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理时代情理审美关系的畸变*——略论宋代理学对文学的深层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畸变论文,理学论文,宋代论文,情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学对文论的深层影响：理本意识、理性思维、理欲之辨
理学作为宋代的重要社会思潮和理论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和宋诗的理性化倾向也产生了潜在深层影响（注：这里不专论理学，只就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理与文关系、理与情关系）问题作简要分析。关于宋代理学的本体理性，可参详拙文《从整合化到转型化——略论宋明和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演变》，载于《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试论中国理性观念演变中的共轭关系》，载于《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宋代理学思潮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本体论方面的理本意识、思维论方面的思辨理性和价值论方面的理欲之辨。
首先分析本体论方面的理本意识，此即以理为本以论理为宗。宋代理学从周敦颐到二程（程颢、程颐）到朱熹发展为完备而精致的理论结构体系。在程朱那里，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伦理理性（或称为道德理性）被提升为本体范畴而与宇宙本体相统一，使伦理理性获得了宇宙的伦理本体的属性。程朱赋予伦理理性以形而上性质和本体论意义，其天理本体论实质上是宇宙的伦理本体（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的统一，德性与理性的本体同一），使伦理理性获得了先天宇宙精神的意义而成为神圣至上的宇宙极则和万古长存的天理。如果说理学家的天理本体论把伦理理性与本体理性统一起来，解决了儒家伦理学以哲学本体论为依据的问题，那么理学家的“理体”、“理观”意识则是用天理本体论来观照理与文的关系问题。所谓“理观”就是以理观世而淡化自我、以理观文而淡化情感，并由理观意识发展为以理为本以文为末的理本文末论。从古文家的文以明道论到理学家的文以证道论（即理本文末论），文学的工具论也就变成本体论了。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注：《通史·文辞》，第二十八。），把道与文的关系视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这种道是以内省性的心理义理、道德涵养取代外向性的政治事功、经世致用。邵雍提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注：邵雍：《观物外篇》，第二。），主张以理体之物观摒弃有我之情观，排除一切主观自我的私念情好，以清明皎洁的心性去观照外界事物。他要求以物观物而不牵于物，吟咏情性而不累于情，并以此批评当世诗人“发于喜怒”、“出于爱恶”而“大率溺于情好”，并感叹“情之溺人也基于水”（注：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他的物观说强调“观之以理”，即用本然理体去观照外物，实质上是一种“理观”，以理观物消泯自我淡化情感，也就是以理观屏蔽情观。邵雍在理与情关系上是以理代情，在理与文关系上则是主张理本文末，“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击壤集提要》。）。程颢、程颐提倡“吟咏性情，涵畅道德”（注：《二程外书》卷三。），强调作诗抒情是为了内在涵养德性而非为了外在政教目的，是为治心而非为劝世，把文学价值思维取向引向主体心性修养，如果说邵雍要求道心与文心分离，那么二程则强调文心服务于道心。朱熹高张理本文末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明确提出道体文用、道本文末思想，把道与文的关系由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升格为体与用、本
与末的关系。在朱熹看来，道是文的目的更是文的来源，道与文体用一源浑沦不分。道即理、道体即理体，以道为本就是以理为本。“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注：朱熹：《答黄道夫》。），形而上之道即“形而上之理”（注：《朱子语类》卷六二。）。这种理本文末论要求致力于玩味义理沉潜心性的自我修养和自然浑朴、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因而在文学性质上，就确立了道心即文心、文以证道文以观道的文学观念，文学本身成为道本体存在的一种体现，文与道在本体意义上合而为一。在文学功能上，则由观世转向观道，即由重视政治教化、美刺讽谕转向重视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由教化目的论转向修养目的论。以理为本突出“道文”取代以情为一标举“情文”，成为文学精神的时代转捩。
其次分析思维论方面的思辨理性。伴随着文学中目的论方面由服务政治教化到体认本体之理以抒主体通天尽人之怀、功能论方面由美刺讽谕到安心适性以求个体心灵完满自足这种由外到内的时代性转换，在思维方式则是由实用思维转向思辨理性，匡时救世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淡化弱化，沉潜心性、玩味义理的兴趣和热情的空前高涨。宋代宗理主理、精研性理、崇尚说理形成一种时代文化气氛。社会思维自觉引进思辨机制，自觉渗入理性因素，习惯于理性思考，汲汲于哲理探索，高标理辨品格，表现出深沉睿智的理性风范。尚理重理、究理推理是理学的一个根本特点，“以理为宗”、“执理太过”是理学家的思维定势。致广博尽精微，“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注：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寺》。）。由于高度重视义理思辨，形成重理穷理的理论自觉意识，那种与时代文化发展相适应的理性思辨思维方式深入人心，为社会主体所接受和运用。当时社会主体对于书本知识的理论素养较为重视，抽象理论水平也大为提高，这对于创作主体的理论修养和审美情趣无疑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从思辨对象来看，理学之理是一种本体论的伦理理性（天理本体），是德性与理性的本体同一。理学家所谓“穷理”、“推理”，是穷“天理”即本体理性。穷理就是要求个体主体体认和认同先天设定的天人全体理则秩序（包括宇宙体系、伦理纲常和仁义礼智信价值规范），亦即“先设之定理”（注：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三。）；推理则是为了调谐调适个体主体与这种天人全体理则秩序的主客关系，以求安身立命安顿心灵。在这种天人全体理则秩序体系中，万物的存在和发展皆具有先天的必然性（而非指因果必然性），因而穷理推理的思维模式有着形而上追究的思维路向，追究的是“形而上之理”。从求理方法来看，由于这种天理是凿空而无法验证的虚设“空理”，是一种“谈虚驾空之论”，因而在求理方法上要求向心内求、内向反省，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并非科学实证的认知探索。理学作为纯理论形态的理性思维，高张理辨标格，强调理性思考的全息性和过程性，又确实提高了社会主体的理性思维素养和抽象思辨水平。它的重理尚理的思维方式对文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从负面影响来看，由于普遍重视思辨论理，形成尚理重理的文学观念，以抽象思维来排斥或屏蔽艺术思维，引起概念化、教条化、议论化弊端，导致过分以理御情而使文学抒情功能蜕化并产生“理障”、“理腐”的痼疾。从正面影响来看，它可促使文学创作在塑造艺术形象时自觉遵守客观的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把艺术思维规律与事物客观规律内在统一起来。它引导文学创作重视揭示“意理”阐发哲理，充分表达作者对社会历史、人生宇宙和未知未来的思考，使作品的抒情性和哲理性融合起来，使审美论与认识论、价值论统一起来，既能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再次，分析价值论方面的理欲之辨。理学的“理辨”思维与理欲之辨是密切关系的，“为学”的重理思维方式与“为道”的道德形而上学是相资相应的。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其性质是宇宙的伦理本体，其理论核心是天理人欲之辨。道德形而上学把道德自我加以本体化，为人的生命找到了终极存在的依据。道德形而上学即是天理，“人伦者，天理也”（注：《河南程氏外书》卷七。）。程朱赋予天理以先天道德属性和封建伦理性质，包括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和道德原则。“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注：《朱子文集》卷五十九。）仁义礼智信是出自天理之自然，是人所固有的本性，这是一种先验主义道德观。它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注：《朱子语类》卷五。），以天理来抑制人欲。崇奉伦理理性与禁欲主义是天理的一体两面，如果崇奉伦理理性，禁欲主义即在其中。人欲包括物欲情欲和情感需要，人欲只可引导不可消灭，灭人欲的结果只能使人性扭曲人格变态。这种先验主义道德观表现出伦理规范的虚伪性和人格范式和虚妄性，妄图用先验人性论去戕害自然人性，用僵化道德去扼杀个体正当欲望。清代戴震深刻揭露了它的“残杀之具”的性能和“以理杀人”的本质。这种道德哲学的理欲之辨，又被作为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规定和价值评判标准，导致价值思维取向的错位。理欲之辨成为文学中情理关系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表述形态，实际上是从孔孟到汉儒到宋儒一脉相承的以理制情论的理论翻译，具有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与欧洲中世纪的“要爱上帝，鄙弃自己”的宗教禁欲主义在反人性指向上是趋同的。由上可知，理学的理本意识、“理辨”思维和理欲之辨，涉及到理与文关系而标举理本文末论，涉及到理与情关系而提倡存理灭欲论，涉及到创作思维问题而注重于尚理的思维方式。
二、宋代诗歌理性的三种趋向：性理化、论理化、哲理化
理学对我国宋代文论的深刻影响表现为理本文末的观念模式、尚理重理的思维方式和存理去欲的价值取向。理学对于宋代诗歌的直接影响则表现为创作的理性化倾向，这种理性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理诎、理当、理胜的创造维度和理障、理致、理趣的审美特征。
宋代诗歌的理性化倾向与创作主体理论修养的强化和审美趣味的理化密切相关。在这样一个重理时代，整个社会的思维中心理论重心发生由外向内的历史性转换，即由治国观世转向治心观道，由社会伦理规范的他律转向主体心性修养的自律，突出“治内”、“为己”之学。与此相应，文学则由重政治教化重功利实用转向重涵泳玩味重体认了悟，形成内省性思维方法和内向性观照方式。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宋人由着重于追求政治社会理想转向着重于追求人格理想和主体自我完善。这种人格理想追求既包括传统的道理理想人格和至善境界以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也包括时兴的智慧理想人格和至真境界以解决超升自我的问题。前者是德性的自我完善，向往的是道德型人格；后者是智性的自我完善，向往的是理智型人格。两者的统一也就是成德与问学的统一。在道德理想人格方面，致力于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讲究德行操守品格气节，追求圣贤人格境界，并糅合道佛那种超功利的恬淡精神、自由逍遥的任诞心态和超世遗物的萧散情怀。在智慧理想人格方面，基于泛理性思想而确立好学深思的为学精神，积理富才的学理风范、探幽索微的求知态度和包诸所有的涵养功夫。在穷理推理时代风气的熏染下，创作主体形成擘肌分理的兴趣和以理制胜的心态，热衷于“理玄”的问题争辨，陶醉于会心的精思妙识，致思致知习惯于抽象的理性思维，趋向于本体性深层次思考和形而上学的哲理性探索。讲求通今博古而具有丰富深厚的知识修养和闳通明敏的才识学力，讲求通天尽人而具有对宇宙人生的深邃睿智的认识能力和哲理感悟能力。由此重视理论素养强调博学多才而把后天学识与先天才情看得同等重要相因相成，并视为艺术创造的两个根本要素。
如果说对“深于学问”的理论修养的高度重视昭示了人生学理化倾向，那么对“深于意理”的审美趣味的精心培育则标志了艺术思想化倾向。通过高深理论修养和超迈学识才力的潜移默化作用而改塑重铸创作主体的性情气质、襟怀风神，以理性的精神、睿智的思理、圆融的智慧、辩证的思维谐调性情涵养，涤除狂热激情，培育优雅高逸的胸襟风度、平和冲淡的性情气质、萧散简远的生活情调和渊雅不俗的艺术情趣，以利于对内在意理的体认和外在事理的发现，“体理”、“得理”而要求用至朴之笔表达至深之思。创作主体的审美趣味而崇尚情兴韵致转求于意理思致，艺术表达由抒情功能转重于表意功能而炼意写意；以意理化为兴趣嗜好，形成“说理”、“谈理”、“论理”的思维定势和“理达”、“理得”、“理胜”的精神满足心理愉悦。而这种“深于学问”的理论修养和“深于意理”的审美趣味成为宋代诗歌理性化倾向的内在动因。
从宋代文学的艺术体式来看，词为艳科“专主情致”，理性化倾向尚不明显，而诗歌的理性化倾向则分外突出。“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注：杨慎：《升庵集·唐诗主情》。）；“宋人主理，作理语”（注：李梦阳：《空同集·缶音集序》。）；“宋人以道理言诗”（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宋人多好以诗议论”（注：屠隆：《由拳集·文论》。）。宋人爱以理语入诗进行理性说教，因而导致理性浓化而情感淡化。宋诗的理性化倾向，就其具体表现形态而言，可以分为性理化、论理化、哲理化三种趋向，分别对应于“理诎”、“理当”、“理胜”的构建维度和理障、理致、理趣的审美特征。
从性理化趋向来看，作为理性化的特殊形态，理学家的性理诗纯粹演绎性理教条（性理诗性质上亦如玄理诗和禅理诗），充斥着枯燥的理学概念。邵雍的《击壤集》纯然写抽象的象数之理，是理学的押韵讲章。元代金履祥所编《濂洛风雅》，全录理学家的性理诗和歌诀偶颂。“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注：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胡应麟评论说：“祥家戒事、理二障，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说理而为理缚，理障也。”（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击壤集》是“以论理为本”；《濂洛风雅》是“道学之诗”。吴乔《围炉诗话》批评《击壤集》和《濂洛风雅》的一些诗“全不似诗体，则道理亦谬”。这种理学家“自负理学，必用语录入诗者，真不可救药也”（注：田同之：《西圃诗说》。）。这类性理诗以论理为本，在思想内容方面以宣扬性理之学为旨趣，纠缠于抽象概念，以经义语录为诗，单纯说理而为“理缚”，牵于义理而成“理障”。理章陈腐谬戾，堕入“理臼”、“理窠”。“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注：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在艺术特征方面，制式徒似诗体而缺乏诗情诗美和余味无穷的魅力。以道学取代文学，将性理等同于“诗理”，必然成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成为戾于诗艺的旁门别派。“宋人唯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注：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
从论理化趋向来看，是以直言论理为特色，主要表现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宋人推崇杜甫和韩愈，杜、韩开创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先河，杜甫诗歌又不免记博之病。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为宋代诗歌议论化学问化的突出代表。苏轼提倡诗写“常理”、“妙理”和“反常合道”之理，他好以才学为诗而能运用自如，好以议论为诗而纵横极变，其弊端被超绝才气所掩盖。黄庭坚主张作诗要“以理为主”，强调精博学问和严密法度。其诗作“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注：王若虚：《滹南诗话》。），缺乏深刻社会内容和深切厚实情感。苏、黄及江西诗派的诗歌议论化反映了时代创作风气，“江西格”则标志了这一诗派追新务奇的形式主义诗风（注：陈岩肖：《庚溪诗话》。）。南宋刘克庄批评说，“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注：刘克庄：《跋竹溪诗》。），背离了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要求和本色特征。南宋严羽把宋诗与唐诗加以比较，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意兴”即情致兴会。元代戴良评说：“唐诗主情性，故于风雅尤近；宋诗主议论，则去风雅远矣”（注：戴良：《九灵集·皇元风雅序》。）。细致辨析论理化趋向，劣者类似于经义语录、箴铭赞颂，高者尚能以意象表示“理意”。前者拘执于抽象概念形式，蹈袭于经书陈语，语理而为理缚；后者则揆于理而不谬，质于情而不乏，义理思致新锐超拔并能融入个体深切体验，别有妙解异识和一定的启迪性感染力，表现为“理达”、“理当”而富于“理致”特色。如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的某些咏史咏物诗作。不过，虽说其言理而不为非，甚至造理而有韵味，但仍然有不免“专作理语”而负于“理累”之嫌。
从哲理化趋向来看，这是象中见理含蓄不尽，不作理语而理亦自显，成为以理为诗的上乘之作和高层境界，超越了性理化和论理化两种趋向。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包含超脱事物而把握全体看清真相之意，昭示超越既定视界破除思维定势、跳出圈外看圈内的新思路。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寓示为学之道，表达了心通神悟探本溯源的求索精神和别有会心妙得的致思乐趣。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句形容进入别有天地新境界，比喻绝处逢生的惊喜并昭示事物转化规律。此类哲理诗形象鲜明生动，寓意蕴含深邃，不着理语而理意隽永，实是雅入深致。这种哲理化倾向有三个特点。一是寓抽象思理于具体形象之中，即景寓意因物寓理，形象宛然而理趣浑然。二是议论带情韵以行，思致与情致水乳交融。三是意理与文辞兼胜兼美，诗理与诗美契合无间。它“不言理而理自至”（注：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妙合天成而达到“理得”、“理胜”的境界，表现出至理与妙趣的圆融统一，形象美、情韵美和哲理美的完美结合。如果说性理化和论理化两种趋向是直接说理以理语入诗，以学识为高以理辨为尚，究非本色当行，究非风雅嫡派；那么，哲理化趋向则是理寓象中理寓情中，“不言理而理自至”，摆脱理诎——理障、超越理当——理致而达到理胜——理趣的极至境界，这才确实是“以理自胜”，这才真正为诗理正宗。
宋诗主理而出现理性化倾向，其特点在此弊端亦在此。由于受尚理重理时代思潮的影响，宋诗注重义理思辨而议论风发，理性思维十分活跃。但这种理性思维应该是对写景抒情的醇化和升华，必须符合以抒情为本位的诗艺本质特征和形象大于思想的根本规律。宋诗的理性化倾向，在言情与言理、写景与表意、才情与学问的艺术审美关系上发生畸化倾斜，以道学取代文学，以说理取代言情，游离于感性形象描写，眩惑于书理学识辨博，遗落了意象情韵美感，结果是消泯了诗艺本身审美特质。
三、结语
理学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推动了整个民族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抽象思辨水平的提高。理学思潮及其尚理重理思维方式对文学的最重要影响是理本观念和理性思维。从理本意识来看，理学家以“理观”意识、理本文末论取代古文家的文以明道论，同时也以“理观”意识、理本文末论来改塑诗道情性论，以论理为宗来屏蔽抒情为本。邵雍的理观意识，要求以先天太极之理观物而排斥个人情感，“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情性哉”（注：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强调思维主体不牵于物不累于情。朱熹的理本文末论要求文学以论理为宗内向体认、了悟天理本体。这样，理本意识注重以理为宗而导致理性强化和情感淡化。从理性思维来看，在尚理重理时代风气和乐于“理辨”的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将思辨机制引入文学创作，理性思维受到空前重视，崇尚精致思辨和义理发微。以探求胜义妙谤有所发明为目的，以学问淹博才力富瞻为能事，以纵横辨博睿思美言为炫点，这样，就把思理制胜的新理性主义和自出新意的学理精神贯注于艺术建构中。以诗为介体进行议论说理，虽有其趋势的内在必然性和价值的某种合理性，但又违背诗体的抒情为本的艺术本质和形象大于思想的根本规律。“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注：刘克庄：《林子
诗序》。），正是揭穿了这种负面效应。在诗歌创作上，宋诗注重义理思辨而议论风发，其议论化、学问化倾向导致抒情功能弱化和表意功能强化，感发情兴下降而思致学力上升。刘克庄和严羽对苏、黄和江西诗派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偏向进行了中肯的理论批评。在诗歌理论上，关注焦点由道文关系、情志关系转化为情性与意理、情性与学问、直觉与思辨的关系。关系格局发生新变，认识也深入一层。严羽针对江西诗派偏于意理和学问的弊端而强调象中寓理情中含理，并由此进行历史观照和比较分析，对汉魏、南朝、唐代、宋代四个时期诗歌创作中情理关系的得失进行了精要的理论评判，对迄于宋代的情感美学论和理性美学论的绝对化极端化倾向（特别是宋人以理为本以论理为宗）进行了辩证扬弃。他的兴趣说从“吟咏情性”论生发进而强调情与理浑融契合。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意在要求理冥情象高浑不露；其妙悟说注重灵应式的直觉把握，所谓“透彻之语”旨在强调情悟的本色当行和别有会心。这些都揭示了艺术情感创造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要求。到了严羽手里，理性强化情感弱化的美学偏向得到了理论纠偏，情理融合得到了理论确认。
从文学哲理化角度来看，文学的审美最高境界是哲理性境界，对文学所描写的对象内容进行哲理化开掘和提升，在情感审美愉悦中获得理性启迪，因而文学的哲理化倾向是理性思辨水平提高的表现。从文学的本质特征来看，它虽然以人类的情感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并不排斥理性因素，文学的情感创造及其发展还要依赖于人类理性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把理性思辨机制和理学的审美理想原则引入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引发抽象思维与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矛盾。在以形象思维和抒情本位为特征的文学创作中，过多地议论说理，必然会影响它的基本功能和独特效应，重理思维将使创作主体理论兴趣和思维习惯发生转移，使艺术感悟能力想象能力逐步退化，无疑对抒情类文学造成致命危害，这是不可不加以认真分辨的。
本文系作者关于中国古典情理美学观研究组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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