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做一件公益事业,我的心是纯洁和诚实的_邓飞论文

邓飞:做一件公益事业,我的心是纯洁和诚实的_邓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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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邓飞告别记者生涯,投身公益,“发起人”这个被他自己形容为“酷”的新职业,也随着他运营的“免费早餐”公益计划,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如今,已经成为公益人的他,所做的工作远比“发起”要复杂得多、持久得多。他给自己的警示是“让自己的内心纯粹、诚实”……

当“免费午餐”越做越大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

2011年开始的“免费午餐”计划,是500名记者联合发起的,那次我第一次用了“发起人”三个字,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提出者、倡导者。

发起“免费午餐”计划时,我没有做任何准备。当时我参加天涯社区年会,我被天涯网友评选为“年度记者”,而“中国最美支教教师”蔡加芹正好就坐在我身旁。她说她的学生没有午餐吃,她吃饭时无法面对他们渴望的眼神。

听了她讲的故事,我很受震撼,就和几个记者跟着蔡加芹一起到贵州黔西县探访。当时的见闻刺激了我,孩子们中午没有像样的东西吃,最令我痛心的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超市,卖的都是没有生产日期的伪劣小食品。我决心要给乡村孩子做一些什么。

黔西县花溪镇沙坝小学的校长听说我们到当地调查,主动前来求助。我们去看了他的学校,发现他把学校管理得很好,肯为孩子花心思,他平时会带着学生在山里捡树根,做成盆景,美化校园。后来这里成为“免费午餐”的第一个试点。

那时候我们只想着为一所学校建一个食堂,让孩子有饭吃就行。我到深圳向一位企业家提出资助需求,对方是我在“微博打拐”时认识的,特别支持我们。他问我要做什么,我说要给山里的孩子建食堂,他又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不好意思多开口,就要了2万块钱,由他直接打给了学校。

现在想来,那时把很多事情都想简单了。学校有一百多个孩子,还要买厨具、请人做饭,2万块钱只够食堂维持一个星期。可当时我们就想,能帮一个孩子算一个孩子,能帮一个学校算一个学校。

第一次开餐那天,我们这些记者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升旗仪式。站在操场上,所有人向着国旗致敬。远处,学校的围墙外是壮美的青山。那一刻我充满了感动,感觉我们联合起来做了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

开餐之后我们将项目连夜挂靠到公募基金会,公布了募款账户,还把孩子的照片放到网上,当天晚上就筹到5万块钱的捐款。当“免费午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的

时候,我发现我回不去了。半年以后,国家面向699个县的2600万名孩子出台了营养改善计划。如今,我们的“免费午餐”计划也已经覆盖了二百多个学校。

拿着近亿元资金做好事我从来没有睡不好过

说实话,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很多人是怕我们的,不愿意和我们这些“危险”的人成为朋友。开始做公益时,我们能依靠的就是微博的关注者、读者,也就是普通人,我们能影响到的也只有这个群体。

两三年前,刚有微博的时候大家戾气十足,用这种全新的言论工具攻击、辱骂、抱怨。当我们用微博打拐、帮助孩子吃上午饭后,大伙才发现微博除了骂人,还可以做公益。

有人说,我们开创了新的东西——“微公益”,由微博发起、组织和动员微小力量、聚少成多的公益活动。但与此同时,我付出了我的健康甚至整个私人生活,几乎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我收获的比我付出的大N倍。通过微博发起的一个个的运动,让我发现了另外的一个自己,一个柔软的自己。以前我靠的是真相和愤怒的力量,现在则是爱的力量、柔软的力量、建设的力量。这让我更有张力,性格也随之改变。以前我是旁观者、批评者,现在才体会到行动的艰难,世事的复杂,让我更加的包容、稳健,不再抱着以前那种非是即否的二元思维。

现在,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诚实告诉大家。譬如,我们要做一个设计,或者需要志愿者,也会有上百条私信说“随叫随到”。能有这种力量,我想是因为我纯粹——我就是想改变中国孩子的诸多困境。打拐,我就是想找到孩子;“免费午餐”,我就是想让孩子吃上饭。我是那个撬动者,在一个很好的角度,把门敲开了,让爱和善良自然流淌。

以前,我们撕裂、对立,习惯于互相指责。民众怪官员不作为、贪污,认为企业家是没良心的奸商;而民众又反过来被称为刁民和暴民,相互掐架。现在,我懂得了换位思考,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就是同理心,要站在对方角度去看问题,你才会看见复杂和多元。

但不管如何,我们只要做一件正义、温暖的事情,让别人看到你的诚挚、纯粹和高效,就会得到朋友,得到支持,这就是我们最大公约数,可以联合各界。

现在,我们很幸运得到了五个门户网站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网易和“水安全计划”、新浪和“免费午餐”、腾讯和“让候鸟飞”、凤凰网和“大病医保”,搜狐网和“暖流计划”“女童保护”。这些项目里,我们募集了近亿资金,我们像一个狗熊掉到了苞谷山里一样,根本吃不完。所以现在要把这些苞谷分类、保管好,建立好运行体系,因为狗熊不可能老这么幸运总在苞谷山里。所以我们除了继续稳定我们的项目执行,服务好学校,让孩子们满意,更要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发现和满足捐款人的需求,让捐款人满意。

拿着这么多钱做事,我从来没有睡不好。因为首先我们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审计制度,避免团队出现贪污。“免费午餐”到现在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在项目一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一些规范,比如老师和孩子一起吃、食材必须在当地购买、请乡村厨师做饭。我以前做调查记者是调查研究别人怎么失败的,所以项目开始后我就有意识要做到如何避免失败。如果“免费午餐”有值得夸耀的地方,那就是公开、透明和接受各方监督。

以前我是质疑者所以懂得遭到质疑该怎么办

“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好人好事,其实公益也是企业,但做公益要比做企业难一百倍。因为企业花的是你自己的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公益是花大家的钱,要不出问题,还要让大部分人满意。”其实,我现在相当于开了两个“集团公司”,一个是环保类的,保护鸟和水,另一个是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服务乡村孩子,尤其留守儿童的诸多方面。六个公益项目分属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三个国家级基金会接受我,说明他们也需要吸纳年轻的力量,持续发展。并且,他们也有社会组织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财务制度很严格和成熟,我们的捐款交给他们保管,能感觉到安全。

现在,我的团队里有三四十个全职人员,但因为薪酬支出有限,我们只能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少有工作经验。但我们活了下来,还能较快成长,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坚持透明、公开和接受各方监督——做得好,就有人表扬我们;做得不好,就有人批评我们。

我们要求每一个学校微博公开每天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说实话,我们也无法确定每一次公开的真实,但是我们把制度建立起来,稳定公布数据,每个人都可以去监督,有条件核对,这就极大提高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为以前我是质疑者,所以懂得遭到质疑该怎么办——继续保持诚挚,坚持公开、透明和民主等基本原则,持续提升整个团队的专业治理能力,做好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神,两年没有出问题,不能表明我们以后不出问题,但我们努力最快发现和纠正它。

我不从项目里拿一分钱,杜绝流言。现在《凤凰周刊》继续给我开工资,每月一万五千元,足够支持我和家人生活了。我的动力就是看见一个严峻社会问题,就发出一个倡导,然后联合各界的热心人,一起关注、研究,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尝试行动。看到我们能融合起来,实现跨界合作和官民合作,把国家变得更美好,我很满足,也很快乐。这也正是我当年做记者的梦想。

邓飞档案:

1978年生于益阳沅江;2003年起在《凤凰周刊》任调查记者,后升任记者部主任,编委。2011年2月,发起“微博打拐”行动;2011年4月,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2012年7月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2012年9月,发起“暖流计划”。2013年初,发起“让候鸟飞”计划和“中国水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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