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_新文化运动论文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_新文化运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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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山文化书院、安徽大学和《徽州社会科学》杂志共同发起、由中国现代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五四’七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着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贡献及其与中华新文明的再造、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胡适研究的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与中国新文明的再造

与会代表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中国新文明再造的贡献。但在具体认识上有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是,1917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改良的八大主张,首揭“文学革命”的大旗,轰动了新文化思想界。胡适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勇敢地和陈独秀等人并肩战斗,在思想理论和行动实践上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名言上,充分意味着胡适希冀于再造新文化,研究并解决历史上积存下来的和现实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为此,他力图双管齐下,一方面借它山之石,引进西方先进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把国内的传统文化加以一番清理,挞伐有害者,光大有益者。但他所输入的学理,主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

有的代表认为,胡适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首先,他洞察了人类文化本质的同一性、整体性,走出了“中体西用”和“精神”与“物质”二分法狭隘的文化思想陷阱。其次,他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和比较中西文化,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第三,他倡导的“整理国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主张,是为了再造中华新文明,同时,他在整理国故中,又将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第四,他身体力行,在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成就斐然,并影响了数代学人。总之,胡适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是和中国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紧密联系的,他试图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寻觅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这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但由于他在中西文化比较观上重同轻异、扬西抑中,使他没能很好地回答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真正的理解,因为,他看到了文化是创造和自由,意识到了文化的独特性,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场运动。他反对“五四运动”,是反对它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串味”;“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把新文化运动政治化和泛化了。

第三种观点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文化和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胡适虽是文化人,也不能不谈政治,而且他喜欢谈政治。他倡导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独立,主张政治民主化、反对专制、人治和党治。他的政治观既是对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贡献,也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有的代表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社会诸方面,因此,在建设新文化、再造新文明上,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胡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会议对此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弘扬”的,他并未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胡适在海外有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研究和弘扬。

第二种观点是,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冷峻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引人向上,不足迷恋;必须对它进行整理,使之与西方文明相融合,才能创造中华新文明,但也不存在胡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的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胡适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实际上走入了“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了。这实际上是与他文化思想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和民族文化“自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虽然一再倡导要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态度同等地对待中西文化,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化,实际上他对西方文化崇拜迷信有余,完全缺乏怀疑批判的精神。他对中国文化仅看到其对中国文明再造阻碍的一面,没有看到另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由此走进了谴责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西化主义”的误区。

三、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的地位

与会代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是认为胡适是中国实证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发展是合拍的。他的实证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民党官方哲学、现代“新儒学”,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四大流派。

二是阐明胡适是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发展史渊远流长,研究者代有其人,但在胡适之前,均未能超出经学的旧传统。胡适率先探索研究新方法,撰写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以,“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造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冯友兰语)

三是强调胡适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人生观的典型代表。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观、民主观为主要内容,较全面地,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人生哲学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胡适的人生哲学内容包括:“易卜生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不朽”的宗教观、“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胡适人生哲学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和压抑;另一方面又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人生的思想和行为。胡适个人主义人生观在中国现代人生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占有重要地位,其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与实证的自然科学态度代表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进步方向。

四、胡适研究的方法

不少代表还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切磋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有:

(1)“文化场效应”的方法。它强调从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历程,及其所受的熏陶和教育,去追溯和探究其思想、性格等的形成、本质和特点。有的代表把胡适和冯友兰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人早年的文化场有三个,即:童年生活时期、上海求读生活时期和留学美国时期。但由于两人在这三个文化场的生活经历和接受的教育有差别,以致造就了这样两位截然不同的了不起的学人。

(2)“三维坐标法”。有的代表说,研究胡适可以从三个系列展开:一是胡适与徽州文化系列;二是胡适与中国民族文化系列;三是胡适与世界文化系列。这三者既相分立、又相融合,是三位一体的“三维坐标”。比如研究胡适和徽州文化,不能只谈徽州文化和胡适这二者的彼此关系,因为他与徽州文化的关系还交织了他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有的代表补充说,仅有三维还不够,应该再加上“时间”这一维,变为“四维一体”。

(3)“中介说”。有的与会者认为,“三维坐标”不是一个坐标,而是一个方向问题。决定一个事物性质的是中介。胡适的文化思想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故他的文化思想观是一种“中介”。

(4)有的代表提出要变“注释性研究”为“发展性研究”。但有的与会者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有些代表就胡适的教育思想、实践及其贡献;胡适与戴震研究;胡适与《水经注》研究:胡适与邹韬奋的比较;胡适母亲对胡适人生观的影响;胡适研究传统小说与“整理国故”;胡适与女子计划生育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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