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散文批评的文学方法论_文化论文

学者散文批评文化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化学论文,散文论文,学者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6;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1-0001-08

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散文理论批评,相对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批评语言和理论建构,真可说是一种严重缺失。无论散文美学,还是散文创作、散文文体、散文史或散文鉴赏与评论的任一侧面,都没有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学术语言和理论批评系统。为散文发言的学者与作家,将一些精义隐藏在非散文话语批评或偶感式的序跋与随谈中。大多数谈论者,要么战战兢兢,毫无把握;要么随心所欲,言不及义。在新的文学世纪,是到了认真反省和彻底改变这种学科理论贫乏和失语状态的时候了。

散文是创作主体最为直接而又艺术地传达自我情思与人类文化的文学体裁,以文化的眼睛观察散文,并将语言的、文体的、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等种种视角内藏其中,我以为能建立起最符合散文文体特性的文化学批评方法论。

20世纪开元以来,中华文学创作主体按经历、身份、学养、思维方式及文本特征等,可厘分为学者作家与非学者作家两大群体,而学者散文家又是学者作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百年来各门学科学者创作的,具有现代专业学者的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思维特征、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质素的各类散文作品。”[1]这是20世纪以来,艺术成就最大,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发扬最力的一个群体。以学者散文为对象来阐释散文批评文化学方法论,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就散文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学者散文无疑是更为深切和无所不在的。当然,这并不排除我的另一个意图,文化学方法一旦在学者散文批评实践中得到确立,那所有散文甚至散文以外的文学体裁,也许都可在这个方法里确认自体,并有全新的理论发现。

一 模式与方法

任何文化产品的诞生与成长,包括学者散文,都不能离开三个互动而循环的条件,即文化情境、心理运作和文化事件。文化情境是各种文化要素及历史在当前时空构成的人文社会状态之总和。“情境”与过于客观化的“环境”一词不同,不但突出了文化氛围的人文色彩,且与各层级文化主体(文化个人、文化群体与文化民族)有着根源性联系。当然,也不排除有文化之外的生态或其他情境参与。心理运作是文化主体的现实思维与创造活动,它以性格特质为内应,以文化心理为内容,当然是处在一定文化情境之下。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不同性质的心理运作和不同目标的文化产品,将伴生一套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这样,才能使三个条件进入实际创造的互动过程。文化事件为一个循环的暂时终局,是各种文化产品在特定时空中的诞生、遭际与命运,而精神产品显得更为复杂。文化事件还以文化冲突、传播、入侵、选择等种种形态发生在人类所有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化现象。但各类文化事件,都是各层级文化主体在一定文化情境中心理运作的结果。学者散文文本的出现,也是三个条件互动而成,其格局、过程与伴生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是本文采用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方法。好的模式与方法合用而经久不衰,就在于它接近事物的实质,甚至是事物的另一种存在与表现形式。以下所论学者散文文化四维模式及系列分析法,可能正具备上述的特性。

二 四维结构分剖图

周宪等人在《当代西方艺术文学化·译序》[1](P7-11)中,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综括了一个研究艺术的三维模式图,也称“文化参照系”(图1):

作者解释道:A轴在共时的层面上把艺术置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是艺术研究的“文化域观念”;B轴探究深层文化内核或基因,称为“文化层观念”;C轴“把任何艺术现象都同延绵不断的文化史过程连接起来”,可名为“文化史观念”。A轴提供了广度视界;B轴提供了深度透析;C轴则赋予其发展含义,它们共同构成了艺术之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并且认为,西方艺术文化学三个维向的观念,避免了单向研究法,开拓了艺术研究多维多向的思维格局。

上述模式给本课题以很大启发。但当我们从文化心理多层级主体进入学者散文时,发现模式的维度还不足以表述研究对象。而它面向整个艺术的大视角,在每个维度的分析方法上,也还不够具体和细密。由此,本文作了必要的补充与发展,形成以学者散文(文化产品)为主要对象的四维结构分剖图(图2):

这个结构图(第二圈之内),也可称为文化生命圈,既是凝聚的又是开放的;既是共性的又是个性的;既是实在的又是虚拟的;既是要素的又是系统的,它以具象和普象(也可说个别和一般)的双重形态,构成特定时空(小时空、大时空)的独特文化艺术体系。下面介绍整体模式构成,并随机探讨文化情境、心理运作、文化事件三个条件中的具体分析方法。

A轴:文化史。中部的实线段为“文化当下”,亦即时代文化。之所以强调“当下”,不仅指时间性质,也指空间性质。为特殊系统或文本中的“当下”。虚线表示“文化过去”或“文化未来”,这两者不但过于庞大,难以陈述,而且,作为系统的一轴,它们还只能是特定文本的文化史的过去或未来,是世界、民族整体文化史的一环、一段或一点。当然,它们在绝对意义上无限广远、深幽莫测,而“文化当下”是整条轴线的必然连接点。任何学者散文的文化文本必然踏在文化成长史的某一块台阶上,逃离文化史的时间约束简真是不可能的。

B轴:文化域。构成人类文化的所有因素,但特定的散文文化文本并非与所有文化因素都有直接关涉。一些构进文本的文化因素(图中实线段)称“表述文化”,也可说是文本表达的主要文化因素;一些只有侧面联系,另一些只作遥远的背景,都用虚线段表示。更多的文化因素将与文本无关。在所有学者散文文本中,表述文化中还有一部份表述频率最高,对个别文本,特别是对学者散文总体格局、风格起决定影响的要素,大约有哲学、政治、经济、宗教、伦理、美学、历史、风俗等数项。他们与非学者散文的不同,既在于要素的多少,也在于表达要素中的什么以及如何表达。

A、B两轴的文化史和文化域,共同构成文化情境的主要内容(文化个人、群体与民族也可能是文化情境的一部分,并成为调节因素),它们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既是静止的,又是流动的;既是单一的,又是交织的。作为对某些主体层级的重要性而言,即对文化主体心理活动刺激与影响的重要程度来说,文化情境还有大小之分。大情境指各层级主体所共有的庞大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一般处在背景位置;小情境指引起一定文化主体(尤其是文化个人)心理活动的具体文化处境,为当下心理活动的引发机制。从系统观念看,各表述要素和大小情境是不能强行分割的,针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本课题将采用文化要素和文化情境互证法,要素与情境的互证,还有各自内部的互证。

C轴:文化人或创作主体。这是整个结构系统的中介因素或力量,是最活跃最富创造性的一维。对外受文化情境的刺激与影响,对内发生反应与独特的审美活动,并最终有了文化产品——学者散文。换一个角度说,没有C轴,就不可能从A、B两轴到达D轴,反过来,也无法由D轴追溯到A、B两轴。学者散文文本是文化个人创造出来的,但学者散文家身心置于数种文化群体之中,必然深受群体人格的规约;同时,学者散文家还是民族文化的承传者,也基本难以超越特定的民族性。所以,尽管文化个人处于C轴的核心位置(实线段),但他始终只是三个层级中的一个主体。反过来说,文化群体与民族的文化特性,又都是从文化个人的眼中看出来的。正因为某个学者散文家(文化个人)具备相当的主动性,就同时也给文本的艺术独创带来了可能。

作家与作品、主体与文本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虽不象“文如其人”说得那样确凿和单调,但事实与方法都有相当的合理性。有论者指出:

文化不过是心理的扩展,显现了的心理。人的心理中没有的信息,文化中就决不会出现;文化中所具有的则一定会出现在心理中。[3](P78)

学者散文乃文化产品之一种,在文字符号还没有形成系统信息之前,作者心理中已有远远超出信息内容的冥思默想了。如何“想”法,即学者散文家动笔前心理总体运作有何特点,他们怎样选择创作策略?可以说,是由双重中介决定的。具体而言,学者散文家由相对稳定的文化价值目标体系与应时而变的文化潮锋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来确定文本创作策略。文化生命乃文化价值目标体系的核心内容,文化价值则是衡量一切文化活动到达核心的质量与标准,失去价值,任何文化活动将平庸或毫无意义。不同成份的主体,文化价值构成不一样,作为高层知识分子的学者散文家(文化个人),其价值标准是多层多向的,足可以形成体系。而文化群体与民族,其体系自然就更复杂庞大了。文化价值目标体系中,文化生命理想与散文审美理想最为关要。以文化生命理想为主,构筑了所有文化心理内容的秩序;以散文审美理想为主,构筑了文本艺术创作过程的心理秩序。两者与其他要素的融合,就形成价值目标定势,以后有变化,也多半只能是修补性质了。这一目标体系,对外界感应自然生命圈(围绕着文化生命圈,除了人类及文化之外的宇宙万物,见图2),对自体则组织文化生命要素和处理各个时空间的文化关系,具有哲学、美学的超越性,可称之为中介原则。文化潮锋意识可称为中介策略,它是调节目标体系和具体文本写作的一种临时机制。所谓“潮锋”,这儿借鉴了气象学与未来学的两个术语,并将其融合而成。气象学的“锋”或“锋面”,指“两个密度和温度不同的气团之间的界面或过渡带。沿此带天气出现突变,有时伴有雷暴和放电现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面对汹涌而来的第三次浪潮,介绍了“一种有力的新方法,可称为‘社会浪潮前锋’的分析。它认为历史是滔滔不绝的变革的浪潮,并且探求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每次浪潮的前锋。”[4](P55)“锋”也好,“浪潮前锋”也好,是气候或社会变革的最敏感区域。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变化,都发生在文化观念的变化之后,这个文化变革的锋面,表现在当下的时空,就称时代文化潮锋,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总体文化结构错动变迁的时代聚焦,内化在主体心理中,就成为时代文化潮锋意识。由于散文文体的非虚构性,由于时代文化的涌流不息和艺术创作主体心理的迁流不居等特质,潮锋意识是一种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变势心理。从文学角度而言,无论创作与批评,不同的个人与群体,面对时代文化潮锋,会有不尽相同的感应,自然也就会采取不尽相同的创作策略。学者散文家在时代文化潮锋的交感中,激起的思考可能与非学者散文家很不一样,他们更容易或惯于向文化价值目标体系进入,在思维方式、知识构成、人格趋向、审美原则、表现手法等各面,很自然地具备了学者型心理特质,而这正是一个学者散文家双重中介心理运作的最关键一环,即中介策略的调节性作用。因为,文本的过程及最后完成,都是中介策略直接操作的。有时甚至对中介原则不太怎么驯服。出于文学和非文学的现实压力,起而反叛中介原则也是常常见到的。这就造成了双重中介的互动、互制与互决,也从而可以区别学者散文家与非学者散文家所有个体与群体不同的个性与共性。这里提到的创作主体双重中介以及D轴内蕴的“文化生命活的肌体与灵魂”,相对于第一圈“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时间与空间而言,可名之曰“心间”。这是一切创作主体与文本中的灵魂世界或意象宇宙,足可与时间、空间鼎足而立的一间。当然,它可能包涵着时间与空间,也可能被时间空间所包涵。但无论如何,心间是文化与文学中绝对与永恒的精神奥秘所在,当然也是学者散文探索的焦点所系。

D轴:文化文本或文化层。如果说,A轴的文化过程是动态的,它由历史发生而来,又对整个民族历史都在发生影响;B轴的文化因素处在动与静、有序与无序之间,其中个别因素可能特别活跃;C轴文化主体联通A、B、D三轴,并将其中部份“细胞”克隆成文本生命,创设新的文化传统和价值;那么D轴就是这文化生命活的肌体与灵魂。没有语词等符号在第3圈(文本生命)的现实凝结,那文化当下、表述文化和文化个人所容涵的多维多向文化内容都只是原初的零乱无序状态,甚至虚幻神秘无从把握,只有特定文本的特殊聚焦,一个个散文文本、艺术文本或活的、新的文化生命才可能诞生。此轴的实线段由语词符号带入表层,由表层又进入中层,这两层能直接感知与分析。虚线表示迈进深层与隐层,乃文本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意识与无意识等的统合。对创作主体而言,深层尤其是隐层内容并不能完全自我意识与运作,许多时候,在灵感来袭或其他即兴状态下才能有所展现;对批评主体而言,深层尤其是隐层内容也不能完全由理智判断与分剖,尚需在各种条件下的直觉与感悟,或能帮助接受其复杂统合。其实,四维多向循环系统结构图是一个可以扩充的创造图,改变文化主体成份、表述文化因素、文本性质与结构形态,第三圈的文本生命就可置换在散文与文学之外任何别的人文及社会学科之中。这样一来,这个四维结构分剖图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哲学方法论,用以解析任何一种文化文本了。

三 散文四要素及文本四层分剖法

进行学者散文文本四层分剖法介绍之前,有必要对散文四要素作一阐述,这也可说是文体要素解析法。作为阅读的文本,散文与诗歌、小说并列为三大文学体裁。但文界人士都清楚,无论古典与现代,诗歌、小说研究都很充分,其文学性无人怀疑。散文虽属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正宗文学体裁之一,不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远不及诗歌、小说,文学性也屡遭忽略与贬低。这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广义散文与广义文化的联姻,削弱了文学体裁的纯粹性。但散文批评还未完全进入散文自体,缺乏自己的一套批评语言,从而影响其理论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他暂且不说,从文体论而言,诗歌、小说已被公认有稳定的文体要素,诗歌三要素为意象、情思与韵律;小说三要素为人物、环境与情节。独散文至今众说纷纭,提出的文体要素仍难以被学界认同。文本试图找出文学散文四要素,以帮助文本四层分剖及此后的文化心理分析。

要素之一曰人境,如果说“情境”一词在文学中是指:“1.某一人物或某些人物所处的境遇。2.主要情节即将正式开始、故事展开之前的特定状况”,[5](P268)强调叙事文学处境的客观性;那么,“人境”则是作品设定的真实主体写意(情思)文学的文本境遇,作者为了一定的主题目标设计的并以他自己为轴心的社会、政治、学术、情绪等特定语境,其构织的主观性是非常明显的。在散文里,“人境”指处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个人(特别是创作主体)、文化群体或文化民族及其总体境况,有时也可称为人物和处境(人物之外的客观环境或文化背景)。人境虽以人物为中心,处境却绝不是陪衬,只有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处境的互动,才能构成散文这一基本或核心的要素。人境在散文中很多时候并非集中表现的对象,有时甚或只类似诗歌中的一种起兴艺术。需要强调的是,好散文中凸现或隐藏的那个陈述者、那个“我”,是人境的主要表现者,他真实而自由(当然也有限制),是真正的文本主体或文化主体,这与小说和诗歌颇不相同。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典型;诗歌的“我”乃想象中的扩张与夸张,一般说不能与诗人同位。要素之二曰事列,指事物、事情、事件、风俗、景物及所有事象在文本中的形象化内在组合。它不像小说中的故事那样完整而曲折,因事列处在真实的人境之中。何况很多时候,也并非是某一文本的主要陈说。散文里,几个事象或事件之间往往没有时空联系,却又巧妙地派上用场。散文也正以“事例”要素,成为区别于诗歌和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要素之三曰情场,与谈情说爱的“情场”作严格区别,“场”吸收了物理学的两个含义,既谓“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也谓“空间区域本身”或“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6](P525-526)散文的“情场”既指同一文本空间中某一区域的情怀、情绪、情感等的含量,也指词篇一步一步累积而成或婉曲或激荡或隐晦的情踪。与抒情诗典型、集中而浓郁(无论直接或间接)的抒情方式不同,散文所抒之情为特定人境中的情绪或情感,它由真实的文本主体(作者)来营权,无论多么艺术化,情感本身则尽量接近自然状态,也接近人境的发展流程。用“情场”来把握散文所陈之情或陈情艺术,更符合散文文体特性。要素之四曰意阵,指散文中意念、意图、意见、意义、意蕴或种种观念、哲理与思想等功能性的排列与聚合。小说避免说出意图和思想,无论作者还是人物;诗歌只在少数流派和体式如哲理诗中直接表达思想,但仍少不了借助比喻或象征等手法。唯有散文,说理可深蕴含蓄外,还可由创作主体直陈、直说、直诉,有时甚至十分尖锐而泼辣。当然,这也常常是被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以将散文排除在文学之外。而实际上,直陈、直说、直诉的散文,许多具备高超的艺术性,如同诗歌的赋格,读来一样感人甚至惊人,经得起长时间的淘汰,永存于文学史册。文学说到底就是思想,只是不同体裁表达思想的目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散文的说理艺术既在于理本身的质量;也在于“意阵”与人境、事列和情场在文本中的巧妙配合;还在语言及其他各种艺术技巧的运用。散文意阵的排列聚合方式非常丰富,一般而言有单意阵与复意阵;复意阵又有总意阵、分意阵与次分意阵;随笔、杂文、哲理小品等专事议理的体式,不同作家意阵的聚集更是五花八门;还有兼有说理的散文体式,其义理之穿插排列与上述也不大一样。仅以“主题”或“中心思想”的老式思维去分析散文,我们会遗漏许多细微而重要的人类精神,而“意阵”的剖析结果会颇不一样。虽然,分解到最后,给文本一个总的思想有时也是在所难免的。

由于述说的文化目的不同,散文四要素有时候并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大多时候虽熔于一炉,作者也会有所侧重,而不会平均用力。但人境一项是四要素中最紧要的,或重或轻、或主或次、或显或隐,文本总也少不了。文本中的一切,都只能活动在创作主体一手设置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真实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生命世界中,这也自然决定了散文文体类型的特质。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以人境与事列为主,就形成了叙事散文;以人境与情场为主,就形成了抒情散文;以人境与意阵为主,就形成说理散文亦即议论散文;若人境与事列、情场、意阵中的两者或三者相融合,并分别有程度不同的充分表现,以致文本难以清晰归类,就形成兼类散文,即兼有叙事、抒情和说理散文的共同特质。兼类散文在创作中普遍存在,以至成为散文批评的一个难题。常见一些论者将兼类散文强行划入较为单一的类型之中,这多少影响了创作与批评在文类方向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说,兼类散文有更宽的表现幅度和更深的表现厚度,并在文体论等方面包孕着更大的创造潜力。学者散文家在散文四大类型的选择、创造与表达上,与非学者散文家会有很多的区别,而文本四层分剖法也是鉴别差异的普用方法之一。

我们说,D轴是散文文本活的肌体与灵魂,并有表层、中层、深层和隐层四个逐步递进的层次,下面就从方法论角度,尝试着加以解析。首先见图3:

这个图表,将语言学、散文文体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作了有机化合,不是从先后程序,而是从文本的显隐程度来探讨各层的指涉。表层为词指,乃散文文本(当然也是任何文本)最先被感觉到的符号系列。因它主要承载散文文本语言及其视觉格式,我将此系列称为词篇,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7](P102)包括词列(词素、词、词组)、句列和段列。连标点符号在内,任何文学文本的词篇都是极为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散文词篇至少有两个用途:第一,提供辞色信息。词典解释的“辞色”,乃“言语和神态”(《辞源》,第1654页),此处将辞色用作词篇的一切视觉格式,而这些从创作、发表到阅读与批评,对各类主体都会有影响。比如,翻开《野草》和翻开《文化苦旅》,感觉立即就不一样,不但词列、句列和段列的艺术安排不同,用词的色调、习惯和频率(汉字凭直觉即可有所判断)不同;就是文体类型与语体风格也可从辞色中有相当觉察。这些信息,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读者是否接受一篇散文的文化品位。所谓“一目十行”,没有辞色的感知铺垫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各层各类“所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2页)因文本目标进行艺术构织,以组合完整的散文文本层次和系统,“词指”的三个下滑箭头显示了这种关系。没有字符的形与声,任何客观或主观的意义都将被文本所拒绝(事实上也是反拒绝)。词指表现着象指、义指与心指,使它们平庸或感人,失败或成功,而后三层也不同程度和整体地控制着词指。不过需要注意,词篇的绝大部分除了与象指、义指、心指进行艺术构织外,还有一部份词、词列、句列甚至段列,与上述三指都无直接勾连,但文本整体却不可或缺,这部分词指可统称为关涉语。关涉语同样受词篇文化内容和整体格调的制约。总之,进入任何散文层面,词指是不可绕开的第一步,也是始终伴随着的一步。

中层为象指。《辞源》说:“凡形于外者皆曰象”(《辞源》,第1595页),象指意义因此极为广泛。散文文本中凡可感觉的人、事、物与氛围之种种,都可归于中层的功能,而以人境与事列等要素为主要承载。形象性是文学的特性之一,不同的文学体裁由于历史的、美学的、文体的原因,其形象性营造颇不相同。如果说诗歌的形象性主要由意象来表现;小说的形象性主要由人物形象及其故事来表现;散文则主要由非虚构时空因果链条中,片断的、零小又无所不在的、以实存的人类文化生命为关钮的各层级主体、环绕主体的各类可见、可触、可闻、可嗅、可味的事象、处境和氛围来表现,从而使散文充满活生生的现实感性。除了主观的生活,人还生存在物质或物象的世界之中,离开了物象世界或“图2”中所曰的自然生命,人的内在生存亦不复可能。散文的象指及其特性也就是很自然的文学文体功能。象指不是散文的目的,它只是主体甚至散文自体的一种生活形态。但它与目的有关,引导着文本到达目的,即为了文化生命的理想如何生活得最好。因此,象指仍属散文文本中过渡性的中间层次。在不同的文类中,譬如叙事散文与哲理小品,它的所用与用法区别很大,前者文在事中,后者可能事在文外。最后想说明的是,作为中层的象指,一旦被词指构织,就成了词象或语象,它是语言表述的物象或形象系列,只有通过读者的联想与想象等心理功能,才能在文本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归位,即接近创作主体在文本中设计的象指及系列。当然,也有可能出位,即超越了作者的文本设计。这就不但使散文的象指具有文学语言形象的间接功能,而且有了文学解释学的广阔天地。

深层为义指。古今汉语里,“义”都包容了情义与意义这两层,说义指主要承载了情场和意阵,想来问题该不大。我们可以将情场与意阵凝缩为“情意”,与文学作品的主脑、主题、主旨、内涵等约略相当。义指被词指构织,就成为词义或语义,不只是词语和句子的意义,更是词篇的意义。散文的一般分析与批评即以词篇义为底线,为文本的最终目标,此举也的确适应了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与阅读期待,让其居于文本的第三层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文化心理内容划分显示层、潜入层和隐藏层,义指虽是文本的深层,却只是文化心理的显示层和潜入层的一部分,它由词指的表述、说明、概括部分、象指的暗示、比喻、象征部分;以及心指的显示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可理解的情意(主题)场。其余不好理解和不可理解的部分,则沉入到文本第四层。就创作群体而言,大部分非学者散文家可能认为义指即是文本的鹄底,而大部分学者散文家则可能意识到了义指背后的驱力,义指的深层定位正可以区别不同作家群体创作心理的异同。就艺术传达而言,义指的完成有两点最重要:其一,依据体裁、人境和语境等的限定,在形态与方法上,义指有何特出的表现。这关系到它如何准确而又艺术地实现系统中的层次任务。其二,处理“义”的情与意、感性与理性(知性)之两翼时,偏重一端,顾此失彼;还是情理兼融,两全齐美,这是检验作家庸才还是天才、专才还是通才(注: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说:“同样是散文家,甚至散文大家,也有专才与通才之分。专才或偏于知性,或偏于感性,唯有通才始能兼擅。”《香港文学》,1995年1月,第43页。)的标志之一。义指层(即词篇心间)的创造可能性无限广阔,其情意圆融的境界,实际上也多少决定了文本心间在文学历史时空中的艺术价值和地位。

隐层为心指,乃专指散文文本的价值动力,即隐藏在文本底部甚或底部以远的文化心理。我们已将文化心理的显示层和部分潜入层内容划入文本深层的义指,那么,其部分潜入层和隐藏层内容就是文本隐层的全部承载。如前所述,潜入层若现若隐,起着承上(显示层)启下(隐藏层)的作用。由于时代、政治、自我与艺术等种种原因,似说非说、欲说还休、甚至不想说、不便说、不能说和无法说的文化心理内容,多半处在心指的潜入层次,作者在创作情境中或能意会或未必全意会到,但因上述原由,有时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耍词指的花招,对自我、文本与读者,采取回避、歧出与迷惑等手法,这种处理,已使散文文本造成相当的厚实性、多义性与神秘感。心理学家历来将意识与无意识划分得太清晰了,实际上,主体心理在很多时候处于两者的中间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混意识”,乃属模糊的、含混的、不能一刀两断地切到意识或无意识一边的意识内容。在文学创作的特定情境,这种混意识有时十分活跃,并会通过词指记载或指令在文本中。散文文本心指的潜入层部分正是体现着那些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进或退的文化心理内容。

文化心理的隐藏层躲在散文文本隐层(心指)的最底部,经由作家所有文本(全部作品与非创作品)的系统话语,甚至延伸到具体散文之外的一切广义文本和作家巨大无垠的无意识心理时空之中。这个隐藏层,属于民族乃至人类的无意识域,相当于荣格所言“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全部内容。(注:荣格说:“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我把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见《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11月,第52页。)不过,不是集体无意识对于个人无意识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互存与互决。它们饱含着文化民族原初的心理,以及文化个人被遗传、遗忘的往往连自己都不能觉察的文化情结(与前述的显示层结合,加上自然性、社会性等因素,构成独特的文化人格)。只是在宗教中,在民俗中,在民间和文人的各种艺术创作中,才时时被独特的艺术符号所唤醒。而一旦唤醒,那些符号(与词指构织起来的心指)往往绘制出文化个人、文化群体与文化民族丰富的历史经历和心灵世界,尽管她庞大而迷蒙。这世界的核心支柱或曰精神上帝,就是个人与人类的文化生命理想。不用讳言,这是迄今为止,集中了全球所有画种画派,所有艺术家(事实上几乎是每一个人)一齐创作的旷世无比的画幅。画稿上已经有许多线条,许多色彩,甚至局部的构型,然而,它离初稿的总体定型仍然十分遥远。这本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驱力,它决定了各民族个人与群体文化心理的演变与融会(创作主体以文化人格为核心),也自然成为散文文本前三层如何言说的真正根据。

还需强调的有两点。第一,文本四层分剖法虽主要指向深层(义指)尤其是隐层(心指),但表层(词指)和中层(象指)并不能绕过,更不能置之不论。四者在文本中往往结为一体,只是为了分解的方便,为了挖掘文本文化精神的动力之源,才作了相对的划分。同时,由于作家群体、个人、文体、性别、风格等因素的作用,散文艺术创造在与文本四层的总体互动中开拓出广阔天地。因此,艺术分析将总是追随作家主体文化人格并始终不脱离文本四层内容的有关要素的。第二,本文虽以文化心理为独特作家群体及其文本研究的目标,却并非是研究对象的终极范围,文化心理活在文化生命之中,而文化生命的背后,站着广远莫测的自然生命。我们不但时刻铭记着自然生命作为以上一切发生的环境与基础,而且肯定地认为散文文本内外的各因素中,自然生命的实体与影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动着。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决不只限于散文文本生命系统和文化生命系统的解析,而也会进入到自然生命系统。这不会伤害我们的理论目的,反而使它更坚实可靠。因为,文化生命总是以自然生命为嫉妒、挑战、运用和超越的对象,舍此,人类将无以创造文化及其任何产品,这恐怕是最大或总体文化情境的激励与规约吧。

收稿日期:200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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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散文批评的文学方法论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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