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华文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_文学论文

新疆华文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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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这块占全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土地,辽阔而广袤,瑰丽而神奇。由于自然环境独特,地理位置特殊,人种民族成份复杂,又处于古丝绸之路必经的中亚腹地,中华与西方、佛教与伊斯兰教、草原与农耕、传统与现代等多种文化在此撞击、冲突和交汇,上演过一幕幕分分合合、恩恩仇仇、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自古就是孕育文学艺术的沃土。

纵观中国文学史,与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有关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先秦时期的神话《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乘八匹骏马拉的马车,来到昆仑山天池与西王母相会那神奇动人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位于新疆境内的昆仑山形象,通过屈原奇特的想象,在《离骚》等不朽的诗篇中曾多次出现过,随之逐渐演化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一座神山的意象。《史记》、前后《汉书》中有不少关于西域地区诱人的史传散文,汉代班超班勇父子和张骞在西域的传奇经历,两千年来曾感动、激励过无数热血的爱国者。在国力空前强大、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以一系列奇异的游记散文为新疆大地涂抹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新疆这方水土更养育出天才“诗仙”李太白和他那些飘逸、奇丽的天山诗,同时也产生了岑参大批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边塞诗”,形成一种雄奇、豪放、苍凉、悲慨的独特艺术风格。“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关于西域风物的壮美诗句早已成了流传千古的绝唱。元代著名诗人长春真人、耶律楚才、萨都刺、薛昂夫、贯云石等也先后在这里留下他们那众多精彩的诗篇。成书于明代的世界名著《西游记》里,有不少关于新疆的奇特想象,像流沙河、妖魔山、火焰山等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有道是“文章憎命达”(杜甫语)。清代是朝廷往新疆流放发配迁客罪臣(多为文人墨客)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边塞诗的新高峰。洪亮吉的《万里荷戈集》、《四库全书》总篡纪晓岚的名著《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伟大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林则徐、谭嗣同等的一些动人诗篇,都有不少是创作于他们在新疆流放或供职的时期。连晚清小说名著《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也在乌鲁木齐留下他那扑朔迷离的足迹……历史的脚步迈进到20世纪30年代,则有新文学大师茅盾、电影艺术大师赵丹、文化名人杜重远等人在新疆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业绩。茅盾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中白杨树那崇高、壮美的意象,无疑就是作家从新疆的感受中获取的。总之,数千年来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与生活在新疆的各族作家和诗人、新疆的山山水水和新疆的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有着不解之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切还没有把世代繁衍生息在新疆的那些灿若群星的众多兄弟民族杰出的作家、诗人,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所创作的那些浩如烟海、光辉灿烂的文学篇章计算在内。例如。维吾尔人的古典文学巨著《福乐智慧》、15世纪维吾尔族大诗人纳瓦依的《五卷书》(5部长篇叙事诗)、柯尔克孜人的伟大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人的伟大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等等,都早已属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此外,活跃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叶的维吾尔族大诗人阿不都热衣木·纳扎尔的巨著《爱情长诗集》(共收12部爱情叙事长诗,长达3万3千余行),现代文学中的哈萨克族杰出诗人唐加勒克的优秀诗作和维吾尔族青年革命诗人穆特里夫的爱国诗歌等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离开了新疆,由几千年来全中国各兄弟民族共同谱写的中国文学史,就会损失极为光彩、极为厚重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空前统一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边疆地区和兄弟民族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得到日益加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再加上现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极为便利,也大大增强了边疆与内地文化信息和作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几十年来由全国各地来疆的一批又一批、数以十万计的支边人员,更是直接为新疆的文学事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后备队伍。这一切就直接促成了新疆文学事业的繁荣局面,涌现出一批从新疆走向全国文坛的作家和有全国影响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不少内地的作家为边疆多彩的生活所吸引、所感召,纷纷来疆。他们或长期安家落户,或作短期访问,把在新疆生活的真切而深刻的体验转化成文学作品,这对新疆的文学事业无疑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和促进。同时,在与区内外汉语作家、诗人的相互切磋和交流过程中,新疆兄弟民族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全国声誉的诗人和作家,如祖农卡迪尔、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尼米希依提、哈拜、郭基南和柯尤木·吐尔迪等等。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宝库,也成为我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新疆建国后各种语言的文学创作,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来,与内地的主流文学关系更加密切,文学体裁与样式更加完备,艺术更加成熟,地位和影响也更重要,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极富特色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方面。

研究新疆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一个大题目,需要论及各民族众多的作家和大量的作品等文学现象。本文无力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也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对建国后与新疆有直接关系的一批汉语作家及其作品,作一巡礼式的概括评述。

一、由新疆起步并走上全国文坛的汉语作家及其作品

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可以发现,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和诗人原来就是从新疆起步,最后才产生全国影响的。他们中有五、六十年代就蜚声文坛的诗人闻捷、小说家杜鹏程、王玉胡,还有新时期崛起的“新边塞诗”派的代表、中年诗人杨牧、周涛、章德益和小说家陆天明、评论家周政保等人。

杜鹏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成名作《保卫延安》,以历史的真实性、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和首次对我军高级将领形象的成功描绘,成为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优秀长篇,是当代文学中军事题材小说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代表了建国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虽然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与新疆没有直接关系,但却是作家建国之初在原南疆区党委(设在喀什市)开始构思并动笔,后在乌鲁木齐任新华分社副社长时完成的初稿。小说主人公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们所在的连队的原型,就是作家任随军记者多年、后来进驻新疆的解放军某英雄部队。小说中不少血与火的战斗场面,都是作家当年在延安保卫战中亲身经历过的。小说所描写的我军各级指战员们,可以说都是作家生死与共、非常熟悉的战友,因而才描绘得那么真切那么动人。作家本人是在《保卫延安》出版并引起全国文坛轰动之后,才调离新疆的。因此毫无疑问,杜鹏程是新疆这方热土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全国性的著名作家。

闻捷是当代文学史上颇富才华的著名诗人。他在新疆工作的经历与杜鹏程极为相似。两人一起随军进疆,又一起由喀什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分任新华分社正副社长。据曾在新疆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作家魏钢焰介绍,当时杜鹏程修改《保卫延安》书稿时,闻捷在创作《天山牧歌》,为此两人还互相保密。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不同的是,奠定闻捷著名诗人地位的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品:诗集《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都直接取材于新疆的现实生活。50年代中期问世的诗集《天山牧歌》,以其清新、明丽的牧歌式的艺术风格和富于色彩感、节奏感的诗歌语言,被评论家称作“新疆各族人民新生活的赞歌”。其中《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歌谣》等组诗里,关于兄弟民族青年人真挚、动人的爱情生活的描写,为建国初期的诗坛送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在新文学诗歌史上别开生面。这些诗歌创作成就就使诗人闻捷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诗歌新星。长达万余行的史诗性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反映的是新疆解放初期平息乌斯满匪帮叛乱的历史真实事件。长诗以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宏伟的艺术结构和严整的诗的格律,表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命运,堪称一部艺术杰构,在“五四”以来的我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诗中所描绘的新疆辽阔草原的奇特瑰丽和哈萨克人独有的民情、风俗之美,也为作品增添了诱人的魅力。闻捷是第一位从新疆走向全国的著名诗人,也是后来形成的“新边塞诗派”的奠基人。从闻捷的全部作品来看,几乎可以这样说:正是新疆的这段生活经历,玉成了这位诗人。

现在仍居住在新疆的老作家王玉胡,虽然也写小说,但主要是以电影文学称著于世的。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他曾兼任吐鲁番县委副书记多年),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他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哈森与加米拉》、《绿洲凯歌》、《黄沙绿浪》等反映新疆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表现了作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挚爱真情。作家较熟练地掌握了电影剧本这一文学样式的特点,热情地反映了新疆兄弟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火热斗争,塑造出一系列感人的艺术形象。作品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为作家赢得了全国的声誉,使他成为六十年代出版个人电影文学剧本选集的全国第一人。进入新时期,王玉胡仍在勤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阿凡提的故事》,长篇报告文学《南泥湾》等,均显示了老作家文艺创作的最新成就。

新时期以来,新疆更涌现出一批极富活力的中、青年作家和诗人。这里面,来自生活底层的青年诗人杨牧、周涛、章德益,可视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继承古代边塞诗派的猎猎雄风,发扬了以闻捷、郭小川等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新边塞诗的优秀传统,张揭起80年代“新边塞诗”派(后一度改称作“西部诗歌”)的文学旗帜,着力在雪山、荒原、戈壁、沙漠中提炼出一种坚韧、犷悍、进击、高亢的人生,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和充满悲壮色彩的崇高美,为新时期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刚健、慷慨豪放的诗风。具有“天山气派,大漠风度”(周政保语)的新边塞诗派,引起了全国诗坛的瞩目,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地域性的诗歌流派。杨牧的抒情诗《我是青年》和诗集《复活的海》、周涛的诗集《神山》先后荣获全国诗歌奖,章德益荣获庄重文文学奖,这些成就标志了他们诗歌创作已达到全国一流的水准。现在杨牧虽然已调回四川工作,周涛已转而主攻散文创作,章德益则迁居上海,但他们所代表的“新边塞诗派”,已以奇异的艺术光彩永远辉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现在他们仍在勤奋创作。周涛的散文以大气、潇洒、机智、顿悟、思想力度和历史感见长,品位很高,已蔚然具有散文大家风范。他的《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最近荣获“鲁迅文学散文集奖”,此外《稀世之宝》、《游牧长城》、《守望狭谷》等也都是近年蜚声文坛的散文佳作。杨牧的长篇自传体纪实小说《天狼星下》,传奇式的经历和真情的吐露使之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意德益仍在坚持诗歌创作,着力于心灵世界和生命意识开掘,也取得了新的成就。进入90年代,一批把生命的根系深深地移植在新疆土壤中的青年诗人,出手不凡,开始在全国诗坛崭露头角。如沈苇的抒情诗集《在瞬间逗留》(百花文艺出版社·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以一个“纯情少年的目光打量大西北的人生”,诗写得“大气而又轻灵”(诗评家杨匡满语),最近也荣获“鲁迅文学诗集奖”。沈苇堪称新疆“晚生代”诗人的一位后起之秀。

这里也不能忘掉著名的哈萨克青年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80年代初他熟炼地运用汉语创作了一批反映新疆,尤其是那些他自童年起就十分熟悉的草原上哈萨克族人生活的小说,如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努尔曼老汉与猎狗巴力斯》和《十六岁的哈丽黛哟……》等,早已造成了全国的影响。

新疆军旅作家中,除了著名诗人兼散文家周涛和著述甚丰、在全国文学评论界产生相当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周政保之外,小说家唐栋和李斌奎也取得了较大的创作成就。在80年代初,他们的作品多表现当代边防军人的悲壮故事和血染的风采,分别以《天山深处的大兵》和《兵车行》先后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当年的兵团上海支边青年、现在北京工作的著名中年作家陆天明,70年代由创作剧本《扬帆万里》开始走上文坛,近年则有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和《苍天在上》等问世。新疆土生土长的中年小说家赵光鸣,似乎对西部移民的精神世界情有独钟。他的小说集《远巢》、《死城之旅》等作品在新疆文学界获得广泛的好评,并以中篇《西边的太阳》荣获《当代》杂志小说奖。蒙古族老作家孟驰北和中年女作家张列合作的报告文学《塞外传奇》,曾荣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为新疆报告文学界赢得了声誉。

综上所述,从历年新疆汉语作家的各类作品在全国获奖的情况来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处偏远、仅有700万左右汉族人的新疆,文学创作的档次似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应该说,如此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在前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诗人的背后,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新疆文学大军。李瑜、东虹、杨树、洋雨、郭维东、陈友胜、杨眉、安定一、杨峰、王小末、贺海涛、刘亮锃、北野等人,加上以写政治讽刺诗见长的石河,都是庞大的新疆诗人群的重要成员。他们以自己的大量诗作,显示了“新边塞诗派”的不同风格的绵延不绝的艺术生命力。朱定(早在50年代初在上海受到错误批判的短篇小说《关连长》的作者)、安静、王嵘、李魂、文乐然、吴云龙和尚久骖夫妇、吴连增、肖陈、程万里、肖嗣文、刁铁英、胡尔朴、董立波、虞翔鸣、王正、郭从远、许特生、李广智、韩明人、韩天航、施祥生等人,组成了实力不弱的小说创作队伍。老作家刘萧芜和中青年作家张列、赵天益、高兴、梁彤瑾、孤鸟等人的散文,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所有这些,再加上五、六十年代就曾产生过全国影响的作品,例如周非的长篇《多浪河边》、邓普的长篇《军队的女儿》、陈书斋等的剧本《步步跟着毛主席》、欧琳、李魂的剧本《天山红花》等等,都标识了新疆老一辈的“土著作家”的创作实力和艺术水准。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例如小说家王刚、丰收,女小说家曾明了等,近年也有不少作品在全国引起反响,显示了很强的创作实力和艺术潜力。

在新疆,作为文学事业双翼之一的文学评论,虽然过去力量十分薄弱,起点不高,但也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新疆在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上,逐渐形成了一支实力可观的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雷茂奎的《西部文学论稿》、陈柏中的《借鉴与鉴赏》,王堡的《西塞诗评》,周政保的《闻捷的诗歌艺术》、《小说和诗的艺术》(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3届优秀成果奖)和《小说世界的一角》,丁子人的《西部文学的风骨》,王仲明的《美的发现和思维的开拓》,女评论家任一鸣的《女性文学和美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5届优秀成果奖),浩明的《新边塞诗游踪》和《黄花集》,夏冠洲的《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穿透》和《用笔思想的作家——王蒙》(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5届优秀成果奖)等文学专著和文学评论集,还有张越大量的新疆民族文学评论,郑兴富对“新边塞诗”的研究和青年评论家韩子勇、张功臣、蔡宇知、胡康华等人不少颇有理论深度和新意的文学评论等,都体现了新疆使用汉语的学者和评论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新疆的汉语文学评论家们,利用熟悉新疆生活也熟悉新疆作家的优势,努力调整文学观念,立足新疆,放眼全国,密切关注内地文学发展的前进步伐,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对新疆各族文学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二、在新疆长期留驻的著名汉语作家及其作品

有的内地作家虽然早已成名,但后因种种原因来到新疆生活安家落户,生活、工作了较长时间。新疆成了他们真正的“第二故乡”,是他们文学生涯的“再生之地”。长期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是他们后来重新驰骋于中国文坛的重要艺术支撑点或“精神资源”。这里面,杰出作家王蒙和大诗人艾青,以及散文名家碧野等,堪称为代表。

为了寻找一个文学的新天地,年仅29岁的王蒙于1963年底告别北京,“自我流放”、“携妇将雏”来到了乌鲁木齐。直到1979年,他在新疆连续生活、工作了16个年头。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许多城市、农村和牧区,与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广泛接触并交了朋友。尤其是在伊犁巴彦岱乡的那7年里,他更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生活、劳动在最底层(曾一度担任副大队长)。因此,王蒙常自称“巴彦岱人”,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巴彦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我们阅读王蒙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在他的心理结构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无法消解的情结(我在论文中曾称之为“恋疆情结”)。这枚“情结”是如此强烈持久,它不仅直接诉诸王蒙那些直抒胸臆式的散文、诗歌之中,也弥漫、贯注于大量以新疆生活为题材为背景的小说里,化作其中纷至沓来、可赞可叹的人物、故事、场景和意绪。同时这个“情结”也以通过某种移情或暗换,辐射投影于其他题材的许多创作中,以致在欣赏解读新时期王蒙那些表现“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大量作品时,你会处处感到这个“情结”在其徘徊。这个“恋疆情结”,至少在以下5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层次上,深刻地影响了王蒙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首先,它为王蒙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文学表现领域。第二,为王蒙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第三,促成了王蒙健康、坚定、成熟的人生意识。第四,为王蒙的艺术支点奠定了稳固的基石。第五,为王蒙观察、体验、审视生活准备了多种参照物,从而教会了他一条重要的文学的也是思维的辩证法——比较和对照。至今王蒙直接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约有50余部(篇)之多,总字数近百万。王蒙正在创作的半自传体《季节》系列长篇的第4部,也将是以他当年在新疆的生活体验为素材的。这些作品约占王蒙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如中篇《杂色》,短篇《歌神》、《夜的眼》、《心的光》、《最后的‘陶’》、《买买提处长轶事》,系列小说《在伊犁》,散文《故乡行——重记巴彦岱》等,都属于王蒙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批作品中,精通维吾尔语的王蒙,以其对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熟知和而灵活多变、汪洋恣肆的文笔,描绘了新疆的风情、人情之美,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颇具美学价值的各族人物群象,如依敏老爹、马尔克木匠、“好汉子”依斯麻尔、“歌神”艾克兰穆、农村知青阿麦德、右派音乐家曹千里、宾馆招待员凯丽碧努尔、哈萨克女大学生哈丽黛、青年女* 师爱弥拉姑娘等等,从而表现了十年浩劫时期新疆各族人民为追求自由、幸福而同荒谬的现实和不幸的命运抗争时的勇气、智慧和信念;对他们终于告别了旧生活、迈进现代文明也表示了深情的祝福。这些意蕴丰厚的作品还阐发了作家对人生、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并委婉地表现了作家个人坎坷的人生和心灵历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在新疆的这段生活的深切体验,就没有今天的作家王蒙。王蒙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他那些以新疆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是研究这位在当代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探讨、总结我国当代文学50年曲折前进的历史规律的重要凭借。

比起同是所谓“右派作家”的王蒙来,当代中国的“桂冠诗人”艾青在新疆生活的时间更长。1958年他与一批“右派”诗人、作家下放到黑龙江省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第二年又来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直到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艾青在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通古斯大沙漠边缘的莫索湾农场里,默默苦撑了二十来年。表面上看,复出后的大诗人艾青不像王蒙那样对新疆念念不忘,以在新疆的真切感受为内容的作品似乎并不多,只有获奖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中为数有限的几首,其中思想内涵极为丰厚的名作《鱼化石》等,可以看作老诗人对自己在新疆的精神状态的象征或自况。此外艾青还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集《绿洲笔记》,以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屯垦戍边”的兵团广大指战员们,在亘古荒原上的奉献精神和不朽业绩,可惜文学价值不高,影响不大。但是,实际上艾青除了1964年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年轻的城》、《烧荒》等几首诗外,还写成了一部表现新疆生活的诗集准备出版,可惜这本珍贵的诗稿在十年浩劫中遗失了。这件事无论是对艾青本人,还是对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史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有道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尽管如此,新疆那段屈辱而郁闷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却为这位“所向无空阔”的世界级的大诗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情绪的积累,为诗人在新时期能够出现又一个创作高峰,进入一个新的辉煌期作了必要的准备。因此研究大诗人艾青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就不能不去考察、研究诗人在新疆这长达20年的生活和精神的历程。

著名作家碧野,五、六十年代曾两次来到新疆,作为新疆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长期深入边疆生活,进行创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碧野看作是与新疆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在新疆的那些日子里,碧野走遍了天山南北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访问、考察,以充满激情和由衷赞美的笔调,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关于新疆地区的精美散文,描绘了新疆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明丽诱人的边疆风情画和绚烂多姿的山山水水。在五、六十年代,以如此众多而集中、优美而动人的篇章,把美丽、神奇的新疆介绍给全国读者,作家碧野是立了大功的。那时不少来疆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人,几乎都是受到碧野表现新疆的散文的感染,抱着对新疆美好的憧憬来到天山南北的。碧野这些散文作品大都收集在《在哈萨克牧场》、《遥远的问候》、《边疆风貌》和《天山南北好风光》等集子里。此外60年代初,他还有一部表现新疆兵团战士屯垦边疆、保卫边疆的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问世。这些创作与那批表现鄂西北地区山川风物和人民精神风貌的散文一道,无疑都是作家碧野建国后的代表作品,为作家赢得了当代散文名家的文学地位。

以上三位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都有深深的生命印痕留在新疆的土地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可以看作是新疆的作家。他们是新疆文学界的骄傲。他们的有关创作,自然顺理成章地属于新疆文学中的精华部分,并将给新疆的文学创作以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三、来新疆作短期旅游访问的汉语作家及其作品

解放后,新疆的雪山、大漠、戈壁、草原特殊的自然景观和极富民族地域特色的多彩生活,吸引了众多内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怀着好奇和激动的心情,纷纷来疆访问和采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来过新疆作短期参观访问和体验生活的著名作家、诗人就有:郭沫若、老舍、曹禺、陈荒煤、徐迟、田间、李季、郭小川、贺敬之、严辰、张志民、李瑛、公刘、蔡其矫、汪曾祺、李准、孟伟哉、张贤亮、蒋子龙、贾平凹、张承志、张抗抗、余秋雨、田中禾、张宇、马丽华、毕淑敏等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堪称一支庞大的队伍。来新疆后由衷地感叹“不虚此行”的诗人作家们,当时或事后大多都留下了不少自己的得意之作,有的事实上还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品。这里仅就其中一部分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做一简单的评述。

60年代初,一大批建国后一直活跃于全国诗坛的著名诗人,如田间、严辰、张志民、李季、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等,“披着首都的阳光,带着北京的问候”,兴致勃勃地相继来到新疆。新疆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各民族风情、艰苦的边防哨卡、火热的军垦生活和古丝绸之路上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老的故事传说……都极大地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他们诗思如喷泉,总共创作了数百首诗篇,遍布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成为当时诗歌界一桩引人注目的盛事。

在这些表现新疆的诗歌中,以张志民创作的为最多,达五、六十首之众,1963年诗人结集为《西行剪影》出版。这是60年代初期别具色香、影响较大的一部诗集,也是诗人建国后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老牧人的脸》、《带血的锁链》等都以鲜明的诗歌形象传诵一时。老诗人田间和部队著名诗人李瑛这方面的诗作也不少。田间曾有将其有关的诗作编辑一部题为《天山诗草》的诗集出版的想法,可惜未能如愿。李瑛表现新疆生活的那些轻柔、优美的诗作,大都收录在他1963年出版的著名诗集《红柳》之中,为该诗集的重要部分。80年代李瑛第二次来疆,又写下了不少诗篇。老诗人严辰也创作了不少表现新疆题材的诗歌,其中优秀之作在《严辰诗选·春满天涯》一辑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当代杰出诗人郭小川来疆后写下的诗作不是很多,但都是思想容量较大、立意高远、感情深沉的抒情长诗,如《西出阳关》、《他们下山开会去了》,《在大沙漠中间》、《雪满天山路》等等都是如此。另外,他为电影创作的歌词《边疆处处赛江南》至今仍脍炙人口、传唱不衰。他的这些诗作,尤其当时他率先提出创立“新边塞诗”的文学主张,对80年代初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启示和倡导作用。新疆著名诗人周涛在谈及自己的成长时,就曾不只一次地提到受到郭小川的影响。闻捷和郭小川可以说是当代新边塞诗派的奠基者或先驱者。素有创作严谨之称的著名诗人贺敬之,1963年的新疆之行虽然只创作了一首“信天游”体式的抒情长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感情真挚,语言朗朗上口,极具艺术感染力。这首诗以高亢激越、深沉优美的旋律,曾打动了百千读者,影响很大。另外,著名诗人李季也以新疆生活为背景写过一批感情真挚的诗歌和散文。就这样,在几乎同一时期,如此之众的国内一流诗人云集新疆,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优秀诗篇,这是一个十分独特也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它对60年代我国诗歌发展的意义,对新时期新疆地区崛起的“新边塞诗派”的重大影响,都值得诗歌理论界进一步认真研究。

60年代初,与众多的内地诗人来疆“采风”“挖宝”的同时,还有其他内地作家也在新疆获取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和艺术构思,创作出一些深受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例如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阿娜尔罕》、《天山雄鹰》(由话剧《远方青年》改编)等,集中体现了新疆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艺术魅力。其中《冰山上的来客》以曲折诱人故事情节,尤其是优美的插曲和画面,赢得了全国几代人的喜爱,影响很大。

进入新时期,来疆访问、采风的作家、诗人更是不曾间断,其中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张承志和张贤亮二位,以新疆为题材为背景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

张承志出于科研工作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对新疆似乎情有独钟,从80年代到90年代曾9次来疆考察旅行。他对新疆的民族、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都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几乎成了半个新疆人了。他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名篇《北方的河》,塑造的那位具有西部硬汉性格,充满开拓、进取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无名青年研究生,就是新疆大学毕业的学生。新疆是他在去北京的途中征服了一条条北方的河的始发地,也是培育出他那粗犷、潇洒性格的热土。此外,短篇小说《老桥》、《大坂》、《九座宫殿》、《三岔戈壁》、《火焰山》等等,也都是张承志取材于新疆的名篇。新疆题材、崇高的精神主题和现代派艺术手法(如象征、“意识流”等)的成功结合,使这批小说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近年来他的大批颇有历史文化深度的散文,也有不少是以新疆为背景的。大西北是张承志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基地,新疆成了他文化精神的故园之一。

张贤亮来新疆的次数不多,但却于不动声色之中创作出了荣获全国奖的小说《肖尔布拉克》,此外还有一批关于新疆的散文。有人对他来一次新疆就能迅速捕捉住新疆的特色,写出如此出色的小说作品感到惊奇。殊不知,张贤亮当年“落难”时生活多年的甘肃、宁夏农村牧区,与新疆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其相近,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也与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张贤亮虽然来疆访问的时间不多,当年生活的这些积累和体验,却为激发他创作的灵感、捕捉创作的契机和进行艺术构思提供了种种方便。当然,作家的才华在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近年来中央和兄弟省市的中、青年诗人作家们,来新疆访问采风的活动更为频繁了。以他们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表现力,今后定能陆续向新疆和全国读者奉献出一大批新疆题材的优秀作品。对此,我们将翘首以待。

上面,我们不无粗疏地对建国后与新疆有关的汉语作家及其作品作了一些梳理和评述,虽然不够全面深入,但也不难看出,新疆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探讨这些问题,我以为至少能够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新疆自古就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学(包括大批汉语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也是祖国渊源流长的文学史上的极为厚重、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时,不要忘了辽阔的新疆,忘了多彩的西部。在这里,也有许多正在勤奋笔耕的各族作家和诗人,在不断地创作着一批批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资鉴赏和研究。

2.新疆当代文学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全国主流文学思潮的影响分不开,是与内地作家、诗人们长期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结果。同时,这种交流和切磋不应当理解为只是单向被动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新疆文学的自身优势和艺术魅力也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后这种联系和交流还要进一步加强,以便更有力地促进新疆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

3.新疆具有独特、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它那具有世界文化博物馆之称的地缘优势,使她天然地成为孕育出灿烂文学艺术的一片沃土。当代新疆作家,不要辜负新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新疆大地、无愧于时代的文学精品来。内地的作家和诗人,可以继续与新疆的同行一道,共同开发和享用这些文学资源。

4.尽管新疆目前整个文学事业还低于全国先进水平,但是当我们知道新疆既然也曾经出现过一批处于全国一流水准的作家和作品,这就证明,文艺的发展,与经济实力的强弱不是成正比例的。掌握这一艺术规律,就会克服自卑心理,打破条件论,走出误区,极大地激发新疆作家的自信心和创作热情,立雄心树壮志,总结经验,迎头赶上。

现在我国的改革事业已进入纵深地带,中央向中西部倾斜的战略决策已经开始实施,逐渐采取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在必行。随着连云港至鹿特丹港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东引西联的诸多举措将大大促进新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新疆将逐步告别闭塞落后,出现经济文化的腾飞自是指日可待。新疆的文学事业,也将面临一个飞速发展的大好机遇。面临21世纪最初的曙光,新疆各族文学工作者,将会做出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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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华文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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