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强[1]2003年在《害羞与EEG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很多人都有过害羞的时期，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人会表现出退缩和不安；我们可以通过心理量表来测量害羞这种人格特质，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生理测量的方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害羞呢？本文采用EEG实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用羞怯量表测定一群人，挑选出比较害羞和比较不害羞的被试，对其中的28人进行了EEG实验，测量了他们的自发脑电，先后采用了近似熵、AR模型谱能量分析这两种方法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中的差异，最后在能量的分析结果中找到了显着性差异，并提出了一种基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解释。初步证明害羞能够用生理测量的方法进行验证，换句话说，害羞这种人格特质有它的生物学基础，并且能够通过EEG测量。
赖永秀, 任鹏, 贺强, 孙鑫, 尧德中[2]2008年在《害羞脑电的AR模型谱分析》文中认为采用电生理测量方法,对400名在校大学生用13条目害羞量表进行心理测验,筛选出害羞被试和不害羞被试共28人,分别记录每个被试的睁闭眼自发脑电(EEG)数据。对两组被试的EEG数据进行AR模型谱估计,结果显示害羞被试在颞叶电极(T8)上的β2波段(20～30Hz)能量均值显着低于不害羞被试,表明害羞被试在颞叶的活动水平显着低于不害羞被试。基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情绪通路,探讨了害羞的生理机制,说明害羞有相应的生理基础,可通过脑电分析来研究其神经机理。
赖永秀, 贺强, 孙鑫, 尧德中[3]2007年在《害羞与脑电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根据人格心理学理论,害羞是一种面对陌生环境易表现出畏惧与退缩的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通常采用心理量表来测量(Razumnikova,2001)。本文则从脑电测量入手, 首先应用13条目害羞量表从400名在校大学生中筛选出害羞(≥40分)与不害羞(≤29 分)被试各40人进行脑电(EEG)实验,分别采集5分钟闭眼和5分钟睁眼的脑电数据。
方莉[4]2004年在《催眠感受性与注意、分离、暗示性、TPQ、COMT多态性、脑电图相关性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 开发斯坦福团体催眠感受性量表(SGHSS:C)、Tellegen专注量表(TAS)、区分注意过程问卷(DAPI)的中文版,编制运动暗示性量表(MSS);检测中文版SGHSS:C、TAS、DAPI、解离体验量表Ⅱ(DES-Ⅱ)和MSS的信度和效度;2 探讨催眠感受性与注意、解离、暗示性、人格的关系,分析预测催眠感受性的指标;3 探索催眠感受性与注意操作测验的关系;4 探索催眠感受性的脑电图指标;5 探索催眠感受性与COMT(va1158met)基因多态性有无关联。 方法:1 用SGHSS:C、TAS、DAPI、DES-Ⅱ中文版和TPQ及MSS量表对169名正常汉族大学生志愿者进行施测,初步评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2 计算SGHSS:C中文版与TAS、DAPI、DES-Ⅱ中文版、MSS及TPQ量表的相关系数,并比较高、中、低催眠感受性个体的TAS、DAPI、DES-Ⅱ、MSS及TPQ量表得分;3比较59名高、低催眠感受性个体的5项注意操作测验(包括数字符号、数字广度、连线测验A、B式、Stroop字色干扰测验和划消测验);4比较50名高、低催眠感受性个体在清醒状念和催眠状态下的脑电图;5检测120名志愿者的COMT(va1158met)基因多态性,探索高、中、低催眠感受性个体的催眠感受性与COMT(va1158met)基因多态性有无关联。 结果:1 SGHSS:C中文版的克伦巴赫系数α是0.63,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是0.70,公因子能解释总方差的52.38%,量表第9项(嗅觉丧
何洁[5]2009年在《婴儿生气情绪及其对行为发展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生气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基本情绪(Darwin,1872),4个月的婴儿是否已经具有稳定的生气,目前还存在争议(i.e.,Camras,Oster,&Bakeman,2007;i.e.,Stenberg&Campos,1990)。生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消极情绪(Rothbart,1989),许多研究发现生气儿童容易被同伴拒绝(Hubbard,2001;何洁,徐琴美,&王珏瑜,2007)。但是根据趋近-回避理论(Fox,1991;Gray,1987),生气和快乐一样,是反映趋近倾向的基本情绪。生气激发个体排除障碍,导向目标(Campos,Campos,&Barrett,1989;Darwin,1872)。前人研究发现儿童在挫折情景中的生气反应与面对新颖刺激时的趋近行为呈正相关(Derryberry & Rothbart,1997;Fox,1989;Kochanska,Coy,Tjebkes,&Husarek,1998)。但是反映趋近倾向的生气,也可能不利于努力控制的发展,导致问题行为的产生。有研究表明,在年长儿童身上生气和努力控制呈负相关(Derryberry & Rothbart,1997;Kochanska,2003),和问题行为呈正相关(Eisenberg et al.,2007;Smeekens,Riksen-Walraven,&van Bakel,2007),那么,婴儿早期生气是否对幼儿期努力控制和问题行为的发展产生影响以及怎样影响?生气婴儿是否在挫折情景中具有较多趋近行为?目前这样的研究很少。根据前额脑电非对称性(frontal EEG asymmetry)的趋近-回避模型(Davidson,Ekman,&Saron,1990;Fox,1991),在成人和青少年上,生气主要和反映趋近倾向的左侧前额脑电较强活动性相关(coan & Allen,2003;Harmon-Jones,2004)。但是还没有研究发现婴儿生气和前额脑电非对称性的联系,也没有研究考察生气、前额脑电非对称性和行为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气质的趋近-回避理论看,具有积极反应气质类型的婴儿面对新颖刺激表现出较多趋近倾向的特点,而消极反应气质类型的婴儿则表现出较多回避倾向的特点(Fox,Henderson,Rubin,Calkins,&Schmidt,2001;Hane,Fox,Henderson,&Marshall,2008)。这种气质类型可能也会影响婴儿生气情绪的发展,以及生气和后期行为的关系。本研究基于一项从4个月开始至4岁的追踪研究,探讨婴儿生气情绪的发展,同时结合前额脑电非对称性和气质,考察生气与同期的趋近行为、与幼儿阶段的问题行为、努力控制等其他行为的关系。通过气质类型筛选(面对新颖刺激的情绪和活动性反应),291名婴儿(103名积极反应组,105名消极反应组,83名控制组)参与了追踪研究。婴儿的生气情绪在4个月和9个月的手臂受束缚情景中测得,采用Ekman(2002)的面部活动编码系统(FacialAction Coding System,FACS)对生气情绪进行编码。婴儿的趋近行为在手臂受束缚和陌生玩具情景中测得,同时考察9个月婴儿在静息状态下的前额脑电非对称性。4岁儿童在做-不做任务(GNG)中的抑制控制。母亲通过CCTI(Buss&Plomin,1984)和CBQ(Rothbart,et al.,2001)报告3岁和4岁儿童愉快、害羞、社会性、活动性和努力控制等行为。通过CBCL(Achenbach & Rescorla,2002)报告2岁和4岁儿童的问题行为。不管是对于成人还是儿童,生气情绪(表情)具有跨文化普遍性(Ekman et al.,2002;孟昭兰,阎军,&孟宪东,1985)。但是,Camras等人研究发现1岁左右的中国婴儿比美国婴儿更少表露生气(Camras et al.,2007),这种差异是否在更小的婴儿中出现?为了考察该问题,本研究又采集4个月的中国婴儿(32名)和美国婴儿(21名),比较他们在手臂受束缚情景和母亲报告中的生气情绪差异。同时进一步验证中国样本和研究一二关注的美国样本在生气和趋近行为的关系上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结果表明:1)对于具有积极气质类型的婴儿,生气频率从4个月到9个月呈显着增长;2)在4个月和9个月的手臂受束缚中,高生气频率的婴儿比低生气频率的婴儿表现出更多和更强的趋近行为(挣扎行为),这种现象主要反映在低或中等强度生气的婴儿上;3)9个月的前额脑电非对称性对4个月生气频率和9个月趋近行为或4岁抑制控制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左侧前额脑电活动性较强组,高生气的婴儿比低生气的婴儿具有较多的趋近行为和较弱的抑制控制;4)4个月的气质和9个月的生气频率在2岁时的内向性问题行为和4岁时的努力控制(主要是注意集中)上存在交互作用,在积极反应气质类型组,高生气的婴儿比低生气的婴儿具有更少的内向性问题行为和更高的注意集中性;5)生气频率从4个月到9个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4个月和9个月始终表露出高生气的婴儿,其母亲报告的3岁、4岁时的愉快程度、社会性、活动性比低生气的婴儿高,害羞程度比低生气的婴儿低;6)在手臂受束缚情景和母亲报告中,中国婴儿比美国婴儿较少表露生气;7)在中国婴儿中,高强度生气与高强度的趋近(挣扎)行为相关;在美国婴儿中,高强度的生气却与低强度的趋近行为相关。结论:4个月的婴儿在挫折情景中已经表现出生气情绪,且这种生气从4个月到9个月显着增长。婴儿早期的生气反映了一种趋近倾向,它对同期的趋近行为,后期的努力控制和问题行为等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受到婴儿的气质和前额脑电非对称性等个体因素的调节。同时,即使在4个月早期,中国婴儿已经比美国婴儿较少表露生气。
王争艳[6]2002年在《气质研究的新视角——行为抑制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提出了气质的行为抑制—非抑制性类型说 ,激发了学者从儿童的行为抑制性的角度对气质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阐述了当前对行为抑制性的两种研究思路以及行为抑制性与儿童后期社会适应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水平上综合地描述和解释了行为抑制性的特点 ,使我们对气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高婷婷[7]2007年在《音乐情绪感知的脑电研究》文中认为情绪过程与认知过程一样,本质上都是脑的功能。音乐与情绪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音乐情绪感知的脑电研究,就是以音乐为情绪诱发源、以脑电数据分析为手段而进行的情绪脑机制科学研究。它是一个涉及音乐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领域,还处于研究发展的初期。本文通过设计音乐情绪感知实验获取脑电数据,并使用不同的方法分别从线性、非线性两个角度来对音乐情绪感知过程中的脑电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对“恐惧、快乐、愉快、悲伤”四种音乐情绪感知过程中的脑电α波功率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脑电α波功率变化与音乐情绪的极性和强度密切相关;不仅额区,而且顶枕区的脑电α波功率随音乐情绪强度的减小而增加;脑电α波功率与情绪极性有关,且受情绪强度的调制。2.利用一种直接的去趋势分析方法对“闭眼静息、恐惧音乐、愉快音乐、悲伤音乐”四种状态下的脑电数据进行非线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脑电信号中存在普遍的标度行为,并存在两个不同的标度区间,可分别由标度指数β1和β2来描述,它们分别代表了脑电α波以外的高频和低频成分活动的复杂性;脑电信号中α波以外的高频成分和低频成分的活动受音乐情绪强度的调制,高频活动的复杂性随音乐情绪强度的减小而增大,低频活动的复杂性随音乐情绪强度的减小而减小;脑电高频成分活动复杂性的变化与情绪的大脑“激励-抑制”模型弱相关;恐惧和悲伤音乐导致的脑电活动变化与闭眼静息态的基线水平有一定差异。3.使用同样的去趋势分析方法对“闭眼静息、睁眼静息”两种状态的脑电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根据任何一个标度指数值的大小都可以很好地将闭眼静息、睁眼静息两种状态分开;具体地,闭眼静息状态下的β1值总是显着大于睁眼静息状态,而其β2值的变化关系则刚好相反。本文研究表明,脑电信号的变化的确能够反映不同音乐情绪感知过程中脑功能状态的变化。脑电非线性分析在音乐情绪感知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直接去趋势分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脑电非线性分析方法,它在不同脑功能状态的区分研究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左恩玲[8]2018年在《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与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在综述以往有关儿童社会退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探讨了社会退缩幼儿的检出率和人口学变量特点,考察了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社会退缩行为的关系,探讨了社会退缩幼儿的情绪理解在其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社会退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结果,探索针对社会退缩幼儿的有效干预方案。研究1:社会退缩幼儿的检出率及人口学变量差异。运用问卷法和自然观察法考察316名城市幼儿中社会退缩幼儿的检出率,并对影响社会退缩幼儿检出率的性别、年龄和家庭因素差异做初步的探索和分析,研究2:研究2-1:社会信息加工访谈—幼儿版(SIPI-P)(中文版)的修订。在中英文互译、文字分析及专家评定的基础上,对社会信息加工访谈—幼儿版(SIPI-P)的项目、内容、评估者指南和计分标准进行中文修订,检验该访谈的信度、效度,考察该访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研究2-2: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社会退缩行为的关系。考察不同类型社会退缩幼儿和对照组幼儿在四种故事情境中社会信息加工各个阶段上的差异;考察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水平与社会退缩行为的关系。研究3:社会退缩幼儿的情绪理解在其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社会退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探讨不同类型社会退缩幼儿和对照组幼儿在情绪理解能力上的差异;考察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水平、情绪理解和社会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情绪理解对其社会退缩行为的预测作用,探讨社会退缩幼儿的情绪理解在其社会信息加工水平和社会退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研究4:社会退缩幼儿的团体心理干预。以“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和“认知行为疗法”为理论依据,结合以往实证研究和研究2、3的结果,设计社会退缩幼儿的综合干预方案。将72名社会退缩幼儿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参与团体干预活动,考察该干预方案对减少幼儿社会退缩行为及提高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和情绪理解能力的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幼儿群体中,社会退缩幼儿的检出率是44.3%,略高于以往研究;其中抑制行为型10.8%,安静退缩型11.4%,活跃退缩型12.0%。社会退缩幼儿检出率的年龄差异显着,4岁最高,3岁较高,5岁较低,6岁最低;而社会退缩幼儿检出率的性别、独生状况、看护者和家庭经济地位差异均不显着。2.社会信息加工访谈—幼儿版(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学测量理论的要求,是在中国测查社会退缩群体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的有效和可靠工具。在非敌意拒绝故事情境中:对照组的编码能力显着高于活跃退缩组和安静退缩组。在胜任反应能力上,对照组最强,活跃退缩组较强,抑制行为组较差,安静退缩组最差;在攻击/侵略反应能力上,安静退缩组最强,活跃退缩组较强,抑制行为组较差,对照组最差;在无能/退缩反应能力上,抑制行为组最强,安静退缩组较强,对照组较差,活跃退缩组最差。在敌意拒绝故事情境中:对照组的编码能力显着高于活跃退缩组,对照组的反应数量生成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和安静退缩组。在非敌意挑衅故事情境中:对照组的编码能力显着高于活跃退缩组、抑制行为组和安静退缩组。对照组的反应数量生成能力显着高于安静退缩组和抑制行为组。在胜任反应能力上,安静退缩组最强,对照组较强,抑制行为组较差,活跃退缩组最差;在攻击/侵略反应能力上,抑制行为组最强,安静退缩组较强,活跃退缩组较差,对照组最差;在无能/退缩反应能力上,活跃退缩组最强,抑制行为组较强,对照组较差,安静退缩组最差。在敌意挑衅故事情境中:对照组的编码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3.对照组、安静退缩组和活跃退缩组的整体情绪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对照组、安静退缩组和活跃退缩组的表情识别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安静退缩组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活跃退缩组,对照组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和活跃退缩组;安静退缩组和对照组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和活跃退缩组;对照组的情绪调节能力显着高于活跃退缩组和抑制行为组,安静退缩组的情绪调节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活跃退缩组情绪隐藏的理解能力显着高于对照组、安静退缩组和抑制行为组;活跃退缩组、安静退缩组和对照组混合情绪的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抑制行为组。幼儿情绪理解和社会退缩行为显着负相关,情绪理解和社会信息加工显着正相关,社会退缩行为和社会信息加工显着负相关。对退缩总分有显着负向预测力的情绪理解变量依次为情绪调节的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和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社会信息加工变量是编码。对抑制行为有显着负向预测力的情绪理解变量依次为表情识别和情绪调节的理解,有显着负向预测力的社会信息加工变量是反应数量。对活跃退缩有显着负向预测力的情绪理解变量依次为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和情绪调节的理解,有显着正向预测力的情绪理解变量依次为混合情绪的理解和表情识别,有显着负向预测力的社会信息加工变量是编码。情绪理解总分在解释和抑制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情绪理解总分在反应数量和抑制行为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表情识别在反应数量和抑制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情绪调节的理解在反应数量和抑制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4.干预方案可以有效较少社会退缩幼儿的整体退缩行为、抑制行为、安静退缩和活跃退缩;可以有效提高社会退缩幼儿的编码、解释和反应生成(反应数量)能力;可以有效提高社会退缩幼儿的整体情绪理解能力、表情识别能力、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调节的理解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即时效果和持续效果;而对社会退缩幼儿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的干预效果不明显。
尚倩[9]2013年在《基于心理负荷的生产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工业生产逐步转向自动化与电子化。在对生产系统进行科学配置以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工业工程师们认识到“人本位”逐步成为制约生产管理进一步优化的瓶颈。生产管理的优化需要综合考虑人体状态和生产状态信息,如果我们过于关注生产设备的设计,而忽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情感或疲劳等心理负荷状态的变化,其结果必会影响到员工的外在行为表现,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及生产管理的优化,进而极大地影响工业工程的系统化进程。这也更加违背了工业工程中生产管理最初的设计理念：“让机器服务于人”,却成了“让人服务于机器”。因此,生产效率提升过程中员工的心理负荷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结合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推进生产效率相关研究进展,本文重点关注和解决叁方面研究问题：1),“人的心理负荷(情绪、心理疲劳等)对生产效率是否有影响?”；2),“人的心理负荷对生产效率影响背后的神经科学和生理科学机理是什么?”；3),“人的心理负荷如何应用到生产管理实践中以人性化提升生产效率?”。以解决上述问题为目的,本文开展并完成了四项紧密联系的研究。研究—采用问卷方式探索心理负荷因素(情绪)是否对生产线上员工的生产效率有影响,并筛选出能够影响生产效率的情绪维度。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在考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方面的局限性,并为本文后续几项研究做铺垫,成为进一步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参照。研究二以研究一基础,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方法探索了情绪对操作反应效率影响的神经科学机制。研究二一方面将生产效率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操作效率,另一方面将研究从行为科学层面深入到神经科学层面。研究叁是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延伸,研究从心理负荷量的积累角度切入,采用生理测量(Physiograph)方法重点考察心理疲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影响背后的生理科学机制。同时,研究叁提出了神经效率指标,以衡量基于心理负荷的生产效率。此外,从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中模拟现实环境的不足,采用现场实验研究的方式代替以往的实验室研究方法。研究四是研究一、研究二和研究叁的案例应用研究,研究在充分考虑心理负荷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生产管理中标准作业流程(SOP)动态优化的方法,以探寻效率提升和心理疲劳缓解的有效平衡点。基于以上四项研究的结果,本文主要得到以下7点重要结论：1)情绪对生产效率具有显着影响。具体表现为：①正性情绪对生产效率无显着影响；②负性情绪对生产效率有显着影响。2)诱发情绪背景下,操作反应效率存在西蒙效应。具体表现为：无论是负性还是中性诱发情绪背景下,靶刺激位置和反应手位置不一致时的反应时都比一致时的反应时长,即都存在显着西蒙效应。3)情绪直接影响操作反应认知加工机制：由N2和P300反映。具体表现为：相对中性情绪启动,负性情绪启动下的任务诱发较长的N2潜伏期、较大的N2波幅和较小的P300波幅。4)情绪间接影响操作反应认知加工机制——调节西蒙效应认知强度：由P300和LRP反映。具体表现为：相对于中性情绪启动,负性情绪启动下有较长的P300差异潜伏期和LRP差异始潜伏期,即负性情绪加强了西蒙效应认知强度。5)心理疲劳影响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心理疲劳较高的员工生产效率往往较低,心理疲劳的差异表现于EEG的theta、SMR、beta和gamma频段；并且,对于标准程序化工位,心理疲劳差异表现在右脑,对于非标准程序化工位,心理疲劳差异表现在左脑。6)提出神经效率指标用于人性化提升生产效率。具体为：借鉴价值工程思想和模型,从心理负荷的角度出发,提出人性化衡量生产效率的测度指标-神经效率,包括直觉效率(Vtheta)和注意力效率(VSMR)。7)基于心理负荷提出SOP动态优化思想,从动作分析微观角度探索人性化提升生产效率的方法。具体为：对SOP进行动作优化时,综合考虑SOP中与动作实时对应的心理负荷状态的变化,在保证适度心理负荷的基础上进行动作调整优化。本文综合运用了问卷、神经科学和生理科学方法,探索了心理负荷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创新点：1)本文弥补已有研究在考察提高生产效率的因素方面的局限性,重点探索了心理负荷对生产线上的员工的生产效率的影响。已有研究虽然意识到心理负荷可以影响员工的行为进而决定其工作绩效,但他们未将员工行为和绩效放在工业生产的背景下,工业生产有其简单、重复、枯燥、嘈杂等特殊的操作特性和环境特点,心理负荷是否会影响工业生产中员工的生产效率仍有待考察,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贡献和创新点之一。2)本文借助ERP实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心理负荷对操作反应效率的影响机理,使得人们对心理负荷影响机制的认识由生产效率的宏观层面到操作反应效率的微观层面,从员工的行为反应层面深入到神经科学层面。本文研究基于ERP实验取得N2、P3和LRP叁种脑电成分的活动特征,并将其与外在行为表现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深入和综合地掌握心理负荷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也为后人对生产效率相关问题认知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探索性的铺垫。3)本文借助Physiograph开展现场实验研究,探索了心理疲劳负荷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中通过生理测量实验获得了EEG(包含theta、SMR、beta和gamma频段)和EMG的活动特征,从生理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心理疲劳负荷对生产效率影响背后的机理。此外,在此研究基础上并结合价值工程思想与模型,本文研究提出了基于心理疲劳负荷的人性化衡量生产效率的测度指标-神经效率,弥补了以往生产效率测度指标的不足,形成本文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一。4)本文将动素分析技术和生理测量技术相结合,提出基于心理负荷的SOP动态优化思想与方法。SOP动态优化时,综合考虑与动作实时对应的心理负荷状态变化,在保证适度心理负荷的基础上进行动作调整,从而从动作分析微观角度探索人性化提升生产效率的方法。本研究弥补了前人对SOP静态优化的不足,探索了人性化SOP优化的方法,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熊忠贵[10]2006年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综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分析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血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2、探讨儿童ADHD发生的有关影响因素。3、研究儿童ADHD的心理行为特征。4、评价儿童ADHD脑电生物反馈训练的治疗效果。方法1、中枢神经递质检测利用德国进口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试剂盒,运用ELISA方法分析ADHD儿童血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2、影响因素采用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儿童ADHD的有关影响因素。3、心理行为特征运用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采取心理行为评价量表分析儿童ADHD的心理行为特征。4、脑电生物反馈训练采用美国生产的ProComp+/BioGraph脑电生物反馈系统,分析儿童ADHD脑电生物反馈训练治疗前后视听整合连续性行为测试(Intermediate visual andauditory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IVA-CPT)各项指标,评价儿童ADHD脑电生物反馈训练的治疗效果。结果1、中枢神经递质检测病例组儿童血清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分别为1.42±0.34 ng/ml和177.70±37.92 pg/ml,对照组儿童分别为1.94±0.42 ng/ml和206.20±42.45pg/ml;与对照组儿童比较,病例组儿童血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2、影响因素在131例ADHD儿童中,男女童之比为2.0:1,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8～1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ADHD的构成比逐渐减少;经配对x2检验,存在显着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父亲文化程度、儿童按时睡眠习惯、家庭人口数、父亲玩牌、父母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居室装修后入住时间、父亲性格、儿童孤僻、多疑、任性、烦恼和孤独,经配对t检验,存在显着性意义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父亲年龄、母亲年龄、儿童每周尿床次数、儿童血锌、铁和铅水平;经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ADHD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父亲年龄、母亲年龄、儿童每周尿床次数、居室装修后入住时间、儿童任性、烦恼和孤独、儿童血锌和铁水平;经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ADHD的影响因素按贡献大小依次为儿童孤独、儿童每周尿床次数和居室装修后入住时间。3、心理行为特征病例组儿童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为99.92±15.44,对照组儿童为106.96±11.93,均处于正常水平;病例组儿童语文和数学成绩优秀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病例组儿童尿床、经常独自呆着、动作缓慢、非常不安、不能长时间静坐、经常破坏自己或别人东西、经常欺负别人或同学、粗心、容易激动或勃然大怒、神经质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儿童;经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病例组儿童主要表现为经常独自呆着、动作缓慢、非常不安、不能长时间静坐、经常破坏自己或别人东西、经常欺负别人或同学、粗心和神经质;经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病例组儿童主要表现为经常独自呆着和不能长时间静坐。4、脑电生物反馈训练在60例儿童ADHD中,脑电生物反馈训练的有效率为91.6%;治疗前后儿童以注意缺陷为主型ADHD综合注意力商数(FAQ)分别为70.10±11.79和93.35±17.05,以多动冲动为主型ADHD综合反应控制商数(FRCQ)分别为75.10±10.98和95.25±10.94,混合型ADHD综合注意力商数(FAQ)分别为58.05±16.53和79.50±23.03,且综合反应控制商数(FRCQ)分别为68.90±11.47和96.15±16.05;经配对t检验,治疗前后儿童以注意缺陷为主型、以多动冲动为主型和混合型ADHD的IVA-CPT指标均显着提高(P<0.001)。结论分析ADHD儿童血清中枢神经递质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儿童ADHD的心理行为特征,早期评价儿童ADHD;建议以社区为单位,以ADHD儿童、家长、老师和医生为团队,采取以脑电生物反馈训练为主的综合性措施,开展儿童ADHD的控制与干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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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害羞脑电的AR模型谱分析[J]. 赖永秀, 任鹏, 贺强, 孙鑫, 尧德中.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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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婴儿生气情绪及其对行为发展的作用[D]. 何洁. 浙江大学. 2009
[6]. 气质研究的新视角——行为抑制性研究[J]. 王争艳.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7]. 音乐情绪感知的脑电研究[D]. 高婷婷. 电子科技大学. 2007
[8]. 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与干预研究[D]. 左恩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9]. 基于心理负荷的生产效率研究[D]. 尚倩. 浙江大学. 2013
[10].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综合研究[D]. 熊忠贵.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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