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电视剧中“婆媳关系”呈现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婆媳论文,剧中论文,两岸论文,关系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动机
家庭伦理作为电视剧的主要的主题加以呈现，其来有自。综合过去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姻亲关系中，又以婆媳关系问题最多，[1]尤其是在重视伦常的中国家庭中，婆媳关系在既无生养亲情作基础，又必须服从社会规范尽孝道的文化影响下，更为复杂。[2]“孝道”文化规范再加上传统“父系居”制度，使得中国社会的婆媳问题成为多年来的无解难题。
本研究选择婆媳关系为研究主轴，主要有四因素。第一为切身性。由于电视剧主要收视群是女性观众，加上婆媳关系的剧情与大家的生活切身相关，且在家庭剧众多亲属关系的纠葛中，婆媳关系是相当特别的一环，常是影响剧中女性角色婚姻生活幸福与否的关键。第二为戏剧性。由于婆媳间的紧张关系极具戏剧张力，不单深刻地影响着当事者双方，同时周遭的亲人，甚至整个家庭的完整性都会受到波及。婆媳关系的好坏影响了每个已婚女性的生活质量，刻画婚姻关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且提供解决办法，也成为媒介文本一项重要的取材内容。第三为文化性。婆媳关系的紧张是亚洲特殊的文化现象，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人与一些东方国家，极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中各种角色的权限与互动规则。再加上“三从四德”的传统，使得婆媳问题较西方社会更为严重。第四为收视率。在台湾地区，婆媳关系的剧情也曾经缔造许多收视佳绩并且引爆话题，观众对台剧中的婆媳关系也多半存在着不和谐的刻板印象。
不光是台湾地区，同样以婆媳关系为叙事题材的大陆剧，也获得观众喜爱。但若仔细比较台剧与大陆剧中的婆媳关系，可以发现许多不同之处。藉由这些不同点，勾起本研究的动机，希望能自对白的比对，找寻两岸戏剧之间针对婆媳形象与其他方面的差异。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过文本的比对，找寻两岸戏剧之间针对婆媳形象与其他方面的差异。除了希望能够为大陆剧在台湾地区受到欢迎提供一些新的解释外，也将两岸的叙事特色比较出来。
二、文献探讨
（一）电视剧作为本研究模板
根据廖凤瑞的发现，虽然儿童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卡通片，而成人最喜欢看的是新闻报道，但亲子共视时最常看的节目却以连续剧为最大宗。[3]本研究之目的，即在于探讨电视所播演的连续剧中，所呈现之人际互动脚本有何特殊样貌，并将焦点关注于电视中之婆媳互动脚本。
（二）婆媳关系紧张的主因
1.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中国传统的“父子型”家庭型式，具有“强调亲属团体，需求依赖，辈分差别”等特征，家中长辈掌控权力支配家族资源，并遵循长幼有序、男尊女卑规范。[4]强制性角色规范着华人尊卑之间不可悖逆的关系，也因此，对媳妇而言，贵为尊长的婆婆拥有其角色赋予的权威优势，媳妇便只有服从的份，婆媳的尊卑关系有强制性的角色扮演规则，不能违逆。[5]
2.“自己人”或“外来者”的情感拉扯。婆媳关系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双方没有血缘作为关系认定的基础，也并非彼此选择而成为家人，却被放在尴尬的亲子关系位置上，因此婆媳相处要比其他姻亲中的代间关系更具挑战性。[6]从婆媳人际互动层面来看中国家庭自古以来层出不穷的婆媳纠纷，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婆媳双方是否将对方视为自己人。[7]婆婆在面对自己的子女时，是以“自己人”方式对待，却以“外人”的方式对待已娶进门的媳妇。同样地，媳妇不将丈夫以外的婆婆视为“自己人”，刻意区分婆家与娘家，因此造成婆媳关系恶劣。[8]
3.角色功能的灰色地带。婆婆是家中第一代女性，扮演过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媳妇进门后，照顾公公（婆婆的先生）与自己的丈夫（婆婆的儿子），婆婆照顾男性的角色被媳妇取代。[9]造成许多婆婆为维护“当家”的地位，便要求媳妇在家务等生活细节上都要按照婆婆的理家方式，照护与家务领域因而成为婆媳竞争地位的战场，简言之，婆媳双方须履行相同的任务，彼此没有血缘之亲，心理上却是家庭资源与地位的竞争对手。10]
4.儿子身兼丈夫为夹心饼干或沟通桥梁。婆媳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事实上它需要一个由男性操控、主导的冲突局面，是一个事关婆—子（夫）—媳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11]家中的男性成员（先生、公公）在论及媳妇不合时，多以事不关己也无可奈何而视之，认为这是两个女人情绪化的争端，两位女性得自行解决。然而婆媳产生间隙时，媳妇本身并无权与婆婆争理，需要另一位有权力并在人伦上站得住脚的男性家人或是娘家出现沟通协调。[12]
5.冲突不断的恶性循环。Wolf观察传统台湾地区社会后发现，从订婚仪式的明争暗斗，结婚时的禁踩门坎，婚后婆婆设法虐待媳妇等现象，均可看出华人婆媳关系充满了紧张与冲突。[13]从婆媳冲突中可以发现婆与媳在价值信念、情感关系、沟通方式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家庭系统中的不当支配力量——不当的（父）权力结构，难怪婆媳冲突循环不已，家庭永无宁日，几乎是每个婚姻要上演的“连续剧”，甚至可以和电视剧相互辉映。[14]
（三）媳妇面临的困境
1.传统婆婆与传统价值。传统婆婆本身就是“父权”制的拥护者，也是“父权”体制下传统性别分工的实践者，帮助男性维持其在职场和家中的优势。[15]传统婆婆本身即是不平等待遇的牺牲者，因此可能不断复制性别不平等，帮助“父居”、“父权”、“父系”传统维持不灭，使得媳妇承受婆婆以前受的痛苦，尤其生活习惯和个性的不同，常常造成彼此生活上的不便和情绪的困扰，并且降低生活质量。[16]中国人的家庭联系较紧，婆媳即使不住在一起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误会或不愉快。婆婆是不可能认错或主动改变的，只有依赖夫妻两人有妥协的处理方式及技巧，以及媳妇设身处地的谅解与胸襟，才能使婆媳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17]
2.被视为母子情感关系的入侵者。婆媳之间的共同男性成员成了两人生活重心与依靠，两人因为竞争与儿子或丈夫亲和的因素，产生紧张关系，婆婆视儿子为依靠，如果此时儿子有任何以小家庭为重的举动，婆婆便以为儿子不再孝顺，进而产生老年无望之感慨。简言之，婆婆易将对儿子的情感纠结与被剥夺感，通通归因于嫁进门的媳妇。[18]
3.以孝为道而产生的孝感焦虑。在父系脉络中，孝道的执行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对自己的父母亲尽孝，女性行孝的对象由婚姻状况决定，也就是婚后女性的尽孝对象是丈夫的父母。[19]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间家族系统拉扯的困境，使媳妇产生孝感焦虑。[20]
（四）以消解模式探究电视剧中的婆媳孝道问题
叶光辉曾指出，在现今台湾地区社会中，因孝道观念差异所衍生出的亲子冲突之关键，可依据对满足父母需求的重视程度，与对达成个人期望目标的重视程度，而分成以下五种：1.自我牺牲模式，当面临行孝的困境时，作儿女的会完全迁就父母的要求与行为，而以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2.功利主义模式，只当面临行孝困境时，个体会以对个人现况最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困境，此方式正好与上述之自我牺牲模式正好呈现极端的对比；3.兼容并蓄模式，指当面临行孝困境时，个体会本着尽量能同时满足个人利益或欲达成之目标，而又兼顾孝道价值的要求来解决困境；4.折衷妥协模式，指当面临行孝困境时，由于现实结构条件因素或个人的经验、能力与智慧因素，无法立即获得同时满足冲突双方全部要求的解决方法，因此退而求其次，以采取满足冲突双方部分要求的折衷方案，或考虑透过沟通途径达成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模式来应对；5.规避逃难模式，指当面临行孝困境时，个体由于没有主见或由于不愿承担问题的后果，而采取逃避问题，或什么都不做的方式来回应，叶氏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此多为资源少、能力差的人所采取的处理模式。[21]
（五）研究问题
1.台湾地区戏剧中针对婆媳关系形象的呈现为何？
2.大陆戏剧中针对婆媳关系形象的呈现为何？
3.两岸戏剧中针对婆媳关系形象的呈现有何相同之处？
4.两岸戏剧中针对婆媳关系形象的呈现有何相异之处？
三、研究方法
过去针对电视剧的研究，多半以内容分析法归纳剧中出现的素材，并以这些结果为基础，查访观众对这些素材的认知，探讨电视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则以戏剧中的对白进行文本分析，藉此深入比较两岸戏剧对于婆媳形象的呈现。因此本研究自2008年至2009年间，在两岸电视频道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两岸婆媳剧为研究对象，以台湾地区民视播出的《娘家》与大陆播出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两岸婆媳剧代表。
（一）研究文本的选取
选择以上两部戏剧作为研究样本的因素有三个：首先是播出时间点的接近，两部戏剧的播出时间都在2009年间，在两岸同时播放；接着是戏剧主题的雷同性，两部戏剧中皆以婆媳为剧情发展主轴，细腻地刻画婆媳与娘家间的互动关系，且两部戏剧都聚焦于“两个婆婆”与其媳妇们的相处与互动；最后是收视率，两部戏剧除了各自在两岸获得极高收视率之外，台湾地区的中视也取得《媳妇的美好时代》的播映权，大陆安徽卫视也依照《娘家》改编《娘家的故事》。简单来说，这两部戏剧不论是各自在两岸播出，或是皆在台湾地区、大陆播出的收视都获得好评，故选之作为母体研究对象。
因此本研究以两部戏剧中有关于婆媳问题的对话，进行戏剧对话文本分析。先观览两部戏剧，纪录人物的身份、个性与大致的剧情趋势后，接着将值得探讨的场次内容与人物对白记录下来，以利分析。
（二）研究文本的介绍
1.《娘家》剧集简介：台湾地区民视无线台制播，集数共415集，于2008年5月21日在台首播，在台播出时段为晚间八点至十点十五分。
2.《媳妇的美好时代》剧集简介：大陆北京电视台出品，集数共36集，于2009年11月26日在上海东方卫视首播，并于2010年6月8日至2010年7月2日在台播出。
（三）文本分析架构与信度检测
本研究承袭自叶光辉[22]以“孝道困境”理论的角度，切入中国家庭中亲子冲突问题及其解决模式，并试着将戏剧中的对白做适度的归类，并适度地删减、调整与修改，以利于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诠释。本研究针对所搜集到的戏剧对白，由第一作者作概略性的归类，并透过第二作者分类后，达到符合信度的标准。
（四）戏剧对白的分类项目
本研究对白分类项目为：“自我牺牲”、“功利主义”、“兼容并蓄”、“折衷妥协”、“规避逃离”与“其它”。其分类的操作型定义，可参见文献探讨第四节，无法归类于前五项项目者，则归类于“其它”。
四、结果与讨论
（一）戏剧对白类目分析
1.自我牺牲
（1）媳妇面对婆婆的挑剔、叨念、刻薄忍耐形象的描绘：在大陆剧中，经历“养老院风波”后，婆婆向媳妇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好，并请她多包容，没想到话未说完，婆婆即因媳妇委屈哭泣而发怒；而在台剧中，二房媳妇忙于家中事业而晚回家煮饭，想帮婆婆下厨却被婆婆刁难。
（2）歌颂女性慈悲、忍耐、牺牲、无私的传统美德：在大陆剧中，因为婆婆的关系而被迫辞去护士工作的媳妇，好姊妹为其打抱不平，但媳妇表示并不介意寻找其他工作机会，也请好姊妹保守秘密，以免让家人为其担心；在台剧中，二房媳妇顾及丈夫犯下的错可能影响家庭，宁可为丈夫顶罪，一肩扛下刑责，娘家对此感到不舍并极力劝阻。
（3）女性善恶角色的互相衬托：在台剧中，刚嫁进彭家的二房媳妇被大房媳妇陷害，导致猪脚卤焦，大房媳妇并藉此机会形塑二房媳妇的粗心与笨拙。
2.功利主义
（1）门当户对的观念：在大陆剧中，毛家儿子欲迎娶“原生态”媳妇，遭到两老反对。尤其是对于农村存有负面刻板印象的母亲，认为对方此举为高攀；而在台剧中，林家小女儿即将嫁为人妇，嫁入豪门的二姐认为其夫家社会地位、水平低落，家庭又复杂，妹妹很难获得幸福。
（2）婆媳彼此迎合讨好：在大陆剧中，正宗婆婆和年轻婆婆因为同一丈夫而结下梁子，对于即将进门的媳妇，两婆婆争相讨好媳妇和亲家，年轻婆婆率先送媳妇名牌丝巾，并主动提出让未来媳妇去自家公司工作的邀请；正宗婆婆也不甘示弱送媳妇羊毛围巾和传家手镯，还表示自己的积蓄将留给儿子，媳妇等同拥有；而在台剧中，大房媳妇深怕二房媳妇回来工作，瓜分家里事业所得，为了巩固完全继承家产的权利，不惜一切拉拢长期与之不谐的二房婆婆，计划借二房婆婆之手，将二房媳妇赶出家门。
（3）婆媳陷入紧张氛围：在大陆剧中，对于媳妇提出“养老院”一事，正宗婆婆大发雷霆，认为媳妇要将她赶出家门，不愿意与她同住；而在台剧中，大房媳妇听见两房婆婆与为了公公吃醋的对话，尖酸以对，接着不屑大房婆婆的关心甚至对其顶嘴，还越回答越过分。
（4）婆婆强烈的占有欲：在台剧中，面对因家庭纠纷而出走的儿子与媳妇在外面租屋的情况，婆婆力挽狂澜，劝阻儿子搬回家，并怪罪都是媳妇怂恿才导致此结果。
（5）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在台剧中，二房婆婆顾及二房新媳妇腹中有孩子，对其委曲求全百般容忍，不料二房新媳妇借机利用孩子，威胁婆婆听命于她，此举让大房媳妇与公公极为不满。但为了孙子，二房婆婆却宁愿受制于二房新媳妇。
（6）婆媳对于女性价值认定的落差：在台剧中，大房婆婆认为媳妇应该遵循古代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理论，但大房媳妇则认为现代妇女工作能力不比男人差，出去帮家里多赚一点钱，也是孝顺的表现。
（7）风俗习惯成为巩固地位的工具：在台剧中，大房媳妇为了挽救外遇的丈夫，迷信偏方，向江湖道士求来斩桃花的符灰，想让夫家全喝下，以巩固自己大老婆的地位。
3.兼容并蓄
（1）婆媳和平共处一室：在大陆剧中，媳妇接受了好姊妹的建议，将婆婆视为亲生母亲，其真诚孝心感动了婆婆，化解了两人的冰冷关系。婆婆将她视如己出，并要儿子珍惜这难得的媳妇；而在台剧中，娘家父亲拜访亲家母，亲家母表示很满意媳妇的表现。
（2）娘家对于女儿成为媳妇身份的期待：在大陆剧中，娘家爸爸对于即将出嫁的女儿千叮咛、万交代，做人媳妇不比在家女儿，更要懂得应对公婆的进退分寸；而在台剧中，女儿即将嫁进彭家当媳妇，父亲勉励女儿遵守传统人妻美德。
（3）婆媳关系间的倾诉对象或正义使者：在大陆剧中，正宗婆婆因为媳妇提出将其送至“养老院”的建议，反应激烈而大发雷霆，儿子赶紧跳出来缓和气氛，先是指责媳妇的不是，但也再三强调媳妇仅是一片好意，不知道婆婆对于“养老院”的反感；而在台剧中，刚嫁进彭家的二房媳妇为了支持丈夫外出工作的心愿，透过娘家关系帮助丈夫事业，却被婆婆认为制造家庭分裂而遭指责，公公看不过去出面力挺媳妇。
（4）寻求资源解决婆媳紧张关系：在大陆剧中，媳妇对于正宗婆婆的百般刁难，有苦难言，又不愿打扰娘家，让其父母担心，故向好姊妹诉苦，并请其帮她一起想办法解决紧张的婆媳关系。
4.折衷妥协
（1）面对丈夫的不忠与忏悔：在大陆剧中，潘氏得知丈夫与旧情人纠缠不清而伤心欲绝，最后因为旧情人的投资诈欺和人间蒸发、潘氏的温柔和痴心等候，毛家儿子良心发现，决定浪子回头，寻求太太的谅解；而在台剧中，放弃自己前途进厨房卤猪脚、为了丈夫理想出去吃苦、陪丈夫创业、跑路，甚至为丈夫坐牢的二房媳妇，因为丈夫的大学初恋女友出现，而陷入婚姻危机。
（2）婆家生活的磨合与适应：在大陆剧中，娘家妈妈向女儿询问其与正宗婆婆相处的生活情况，并开导女儿对于正宗婆婆的挑剔应释怀；而在台剧中，刚嫁进彭家的二房媳妇，为了婆婆巩固家庭地位与丈夫外出发展的心愿，辞去银行襄理职务进厨房卤猪脚，还因此遭大房媳妇陷害，不但猪脚卤焦还烫伤了手。
（3）媳妇提出沟通和协调的勇气：在大陆剧中，媳妇对于自己提出“养老院”而惹怒婆婆一事感到无辜又愧疚，赶紧道歉。而当婆婆再度问起时，决定好好与其沟通；而在台剧中，面对因丈夫外遇可能即将失去的婚姻，二房媳妇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央求婆婆别跟她抢儿子。
（1）娘家婆家的正面看法：在大陆剧中，潘氏即将嫁入毛家，潘家不仅对于未来女婿的为人满意，更对其家世背景印象良好。
（2）娘家婆家的负面看法：在大陆剧中，毛家对于女儿即将嫁入夫家忧心忡忡，因为未来女婿拥有两个爸爸和妈妈，尤其两个妈妈（曹心梅/姚静）彼此不合，等同于女儿可能得面临婆婆两边吃力不讨好的窘况；而在台剧中，彭家大房媳妇不屑公婆对她的关心，还嫌长辈啰嗦。一向是非不分的亲家公还一味为女帮腔，而被彭家认为家教失败，不配结成亲家门风。
（二）戏剧对白分析结果
1.“贤良慈孝”集一身的好媳妇形象刻画
两岸戏剧中“自我牺牲”的项目对白，皆呈现“媳妇面对婆婆挑剔、叨念、刻薄忍耐形象的描绘”、“歌颂女性慈悲、忍耐、牺牲、无私的传统美德”与“女性善恶角色的互相衬托”相关内容，显示两岸戏剧中对于好媳妇的形象刻画十足完美。好媳妇拥有几乎所有正面的人格特质，而其中又以“孝顺公婆”为最大优点。由于“孝”成为人伦之首，故而在传统社会里，婆婆对媳妇有很大的权威；当彼此有冲突时，媳妇只能因“孝”所涵盖的服从而沉默、退却。[23]
2.彰显以孝为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无论是“自我牺牲”、“兼容并蓄”与“折衷妥协”的相关项目对白，对于好媳妇的刻画都呈现必须卑躬屈膝孝顺公婆的形象，即便是负面的“功利主义”项目，在其中公婆规训媳妇的相关对话里，也无时无刻不传递长幼有序、孝敬公婆的意识形态与观念，显示出两岸剧中无论好媳妇或坏媳妇，戏剧中与公婆的谈话，皆牵涉“孝道”的概念。本研究也发现，台剧“娘家”对于好、坏媳妇形象的刻画，即以“孝道”为分野进行剧情的设计安排，而台剧中的坏媳妇除有“不孝”的特质外，也通常具好胜心强、权力欲望高、忤逆公婆、欺负小叔小姑等负面形象。
3.多组婆媳互动呈现二元善恶对立
两部戏剧皆存在两组以上的婆媳关系呈现，交叉呈现刻画婆媳间的相处互动，并且搭配不同的生活情境作为对照组，以衬托剧中媳妇经历的婆媳关系优或劣。而从“自我牺牲”中的“女性善恶角色的互相衬托”项目更可发现，两岸戏剧以负面女性角色衬托正面女性角色，使得好媳妇与坏媳妇在戏剧中呈现善恶二元对立的极端形象。再者，两部戏剧所安排的两个家庭，皆在戏剧中同时以“女儿”兼“媳妇”角色的女主角为中心，刻画其面临娘家与婆家等多组婆媳关系的交替情境，婆家与娘家的互动也常常影响和突显媳妇的应对进退和左右为难。
4.传统中国社会中媳妇的卑微形象
传统中国家庭内的主从秩序（the pecking—or der）其优先级是：辈份关系第一优先，年龄其次，第三为性别关系。[24]这种排列顺序致使年轻媳妇成为家庭中地位最低者，公婆则为地位在上的被侍奉者，此现象皆呈现在本研究中“自我牺牲”、“兼容并蓄”、“折衷妥协”项目的对白。显示两岸戏剧中针对家庭形象的刻画，反映中国自古以来“男女有别”的刻板印象。父亲应该养家活口，创造事业，如果能功成名就，就可不愧此生；母亲则应该侍奉公婆，养育子女，其一生成就的认定是源自儿子的成就，因此母亲往往期盼孩儿能飞黄腾达，以不负自己半生的辛劳。[25]对于儿女而言，其身份和限制也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儿子强调顶天立地，光耀门楣，以荣列祖列宗；女儿则强调乖巧柔顺，顺父母之命，顺丈夫之意，而牺牲一己之私。[26]
5.台剧“母因子而贵”与“传宗接代”的循环现象
在台湾地区，“多子多孙多福气”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与本研究在“传宗接代的重要性”项目对白中，“母因子而贵”的现象相呼应。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常常取决于是否能为公婆生得男孙，背负传宗接代的庞大责任。本研究台剧婆婆的典型，多为能辅佐丈夫事业、照顾家庭的伟大女性。由于年轻时背负生子压力、照顾公婆、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因此多半被描绘为苦尽甘来、牺牲奉献、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因而从中发展出婆媳关系从“重男轻女”到“母因子而贵”的循环现象。年轻时努力得子到因子而贵，从媳妇熬成婆的艰辛历程，台剧中婆婆多对儿子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视媳妇为关系的入侵者，采取苛刻与排斥的态度，既期待媳妇符合婆婆心中的标准，又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矛盾纠结不断上演。本研究“婆婆强烈的占有欲”项目对白中，显示母亲一角常是父子关系中的润滑剂，母子间的关系是关爱与温暖的。27]然而，此一情感的纽带却在儿子结婚后遭到威胁：通常母亲会嫉妒年轻媳妇抢走了儿子的感情，结果便是婆媳间紧张关系的升高。[28]然而，由于大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传宗接代的观念在大陆剧中并无明显呈现。
6.台剧中风俗习惯与古代礼数的融入
“风俗习惯成为巩固地位的工具”项目对白反映出台剧针对婆媳关系形象的刻画，融入许多古代礼仪与风俗民情用词，进而丰富其所要阐述的相关议题。在台剧中，无论婚礼嫁娶或遭遇瓶颈的相关桥段，皆穿插如“奉茶”、“拜祖先”、“斩桃花”等风俗礼节，反映出台湾地区草根生活的普遍价值观。大陆剧中则无明显呈现。
7.婆媳困境中的倾诉对象或正义使者
在“媳妇面对婆婆挑剔、叨念、刻薄忍耐形象的描绘”、“歌颂女性慈悲、忍耐、牺牲、无私的传统美德”、“婆家生活的磨合与适应”、“媳妇提出沟通与协调的勇气”、“寻求资源解决婆媳紧张关系”等项目对白中，皆反映出两部戏剧形塑好媳妇虽具有正面特质，却不断遭受剧中的婆婆、小姑或大嫂等刁难而引发观众同情，此时必然有一对象出面协调、缓解或主持公道，该特点在两岸剧中均有明显呈现，可参见“婆媳关系间的正义使者”与“女性善恶角色的互相衬托”两者项目对白。
8.媳妇遭遇瓶颈与折衷妥协的委屈形象
两岸戏剧中，媳妇不时须面临婆家的刁难或是遭遇两难陷入瓶颈。两部戏剧中皆刻画出好媳妇面临多种生活情况，其应对与解决之道，此在“婆家生活的磨合与适应”、“媳妇提出沟通与协调的勇气”、“寻求资源解决婆媳紧张关系”等相关分类对白中皆有所诠释。此结果也显示出中国人的家庭联系紧密，婆媳即使不住在一起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误会或不愉快。婆婆是不可能认错或主动改变的，只有依靠夫妻两人有妥协的处理方式及技巧，以及媳妇设身处地的谅解与胸襟，才能使婆媳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29]
9.陷入婚姻危机的应对与抉择
两岸剧中皆以“丈夫不忠”作为剧中媳妇遇到的最大困难，不论剧中媳妇的形象呈现为正面或负面，似乎没有任何事比挽救婚姻来得重要。在“面对丈夫的不忠与忏悔”相关项目对白中皆有呈现，这也显示出两岸戏剧传递“嫁夫从夫”的三从四德意识形态，其中又以台剧最为明显。
10.嫁为人妻守人家规的重要性
两部戏剧皆细腻地刻划父母与女儿的互动，尤其牵涉夫家的话题时，剧中父母皆呈现出要女儿嫁为人妻、守人家规的形象描绘，此在“娘家对于女儿成为媳妇身份的期待”项目对白中皆有呈现。对于亲生父母而言，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别人家的人”，到了夫家便要遵守夫家的规矩，严守侍奉公婆之道。但是，在公婆及其他夫家人的眼中，娶进门的媳妇却又常被视为外人，[30]传统思维论述尤以台剧更为明显。而亲家门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讲求“门当户对”的观念，在两部戏剧中也都明显呈现，如“门当户对的观念”项目对白。
（三）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发现“自我牺牲”、“折衷妥协”的相关项目中，所刻画的媳妇形象，仍反映出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例如三从四德、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等等；而在婆媳之间的两家关系，仍刻画出“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台剧更呈现许多如风俗民情、传宗接代的意识形态，融入婆媳互动的一环；而综合两剧比较，皆呈现两组以上的婆媳关系，由“兼容并蓄”的项目中，即可发现婆婆眼中所认可的好媳妇标准，必须遵守一脉相承的传统贤良慈孝形象；而两剧皆以“女性善恶角色的互相衬托”、“自我牺牲”所有项目、“折衷妥协”等项目，刻画出好媳妇的形象不仅要十全十美，遇到任何问题也需具有良好的应对与沟通能力。
在“媳妇提出沟通与协调的勇气”与“寻求资源解决婆媳紧张关系”项目对白，显示剧中所呈现的媳妇形象，与过往媳妇恭贤尽孝的不同之处在于已开始积极正视和处理问题，而非一味逃避；最后，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规避逃离”项目对白，也可以证明以上所述，除表示剧中媳妇的呈现迈向积极面对问题，而非隐忍吞声外，也显示出戏剧一贯呈现好坏媳妇的二元对立，而选择忽略媳妇“规避逃离”的桥段。戏剧呈现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并以美好结局呈现婆媳间讨好、紧张与和平的互动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除了藉此让观众找到替代性的参与感外，也可以使得现实社会中面临婆媳问题的媳妇受到激励，并达到心灵解放。
（四）研究限制与建议
本研究在两岸各取一部戏剧，做为分析婆媳关系的研究样本，乃为最大限制。若以两岸各两部戏剧为样本，并收集戏剧中的所有对白，做深度的剖析与比对，应可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其次是样本级数的悬殊差异，台湾地区开播415集的《娘家》，与大陆仅开播36集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构成比较上的数量差异，“娘家”为典型的台剧类型，集数长、人物关系复杂、主题呈现丰富，与大陆小巧短剧类型的对照，可能会忽略其他的比较观点；最后，本研究针对两岸戏剧婆媳形象的呈现，或许可以文本分析辅以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婆媳间的相处模式做数据式统计，并依照对白做深度的分析，或许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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