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共1957年“六月事件”与赫鲁晓夫集权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事件论文,关系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赫鲁晓夫曾一度极力反对个人集权，倡导集体领导，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 共二十大他一直都在为此进行着努力和斗争。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情况却突然发 生了变化，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内，他竟迅速地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并“开始粗暴 地破坏党的领导的列宁主义准则”，“热衷于在决定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问题上搞独断 专行，无视党政领导人的集体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和忠告”(注：苏斯洛夫在1 964年10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 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页。)。终于弄得上下皆怨，被迫下台。那么，反对个 人集权的赫鲁晓夫为何一下子变成了个人集权的赫鲁晓夫了呢?笔者认为这与苏共1957年“六月事件”大有关系。
一 赫鲁晓夫在“六月事件”中的胜利使他在中央主席团排除了强硬对手，获得了忠 顺的走卒
先简要介绍一下“六月事件”。1957年6月18日下午至6月21日，在连续三天半的苏共 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总共11名主席团委员中，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 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等7位主席团委员联合一致，共同向赫鲁晓 夫发起了攻击，并坚决要求撤销他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虽然得到了与会的多 数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拥护，但因这些人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表决权，所以赫 鲁晓夫曾几次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后来由于中央委员们的及时干预，加之国防部长朱 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的鼎力相助，赫鲁晓夫才转危为安，继而又由安变胜 ，并在接下来召开的六月中央全会上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打成了“反党 集团”，对布尔加宁等人也分别做了处理。这就是苏共1957年“六月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委员不仅占了多数，而且均非等闲之辈。 其中，莫洛托夫是1921年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初的书记，他和伏罗希洛夫还在1926年便成 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列宁时期就颇有名望的领导人；卡冈诺维奇自1930年担任政 治局委员(此时赫鲁晓夫还只是莫斯科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尚未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一 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和莫洛托夫堪称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且对赫鲁晓夫有提携之恩；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在最后几年的第一副手，曾代表斯大林在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上作 过政治报告，是斯大林意中的接班人和斯大林逝世后的党政一把手。在1953年3月5日斯 大林逝世前夕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曾 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重新选出了由10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苏共 中央主席团(注：这次著名的联席会议过去一直被说成是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即1953 年3月6日召开的，但最新发表的档案资料证实，这次会议是在3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前一 刻召开的。见前引书第1051页，注73。)，这7位在“六月事件”中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均 在那10名主席团委员之列，其中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排名还在赫鲁晓夫 之前。虽然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后，借助于当时出现的拨乱反正， 平反冤案的形势，凭借他在清除贝利亚、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建立的功绩以及他的合纵 连横、各个击破之术，使自己渐渐地脱颖而出，变成了中央主席团中的灵魂人物，但他 对主席团的其他委员毕竟不敢小觑，而他也的确还没有达到令其他委员们臣服的程度， 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主席团委员大致还是平起平坐的齐肩兄弟，他们不仅可以毫无顾忌地 对他提出的意见和主张进行驳斥，而且在他们的反对之下他的某些主张和建议也常常被 修正或搁置，有的虽然最终获得了通过，但他也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比如，赫鲁晓夫提出的恢复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建议就遭到了莫洛托夫的顽强抵制，直 到他提议成立的以谢皮洛夫为首的委员会对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作了详细研究，并得出 了南斯拉夫不是军事法西斯专政国家，而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后，莫洛托 夫才作了让步。再如，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主张，莫洛托夫、卡 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均表示坚决反对，任凭赫鲁晓夫怎样据理力争，上纲、激将，他 们就是执意不允。最后逼得赫鲁晓夫只好亮出底牌，扬言你们再不同意以中央的名义批 判斯大林，我就以个人发言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在此情况下，莫洛托夫等人才不得不勉 强地、有条件地接受了他的意见(注：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 8年版，第340页；《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
由于赫鲁晓夫在“六月事件”中的胜利，一方面使他在中央主席团中排除了强硬、资 深的对手——他的三位最主要的对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被开除出了中央 委员会，萨布罗夫被开除出了中央主席团，别尔乌辛被降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布尔加宁 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虽然赫鲁晓夫出于从“政治上”(策略上)考虑问题，暂时还让布 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担任原职，但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锐气，对 赫鲁晓夫“立功赎罪”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另一方面又使得那些 资历低浅，对赫鲁晓夫惟命是从、阿谀奉承之徒大批地进入了中央主席团。这样一来， 赫鲁晓夫既很自然地成了中央主席团这个领导集体的“盟主”和绝对权威，又为他个人 集权的生成备下了松疏温润的土壤。
事实上还在“六月事件”之前，赫鲁晓夫就已暴露出了喜欢搞个人集权与专断的个人 品质，在这次事件中马林科夫等人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主要就在这里，虽然他们的指责有 些夸大其词，却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由于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集权的人成了“反党集 团”且被粉碎和此后对这个集团的持久批判，对赫鲁晓夫搞个人集权与崇拜的抵制和批 评便成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早在六月中央全会上，别利亚耶夫就说过：“利用个人 迷信问题，破坏一个被人民称之为他们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的 威信，这就是背离列宁主义。”(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第496页。)雅科夫列夫则讲得更为清楚：如果“指责赫鲁晓夫同志搞个人迷信，那 么这种指责是一钱不值，因为这不过是一盆脏水。我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地谴责这种肮 脏的企图。”(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559页。)在 这股“春风”的吹拂和召唤下，已具备了上述良好土壤的赫鲁晓夫集权如果发展不起来 ，那倒是难以想象的。
二 “六月事件”引发了朱可夫的被解职和赫鲁晓夫对军权的控制
在“六月事件”中朱可夫虽为赫鲁晓夫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在三个方面给了赫 鲁晓夫以强烈刺激：
一是人们对朱可夫的倚重和敬畏。这一事件的有关当事人所交待和揭露的事实表明， 在马林科夫等人联合发起罢黜赫鲁晓夫行动的前夕，马林科夫曾特意约见朱可夫，意欲 获得他的支持，并暗示有恩必报(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第433～434页。)；当米高扬、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在6月18日上午发觉了马林科 夫等人的动机后，三人当即做出的决定是：将这一情况迅速告知朱可夫，并争取他站在 赫鲁晓夫一边(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432～433页 。)；同一天，当谢皮洛夫从卡冈诺维奇那里得知他们的意图后，他的做法是马上打电 话刺探朱可夫的立场，以求同朱可夫保持一致(只可惜这个电话没有打通)(注：《历史 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755页。)；在六月全会上，中央委员、 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卡皮托诺夫在发言时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坦克掌握在格·康·朱 可夫那双忠诚可靠的手中，而他是知道如何支配这些坦克的。”此话刚一出口，全场立 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394页。 )。掌声表明，大家不仅认为卡皮托诺夫讲的是事实，而且这一事实是合乎大家的心愿 和值得鼓掌欢迎的。
二是朱可夫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他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1.在6月 18日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鉴于许多与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主席团委员、 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均在外地，无法到会的情况，执意要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赫鲁 晓夫和米高扬则提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草率行事，只有在全体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 记均到会时才能讨论该问题。但不管他们怎样争辩和坚持，马林科夫等人就是毫不让步 。在双方面红耳赤地争吵了约一个小时后，朱可夫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会场，以不容反驳 的口吻说，今天的会议必须停止，等明天大家都到齐时再行召开，否则他将拂袖而去， 退出今天的会议。结果他的主张马上得到了通过和实施(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252页。)。2.在第二天(19日)的会议上，虽然所有的人员 均已到齐，但在拥有表决权的主席团委员中马林科夫一派仍占多数，他们先是利用这个 多数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撤销了赫鲁晓夫主持会议的权利(改由布尔加宁主持)，紧接着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又按照会前的预谋，先后起 来揭批赫鲁晓夫的错误，并要求撤销他第一书记的职务。他们在发言时不仅都竭力地上 纲上线，而且声色俱厉，足以震慑会场上的每一个人，使那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们 下定决心追随他们。在此情况下，只要就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提请表决， 赫鲁晓夫马上就会失去这一职务。可就在这时，朱可夫突然挺身而出，他一方面公开揭 露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大清洗年代所犯的罪行，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扣 上了“小集团”、“宗派主义”、“搞分裂活动”的政治帽子(注：《历史档案：苏联 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309～311页。)。在看清楚了朱可夫的立场后，那 些尚未表明自己立场的观望者全都站到了赫鲁晓夫一边，并争先恐后地对马林科夫等人进行了抨击。赫鲁晓夫一派遂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3.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马林科 夫等人虽在舌战中一直处于劣势，但只要他们寻机强行行使表决权，赫鲁晓夫那顶乌纱 帽还是要被摘去，只有将表决搬到中央全会上去进行，赫鲁晓夫才真正有望摆脱危机， 而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又大显神威。他利用掌握在他“那双忠诚可靠的手中”的军用飞机 把外地的中央委员连夜接进莫斯科，从而促成了中央委员们对主席团会议的及时干预和 中央全会的及时召开。
三是朱可夫在这一事件中所暴露出的目无中央、骄横无忌的嚣张气焰。在同马林科夫 等人斗争的过程中，朱可夫曾气势汹汹地威胁道：“你们再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就 向军队和人民呼吁!”马林科夫愤怒地责问：“难道你想用坦克对付我们?”朱可夫答道 ：“只要我下命令，坦克就会出动。”(注：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在六月全会上，朱可夫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这些老政治家的揭露和痛斥，已是到了切肤见骨，放肆无忌的程度。也是在这次全会上 ，萨布罗夫当着数百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的面，在本意是揭露布尔加 宁搞阴谋时这样透露道：大约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前，我和布尔加宁一起去伏努科沃机场 接人，他对我说，我对谢罗夫信不过，他肯定在打我们的小报告。我(萨布罗夫)把这件 事告诉了朱可夫，朱可夫回答说：“让他(布尔加宁)来试试看，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报 销掉，连卢比扬卡一块端。”(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第119～120页。)“卢比扬卡”是莫斯科市内一座广场的名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驻地就在其附近。所以朱可夫这段话的意思是：布尔加宁不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罗夫信不过吗?让他来干干这个职务看，我马上就把他报销掉，连他任职的国家安全 委员会一锅端。
赫鲁晓夫在“六月事件”中所受到的这些刺激和震动，使他意识到解除朱可夫职务的 必要。1957年10月26日，即他解除了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的第二天，就曾直言不讳地向 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解释了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六月份朱可夫 在同“反党集团”作斗争时曾扬言，必要时他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这个集团算账。这就 是说，朱可夫是在以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人来说不能容忍的方式讲话。因为，如果朱 可夫对自己和使用军队是这样考虑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和党还有什么用。党任何时候也 不能容许像朱可夫那样估计自己的人来担任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竟认为什么时候动 用军队干预国内问题只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在六月份曾威胁说，他要动用军队来“建 立秩序”，那么这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用这支军队来反对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明天 就可以用来反对其他人(注：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三 联书店1980年版，第431～432、434页。)。
由于朱可夫的被解职，也便造成了赫鲁晓夫对军权的控制，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之所 以把朱可夫看作军队的化身，朱可夫之所以牢牢掌握着军权，以至于扬言“只要我下命 令，坦克就会出动。”固然是因为他担任着国防部长的职务，但这也不是全部原因，甚 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职务上讲，赫鲁晓夫才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军事委 员会的主席(朱可夫是副主席)，而且从制度上讲军队要服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更 重要的是在于朱可夫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基于这些功勋之上的崇高 威望和他在军队中所拥有的众多的亲密同事与部下。换言之，假如是一位战功平平，在 军队中根基肤浅的人担任朱可夫的那些职务，他就不可能获得朱可夫那样的权势。这样 的事例在历史上也比比皆是，譬如，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曾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职 务，但他却无法获得斯大林那样的权势。朱可夫被解职后，接任的马利诺夫斯基虽也是 一位元帅，但苏联的元帅很多，他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影响远不 能和二战中的苏军最高副统帅朱可夫相比，况且就连朱可夫也被赫鲁晓夫一撸到底，他 被撸的原因又众所皆知，马利诺夫斯基将何去何从自不待言，结果是军权很顺当地集中 到了赫鲁晓夫手中。
三“六月事件”既使赫鲁晓夫看到了兼任政府首脑的必要，也促使其他要员真心赞同 他的这种兼任
“六月事件”既使人后怕，也发人深思，那么怎样才能确保中央的团结和苏联政局的 稳定呢?还在六月中央全会上不少中央委员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葛 罗米柯根据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谈到的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愈多，因某种偶然因 素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的原理，提出将中央主席团委员由11人扩大到15～17人是“适 宜的”(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418页。)。库西宁 和鲁边尼科夫根据在最近的事件中由于中央委员的及时干预使赫鲁晓夫化险为夷的事实 ，认为应在中央委员干预主席团会议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前者说，应将中央委员 在主席团出现危机时对其进行干涉的权利写入党章(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 一个“反党”集团》，第605页。)。后者道：“我请求新主席团成员规定一种制度，中 央主席团开会时邀请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列席。”(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 后一个“反党”集团》，第702页。)乌尔贾巴耶夫则根据在这次事件中绝大多数中央书 记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事实，说是“如果把苏共中央的书记们都吸收进主席团，这是 正确的。”(注：《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809页。)赫鲁 晓夫没有否认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六月全会果然将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人数增加到了15人 ，而原来的、经受住了“六月事件”考验的大多数中央书记也果真都被吸收进了主席团 。然而，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觉得这些人见识太浅，没有言中要害，后顾之忧并没 有根除，因此全会之后他仍在不停地考虑着这个问题：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分人担任以来，中央党政机构之 间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本来在斯大林执政的后期，苏联是以政府机构为中心 进行活动的，中央全会则往往数年不开一次，政治局(主席团)会议也开得很不及时，党 的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以至在苏共十九大上干脆放弃了总书记的职位设置，身为部 长会议主席的斯大林只肯担任一名在书记处中排名第一的一般书记。但自从赫鲁晓夫出 任中央第一书记以来，他却借助于当时出现的拨乱反正，恢复列宁的领导传统，批判贝 利亚将国家保安机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视并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形势，一步步地将 苏联的权力重心从政府机构移到了党的机构之中，为此部长会议的诸位要员一直心中窝 火，愤愤不平，大叫“党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布尔加宁同马林科夫、莫洛托 夫等人素来不睦，政见多有抵触，他们之所以能捐弃前嫌，抱成一团，共同向第一书记 发难，关键就在于他们同在部长会议中任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六月事件”中起 来反对自己的7位中央主席团委员除伏罗希洛夫外，其他6位均为部长会议的正副主席， 也即在部长会议的所有7位正副主席中，除米高扬一人外全都站在一起，而在另一边， 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除谢皮洛夫外，同样地团结一致，形成了明显的中央党政机关各自 为营，两军对垒的阵势。不仅如此，而且在六月全会上揭露出来的事实还表明，这些人 在向自己正式发起进攻之前，曾以布尔加宁的办公室为据点，以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 部长会议主席团由部长会议的正副主席组成)会议的堂皇名义，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谋。 甚至在“六月事件”的过程中，他们也常常不加避讳地在布尔加宁的办公室集聚，商讨 对策。布尔加宁曾是自己的至交，当年自己在打算清除贝利亚时第一个与之商量的就是 他。斯大林逝世以来，自己先是举荐他当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前任)，后又举荐他当了 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继任)，满以为他应对自己感恩不尽，况且他能力又比较平庸 (注：赫鲁晓夫推荐布尔加宁当部长会议主席的理由和情形见《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 第80页。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能力平庸的叙述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85页；《最 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6页。)，由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当不会对自 己构成多大威胁。可是连他都尚且如此，如果是换上了别人，尤其是换上了莫洛托夫等 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那还不得把部长会议搞成个铜墙铁壁，然后再有恃无恐地向自己 叫阵?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让政府首脑在自己的系统里建立阵地，同在党的系统里建立自己阵地的党的首脑较劲过招了。至于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师以斯大林之道，由一个人 兼任党政首脑便是。
应该说，在经历了“六月事件”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大多数中央党政要员是愿意甚 至是希望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因为：第一，正如前述，自斯大林逝世后党政 首脑分人担任以来，两位首脑之间的争斗从未间断，这不仅影响了许多工作的开展，而 且也使他们的下属深感为人之难。不用说，在两位首脑常闹矛盾的情况下，每位首脑都 希望下属们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可是对哪位首脑也不敢得罪的下属们却多数希望能够 在两位首脑之间左右逢源，而结果往往是，两边都讨好者弄得两边都反感，两边都给小 鞋穿；旗帜鲜明地站在某一边者却又常常因为站错队而被弄得人仰马翻。第二，连着两 位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不仅最后的结局都很凄惨，而且在任上的时 候也被赫鲁晓夫鼓捣得很不舒坦，在此情况下恐怕没有谁还对部长会议主席这个职务感 兴趣。第三，同赫鲁晓夫关系密切的中央书记们巴不得赫鲁晓夫扩大权势，说一不二， 这样他对他们提拔起来就更有余地，更为容易。第四，经过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第一书 记几年来的较量，部长会议的各级官员们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首脑并不是第一书记的 对手，赫鲁晓夫的地位已越来越稳固，在发生了“六月事件”两军对阵的情况后，他们 作为在部长会议主席身边工作的人，难以被赫鲁晓夫看作亲信，从而受到他及其他在书 记处的亲随们的踩践和欺侮。相反，如果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他们也就和书记 处的人一样成为嫡系了。因此，1958年3月下旬，赫鲁晓夫在一片赞同声中兼任了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
综上所述，赫鲁晓夫在1957年“六月事件”后之所以迅速地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并非是因为他的权力欲突然膨胀，而是因为他从“六月事件”中意识到了集权的必要和 “六月事件”的结果为他提供了集权的条件。人们固然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这种集权提 出指责，但这种集权却也有着其形成的逻辑和赫鲁晓夫的某种无奈。集权必然产生独断 ，而独断又必然造成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讲，“六月事件”虽未能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却又为他的下台深深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