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研究7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嵘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0)-06-0026-05
一
《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与《文心雕龙》一起被称为中国文论史上的双璧。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对《诗品》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最早的专著是陈延杰的《诗品注》，1925年撰成，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差不多与此同时，张陈卿的《钟嵘诗品之研究》1928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陈延杰的《读〈诗品〉》，刊于《东方杂志》23卷23期（1926年）。在本世纪的《诗品》研究史上，陈延杰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占有突出的地位。回顾迄今为止70余年《诗品》研究的历史，笔者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加以评述：
第一阶段，1925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共有论文23篇，其中一些文章具有较高质量，如陈衍《钟嵘〈诗品〉平议》，载《国学专刊》一卷四期（1927年）、王忠《钟嵘品诗的标准尺度》，载《国文月刊》第82期（1949年），等等。专著有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排印，1930年版）、许文雨《诗品释》（1929年）、叶长青《诗品集释》（1931年）、黄侃《诗品讲疏》、陈衍《钟记室诗品平议》（家刻本）、林天縻《广注诗品》（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等。上述著作当中，以陈延杰注本影响最大，此书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体例，并将《诗品》中所论列的作品辑录到一起作为《附录》，便于读者参阅。张陈卿、古直、许文雨、叶长青的有关著作，质量也较高。此外，陈钟凡、方孝岳、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诗品》均给予重视，列专章或专节介绍，强调其写作动机是针对当时时弊而发。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钟嵘论文不为时代所左右，其《诗品》对当时文坛上过分追求声律与用典用事的两种不良创作倾向予以批驳；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分析钟嵘《诗品》的写作动机：在创作上不满意的是用典用事、宫商声病以及繁密巧似；在批评上不满意当时专书的“不显优劣”、“曾无品第”以及口头批评的毫无标准。总的看来，虽然建国以前的几种文学批评史在论述的深度上尚待深入，但论述的面较广，新见较多，不少论点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
第一阶段的《诗品》研究存在这样两个特点：其一，研究的态度较为客观、公允。论者基本上都肯定了《诗品》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同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毫不讳言，陈衍《钟嵘〈诗品〉平议》一文就钟嵘对五言诗人的评价曾提出过批评意见。研究的思路较为开阔，既有微观的材料考订、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又有宏观的理论阐述；其二，有些论文已经着眼于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主要集中于钟嵘与刘勰之间，如齐畸《钟、刘诗论参稽》（上、下篇，载《晨报》1941年5月20日、27日、6月3日）、徐中玉《〈文心雕龙〉与〈诗品〉》（载《时代中国》九卷二、三期，1944年）、培风《钟刘诗论比较》（载《民国日报》1947年2月10日）。在探索研究方法之多样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第二阶段，五六十年代。相比之下，这是《诗品》研究较为薄弱的时期。共有论文20篇，比较重要的如：罗根泽《读〈诗品〉》，（载《光明日报》1957年8月18日）、李伯勋《论钟嵘〈诗品〉》，（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22日）、牟世金《钟嵘的诗歌评论》，（载《文学评论》1962年2期）。这一时期大陆地区没有出现专著，只是在1958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重印出版陈延杰的《诗品注》，彭铎曾为此书补注，以弥补《诗品注》一书之不足[1]。港台、日本、韩国的研究成果则超过大陆地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并出版专著，如：韩国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汉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1967年版；汪中1969年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诗品注》。综观大陆地区的《诗品》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在于：从整体上介绍《诗品》或者开展点评式、随感式研究的文章较多，如阿江的《谈诗人的风格——读〈诗品〉随感》（载《文艺红旗》1959年8期），即是如此。研究者多从宏观角度立论，指出《诗品》的贡献与不足，论述较为全面，观点也较为客观平允，不过进行深度论述的文章很少，而且从微观着眼的文章数量极其有限。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诗品》研究史上的鼎盛期与成熟期。据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论文达170余篇，专著十余部，即：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周伟民、萧华荣《〈文赋〉〈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向长清《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版）、罗立乾《钟嵘诗歌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禹克坤《文心雕龙与诗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蒋祖怡《诗品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等。
在上述专著之中，以校、译、注的本子为多，而专事理论阐述的著作较少。在校、译、注的本子当中，以曹旭《诗品集注》最为精到，资料丰富，校勘精密，萧华荣注译本、吕德申的校释本、王发国的考索本也颇有特色，或以准确无误的译注见长，或以严谨详实的考证著称。校、译、注的本子水平参差不齐，向长清注译本和赵仲邑译注本就曾受到过批评[2]。在理论性著作中，以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成就最为显著，此书不仅材料丰瞻，考证严密，而且研究方法可取，作者站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探寻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得出不少令人信服的结论。
此外，在文学批评史著作之中，80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批评史在理论阐述上比建国之前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同类著作都要深入，且多用现代理论观点评述钟氏《诗品》，具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和时代感。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蔡钟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王运熙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张少康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在此方面都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其中又以王著批评史论述最为全面、透彻。这一时期港台、海外的《诗品》研究也取得可喜的成就，涌现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与论文。专著如：法国陈庆浩《钟嵘诗品集校》（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杨祖聿《诗品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版）、日本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
综观这一时期的《诗品》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学界摆脱了陈旧理论、学说的束缚，出现了崇尚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由于这种学术精神的存在，《诗品》研究中产生了很多崭新的见解，比如，历来均认为《诗品》是专论五言诗的，李伯勋则列出九条事例证明钟嵘在批评实践中超越了这条原则[3]；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在考订钟嵘世系之前，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材料的真实性加以考辨，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第117页）；其二，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论文、专著明显增多。陈元胜的《诗品辨读》即为一例，该著分“今译诠释”与“辨释”两部分，将宏观审视与微观体察很好地结合到一起；其三，比较研究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萧华荣、邬国平、谭帆、王运熙、禹克坤等人对钟嵘与刘勰的文学思想、批评方法等问题加以比较，王之望、陈曼平等人将钟嵘与司空图的诗论主张、审美情趣进行比较，李天道将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与殷璠《河岳英灵集》的“兴象”说进行比较，韩湖初则着眼于钟嵘与外国文学理论家歌德之间的比较，蒋祖怡将钟嵘《诗品》与谢赫的《书品》进行比较[4]，通过多侧面、多方位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和认识钟嵘的诗歌理论与美学思想；其四，视野相当开阔。进入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诗品》的研究不仅着眼于文本研究、主体研究，还出现了利用《诗品》记载研究其他学术问题的现象，比如，钟嵘对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划分及评价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毛庆以此为前提，探讨屈骚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5]；谢文学、王发国等人对《诗品》所记载的有关人物生平经历加以考证[6]；王运熙、贾树新对钟嵘《诗品》论诗标准之一——“奇”的内涵加以发掘[7]；张伯伟、陈元胜对“百一体”进行探讨[8]；曹旭、张伯伟等人对《诗品》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也予以详细的介绍[9]；尚定、曹旭、张伯伟、徐达等人对《诗品》在隋、唐、宋、明、清诸朝的流传史以及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史均作了回顾与总结[10]，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研究者学术视野之开阔，研究角度之多样。
二
关于钟嵘的生卒年、《诗品》的成书时间，学界讨论较多。
首先，对钟嵘的生卒年，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曾作出比较宽泛的界定：生于公元454年以后，卒于公元519年以前。《梁书》钟嵘本传记载：“（嵘）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这条材料成为判定钟嵘生卒年的重要依据，叶长青《诗品集释》由此认定晋安王是指萧方智，方智于承圣元年（552年）被封为晋安王，因此可知钟嵘卒552年。萧方智虽曾被封为晋安王，但未曾做过西中郎将，叶氏之推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与《梁书》记载不符。建国后，王达泽、段熙仲等人据《梁书·敬帝方智纪》、《梁书·简文帝纪》、《南史·钟嵘传》等文献，认为钟嵘为记室的晋安王是萧纲，而非萧方智[11]。萧纲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被征为西郎将，可知钟嵘于这一年去世。这一结论后来影响十分普遍。
关于钟嵘的生年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王达津根据《南史》之《钟嵘传》、《王俭传》、《礼志》、《南齐书·百官志》有关钟嵘入国子监的记载进行分析，钟嵘于永明年间入国子监，“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王俭领祭酒在公元485年，而当时学生入学年龄在15至20之间，王达津假定钟氏18岁入学，其生年在泰始四年（468年）。段熙仲则根据《梁书》有关“甲族以二十登仕”等记载，推断钟嵘生于466年。谢文学结合《南齐书·周颙传》等材料加以补充论证，将钟嵘生年大约划定在公元467-471年之间[12]。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第一章《家世与生平》对王达津、段熙仲、谢文学等人观点加以分析、批驳，他将钟嵘生年定为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
20世纪关于《诗品》作年的探讨，在时间界定上存在一种由宽泛、模糊惭趋明确的倾向。叶长青《诗品集释》、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均认为在梁武帝时代。五十年代，高海夫划定为梁天监十二年之后，晚于《文心雕龙》，张文勋亦持此说[13]。这种划分还是比较笼统。蒋祖怡根据《诗品》“不录存者”的原则，将此书写作上限定在天监十二年（513年），又考定钟嵘卒于天监十七年（518年），故《诗品》之作年当在513-518年之间。王运熙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14]。张少康则认定《诗品》成书当在514-516年之间[15]，谢文学《钟嵘及其“诗品”三考》对《诗品》的写作详加考察，以为钟嵘于齐永明五年秋入国学读书，次年开始研究五言诗，《诗品》在其头脑中孕育；齐中兴二年开始动笔写作《诗品》，到梁天监十二年《诗品》初稿写就；直到他于梁天监十七年谢世的前一年还在增补、修订《诗品》。
三
《诗品》中五言诗作家的品第，一直是后人争论的焦点之一，宋代叶梦得、明代王世贞、胡应麟、清代王士祯就先后提出过非议。引起争论较多的作家是淘潜、曹操、鲍照、陆机、潘岳、谢灵运、谢朓、江淹、沈约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
1.认为钟嵘品评不当。钱钟书认为：“（钟）记室评诗，眼力初不甚高，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最尊陈思、士衡、谢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苍浑，特以不屑翰藻，屈为下品。宜与渊明之和平淡远，不相水郛，所取反在其华丽之句，仍囿于时习而已。”[16]罗根泽《读诗品》指出，钟嵘对陶渊明和鲍照的伟大贡献估价不够不应列入中品而应置之上品；相反，将陆机、潘岳、张协、左思等列在上品，很不恰当。高海夫、李传龙、李伯勋也都阐述了相近的见解，[17]。陈庆元就钟嵘对沈约等永明诗人的评价表示异议，认为钟氏对此总的评价偏低，对永明诗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没有足够的认识[18]。
关于钟嵘品第不公的原因，李伯勋《“三品论士”不公的秘密》一文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钟嵘论诗有偏重艺术形式的倾向，再加上他的门第观念较深，注重士族出身与社会影响，所以出现品诗不公的现象。梅运生对此进行反驳，他指出，钟嵘评诗并无门第偏见，主要表现在他直言批评当时的贵公子孙和文坛宗师，把他们列为中品或下品，也能奖掖寒素，其品第不公是由于钟嵘“偏爱丹采”的审美观造成的[19]。
2.认为钟嵘的品评公正而恰当，并为之辩护。王忠认为，钟嵘将曹操放到下品，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把古体的四言诗当做雅正理想的传统观念。将陶渊明放到中品，因陶诗多用赋体，虽然直朴，但“患在意浮”。[20]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认为钟嵘评曹是合理的，曹操并无五言佳作，不当列上品；陶潜在当时不被重视，钟嵘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推许备至，说明他很有眼力。牟世金《钟嵘的诗歌评论》一文认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左思对五言诗的贡献不如陆机大；同样，谢灵运开创了清新的山水诗，因此，《诗品》置陆、谢于上品是合理的。贾树新将钟嵘的品风概括为四个特点：不私于师友亲朋、不崇于名高位隆、不慑于帝王威严、不囿于男女之别，为后人树立了公正无私的品评风气。[21]。蒋祖怡、谢文学就钟嵘对沈约的品评提出个人看法，认为钟氏对沈约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公允的，并没有“排抑”，他称沈诗“工丽”、“长于清怨”，也有好评；钟氏反对过分追求声律，是针对当时不正的文风而言，并非专为攻击沈约之说[22]。
在钟嵘的诗人品第中，陶潜无疑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家。陈延杰《诗品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均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记载，推测陶潜原居上品，现在的《诗品》传本经后人窜乱，误将陶潜列入中品。20世纪20年代末，许文雨《诗品释》就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太平御览》刊上品末一人，虽有陶潜名，原系后人添入；果然《诗品》原有的话，何至于放到谢灵运之下？可见是宋人所加。钱钟书《谈艺录》对此也是进行批驳，并指出：“余所见景宋本《太平御览》，引此则并无陶潜”（增订本第92页）。李伯勋《《诗品》三考》从版本学的角度以及钟嵘对陶诗下的评语、当时社会风尚诸方面进行分析，断定钟嵘列陶潜为上品之说不可信。
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南朝时追求文辞华美，而到了唐代以后，崇尚清新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陶渊明的作用才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钟嵘将陶列为中品，并评价甚高，在当时已是很有胆识与眼力的一件事，我们应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钟嵘对陶渊明以及其他五言诗人的品第，而不应用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去苛求古人。当然，钟嵘生活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追求辞采的风气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
“滋味”说是钟嵘诗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学界论述较多。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诗品》研究有相当进展的日本、韩国，没有人议论过“滋味”说这一话题[23]。据笔者所查，在建国以前的《诗品》研究论文中也极少专论“滋味”说。罗根泽于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较早论及“诗的滋味”，他认为，钟嵘所谓“滋味”是要“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虽近似神秘，但也不过是用一种曲笔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吴调公首次对“滋味”说予以高度重视，称之为《诗品》美学理想的中心[24]。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滋味”说进行探讨的学者、论文不断涌现。据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一文统计，自60年代以来，共有16篇文章专论“滋味说”，影响较大的如：李传龙《论钟嵘的“滋味”说》、郁沅《钟嵘〈诗品〉“滋味”解》（载《江汉论坛》1983年2期）、蒋祖怡《钟嵘的“滋味说”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作用》（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除清水凯夫提及的16篇论文以外，尚有一些专著、论文以较多篇幅论及“滋味”说，如：张少康《论钟嵘的文学思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梅运生《钟嵘和〈诗品〉》（第110-118页）、萧华荣《钟嵘〈诗品〉的诗歌批评体系》（载《文学评论》1985年4期）、罗立乾《钟嵘诗歌美学》（第37-38页）、赵盛德《论钟嵘的“滋味说”》（载《广西大学学报》1989年2期）、张长青《钟嵘〈诗品序〉的诗歌美学思想》，（载《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1期）、贺大绥《“滋味”：有限无限的双重转化》（载《中州学刊》1993年1期）、王力坚《钟嵘的诗美观与南朝新体诗创作》（载《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1期）、党積生《试论〈诗品〉的“味”》（载《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4期）。论者观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钟嵘的“滋味”说继承了前人有关见解，主要针对当时文坛上创作的不良倾向，诸如玄言诗兴盛、过分追求用典、用事与声律等而提出的。
(2)揭示出“滋味”说的特徵（或曰构成）。一般认为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也就是要描写具体事物，构成诗歌的艺术形象；二是根据不同情况，酌用赋比兴，使情志蕴含于对事物的形象描绘之中；三是“风力”与“丹采”的统一。
(3)对“滋味”的内涵，也有一些论者加以探讨。影响较大的是“美感”说。李传龙、萧华荣等人均持此说，认为“滋味”是诗歌社会作用的特殊因素，是诗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所唤起的审美感动、联想和想象。越盛德也承认“滋味”是一种美感力量，但主张将其范围缩小一些，内涵讲得具体一些，认为“滋味”是指“风力”与“丹采”融合而生发出来的“味”。陈思苓《钟嵘〈诗品〉的诗歌评论》（载《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则认为“滋味”是引起读者审美感触的艺术构思。
(4)“滋味”是钟嵘评诗的重要艺术标准。李传龙、罗立乾等均主此说，他们认为，钟嵘在诗歌批评实践中，是以这一标尺作为对创作和鉴赏的审美要求评定诗歌作品优劣的。
(5)对“滋味”说历史意义的探讨，认为钟嵘提出这一理论，批判了齐梁形式主义诗风及其不良影响，为唐诗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对后世诗评家如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张戒、杨万里、清代袁枚和王士祯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滋味”说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论文的数量很多，可是不少文章引用的资料相同，观点相互重复，没有什么新意，学术价值不高。此外，对钟嵘“滋味”说是否能够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学界一直有人怀疑，黄海章于198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认为，钟嵘提到“滋味”或“味”，是认为诗歌要含蓄，后来的司空图、严羽、王士祯都受其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若把单词只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来看待，不免夸夸其谈了。李艇《论钟嵘的诗歌批评标准》（载《喀什师院学报》1996年4期）就“滋味”说是否作为钟氏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滋味”只是在区分五言诗和四言诗时的一个划分标准，而不是钟嵘文学批准的标准。可惜黄、李之说影响都不广。日本学者清水凯夫于1993年刊发的《〈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一文反响较大，就中国大陆学界过分夸大“滋味”说的地位、作用与意义这一研究倾向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滋味”说的研究忽视了对“滋味”说本身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研讨，缺少“实事求是”或者说认真踏实的考证。这一批评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综观70余年的《诗品》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的深度也在逐渐加强。不过，总的看来，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不少论文对前人的成果和海外的成果不够了解，一味“闭门造车”，造成大量重复劳动。在这方面，近年一些中青年学者眼光独到，他们在研究《诗品》的同时，对海内外的研究历史和现状都作了很好地探索，注重吸收海内外学人的研究资料，对《诗品》的学术研究史也作了总结与探讨。不过从整体《诗品》研究界来看，这项工作还做得不够。而且，有些论者在借鉴前人成果之际，缺少分析和辨别的过程，一味照搬，以至观点陈陈相因，甚至漏洞百出，这也是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当避免的一个现象。
[收稿日期]20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