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工体制的建立及其基本经验
李向上
摘要： 中国40多年社会改革的实质在于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了从以计划为主导的分工机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分工机制的转换，通过社会改革我们成功激活了一大批市场分工主体，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我们开创性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分工形式相结合，从根本上解除了约束分工的制度因素，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了分工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在矛盾，参与分工的主体能够从分工中公平享受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从而避免了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利益冲突。我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等新型全球化合作模式强调由参与分工的各个国家共同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从而使分工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纽带。
关键词： 改革开放；分工；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笔者以为，这一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分工形式相结合，从而在根本上解除了约束分工的制度因素，使生产力的革命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实质却是资本增殖的手段，生产的成果为资本家所独占，分工在为资本家生产财富的同时却为工人生产了贫困，使工人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大机器时代的来临为分工形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这一变革并未完成，分工历史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抑制。我国在建国以后，由于对马克思分工思想的教条化理解，把商品经济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试图通过推行计划经济来推动社会发展，最终形成了计划主导下的分工模式。这种行政指令性分工使“分工主体缺乏必要的动力，使单个生产机构内的分工处于萎缩境地……严重抑制了企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本应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重新发挥市场和分工的优越性成了我们推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杠杆。可以说，中国40多年改革的重点正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了从以计划为主导的分工机制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分工机制。
婚恋不像友谊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而这又是卡夫卡一直恐惧的东西，卡夫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结婚意味着逃出父亲的阴影，组成自己的家庭，过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而且，在卡夫卡看来，有一个类似朋友的妻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卡夫卡日记中所描述的来看，菲利斯不漂亮也不可爱，没有什么特别吸引卡夫卡的地方，但他还是决定凑合着与她交朋友，因为卡夫卡认为菲利斯是一个可靠又平静的人，和他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一样，自己可以对她畅所欲言，这点从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可见一斑。
一、社会改革与分工主体的重建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社会分工产生交换，交换形成货币、价值、价值规律，最终形成商品经济体系。商品经济的建立必须以交换为前提，为了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培育自主交换的市场主体。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分工模式下，企业和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并无经营决策自主权，市场意义上的分工也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正是从放权让利开始重建市场分工主体。中央通过简政放权，逐步扩大企业和队社的自主权，企业、队社内部的改革又进一步使个人成为有生命力的经济细胞，为人们能动性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队社、个人等拥有经营决策自主权的市场主体开始成为社会分工的积极实践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乡村集体生产主体成为严重抑制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开始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村土地改革的结果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城镇地区的转移。据统计，1984-1988年，我国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在450万人以上，农业劳动力平均转移率达到2.63%以上。特别是1984年和1985年，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是在1100万人以上，年均转移率超过了3.8%。〔2〕马克思认为，推进分工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条件是减少直接从事食物的生产、从事农业的人口，使人们脱离土地、脱离大地母亲，结果是把人们游离出来（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把人们变成freehands），把他们动员起来。与农业有联系的劳动同农业的分离，从事农业的人手逐渐减少到很小的数额，这是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本身的主要条件。”〔3〕随着商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地区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开始从事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等，极大提升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分工体系快速成长起来了。
由上述研究可知,超声辅助对于食品原料中的类黑精提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类比其辅助萃取时的优点,例如破坏细胞壁细胞膜,促进生物活性物质释放等,可以预测一些非热加工技术在类黑精方面的辅助提取的前景,如高静水压萃取、高压脉冲电场等。此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技术还有绿色、清洁,减少有机试剂使用的优点。然而,这些技术在类黑精提取方面的应用报道较少,属于较新领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6〕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开放型经济”这一概念，“外部的技术优势使得我们认识到更为先进的现代分工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迅速发展”。〔7〕我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不同阶段表现为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同时分工也受所有制关系的制约，“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17〕资本主义市场分工建立在私有制的最发达形态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分工则以公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为基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开始，积极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强调国有资本从非国民经济命脉领域退出，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这种新型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从总体上来讲能够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更大程度地节制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资本既被鼓励又被理性限制。政策鼓励的领域主要是资源受市场决定配置的范围，凡合法注册的企业均受产权制度保护，以充分适应竞争规律，体现经济效率。所谓理性限制，即指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让全社会绝大部分资产排斥于私人拥有、资本控制。”〔18〕
二、对外开放与现代分工体系的建立
从企业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参与企业的决策，完全代替市场来配置资源。在计划分工的模式下，“联系分工的交换不是市场交换，而是国家计划。……与工业中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相对应的不是丰富多样的产品和高水平的就业，而是贫乏的产品种类和短缺经济，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4〕这种分工模式缺乏激励机制，不利于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分离和国企改革，推动传统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分工和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政企分开导致的结果“一是政府的职能得到了强化，二是企业摆脱了政府的干预，有了主动权，决策更能适应市场需要”。〔5〕企业活力恢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反过来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演进，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存在风险因素，是由于双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及文化背景不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超出预估成本的支出和损失，从而加剧企业的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从广义范围来讲，国际贸易的风险因素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包括地域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从主观条件上来讲，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会造成双方经济发展不稳定。通常来说，购买方对商品的了解并不如销售方对商品的了解全面，也就是说进口方在国际贸易交易中处于被动状态，对商品货物的掌握程度较低，出口方可以凭借对商品货物的基本了解，在销售过程中加以包装，从而获取更大的盈利，这也是导致国际贸易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2]。
分工不仅创造生产力，而且决定劳动材料、劳动成果的分配，决定生产力成果为谁所享用，因而形成不同的阶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19〕在私有制下，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成果总是在某一阶级的主导下进行分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势必要通过强制手段将被统治阶级控制在这一劳动形式下，因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造成了片面性和强制性，这种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只能通过社会革命予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解了分工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参与分工的主体能够从分工中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组织劳动的技术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正式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技术和资本的引入为国内分工注入了强大动能，极大地推动了国内产业和地区的分工发展”。〔9〕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10〕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11〕在引进外资、技术的同时，我国还制定了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为分工演进提供了新的动力。“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更促进了中国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12〕马克思非常看重市场对分工的反作用，“世界市场的扩大……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3〕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建立必然反过来要求生产力的更快的发展，从而也要求国际范围内的分工协作。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不断增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现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产品加工外包的顶级供应商。“2017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达到24.27万亿元，全年同比增长7%，占当年GDP的29.34%”。〔14〕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工体制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分工促进了生产社会化，从而使生产力成倍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分工服务于资本增殖，是为了维护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强调以社会主义的力量规制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经济背后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制约束的涵义”。〔16〕如果说分工的技术属性构成市场活力的基础，那么对社会主义价值属性的强调正是为了从生产关系方面规避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性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使推动人类文明的市场经济形式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无疑是新探索、新突破”。〔15〕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经济手段的统一，其重要特点就是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相剥离，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将计划和市场仅仅作为方法来看待，而不再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社会分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以自我演进的方式促使其自身不断趋于完善，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却阻断了这一过程，从而造成分工形式的保守性。传统计划经济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分工模式，一度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的忽视，最终却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造成分工抑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科学界定使我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分工形式相结合，从根本上解除了约束分工的制度因素，使生产力的革命因素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工体制的建立是对唯物史观分工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在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政府积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乡镇企业内部也逐渐出现分工；个体、私营企业快速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市场格局，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有力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成功激活了一大批市场分工主体，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为参与国际分工打下了良好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构成商品生产的前提，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逐渐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而一定数量的资本又构成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要在市场上购买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并把他们集中起来，需要资本家手中拥有最低数量的货币。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引进外资，在短时期内大量资本的引入以及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为分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正是引入外资最多的地区，“据统计，1985年，广东省引进外资额占全国的46.2%，福建省占10.7%”。〔8〕外资的引入有效弥补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足，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为我们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1.3.2 山东省政府政策优势。山东省的十三五规划还强调遵循网络的力量，要专注于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协同发展，要构建互连、集成、智能、安全的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全面新网络经济的扩张。这为山东省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为福山大樱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工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带来了分工的共同体功能的新变化。马克思提出，劳动者在工场内部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可以暂时摆脱他的个人局限性，并发挥出他的类的能力，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工人在生产中的结合表现为资本的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分工的这一生产共同体属性获得了新基地。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与交往，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各参与国以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同一产品从研发到最终消费往往经历数个国家的生产和经营环节，这种不同国家在全球化生产中的相互依存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0〕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种基于国际分工的新型共同体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社会主义市场分工体系的建立使得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为世界人民所共享，分工在国际范围内已成为共同发展的新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获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中国既是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贡献者。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7年，这一数字已超过30%。〔21〕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和世界人民一道为创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其实质正是通过构建较为合理的国际分工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引领的是‘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合作模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产生巨大生产力效应，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由参与分工的各个国家共同分享，实现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22〕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量国有企业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环境保护和就业等民生项目，实现了与周边国家的共享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实现职能剥离分化、重建专业化的分工深化过程。唯物史观分工理论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特定思想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工体制的建立也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分工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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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Its Basic Experience
Li Xiangsha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hina’s 40-year social reform i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rogram-oriented division of labor to a market-oriented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ism.Through social reform， we have successfully ac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subjects on market divisions and released the economy.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China has a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formed an open pattern of all -round， multi -level and wide -ranging areas.We pioneer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modern division of labor， fundamentally lifting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constrain the division of labor，realiz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overcom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echnic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Th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can enjoy the fruits of productive development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thus avoiding the class interests conflict caused by the division of labor.The new global cooperation model advocated by China，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emphasizes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productive forces are shared by all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thus mak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 new bond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division of labor，historical materialism，socialist market
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4-0038-06
［作者简介］ 李向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严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