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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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周 同1, 刘俊升2*

1.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中国上海 200234);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中国上海 200062)

[摘要 ]目的 考察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及儿童心理弹性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儿童孤独感量表、儿童抑郁量表、儿童自我知觉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514名小学4~6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① 儿童感知的父母婚姻冲突与孤独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② 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受儿童心理弹性的调节。当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较低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较高,父母婚姻冲突无法预测儿童心理适应。而当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较高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较低,父母婚姻冲突可正向预测儿童心理适应。结论 儿童心理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

[关键词 ] 婚姻冲突; 心理适应; 心理弹性; 调节作用

有关父母婚姻冲突(marital conflicts)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1]。父母婚姻冲突是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语言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2]。研究结果[3]表明,婚姻冲突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证据也表明,长期处于较高父母婚姻冲突水平下的儿童,会出现更多的睡眠问题[4]和饮食失调行为[5]。心理适应是指个体使自己的心理状态适应环境要求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6],以往研究[1,7,8]中多用自尊、孤独感、抑郁感、焦虑等指标综合测量个体的心理适应水平。其中,孤独感是指个体对现有社交关系感到不满所产生的主观情绪感受[9]。抑郁感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绪体验[10]。自尊是个体基于自我评价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11]。面临更多父母婚姻冲突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心理适应不良的特点,因此,研究者们试图寻找一些可能的保护性因子以降低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

[10]新华社:《从数量激增到质量飞跃 中国立法进入转型新阶段》,2014年10月17日,http://www.ccdi.gov.cn/special/18jszqh/jjqh_sizqh/201410/t20141017_28892.html,2018年3月5日。

儿童的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很有可能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心理适应之间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所谓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持或很快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12],是“自我调适机制”的成功应对[13]。研究结果发现,心理弹性能够作为情绪行为问题的重要保护因素[14],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15]。Garmezy等[16]在1984年提出了心理弹性的保护模型(protective model),该模型认为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调节危险因子对发展结果的消极影响。许多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模型的理论假说。如Pietrzak 等[17]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丰富的心理资源,这些个体在面对压力环境时能够及时调用其心理资源,应对困难并走出逆境,表现出良好的适应结果。朱清等[18]对汶川地震后幸存青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在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中较小。

而对于心理弹性较低的个体来说,负性生活事件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鲜少有研究者在此方面做出探索。但有学者就此提出相关理论框架。如Glantz等[1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弹性框架模型。该模型认为内部心理弹性因素(认知、精神、行为、身体、情感)与情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个体心理弹性过程,并可能出现3种结果:心理弹性重组(resilient reintegration),即达到更高弹性水平;动态平衡重组(homeostatic reintegration),即回到原有弹性水平;以及适应不良重组(maladaptive reintegration),即不能表现出心理弹性过程,个体心理功能停留在较低水平。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20]将关注点放在家庭环境中的危险因素对个体心理弹性发展的影响上。考虑到这一因素,同时结合Garmezy等[16]的心理弹性保护模型和Glantz等[19]的心理弹性框架模型假说,本研究认为,心理弹性可能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不良之间起调节作用,其中,心理适应采用了孤独感、抑郁和自尊作为测量指标。具体来说,对于拥有较高水平的心理弹性的个体而言,心理弹性可能会作为一种保护因子,减弱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不良影响。而对于较低水平的心理弹性的个体来说,儿童心理适应可能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打破父母婚姻冲突的不良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者

为进一步理解调节作用的本质,采用Aiken等[29]的作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考察父母冲突对心理适应的预测效应(图1)。结果表明:在高心理弹性调节下,父母婚姻冲突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儿童心理适应不良,表现为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越高,儿童心理适应越差;在低心理弹性调节下,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效应不显著,但相比于高心理弹性调节组,心理适应不良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1.2 工具

1.2.4 儿童自我知觉量表(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SPPC) 采用丁雪辰等[25]修订的SPPC测量儿童的自尊,量表由36 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5 点记分(1~5分),包含社交自我觉知、认知自我觉知等 6 个维度。本研究选用一般自我觉知这一维度(如“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喜欢自己”等),计算6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自我知觉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1.2.2 伊利诺斯孤独感量表(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ILQ) 采用 Asher 等[22]编制的ILQ测量儿童的孤独感。量表总计24 个条目,其中 16 个关于孤独和社会不满的条目(如“没有什么人和我一起玩”“我没有任何朋友”等),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条目(如“我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等)。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1~5分),经过反向题转换后,计算 16 个关于孤独感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孤独感越高。ILQ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2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

各研究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如表1所示。

1.2.1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 采用池丽萍等[21]修订的CPIC测量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该量表共7个维度,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冲突程度分量表测量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该分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如“爸妈在家里经常互相指责、抱怨”“爸妈争吵时会摔东西”等),采用Likert 5点计分(1~5分),计算分量表总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越高。修订后的CPIC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被试者群体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5。

问卷以班级为单位,由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主试,集体施测。在被试者阅读过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参加本次研究后,被试者在计算机上登录网页回答问题并提交问卷。在指导语中,向被试者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并承诺会对被试者的所有信息保密。

1.2.5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采用Yu等[26]修订的CD-RISC测量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量表包含25 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点记分(1~5分),包括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精神影响等5 个因素。计算25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心理弹性越高。CD-RISC能有效区分高心理弹性组和低心理弹性组[26]。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1.3 研究程序

依米珠单抗皮下注射吸收半衰期为 (1.7±1)d,皮下注射1 mg·kg-1的绝对生物利用度为80.4% ~93.1%,腹部、上臂和大腿不同部位皮下注射的绝对生物利用度相近,表观分布体积11.4 L,表观消除率 0.24 L·d-1, 消除半衰期为 (27.8 ± 8.1) d,依米珠单抗的表观消除率和分布体积随患者体重增加而增大[9]。依米珠单抗的药动学特性不受年龄、种族、体内FⅧ抑制物水平及轻、中度肝损伤的影响[9]。

2 结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2.3 儿童抑郁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采用Chen等[24]修订的CDI测量儿童的抑郁水平。量表由14 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s 3 点记分(1~3分),内容涵盖睡眠失调、食欲不振、自杀意念等多种典型的抑郁症状。经过反向题转换后,计算14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分数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CDI曾多次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24]。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表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以性别(男、女)和年级(4、5、6年级)为自变量,心理弹性、孤独感、抑郁、自尊和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为因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Wilk ’s λ =0.97,F (5,478)=2.88,P <0.01,η 2=0.04;年级主效应显著,Wilk ’s λ =0.94,F (10,956)=2.41,P <0.01,η 2=0.03;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Wilk ’s λ =0.94,F (10,956)=2.32,P <0.01,η 2=0.03。

参照Kingsbury等[27]的做法,将孤独感、抑郁和自尊得分转为标准分,并合成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测量指标。采用分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考察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对上述预测作用的调节。检验心理弹性对父母婚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调节。参照温忠麟等[28]的建议,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层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受到心理弹性的调节。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和心理适应各指标的相关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心理适应各指标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各指标能够反映儿童心理适应的不同方面。此外,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程度与孤独、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儿童心理弹性与孤独感、抑郁以及父母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3)混凝土中的微毛细孔和大毛细孔都对粉煤灰混凝土的水(气体)渗透性的影响较大。微毛细孔与水(气体)渗透系数呈负相关的非线性关系,大毛细孔则与其呈正相关的非线性关系。相较于总孔隙率,混凝土中不同孔径的贡献孔隙率可以更直观地反映这一现象。

表2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弹性和心理适应各指标之间的相关

注:P <0.01

2.2 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单因变量方差分析表明,儿童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性别差异显著:F (1,486)=11.31,P <0.01,η 2=0.02。男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孤独感年级差异显著:F (2,485)=9.25,P <0.01,η 2=0.04。事后比较结果表明,6年级孤独感显著高于4年级和5年级,而4、5年级之间儿童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交互作用方面,抑郁的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 (2,487)=4.01,P <0.05,η 2=0.0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女生的抑郁存在年级差异:F (2,222)=3.81,P <0.05,η 2=0.03,6年级抑郁得分显著高于4年级。而男生抑郁水平不存在年级差异。

表3 心理弹性对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不良关系的调节作用

注:P <0.001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芜湖市两所小学4~6年级的学生作为最初被试者,共514名学生。在剔除了3个标准差之外的异常值后,得到 488名儿童的有效数据,其中男孩 265名,女孩 223 名,被试者平均年龄(10.85±0.91)岁。

注:P <0.001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心理弹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心理弹性的儿童,父母婚姻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而对于低心理弹性的儿童,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适应不良的预测效应不显著,但其心理适应不良的水平显著高于高心理弹性的儿童。也就是说,随着父母婚姻冲突程度的上升,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在高心理弹性条件下还是上升的,但相对于低心理弹性的儿童,其心理适应的总体水平更好。所以,心理弹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带来的损害。这一结果验证了Glantz等[19]在心理弹性框架中提出的适应不良重组(maladaptive reintegration)假说,即由于个体本身心理弹性水平较低,无法良好度过环境中的危险因子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体心理适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有研究者[30]在该心理弹性框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在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中,保护机制的产生过程不是避免外在负向环境的影响,而是利用个人力量及环境资源,来减缓危机事件的影响,促进个体内在资源的开发,促使个体变得更有能力面对困境。对于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危险因子而言,有研究结果[31]发现,危险因子倾向于群集并相互作用,即若个体生态环境里一旦出现某种发展危险因子,则出现其他发展威胁因子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这样的结果是,危险因子往往多个同现或相继出现。例如,在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较高的家庭环境里,父母在面临冲突时,往往会情绪不稳定,相比于和睦家庭,与孩子愉快交流的时间会减少,进而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系统的不安全感,或许会沉迷于电玩或与不良同伴交往,而面临更大的危险等。因此,对于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个体而言,他们能够利用的个人力量和资源本身有限,心理弹性作为其保护性因素,本身不足以承受太多的压力,危险因子的群集相互作用更增加了这类儿童面对更多危险因子的可能性,进而表现出的结果就是儿童心理适应水平始终较低的结果。

第五天清早,我噙着泪水,告别了我的毛毛。走了好远,我回头望,远方那座青山渐渐模糊,山顶那棵黄桷树也只能望见一点儿影子了。这是一块伤心地,我来去匆匆走过一遭,除了把亲生的骨肉撂在这儿,其他么事都冇留下。转身离去,把忧伤撇在身后,我晕晕乎乎地往前走。两天后,我来到了蕲州对岸的长江边儿。坐在江堤上,望着茫茫大江,我的头里边好像也是一片迷茫。我这大老远跑出来是为么事?现在我是要回河浦吗……见到大梁,他会埋怨我吧?我也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狼剩儿冇找到,又把怀的毛毛给丢了,我还有脸再见他吗……江涛声声,江风阵阵,堤脚的防波林,树叶迎风招摇,像一大片绿色的冥幡……

而对于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儿童,虽然其心理适应不良的程度更低,但父母婚姻冲突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关于心理弹性的理论[12,21]和实证研究[15,20]都发现,在个体心理弹性的形成过程中,良好的家庭环境因素(如“有序的家庭环境”“积极的角色模型”“较低的家庭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具有跨危险情景(如战争、自然灾害、身体疾病等)的一致性[32]。而父母婚姻冲突则是影响家庭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父母婚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影响逐步增加的结果。此外,有研究者[13]提出,心理弹性是环境中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共同整合的结果,但表现出心理弹性的这一整合过程可能会被推迟,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保护性经验的增多,逐渐表现出心理弹性水平提高的情况。以往研究[14,18]被试者的年龄段大多为青少年或成人,而本研究的被试者年龄集中在童年晚期。心理弹性对个体心理适应不良的影响,可能具有年龄特异性。

1987年,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令,政治、社会、文化都逐渐开放,原有的歌曲审查制度被废除,所有“禁歌”全部解禁。[18]自此开始,台湾的流行音乐拥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1998年底,全球五大唱片集团全部进驻台湾地区,[19]905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个人演唱会亦蓬勃发展。

朱熹提出这种看法是有针对性的。事实上,方崧卿《韩集举正》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惟石”甚至“佞石”之病。韩愈《郓州溪堂诗并序》有句云:“惟郓也,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韩集考异》卷五《郓州溪堂诗并序》于“四邻望之”下有校记云:

本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理弹性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关系间的影响作用,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的数据来源比较单一,缺乏不同来源数据的汇聚验证。最后,本研究只考察了父母婚姻冲突这一单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未来研究应借助追踪研究设计,从多个来源搜集数据,并综合考虑家庭其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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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children ’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oderating effect of children ’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ZHOU Tong 1,LIU Junsheng 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 2.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14 children from grades 4th, 5th, and 6th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 children,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Results ① The marital conflict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esteem. ② The influence of marital conflict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was moderated by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i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alleviat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s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onclusion As a protective factor, resilience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Key words ]marital conflict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resilience; moderation effect

doi: 10.3969/j.issn.2095-4301.2019.01.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SH039)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刘俊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jsliu@psy.ecnu.edu.cn

收稿日期 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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