有最大条件，即著成后一字一句皆能上舞台，藉托俳优，播于座客故也。”
马君武在其诗中常以典实入诗，如1913年写作的《自由》一诗中，就有“莫问森林问自由”，此句是引用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典故。徐枕亚191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玉梨魂》的女主人公白梨，曾用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注：此诗句见《罗密欧与朱丽叶》三幕五场，梁实秋将此诗句译为“让阳光进来，让生命出去”。朱生豪译为“让白昼进来，让生命出去”。）为爱人送别。
在讲到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我们更要注意莎士比亚剧作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影响。对此《中国莎学简史》很少涉及。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胡志毅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做过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 （注：《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辑入田本相主编：《中国话剧研究》第3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版。）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二十年代，曾是中国诗人喜欢模仿的一种体裁。闻一多、朱湘等人都尝试过。如刘梦苇的《妻的情》就是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式用韵写成的。
满室的空气沉重而凄惨；
中央陈列着墨黑的棺材；
棺材上花环的颜色黯澹，
显示的消息是死的悲哀。
在这样悲哀的重压之下，
你看那哭夫的人多可怜！
她纵不是你自个儿的她！
我信同情总有点在人间。
那女人哀哭得不想再活，
一口一声要跟丈夫同去，
她的长发忽被棺材挂着，
她惊骇得连忙吐出真语。
她说：夫君呀，请你不用拉，
让我留下再嫁给别人家！（注：梦苇：《妻的情》，1926年4 月22日《晨报·副刊·诗镌》。）
这首诗作者特在标题下注明：“试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用韵”。诗仿得并不成功，然而代表了一种风气，反映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莎士比亚作品对中国诗坛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这种影响还包括旧体诗的创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者屠岸1983年1 月20日写有《题莎翁十四行集译本·赠友人》
一卷奔云十四行，莎翁驰骤出苍茫。
赤铜做蕊佳公子，白雪珊瑚俏女郎。
逝鸟啸鸣三岛文，飞星坠落汉程长。
半生译事春宵梦，难得诗人细品尝。（注：辑入屠岸：《萱荫阁诗抄》，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云南师大外语系毕
教授1993年出版的《英美名诗评介》一书，开首的第一篇即为《第十二夜》所载的《青春曲》的中译旧体诗，内容如下：
Carpe Dien
青春曲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威廉·莎士比亚
此曲见于莎翁喜剧《第十二夜》。因是剧初演，后于圣诞节十二夜，亦为当时佳节，故即以为剧名。名极质朴，而情节则诡谲之致，其诗翁之故弄狡狯欤？诗述为欢当及时之意，颇与唐杜秋娘“劝君惜取少年时”之旨相似也。
O Mistress mine,where are you roaming？
O stay and hear! your true—love'coming
That can sing both high and low;
Trip no further,pretty sweeting,
Journeys end in lovers' meeting——
Every wise man's son doth know.
徘徊将何往？一语持问卿。
情郎已来到，止步且倾听。
郎君好歌喉，抑扬有清声。
盈盈多娇女，切莫再前行。
恋人旅途上，良会是终程。
天下慧心人，人人心自明。
What is love?' It's not hereafter;
Present mirth hath present laughter;
What's to come is still unsure;
In delay there lies no plenty,—
Then come kiss me,Sweet—and—twenty
Youth's a stuff will not endure
爱情意云何？爱莫待今后。
今朝赏心事，此日勿虚负。
未来殊渺茫，一切难凭守。
欢乐当及时，延迟将罕有。
娥娥妙龄女，前来吻我口。
惜此青春时，青春岂永久。
译者按语中提到的杜秋娘的诗即《金缕衣》（唐诗三百首的最后一首）系无名氏作，是中唐广为流行传唱的一首歌曲。杜秋娘传唱过：“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毕教授认为《青春曲》颇似《金缕衣》，这也是一种文学比较，现今有的学人认为《金缕衣》是一阙“青春与生命的奏鸣曲”，因此毕教授这一比较是有道理的。
在三十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对莎士比亚颇有研究，多有论述。（对此《中国莎学简史》第27页，只很简略的谈到；在《中国莎学人物小传》中也没有列传）宗先生曾写有广播演讲稿《莎士比亚的艺术》（刊于《戏剧时代》1卷3期，1937年8月1日），在此稿中，宗先生分析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和他以前和以后的古典剧的不同及其特点。指出莎士比亚的剧作有下列特点：取材于前人的剧本或小说：在情节上欢喜陈述一事全部的开始和发展；悲喜剧的融合；在极沉痛的悲剧中掺进了无数的幽默和滑稽；爱用强烈的光明与阴影的对照；艺术的中心与高峰在“性格的描写”；全剧有一种“情调”的创造。后来，宗先生又写了《〈关于奥赛罗的演出〉等编辑后语》（刊于《时事新报·学灯》，《国立戏剧学校演出‘奥赛罗’专刊》，1938年6月26 日）。宗先生在此文中，称赞《奥赛罗》是超时有永久价值，表现永久人性的名剧。他藉此剧的演出，呼吁抗战期间“我们在遍体伤痍之中，不要丧失了精神的倔强和努力。”1938年7 月宗先生还写了专文《我所爱于莎士比亚》（刊于《时事新报·学灯》第5期，1938年7月3日）。 宗先生在文中高度评价了莎翁戏剧作品在创造人物性格方面的成就，指出：“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他那无可企及的丰富的创造力，以风起泉涌般的自然的力量，他创造了半千数的不同生动的性格，有血有肉，形态万千。”宗先生在文中，还称赞了莎翁作为文学家所表现的社会洞察力，对此，宗先生写道：莎士比亚“他看见人心里面地狱一般黑暗、残忍、凶狠、妒嫉、利欲、权欲，种种狂风似的疯狂的兽性。但他也看见火宅里的莲花，污泥里的百合，天使一般可爱的‘人性的神性’。”另外，宗先生在《〈文学应该表现生活全部的真实〉编辑后语》（刊于《时事新报·学灯》第5期，1938年7月3日）， 《悲剧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刊于《中国文学》创刊号，1934年1月）， 《〈屈赋中的鬼神〉编辑后语》（刊于《时事新报·学灯》第65期，1939年12月16日）等文中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也有所评论。
莎翁十四行诗在中国的翻译，曾引起宗白华先生的重视。梁宗岱将沙翁的十四行诗部分译中文，发表《时事新报·学灯》第64期（1939年12月18日），（注：《中国莎学简史》第130 页讲梁宗岱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初在1942年发表于《民族文学》上，显然这一讲法不准确。）该刊同期就发表有宗先生的《〈莎士比亚底商籁〉编辑后语》。后来，梁宗岱又译出莎翁十四行诗六首，刊于《时事新报·学灯》第65期（1940年1月15日），宗先生又写了《编辑后语》。 在这两则后语中，宗先生既称赞了莎翁的诗作，又肯定梁宗岱的中译，说“这些商籁使我们窥见人间最不容易窥见的人心，而莎士比亚更可爱了。梁先生的译诗亦复可爱。”（注：宗白华先生这些有关评述莎士比亚作品的论文都辑入《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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