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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认为，作为福柯重要哲学方法的系谱学，在福柯那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文章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系谱学，其中包括它的二大任务，它的核心原则，以及它对传统历史观和线性进步观的质疑。文章最后探讨了系谱学方法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提出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的“认知方式”和“做事方式”。
主题词 福柯 后现代主义 当代西方哲学
系谱学（genealogy）是福柯的重要哲学方法，也是其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学者认为，“福柯的哲学”，“实际上是系谱学。”[①]也有的学者不苟同上述提法，认为不应将系谱学看作是福柯的“全部方法论宝库”。但也承认，在福柯思想的后期，特别是在《尼采，系谱学和历史》、《纪律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颠倒了系谱学和考古学的优先地位是个不争的事实，福柯起初试图用系谱学来补充考古学，后来干脆用系谱学取代了考古学，使之成为自己后期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大多数学者认为，福柯的这一“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变”发生在“七十年代”[②]在我看来，上述各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着某种失察，即没有注意福柯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系谱学”的。其实福柯对此是明确发表过意见的。在1983年4月与德赖弗斯和拉宾诺等人的谈话中，福柯曾谈及“系谱学解释的结构”。在回答《性史》第一卷之后的《肉体享乐的应用》和《肉体的供词》两本书是怎样适应他的系谱学工程结构的提问时，福柯谈到：“系谱学的三个领域是可能的。第一，有关我们真理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自命为知识主体；第二，有关权力领域的我们自身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自命为作用于他人的主体；第三，有关伦理学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自命为道德的代理人”[③]
福柯这番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的谈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他的系谱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澄清人们在理解系谱学和考古学关系上的混乱。
从福柯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系谱学在福柯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系谱学指形成于七十年代的一种与共时性的考古学相区别的历时性的分析方法。广义的系谱学则包括福柯的整个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只是系谱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福柯的话来说，“考古学将是分析局部话语的合适方法”。系谱学则开辟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系谱学的发现并不是福柯工作一个中断，而是他的分析范围的拓宽。也就是说，系谱学与考古学在思想的神韵上是一致。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二者都试图在真实的复杂性中把握历史事件，两种方法都试图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倡导非连续性；其二，二者都试图从一种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考古学仅仅将自己的考察对象局限在话语本身，系谱学则将话语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正象拉宾诺和德赖弗斯所指出的那样，“系谱学家就是致力于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知识以及肉体之间关系的诊断学家。”
由于福柯的考古学国内学者已多有论及，本文侧重讨论狭义的系谱学，即侧重于历时性分析的系谱学。
一、追溯对象的出身
具体讲来，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包括以下两大步骤或任务：其一是追溯对象的出身（出处），其二是标出对象发生。
要实现第一个任务（即追溯对象的出身），首先要破除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本质”、“本源”、“同一”的幻想。福柯曾明确谈到，系谱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摧毁本源及永恒真理的优越地位。系谱学家要揭示的一个秘密就是：“（事物）没有本质，或者它们的本质是用事物的异在形式零碎拼凑起来的。”对于系谱学家来说，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基础，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
与对本质、本源的摈弃相联系，福柯的系谱学放弃对“深层”的探索，将探索的目光转向表层，它寻找事件的细节、微小转换以及细微轮廓的外现。福柯的原话是：“系谱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系谱学要求耐心和对细节的知识，它依赖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累。”正象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分析的那样：“作为系谱学家，福柯作出的努力是尽可能地继续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避免依赖理想意义、一般类型、或者本质。”
正是这一点使系谱学与传统解释学区分开来，换句话说，系谱学从根本上颠倒了人们对深层与表层关系的看法，早在《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文中，福柯就曾谈到系谱学与传统解释学的区别：解释学就象一个发掘者，总是倾向于深入事物，而系谱学就象一种越来越高、越来越向上的总观，它使深层可以越来越清晰地在它面前展开：“深层又重新成为一种绝对和表面性秘密。”系谱学家发现，传统上被认为最深刻与最隐晦的问题，事实上都是最表层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重要，而仅仅是说其意义应在表面实践中发现，而不是在神秘的深层中发现。
福柯的系谱学借此要告诉人们的是，所有所谓“深刻的隐含意义”，“不可达到的真理高度”，“意识的隐晦的内在性质”，都是历史的虚构，都是虚假的。
系谱学的这种对“深层”、“终极目的”、“内在性”的否弃无异于对传统解释学、传统哲学来了个釜底抽薪。事实上这也正是系谱学的目的。因为如果不存在等待发现的事物的深层意义，解释便再也不是对隐含的深层意义的发现过程，那么以寻找“绝对本源”为己任、以寻找一劳永逸的“绝对真理”为指归的哲学便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一文中，福柯明确指出：“如果解释是一个永无终结的任务，那仅仅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要解释。没有绝对原初的东西要解释，因为当一切都说了或做了的时候，余下的一切已经解释了”。人们越解释，就越发现这种解释不是本文的确定意义，或世界的确定意义，而仅仅是其他的一些解释，即对其他解释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另一些人发明并强加到事物身上的，而不是出于事物的本性。这就是说，由于事物并无深层本质和深层意义存在，对事物的解释便不可避免内在地具有多样性和任意性，那种“唯一正确解释”、“独一无二真理”之类的宣称，显然是传统思想家的杜撰。
由于不存在什么深层的本质、深刻的意义需要解释，因而每个事物（哪怕最表层、微小的事物）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每一个解释毫无疑问都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都包含着任意的成分。系谱学就是要记录这些解释而不是唯一解释的历史。
系谱学通过自己的追溯试图向世人表明：人们今天所接受的一切完美的事物或观念很可能拥有一个很成问题的“祖先”。用福柯的说法就是：系谱学并非是要确立什么不变的基础，而是要“打破以前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东西，搞乱以前认为是统一的东西。”[④]
以纪律（discipline）为例，我们知道，纪律是启蒙运动的一大发明。纪律今天已成为我们人类社会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么，这种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纪律的“祖先”到底是什么呢？福柯的系谱学追溯表明，“纪律”并非源于人的某种高尚的、先天的秩序感，而是源于十七世纪的“禁闭”制度。这种制度专门给社会中的一类人实行限制和拘押。被禁闭者除了违背十七世纪中叶出现的秩序与理性的道德和习俗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共同之处。那些本应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人，那些被亲戚和邻居视为疯子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和流浪汉都被作为囚犯关进禁闭所，犯人们要服从各种纪律和劳动制度。
福柯指出，正是这种禁闭制度，在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又重新结合、且成了对我们时代有着核心重要性的纪律制度（现代监视、现代医院、现代学校、心理分析）、纪律形式（空间网状划分法、强制性的时间表、身体分级锻炼法、高效、高功能操作法）和纪律技术（连续监视术、微型惩罚、个体评判术、个案研究法）。福柯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纪律制度、纪律形式和纪律技术都可能被追溯到禁闭及其直接后继者。
稍加分析便可看出，传统思想家对“本源”、“本质”的寻求实质上是对“同”的追求，而系谱学家寻求的则是“异”。其兴趣所在是“纪律一成不变的本质之外的异常事件”。在别的学科发现进步与严肃性的地方，系谱学发现了循环与游戏；在别的学科发现持续发展的地方，系谱学发现了间断性；在别的学科发现连续性的地方，系谱学发现了断裂。一句话，在别的学者忙于认祖归宗的时候，系谱学家往往泼上一盆凉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理性”——这个人类赖以骄傲的资本——进行系谱学追溯，使福柯发现，理性源自机会；对真理的献身和科学方法的精确则是源于学者的激情，源于他们相互的仇视，源于他们狂热的、没完没了的讨论以及他们的竞争精神——个人的冲突慢慢锻造成理性的武器。进一步，系谱学的追溯告诉我们，自由的概念也是阶级的一个发明，是深深地根植于权力之中的。福柯的结论是：“在事物的历史开端被发现的不是它们本源纯粹的同一性，而是相异事物的纷争，是差异（comparity）”[⑤]正因如此，福柯的系谱学被称为是一种“用来把握异的方法”。[⑥]
二、标出对象的发生
“标出对象的发生”是福柯系谱学的第二大步骤或任务。实际上，系谱学打破人们关于对象的纯粹、高尚“本源”、“本质”、“同一”的幻想，正是为了给对象的“发生”留下空间。而对对象“发生”的考察又为彻底摧毁人们关于“本源”、“本质”、“同一”的幻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所谓考察对象的“发生”就是要追溯新元素的出身，考察已结合为新元素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要“发现所有缠结在对象内的子个体。”
需要指出的是，福柯这里讲的“元素”是从历史实践的层面上讲的，它可以是一场战争、一种制度、一个“事件”、一次暴动；也可以是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以元素E为例，当在E中发现元素D的组成因素时，E就注定跟从元素D。在这里，D是E的前行者，事实上，元素E往往属于多个系列，这样E就在它所从属的每一个系列中都有一直接的前行者。如果A、B、E形成一个系列，C、D、E形成另一个系列，那么，E就从B和D那里承袭了组成因素。B和D是E的前项，A、B、E和C、D、E二个系列可描述为交错于E。一个元素的发生或出现，是由这一新元素的前项中分离出来的某些成份合并而成的。不仅如此，作为母体的前项可以继续与它的后项一起同时存在，甚至比它的后项存在的更为久远，尽管前项比后项出现的早。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对象能是纯粹的本源（起源）、纯粹的开端，每一个对象都将必然是从其他元素遗传下来的元素。系谱学家坚信，无论人们最终选择在哪一点上来考察所给定的元素，人们都应能发现该元素得以源出的更为古老的某些元素。不仅如此，一个元素还可以完全被置换，因而就可能被看作是一个不再生存于现在的“过去”（尽管可以在它的某些成份现在仍然是现今元素的部分这一意义上说，这个元素还是在现在）。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要确定一个对象的出处，就是要追溯那些已被结合而构成对象的外来形式（元素），“以便在难以澄解的网络里，发现对象内相互缠结的所有微妙的、特殊的和近于个别的标志。”在他看来，真正的系谱学家的任务在于叙述某些元素的成份是如何分裂并重新结合起来形成某一新的元素的。
以“性”（sexuality）的问题为例。福柯的系谱学考察表明，“性”并非某种在历史之外的纯之又纯的东西。它不仅始终与男性－女性问题，父母－儿童问题联结在一起，而且始终与权力问题缠绕在一起。
再以对心理分析的系谱学考察为例，作为一个元素，“心理分析”既有继承自忏悔实践和新生的十九世纪心理学的成分，也继承了十九世纪收容所的成份，而后者本身又是来自医院制度、十七世纪治疗实践和极重要的古典拘留制度。
福柯具体的系谱分析表明，“心理分析”从收容所（在此之前则从拘留所）承袭的成份是疯人被认作道德正常化的对象；从治疗的实践（和心理学的雏型）那里，承袭的是把疯人看作实证分析的对象和正常化操作技巧的目标；从收容所那里继承的是医生的教父般的权威；从忏悔那里继承的是有发言权的治疗目标，因而听者便能猜测地探索治疗对象的深层动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系谱学考察对象的发生，并不是要用所谓普遍规则或规律来解释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这样做涉及到建立因果关系，而这却是福柯努力试图摈弃的。这也就涉及到福柯系谱学的核心性的原则——非连续性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使福柯的系谱学与传统的历史观分道扬镳。
三、与传统历史观分道扬镳
与传统历史千方百计寻找历史内在的、固定不变的规律相反，系谱学对历史中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它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些一致性和规律性完全是虚构，纯粹是假面具。按照福柯的说法，“历史……只能提供复合元素的系统，每一元素都是复合的和截然不同的，不为任何综合的威力所统摄。”
与传统历史学家写“超险的历史”不同，系谱学家写实际（真实的）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福柯认为，“实际的历史”与“传统的历史”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实际的历史与一切所谓“恒常不变”的东西无缘。[⑦]这种“实际的历史”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的“整体”、“同一”、“开端”、“发展”、“目的”为指归的，它反对在时间之外作超历史的观察，反对总括历史，反对追溯历史的内在发展，反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它试图将一切置于历史运动之中。也就是说，它视一切都有开始的，因而也就是有结束的。在《纪律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曾经说道：“我很想写肉体完全披着政治外衣的监狱的历史，它把肉体聚集在其封闭的建筑物之中。为什么？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说是指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说是指写目前的历史，则是肯定的。”[⑧]这里，作为系谱学家的福柯明确与历史分析中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划清了界线，也就是说，他并非象现在主义那样，企图捕捉过去时代的含义与重要性，也并非企图获得关于过去的时代、人或制度的整个图景；更不企盼找到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
福柯提出，现在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是“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即把现在的概念、模式、制度、利益或感觉强加到历史中去，强加到其他时代，然后宣称发现这些较早期的概念、制度等具有现在的意义。现在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过去的某一点发现现在的核心，然后揭示从那里到现在的发展必然性。在过去的那一点到现在之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要么加入到这种向前的运动，要么就被作为枝节之物忽略不记。在历史决定论看来，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意义，一个地位；每一事件都是由历史要达到的决定性目的所左右和决定的。
在福柯看来，历史并不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展开的历史，它是人类从一种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仪式的戏剧，是一部“没完没了重复进行的关于统治的戏剧。”对于系谱学家来说，历史是卑劣恶意的、意向险恶的以及掩盖极为卑劣动机的夸张的故事，换句话说，历史并非真理的崇高发展，也不是自由的具体展开，更不是一曲关于进步的赞歌，而是充满事故、偶然、弥漫现象以及谎言的故事。作为一个运用系谱学进行思维的历史学家，福柯志在驱散人们对统一性坚实性和连续性的令人鼓舞的幻觉。根据福柯的看法，“历史连续性”概念只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话语的结果，这种话语将人规定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是人这个历史的主体保证了历史的连续性与同一性。而福柯则告诉我们，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并没有主体，既没有个体的主体也没有集体的主体来推动历史的进程。人只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是由话语实践决定的。福柯的结论是：整个西方的历史是偶然的，除了是不同权力／知识的综合外，什么都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鲍斯特指出，福柯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福柯是个历史学家的话，他并非是连续性的历史学家，“而是非连续性的历史学家”，是一位“反历史的历史学家”。[⑨]
福柯的系谱学试图努力向人们显示：过去是如何与现在不同，他努力拉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距离，打破历史学家在过去与现在关系之间所确立的亲密关系。他向人们显示了“过去”本身作为一个本真的差异场所如何被吞并到同一性的领域。他通过证明过去的异在性，通过揭示权力意志是如何为保证同质因素而排斥异质因素，而将现在的绝对合法性相对化或暗中破坏掉。
与传统历史将焦点集中在所谓“最高尚的时代”、“最高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相反，系谱学的历史要告诉人们的是：既然非连续性是历史的根本特征，那么文化继承就决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不断积累的获得和时间愈发展就愈稳固的占有，“而毋宁是裂痕和断裂的汇集，是不同性质之断层的集结。”至于象结构主义那样，梦想把一个既定时期所有的元素都纳入一个模式中（把全然无关的现象组合进一个有意义的模式中，进而从这个模式出发解释这些现象）；或象黑格尔主义者那样，把历史的一个或全部系列都展示为某一理念或范式的具体发展的作法都是“超历史的”，是很“滑稽的”。按照福柯的分析，“超历史的观点期望从自身完全封闭的总体性中抽绎出历史。”福柯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尽管确保了所谓的“巨大的连续性”，但却失去了真实性和多样性。
四、质疑线性进步观
与对传统历史观的拒斥相联，福柯运用系谱学对传统的线性进步观进行了质疑。这种线性进步观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将比现在更好，人类正一步步走向理想的未来。依福柯看来，这种进步观其实是传统思想家杜撰的一个神话。在一次谈话中，他曾明确表示，他对这种进步观采取怀疑主义的主义，即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所谓作为进步结果的“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是”，特别是“此时此地的我们”，以便防止人们断定“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远比过去要好”。当访谈者对他谈到科学总假定人在进步时，福柯强调指出：“不是科学这样说，而是科学史这样说。此外，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我想说的是，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⑩]
根据福柯的考察，尽管这种进步观源于启蒙运动，但作为启蒙思想领袖的康德（E.Kant）在《什么是启蒙》中并没有赋于现在以优先性，并没有将现在看作过去以往发展的顶点，而是问：今天与昨天有何不同。他认为，当代思维中一个有害的习惯就是，在分析现在时，将历史中的现在看作一完成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福柯则主张将我们所存在的这一时刻看作整个时代中的一个，它是一个象其他时间一样的时间，或者说，一个与其他时间一点也不一样的时间。按照著名福柯专家、美国加州大学霍伊（David Hoy）教授的理解，福柯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的“现在”象任何其他“现在”一样，是处在问题中的。系谱学便是对这独一无二的但成问题的“现在”的考察。换句话说，福柯的系谱学揭示了“现在”的偶然性。具体地说，系谱学的目的不是显示现在是如何必然地由过去一步步发展而来，而是揭示“现在”是偶然－偶发的权力斗争事件变化的产物。
进步等于越来越好，这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公设，很少有人对之表示怀疑。福柯便冒了这个大不韪。在《纪律与惩罚》中，他通过讲述监狱的纪律如何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故事而解构了这种进步观念，破天荒地向人们表明：进步并不必然是好的，也并不必然等于越来越好。用霍伊的话说就是，没有人欢迎癌症（canc-er）“进步”的消息。[(11)]事实上，在奥斯威辛和广岛之后，进步的观念便已开始受到质疑，正象《圣杯与剑》的作者R.艾斯勒质问的那样：如何解释“合理的”和高效率的利用人类脂肪制造肥皂？如何解释经过周密策划的观察原子弹和原子辐射对活生生而且完全无助的人类的影响的军事试验？所有这一切超高效的大规模毁灭怎么能被称为人性的进步呢？[(12)]
五、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要评价福柯的系谱学，恐怕不是一句“好”或“不好”能够说清的，这源于系谱学方法本身的复杂性。
说系谱学方法简单也简单，它其实就是一种将事物“陌生化”的方法。所谓的“陌生化”，就是将“熟悉的弄不熟悉了”，使人们对一直视为当然的东西产生动摇和怀疑。使一直看着熟悉的“过去”看起来“陌生”，在人们过去认为简单的地方发现复杂，在人们过去发现同一的地方，发现差异。按照H.哈鲁图尼亚的说法就是，它直接去弄清“不在场的东西”，专注于过去一直“沉默的东西。”[(13)]
简而言之，福柯的系谱学是一种把握“异”的方法，这与法国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E.列维那“欢迎异”的主旨是一致的。
从思想史上看，这种将事物“复杂化”、“陌生化”的系谱学方法，对于开辟人们的视野，对于促使人们换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对于增强人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客观上也为一切弱小的、一切一直被忽略不计的或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东西，一切被屈辱与被损害的东西，一切受压迫的东西正了名，张了目。
福柯的系谱学经常受到的一个指控是，它是反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摈弃了历史的连续性、历史的最终发展目的，这集中地体现在福柯的“历史是西方的神话”的命题中。这里，福柯所说的“历史”是指西方思想家杜撰的“历史”概念，福柯否定的是这种“历史”，而对历史本身，福柯从来没有否定过。正象狄康姆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要求否定历史。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弄清在黑格尔的偶像的黄昏之后，我们能否获得一个清本的历史概念。”[(14)]
其实，福柯的系谱学是提出了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福柯的系谱学对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作了可以说几乎是全新的理解。在福柯那里，历史并不仅仅与过去划等号。福柯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而且是“现在的历史”。
福柯对过去的研究正是为了着眼于对现在的批判。但这种对现在的批判，正象霍伊教授指出的那样，并不意味着指出未来如何会更好，也就是说，福柯对现在的批判并不是以肯定过去或肯定未来为前提的，他忠告知识分子们放弃万能的预言腔调，他力劝知识分子既要舍弃他们能预言未来的自负，还要舍弃他们自我宣布的立法作用。
福柯的系谱学常常受到的另一个指控是：系谱学从不提供任何吸收人的确定性，因而是相对主义的。[(15)]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著名福柯专家库什（M.Kusch）教授和霍伊（D.Hoy）教授的分析。库什教授指出，如果说相对主义是指不加区别地拒斥一切标准、一切理性和一切真理，那福柯不是相对主义者。福柯的系谱学所做的，只是揭示知识或真理标准的历史性和知识或真理与权力的关联。例如，指出希腊人有希腊人自己的真理观。[(16)]库什教授认为，“对于福柯来说，我们知识标准的历史性，并没有使我们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效的。”[(17)]霍伊教授则强调，同伽达默尔一样，福柯“并没有一般地反对真理概念和自由概念，只不过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各式各样有待丰富的真理概念和自由概念在实践中是如何具体地被解释的。”[(18)]
依我看来，给福柯的系谱学贴上一副“相对主义”标签，固然来得简便，但这样一来也极易使人们漠视福柯系谱学中所蕴涵的可贵的批判精神和解放意义，即清除某些不证自明的“信条”和“常识”，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做事方式”。[(19)]与指手划脚地“代圣人立言”，“替生民立命”相比，这种深刻反省自我、勇敢改变自我、积极创生自我的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更为需要的。
注释：
（1）H.G.努扬：《作为系谱学的历史：富科的历史方法》（高国希译），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
（2）E.L.德赖弗斯、P.拉宾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
（3）同上书，第305—306页。
（4）M.Foucault,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p.82.
（5）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Interviews,ed.D.F.Bouchard,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77,p.142.
（6）After Foucault,ed.Jonathan Arac(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8),p.121.
（7）M.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p.87
（8）M.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1979,p.31.
（9）M.鲍斯特：《福柯，马克思与历史》，英文版，1984年，第74页。
（10）Power Knowledge:S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C.Gordon (Pantheon,New York,1980),p.50
（11）Foucault—A Critical Reader,ed.David Hoy (Basil Balckwell,1992),p 141.
（12）[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181页。
（13）After Foucault,ed.Jonathan Arac(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8),p.121.
（14）[法]V.狄康姆：《现代法国哲学》，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15）Martin Kusch,Foucault's Strata and Fiel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p.210.
（16）Michel Foucault—Politic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ed.L.D.Kritzman(Ro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1988),p.233.
（17）Martin Kusch,Foucault's Strata and Fiel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P.212—213.
（18）David Hoy and Thomas McCarthy,Critic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ers,1994,p.270
（19）"Questions of Method: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in Baynes et al.1987,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