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钱及钱文的再探究论文_周凤岗

唐武德钱及钱文的再探究论文_周凤岗

公元618年唐朝初建,年号武德,仍使用隋末伪滥轻的五铢钱,至武德四年,始铸行唐朝第一枚铜钱,如图一所示,钱文文意制词者没有说明,当朝也无诏书解释,四字中也无必聨词组,钱文产生见仁见智两种解读,顺读,开元通宝;旋读,开通元宝。

图一 武德钱文

两种读法其意皆通,孰是孰非,纷爭至今。为方便讨论,皆钱暂称“武德钱”。武德钱的文意,是“沿袭”北周三钱的文意,重量是“沿用”隋五铢之重。因此,再探究的目的,在汇集各种史料,在确实弄清北周三钱的文意及隋五铢重量的基础上,探究,唐人尤其是唐初对武德钱文的读法与文意,以及武德钱的标准重量等相关问题。

一,北周三钱利弊与隋币兴衰:

北周建立25载后,隋代替,隋34年后,唐在隋的基础上建立。因此,北周与隋的铸币史,对唐初铸币的参考价值极大。

(一)北周三钱利弊:

北周初,沿用北魏的五铢钱,五年后,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始铸“布泉”钱。十三年后,于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又铸“五行大布”钱,如图三所示。再经过五年,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十一月,再铸“永通万国”钱,如图四所示。建德五年后,市场中己无布泉钱,是五铢钱、五行大布钱、永通万国钱三品并行。

图二 布泉

图三 五行大布

图四 永通万国

北周三钱,制作精美,在我国古钱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的制作目的,也是统治者的愿望,是通过加权,坐收商贾之利。即用较少的铸币材料,铸造新钱,通过加权,变为(虚值)大钱,获取超额交换能力。北周统治者没有认清 “货币乃市场交换中的等价中介物”的市场法则。如果币值远高于材料价,必然引起物价上涨与盗铸。北周统治者,不去寻找物价上涨的本质,而采用再铸新钱,付于更大的加权倍数,在市场流通中更加受阻,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加权愈大,物价愈高,流通阻力愈大。在钱文上高呼流通、大流通、万国流通是无法应对市场物价上涨的。

《中国古钱币》认为:“北周为减重,改铸大钱“。此话不确切,实际上,北周三钱均重于北魏五铢。钱币个体,没有减重,而是略有增重。而后利用权力,要求当五、当五十、当五百,乃至五万使用,成为虚值大钱,坐收商贾之利。破坏了货币“乃等价交换物”的经济原则,因而造成物价上扬,货币贬值,私铸横生,流通受阻,是对百姓的超级剥削,实质上是祸国殃民的措施。

(二)隋币兴衰

隋文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改铸新钱,取消加权,铸行记重的五铢小平钱,确保市场流通,俗称“隋五铢”。从货币法则角度看,这是虚值大钱回归货币实质的进步措施,使隋初经济得到复苏。

1、隋五铢重量演化与解析:

(1)隋五铢重量演化:

《隋书·食货志》记载:“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杨隋曾铸五铢,史书只称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开皇五铢应重六分六厘,而《隋书·食货志》说:“开皇一斤,合古三斤”。若所谓“古”是新莽,则开皇一两,应合四十八公分,六分六厘应为三公分一六八。直笔五铢在三公分四以上,曲笔五铢虽嫌轻,但可能还有重的。形同好郭的一个边,余三面均无好郭,铢字金旁“△”头微向右倾斜,与永安五铢相似,整体与西魏五铢相同。如图五所示。

图五 隋(开皇)五铢,

按此描述隋开皇五铢与其他五铢是很易区分的。彭信威说:“大样的阔边直笔五铢重量,有在四公分(克)以上的,超过标准重量。但这种厚重的很少见,也许是真正开皇三年的置样五铢,……但普通的大样五铢只有三公分(克)多,同标准相符”。但是,彭信威先生在1958年11月再版《中国货币史》时已略去此段,增加了可能开皇五铢重量在2.8克上下。40年后的《中国古钱币》未见引用此段,仍然引用彭先生以前的老数据。

(2)隋五铢重量的解析

各种史书均认准隋五铢的重量,“文曰五铢,重如其文,一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是,此话矛盾重重。按照我国古衡制,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二十四铢,一斤为三百八十四铢。如果“文曰五铢,重如其文”,一千枚应重五千铢,是十三斤零两八铢。如果一千枚仅重四斤二两,每枚五铢钱,仅重1.584铢,与“文曰五铢,重如其文”之说相矛盾。

隋开皇五铢,一千枚重四斤二两(隋斤),每枚实重1.584(隋)铢,换算成现代计量,是2.756克,近似2.8克。与北周行用的西魏五铢钱重量2.9克,相差无几,不是北周衡法五铢之重的3.264克。《中国货币史》再版时巳经不提隋五铢标准重量3克以上的说法,以及(不准确)推算出来的3.168克,3.4克以上等重量。《中国古钱币》所说,“史书推算一千枚重四斤二两为3.2克”。那是北周衡法五铢之重(3.264克)的不精确反映,也不是隋五铢钱支重。

隋铸新钱时,刚建朝八个月,衡法尚未制定,所谓“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实际上是新的隋五铢钱,重量如前朝(北周)行用的西魏五铢钱之重。在撰写《隋书》时,隋衡法己公布实施,所以,一千枚新铸五铢钱的重量,仅为隋衡制四斤二两,每枚仅重1.584(隋)铢,是2.756克,彭信威实测为2.8克上下。

2、置样五铢

置样五铢是后世钱币学者给数量稀少的“开皇三年,四面诸关的置样的五铢钱”及“开皇十年,京师及诸州邸肆的置样的五铢钱”一个专门称呼,作为置样,必须是标准的。应该是从铸币中,挑选出来的,字迹清晰,外形整齐,重量符合“一千枚重四斤二两”的标准钱。在1958年再版的《中国货币史》时,删除了置样五铢的重量,只说开皇五铢钱实重2.8克上下。大业以后的五铢钱逐步变成轻、滥、伪,己无探究价值。

二、开元通宝——创新的产物

(一)重量定为二铢四絫,创造了新的计量单位“钱”

我国小计量衡法,“两、钱”演化的过程很慢长,直到宋代后,才逐步出现了新单位“钱”。“钱”这个新的衡量单位,创于唐,成于宋。所以,小计量单位“钱”的来源,应该归功于欧阳询将武德钱的重量定为二铢四絫的创意。(注释2)

开元通宝钱虽然不是铸币史上首个去除记重钱文的货币,由于重量设定的巧妙,确是引领了唐以后铸币钱文模式,不再用记重,均改为叙意,没有做到空前,确是保证了绝后,也是我国铸币史上一大贡献。

(二)用“宝”字作为货币代名词

唐以前,钱币的称呼很多,有布、刀、泉、货、圜等,唐以后,“宝”字成为我国货币新的代名词。引领唐以后钱币的名称,几乎成为唐以后铸币钱文中,固定不変的第四个字。“宝”字,不仅应用在金属铸币中,纸币(钞票)中应用也很广。

(三)用“通宝”表示“流通的货币、通用的钱”

欧阳询在我国铸币中首发用“通宝”作钱文,表达了通用与流通之意,又依足夠重量,且不加权的小平钱为基础,保证公平,成为通用货币,“通宝”始见于此。“通宝”的文意,非常适合为开国政权第一枚铸币的钱文。深受欢迎,因而,成为唐以后大多数朝、国、政权初创时钱文的首选。“通宝”当然也适用于建国已多年,但是,諸侯林立,政令不通,市场流通不畅时的货币钱文,甚至明朝建国二百余年,所铸七种货币皆称通宝(注释4)

引入“开元”完成制词,武德钱文全称“开元通宝”。

“开元”二字组合,始见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著的《汉书》, “开元”一词,是表达纪元性质国家大事的常用词,是表达开创国家新法规、新生事物,以及具有开创历史、开辟纪元性质重大事的形容词。唐朝的第一枚铸币,当然是唐朝的纪元性大事,用“开元”非常确切表达了武德钱是开辟唐货币的新历史,开创唐朝货币新纪元。

“开元+通宝”组合成钱文,本身也是创举。并创造了奇迹。

它不仅仅是武德年初铸时的钱文,唐朝从始至终,均铸造与行用开元通宝钱。唐自公元618年建立,公元907年消亡,中央政权(不含地方政权安西都护府,及起义政权)始终铸行开元通宝,中间虽有铸行不足一年的乾封泉宝与时间略长的乾元重宝的干扰,在干扰期仍保持开元通宝行用。

三、从文献看武德钱文的读法:

(一)唐初王梵志五言诗——《奉使亲监铸》及《中国古钱币》的改动。

《奉使亲监铸》诗原文:“奉使亲监铸,改故造新光,开通万里达,元宝出青黄,本姓使流传,涓涓亿兆阳,无心念贫事,□□□□□,有时见即喜,贵重剧耶娘,唯须家中足,时时对孟光”。

将武德钱文解读为开通元宝,是他的政治地位、生活环境、对唐初政经军形势的了解深度,对钱财的理解决定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将本想过平安、幸福、富足日子的王梵志,与富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孟尝君挂上勾,不知对钱文解读为开通元宝有何特殊意义。

(二)乾封泉宝的相关诏书

《旧唐书·志第二十八·食货上》有相邻的两段记载:“……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渐多,……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絫,仍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

二年正月下诏曰:“帛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受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

图七 乾封泉宝

乾封二年正月诏文,己明确指出高祖与太宗时钱文是顺读,为开元通宝。乾封年改铸旋读,恐乖先旨,有违祖训。称回环读为开通元宝是流俗,首出于乾封二年诏书,不是首出于《旧唐书》。

(三)避讳的《唐六典 注释》:

《唐六典·卷二十二·诸铸钱监的注释》记载:“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钱”。此段内容虽短,对后世将武德钱文读为开通元宝的意义重大。从乾封二年,废用旋读的乾封泉宝,重铸顺读的开元通宝诏书中己经看出,乾封时武德钱文己经两种读法并存。开元十年后,李林甫等人奉敕注释《唐六典》时,为避讳“开元年号”,选用开通元宝的读法,写入注释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四)乾元重宝的诏书与敕文: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三儿子,获得政权后,年号至德,两年后改号乾元,乾元元年铸行顺读的乾元重宝,以此更正《唐六典·注释》中因避讳开元年号,将武德钱文旋读为开通元宝的做法,回归高祖、太宗时的顺读。并在乾元二年正月诏书中,指出当时行用的钱文读开元通宝。

图八 乾元重宝

图八为乾元重宝钱,各种史书记载如下:

《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记载:乾元元年七月诏曰:“……御史中承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铸新铸….背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二年二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重宝钱,如图九所示,

图九 重轮乾元重宝

《册府元龟·卷五百一·邦计部·钱币·第三》记載:“肃宗乾元元年七月诏曰:……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通元宝者亦依旧行用”。“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其开元旧钱,宜当十使用,乾元当十钱,宜依前行用”。《册府元龟》同一页记载的,相差十一个月的两诏书内容,先称开通元宝,后称开元钱,说明唐中期两种读法是兼容的。

《中国古钱币》将史书记载中的开元通宝钱,均改为开通元宝钱,虽然当时两读皆通,两读兼容,两读并存,属于见仁见智范围。但是,既然引用原著,就不应随意改动,可以另加说明,表明自己观念。

四、关于武德钱及钱文的讨论:

(一)开通元通钱文的由来与文意:

钱文由来易产生误判:“‘命’欧阳询制词并书,以‘开通元宝’为文”。与其他史书相比较,多了一句“以开通元宝为文”,使人产生开通元宝之词是奉高祖之命书写的。接着又说是“欧阳询在北周三种钱文文意基础上,略加改进‘拟定’开通元宝为钱文”,否定奉命书写之说。

元宝本是第一货币,首要的钱之意,很好理解。开通元宝的文意,变成“流通(开通)的大(元)宝”,此处的大宝,不是指重器,乃是为了沿袭北周虚值大钱之“大钱”,将“小平钱上的元宝,故意解读为大(宝)钱”。

(二)开通元宝重量及重量来源

《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九月行五铢钱”。“这种钱重4克以上”。又“但以史书记载,每千文重四斤二两推算,每枚只有3.2克。”

开通元宝钱的重量,椐史书记载是二铢四絫,合4克左右,这是行五铢之前的几百年间,在重量的変化中,经多次的反复,逐步摸索出来的。又经过七百多年实际行用的检验,并证明是使用适中的,可见唐初废止的,仅仅是隋五铢(之名),而对其轻重、大小并没有丢掉,继续在沿用”。所以,后世人对它都是予以好评。

开通元宝是“继续在沿用”隋五铢之重。参照前文“隋五铢重量解析”,开皇新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千枚重四斤二两。”这种钱的重量只有1.584铢,近2.8克。说开皇五铢这种钱重4克以上是没有根据的,及“但以史书记载,每千文重四斤二两推算,每枚只有3.2克”,其推算也是不正确的,彭信威先生实测开皇五铢钱每枚为2.8克上下。而武德钱的重量,二铢四絫,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每枚武德钱隋衡制时是4.176克,唐朝衡制时是3.73克。名义上武德钱的重量,比隋五铢钱小一半多,实际重量大一半多。

(三)开元通宝的读法,是《旧唐书》纂史产生的:

由于史官不懂钱文读法之重要性,以及史官编撰《旧唐书》时,上距武德新钱,巳迟三百年,唐人读法,时人多不了解,史官遂将旋读、顺读均载入史册,读史者无所(足)适从,后世学者每苦文献无证。加以后之学者,于钱文文意或不介意,或自视是其是。从而岐异从生,理解互殊,实难轩轾。所以然者,无非“就钱论钱”之学风有以致之。鲜有上溯钱文文意之源,下考改行新钱之由者,遂使欧阳词意,历乆难明

用一百年后出现“开元”年号,否定武德钱文读“开元”通宝的两个理由不充份:一个理由是,“钱文因常见变通俗,唯其开元二字通俗无比,不可能再选作年号”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前人己将开元作钱文,不可能再选作年号”,即前人己经用过的名词,后人不可能作年号。“开元”一词,不是唐明皇李隆基时期首创,李隆基先天二年,清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又消灭了武则天周朝武家的统治,想再创大唐盛世,选用“开元”作年号,表达了李隆基重创唐朝新纪元,开创唐朝新历史的决心,无可非议。至于读成“开通”可以避免后人误为开元年号钱,这不是理由,这些与欧阳询及编纂《旧唐书》的史官无关。他们不能对不了解历史的人负责。

(四)史上将武德钱文读开通元宝的文献

《中国古钱币》列举了许多称武德钱文为“开通”、“开通元宝”的文献。众多文献的共同特点,均发生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唐六典》公布之后,上述文献作者皆大儒。因此不能排除受《唐六典注释》的影响乃至禁固。二是东鳞西爪的提及开通元宝,没有一个文献说明读开通元宝的理由,或不读开元通宝的原因,倒是有人认为:“开通元宝即开元通宝”,两种读法兼容并存。

总之,《中国古钱币》认为武德钱文是开通元宝,它的重量,是“沿用(继续使用)”隋(开皇)五铢之重,它的钱文,是沿袭(继承)北周三钱的文意,不论上述观念是否合理,是否合乎事实,认定开通元宝是个守旧的产物。

五、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北周政权,为商贾之利,违背“货币乃商品交换中‘等价中介物’”的规律,铸行的不受市场欢迎,流通受阻,在钱文上空唤流通的虚值加权三币,以及隋五铢由好到滥的衰变过程;接着叙述开元通宝的创新与货币史上的作用;随后说明唐初及唐人对武德钱文的读法;最后摘录《中国古钱币》关于开通元宝的论述及需要商榷之处。

关于武德钱的重量及钱文读法,虽然两读皆通,但其文意是有差异的。在“开元通宝——创新的产物”一节中,描述了开元通宝,在前人尤其是北周三钱及隋币失败的教训下,进行了多个创新。如果照《中国古钱币》关于武德钱的论述解读:开通元宝的文意,是“沿袭”北周三钱的文意,重量是“沿用”隋五铢之重,且不得标榜开始,武德钱是一个守旧的产物,武德钱的重量,名、实与隋五铢重量相差甚远,也被硬说成是“沿用”隋五铢钱之重。欧阳询在武德钱的重量与钱文中多个创新,也成为“被守旧”的依据。

主要参照资料:

1、《隋书》 共八十五卷, 志十九,为食货。全书由唐多人共同编撰,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草创,至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完成,历时35载。

2、《唐六典》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开始编写,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完成。

3、《旧唐书》共200卷,成书于五代的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旧唐书》的修撰离唐灭亡(公元 907年)仅38年。

4、《册府元龟》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 真宗(赵恒)命王欽若、杨亿等十八人编修。

5、《新唐书》共225卷,成书于北宋仁宗嘉佑五年(公元10 60年),由宋祁、欧阳修等编撰。

6、《中国货币史》彭信咸著。1954年2月初版,1958年11月再版。

7、《中国古钱币》国家文物局主持,唐石父主编。2001年9月出版。

论文作者:周凤岗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时代》2019年1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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