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1]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隋唐乃至其后的类书多有学者进行探究,而魏晋南北朝类书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则少有人进行专门研究,前辈学者张涤华、胡道静、方师铎、曹之等已经注意到魏晋南北朝类书对于中国类书发展史、编纂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时期的类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类书发展的源头,后世类书尤其是隋唐类书的发展、演变皆根源于魏晋南北朝,但限于资料的琐碎,魏晋南北朝类书一直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本文通过对传世典籍、敦煌文献、域外文献、大藏经、道藏等的搜集整理,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类书不仅数量众多,卷帙浩繁,而且多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高僧高道参与其中,甚至于南朝齐梁时代出现了中国类书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官修类书有《皇览》、《四部要略》、《寿光书苑》、《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虽几经散佚,仍有不少信息保存了下来,本文旨在考察它们的编纂背景、编纂时间、编纂者、编纂体例等基本问题,进而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承袭及其在唐宋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官修类书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文学类书、佛教类书、道教类书,以往学界总是慨叹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资料稀少、琐碎,那是因为忽略了文学类书、佛教类书、道教类书的缘故;本文旨在对陆机《要览》,戴安道、颜延之、梁元帝、何承天《纂要》,沈约《袖中记》,庾肩吾《采璧》,朱澹远《语对》等散佚在古籍中的珍贵文学类书进行辑佚与考释,以阐明类书编纂与文学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的佛教类书有《众经要抄》、《义林》、《法宝联璧》、《经律异相》、《内典博要》、《金藏论》等,本文旨在考察它们的编纂背景、编纂者、编纂时间、编纂体例等问题,阐明佛教类书的发展谱系,把佛教类书研究真正的融入到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之中,以开拓类书研究与佛教研究的交叉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类书主要是《无上秘要》,它的编纂与北周武帝关系密切,更是南北道教融合的产物,本文尝试对它进行发掘,阐明《无上秘要》的编纂背景、编纂体例等问题。总之,本文旨在通过文献梳理构建清晰的魏晋南北朝类书发展史、编纂史。类书研究理论向来不够系统,本文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尝试着对类书研究理论做完善与升华。类书的定义、定位、流传、演变、功能、价值、源头、流弊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最为关注也最众说纷纭的几个问题,本文在综合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类书是知识性的资料汇编,类书源出于史部等。此外,为了着重展现类书的存在价值,本文还考察了类书与帝王政治、文学、科举、蒙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关系,并对类书在域外的流传做了介绍,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的介绍类书的流传、演变、功能、价值,主要是为了纠正学术界不重视类书研究,视类书为"獭祭"、"饾饤"、"俗儒"之学的偏见。
夏南强[2]2001年在《类书通论——论类书的性质起源发展演变和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类书是我国文化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文献。类书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地。本文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类书的性质、类书的起源、类书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正文共七章。第一章归纳了类书在古代书目中的着录情况和今人关于类书性质的主要见解，在对几种类书作具体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定义的所谓“政书”，如杜佑的《通典》等，重新划入类书。并对类书的性质作了较深入的探讨，给类书确定了新的定义。第二章从文化渊源的视野着笔，论述了类书产生以前的知识分类，如汉字的产生及其“类别”意义；《尔雅》对语词应用对象的归类；《诗经》将诗歌按地域分类；《别录》、《七略》等目录学着作根据文献内容类分文献，揭示学术源流；《韩非子》中采用“主题寓言群”的手法，集中说明事理等等，以及《左传》中断章取义，大量引用《诗经》片段；刘向《说苑》、《新序》等书分门分条罗列有关事例等，对类书问世产生的影响。第叁章用表格的方式，将类书分为类事类书、类文类书、事文并举类书叁大类别，对类书的归类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第四章依朝代次序，结合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类书，剖析了类书分部分类的特点、类目的类型、立类的思想和目的，勾勒了类书分类体系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得出结论：类书分类体系的发展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知识沉淀越来越厚实的结果。是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的结果。类书类目的取舍、前后顺序的安排，大多煞费苦心，具有深意。它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维观念，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的钥匙。类书立类和分类的思想，也是和它们的编撰目的相辅相成的。第五、六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研究入手，结合对类书的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了类书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客观原因。如封建统治的相对宽松，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达，使类书由开始时的“帝王之学”向“类事之学”的转变；统治者提倡文学导致“类文类书”的产生；骈文、诗歌中用典、对仗促使类书内容的扩展，新型类书的出现；科举考试的盛行，直接影响到“应试类书”、“蒙学类书”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间知识分子的增多，促成了“日用类书”的流行和发展，等等。第七章着重分析了封建王朝组织编纂类书的目的，论述了类书作为统治者的一种“文化工具”，在传承封建文化，维护“正统思想”，钳制学术创新，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在保存历史文献，整合百家，融和有利于儒家思想统治的各种知识体系，确立和巩固儒家思想体系至高无上的地位，绵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殷旭[3]2018年在《《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提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类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它辑录或杂抄古籍中的资料,并将其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以便寻检和征引。类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学术史上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于子部着录类书65部,存目217部,数量庞大,四库馆臣为每部类书撰写了提要。本文围绕《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提要,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从四库类书类提要基本面貌、内容和体例、学术价值叁个方面展开研究,旨在“四库学”领域对馆臣的类书提要和研究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第一章主要是对四库类书类提要基本面貌的梳理。《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过程中不断修缮改定,对类书提要的撰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四库类书类提要记载的部数及卷数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实际收录和着录情况有所差异,四库馆臣在统计类书时存在一定的疏漏之处。在内容上,《总目》类书类提要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有所不同。赵刻本《简目》因刊刻较早,被《总目》所撤毁的叁种类书类提要得以保存。四库馆臣在撰写类书类提要时,以《初目》为文献基础,进行了内容加详、改易褒贬等方面的改定工作,充实和完善了类书类提要的内容。同时,《总目》对《初目》中的一些类书重新归类,但有些提要内容并无太大差异。《简目》和《初目》对研究《总目》类书类提要的基本面貌具有文献参考价值。第二章是以四库类书类提要文本为基础,对提要内容及体例展开分析。四库类书类提要呈现了四库馆臣对类书不同层面内容和价值的概括和论述。形式创新、体例精审和内容繁复的类书尤其受到馆臣的青睐,在提要中多予褒扬之词,这与类书之功用及清代学术之特点密不可分。作为《四库全书》中部帙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被馆臣归入存目,其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对于《永乐大典》,馆臣并未真正做到“菁华已采,糟粕可捐”,我们还需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在类书类提要中,馆臣多次以“《艺文类聚》之例”与“《北堂书钞》《六帖》之体”来描述不同类书之体例。两种类书体例有其自身特点,馆臣更为推崇的是“《艺文类聚》之例”。第叁章是对四库类书类提要学术价值的研究。四库馆臣撰写类书类提要时广征博引,将目录书、学术笔记、文集、诗话等典籍中对于类书的考证引用到提要中。在通过征引前代典籍时亦讲求一定方法,馆臣能对前人关于类书的识见加以引申、辨析,或作为补充及旁证。同时,四库类书类提要也有引书范围的局限性及讹误等问题。类书中不乏伪书,四库馆臣综合运用考察文本、对比它书等多种手段辨类书之伪托,以还原类书的本来面貌,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馆臣辨伪时存在误断,亦有证据不足或考辨有误等问题。此外,四库馆臣还辨析了类书之瑕疵,对一些经典类书、清初编纂的官修类书及“永乐大典本”类书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总之,我们需结合清代学术背景,客观、辩证地看待四库类书类提要之学术价值。
李小彤[4]2006年在《类书研究现状综述》文中认为类书作为一个大的图书类型,在魏晋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曾有广泛的影响。类书的大量编纂和普遍使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古往今来,各种有关类书的研究也有很多。在古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类书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是与目录学紧密相连的。最初的类书研究大概产生在目录学家对类书的归类工作中,这种研究显示出他们对类书性质认识的逐渐深化。荀勖在
刘刚[5]2006年在《八十年类书研究之检讨》文中认为类书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编纂形式。检讨近八十年来有关类书的研究状况,类书的研究可以分为相关研究专着与相关研究论文两部分。从相关研究专着来看,各成体系,面也铺得较宽;从相关研究论文来看,对类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类书与目录学的关系、类书与索引的关系、类书的分类体系与分类思想、类书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类书的起源、类书的性质、类书的综论性研究、类书的功用、类书与文学的关系、类书的现代化、类书与文献编纂、类书的编纂思想、敦煌类书等十几个方面。同时,指出了八十年来类书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期对将来的类书研究有所帮助。
王家琪[6]2016年在《唐宋类书目录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类书是一种在内容上广征博引的工具书,它对众多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进行加工和重组,设置有系统的类目,形成自己的类目体系。类书的编纂进入唐宋后渐盛,编纂方法和理念也不断优化。本文将重点讨论唐宋主要的综合性类书,专科性类书将不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目录体系所体现的古人传统认知结构进行论述。前两章对唐宋类书的目录体系做一个总体的论述与比较：第一章论述唐代类书目录体系的特点,主要以《皇览》以来类书类目体系的发展演变,再与唐代类书的编纂特点相比较,考察了唐代四大类书的类目体系特点。第二章论述宋代类书目录体系特点,以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为主要研究对象,再考察宋代类书目录体系对唐代的继承与创新,力求准确把握类书类目概念至唐宋的变化与发展。第叁章则从唐宋类书目录体系的特点中来探讨其反映的古人传统认知结构,从类书目录体系蕴含的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和文体学思想叁个方面入手,以求准确把握类书目录体系的分类和次序中蕴含的思想观念。
李小彤[7]2007年在《类书研究现状综述》文中指出类书作为一个大的图书类型,在魏晋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曾有广泛的影响。类书的大量编纂和普遍使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古往今来,各种有关类书的研究也有很多。
傅根生[8]2018年在《唐诗语言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关于其语言艺术的讨论历来是传统文论关注的焦点,古典诗学研究一直带有“拈花一笑”、“妙不可言”的意味,其朦胧开放性阐释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本的可解读性。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阐释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阐释框架成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唐代诗歌文本为基础,力求系统地对唐诗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把握唐诗语言与艺术生成之间的关系,构建唐诗语言艺术研究的基本框架,分析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与风格特征,进一步深化唐诗艺术的理解,丰富和拓展唐诗的研究视野和领域,并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思考。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从叁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诗歌语言的基本质素出发,围绕声律、词法、句法、章法等四个方面,考察诗人如何建构一个文本,在建构过程中,何以选择某种语言策略、表达技巧与部署安排。二是在分析唐诗语言的各个质素过程中,梳理相关的批评理论,这是唐代诗人创作的基本场域与环境,决定了诗歌的基本语言形式框架,直接影响诗歌的语言风格。叁整体把握唐代诗歌语言艺术风格特征与成就,考察诗歌创作的产生路径,总结其利弊得失与核心特质,以期对现代汉诗创作有所启发。文章首先界定了语言、诗歌语言以及语言艺术的概念,总结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研究的叁个维度,即诗歌语言能否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诗歌语言的特质和风格问题,围绕唐诗语言的文本特征,提出本研究的逻辑框架是声律、词法、句法、章法和风格,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唐诗语言美的审视,即通过诗歌语言的研究来发现唐诗的美,同时挖掘唐诗的美如何通过语言的策略来实现的。声律是古典诗歌的基础,近体诗最终成熟于唐代,唐初的诗歌声律理论非常丰富,文章在总结唐代诗歌声律理论基础上,从形式的意义、秩序的力量、情感的增殖叁个角度分析了诗歌声律的艺术功能,特别声律对于诗歌审美情感呈现的内在机理与力量。同时,以唐代近体诗为例,分析了诗歌的用韵选择与变化,韵脚作为诗歌语言创作的前提条件,呈现了一定的规律特质和主题偏好,但是进入中晚唐,韵脚的固化已经成为近体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为后代新文体的出现和诗文革新提供了可能。语词是诗歌的建筑材料,文章从整体上总结了唐诗中比较有特点的构词手法,即象饰构词、情饰构词、拼接构词、意接构词。同时在比较基础上,发现唐诗词语的选择整体上呈现具象性和隐喻性特点,在诗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唐诗词语选择呈现趋俗和趋虚的特征。类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文章以唐初《初学记》、《艺文类聚》为例,详细考察了类书与唐诗语词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类书所确立的经典,推动了古典诗歌词语的典型化进程。从本质上而言,用典是一种创作手法,是关于语言运用的艺术,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特殊成分,文章认为,唐代诗人整体对于用典的态度是积极的,唐代诗歌用典的艺术取向是形式上追求“水中着盐”不着痕迹,情感上追求有所寄托“意至为工”。在诗歌句法的讨论过程中,文章首先辨析了诗歌批评中“句法”概念,文章认为,作为诗学批评术语的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并提出诗歌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问题。接着分析了唐诗中对仗的特点,总结了对仗句法的范式演变与审美取向,文章认为唐诗中的对仗意义结构由单一型向立体型演变、观察视角由境象向事象转变、审美取向从形式美学走向情境美学,进而提出对仗是唐诗句法艺术呈现的核心载体。同时,本章就唐诗中两种常见的句法变异现象:语序错综和成分阙略进行了分析。以杜甫“香稻”联为例,分析了唐诗句法中语序错综的产生原因与艺术表现。以名词句为主,分析了唐诗句法中的成分阙略问题,总结不同结构名词句的表达效果。章法体现了诗歌整体上的组织模式与思绪走向,文章分析了唐诗章法组织的内在机理,从初唐的惯性选择、盛唐的“以气运诗”到中晚唐的“以意导思”,从被动的选择走向主体内在的控制。同时,考察了诗歌章法“起承转合”论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唐代的律诗创作,认为诗歌“起承转合”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以五言律诗为例,分析了唐诗其章法意义结构的演进轨迹,从龙朔体的应制叁部式、神龙体中的两分式、开天体中的直置式到大历体的四部式。风格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诗歌的语言风格是创作个性在诗歌艺术整体上体现的语言特色。唐代关于诗歌风格的讨论多以“体”或“品”予以呈现,唐代诗歌风格理论更关注于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与特色。唐代诗人风格多样,唐诗语言的整体风格追求是“语近情遥”,语言表述自然天成,情感呈现含蓄隽永。唐代禅宗对唐诗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诗的语言风格的形成,唐诗语言“无迹可求”、“唯在妙悟”的风格特征与禅宗所倡导的“无相为体”、“即心即佛”的修行法门有着一定的关联。总结唐代的诗歌语言批评理论可以发现,初唐诗学语言意识的自觉推进了唐诗语言形式的成熟,唐初确立的“发诸情性,谐于律吕”诗体观,为后代诗歌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元兢的“直置为本”到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反应了唐代诗歌语言批评观念的变迁。“直置为本”体现了诗歌创作对于语言的极大关注和信任,“立言见志”的诗歌语言观反应了对诗歌改革的预期。盛唐“兴象”的诗歌语言追求,成为后代评价唐诗的核心范畴,而皎然的“作用”论,则突出对于诗歌语言的主动改造。刘禹锡提出“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的诗歌语言创作观,突破了“以象见意”的局限,强调主体的参与,成为古典诗歌语言批评“意境”说的源头,而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歌言意之辩提供了较好的解决路径。“才”与“法”反应了诗歌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才”是主体的能力,“法”是客观的法式。“才”与“法”的辩证关系,构成诗歌语言创作的两极。文章认为历代关于李杜优劣的讨论,本质上是“才”“法”之争。唐代诗人推崇才学,但不废弃准则,唐代诗人对于法式的尊重,很多通过语言的锤炼予以体现。“敛才于法”成为唐诗语言的内在法式。语言是诗歌最重要的形式,形式是诗歌美学的物质载体。诗歌的形式不仅具有表现内容的功能,还有塑造内容的作用。唐代所建立的形式规范直接影响了诗歌的情感呈现与美学观照。从唐初的形式规范到盛唐的形式美学,杜甫达到诗歌语言形式美学的巅峰。而中唐对于诗歌形式的困惑与挣扎以及晚唐诗歌形式的陷阱,为诗歌形式避免流入形式主义提出了警醒。文章最后从诗歌形式、汉语诗性、诗歌意象叁个方面总结了唐诗语言艺术生成的核心元素,并结合现代汉诗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现代汉诗发展的建议和思考,文章认为在现代汉诗的发展过程中,形式问题依然是诗歌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充分发掘和尊重汉语的诗性是现代汉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意象必须始终是诗歌语言组织的中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文章从系统的角度初步构建了唐诗语言研究的宏观体系、从发展的角度尽可能把握唐诗语言的整体特点、从分析的视角探讨唐诗语言策略的艺术功能、从借鉴的角度总结唐诗语言艺术的得失。研究唐诗语言的艺术,就是分析唐诗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的内在机理与规律,抽取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进而指导现代汉诗的理论与创作。
王映予[9]2017年在《宋代类书《海录碎事》研究》文中提出类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类独特典籍,自叁国曹魏出现以来,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数量多,体式繁,影响大。宋代是类书发展的高峰时期,私人编纂的各种类书很多,南宋初年叶廷圭的《海录碎事》,是其中很有特色但世人关注不多的一部。现今所见的有关《海录碎事》的研究论着很少,仅是将该书作为工具书为所研究的对象提供引证、进行辨析,并没有对该书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尝试利用多领域资料与文献,从探讨该书作者叶廷圭的生平事迹入手,就《海录碎事》这部类书产生的缘由、着作本身的编撰体例、内容特色及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将其放在两宋之交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进而总结其形成特色的原因。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叶廷圭的生平事迹及其从事着述活动的学术背景。叶廷圭的史料记载较少,本论文从诸多散见的相关典籍、地方志及其本人、友人的序和跋中归纳出叶廷圭的主要事迹及履历。结合两宋之交的文化风气,以及叶廷圭生活和工作的闽地,尤其在泉州任职时,使他眼界开阔。泉州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交流频繁,结合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对作者思想意识、文化主张、所着书籍及处事态度进行研究。第二、叁、四章对比各类典籍,分别从该书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引书方式以及引书的价值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剖析立类的思想和目的、分部分类的特点以及类目的类型,找出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辑佚校勘价值。尤其是该书引录了已佚古书《市舶录》中关于中外交通的条目,是《市舶录》仅存于世的文字,不仅使我们得以窥探《市舶录》的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宋代海运的规模和一些习俗。同时,该书存录了大量我国南方的地域性史地资料,有利于研究探讨地方史。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探究古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揭示了类书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客观原因,概括出宋代类书发展某些方面的特点。《海录碎事》自宋绍兴十九年(1149)问世后的很长时期里,很少有人关注,可见其流传范围不广。第五章将《海录碎事》与唐宋私修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锦绣万花谷》两部流传范围广、影响较大的类书进行对比研究,从编纂体例、内容、刻印流传等方面进行考察,揭示《海录碎事》反映的思想文化特征,从中得出《海录碎事》流传范围不广的原因所在。第六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研究入手,总结该书在宋代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传承与影响,以及对后世类书发展的影响。从探究该书的价值、影响和不足方面,深入探讨古代类书在保存历史文献,传承封建文化,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钳制学术创新,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汪卉[10]2017年在《《职官分纪》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官分纪》共五十卷,是北宋中后期人孙逢吉所着的类书。全书共八十万字,收录的内容始自上古传说时代,止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该书不仅搜采历代史书、文集、笔记等史料,又汲取前人的编修经验,采用先制度后故事的结构,力图通过历代文献分门别类地揭示职官源流、反映仕林故实,具有鲜明的专业性。从《职官分纪》的研究现状看,利用《职官分纪》进行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取得的成果比较丰富,但在版本流传、史料价值、文献价值研究诸方面,仍有可深入的空间。本文以《职官分纪》本身为研究对象,分为五章。第一章,《职官分纪》的成书背景。主要从宋代的政治、文化及类书的发展脉络等方面对该书成书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展开讨论,说明该书是在科举制度发展带来的北宋知识阶层扩大,雕版印刷的发展带来文献的迅速传播的双重背景下,以职官制度的巨大震荡为契机,以前人类书《具员故事》、《职林》的既成体例、《职林》的既有文本为基础编修而成的类书。第二章,《职官分纪》的成书与版本。通过对史载宋代诸孙逢吉的分析,从《职官分纪》本身的内容入手,说明《职官分纪》的编修极有可能在元丰(1078—1085)、元佑(1086—1094)年间,此后又有增改,而《职官分纪》的作者则是北宋中后期的富春人孙逢吉。同时还检视了古代藏书家所撰目录书与现代馆藏目录等材料,探明历史上该书的版本流传情况与当前各图书馆的收藏状况。第叁章,《职官分纪》的体例和内容。体例方面包括该书的类目安排和内容编排,内容方面则主要说明了该书对职官制度的诸多层面及对仕林故事的记述。第四章,《职官分纪》的史料来源。介绍了台本《职官分纪》的“引用书目”,指出该书目存在的诸多讹误及自相矛盾处,对该书目的真伪进行了探讨。在说明《职官分纪》的内容来源于《太平御览》、《通典》、正史、《唐会要》等文献的基础上,对《职官分纪》的部分失误作了介绍和纠正。第五章,《职官分纪》的价值。举例说明了该书的辑校价值,通过对该书宋代引文来源的考论,说明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最后,分析了《职官分纪》存在的不足。分别是:踵袭前书,少有考辨;述而不作,材料庞杂;编写粗疏,常有与体例不合处;流传过程中,衍生了诸多讹误。
参考文献：
[1]. 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D]. 刘全波. 兰州大学. 2012
[2]. 类书通论——论类书的性质起源发展演变和影响[D]. 夏南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3].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提要研究[D]. 殷旭.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4]. 类书研究现状综述[J]. 李小彤.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06
[5]. 八十年类书研究之检讨[J]. 刘刚.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6]. 唐宋类书目录体系研究[D]. 王家琪.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7]. 类书研究现状综述[C]. 李小彤.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辑）. 2007
[8]. 唐诗语言艺术研究[D]. 傅根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8
[9]. 宋代类书《海录碎事》研究[D]. 王映予. 兰州大学. 2017
[10]. 《职官分纪》研究[D]. 汪卉. 浙江大学. 2017
标签：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文化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文学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唐诗论文; 艺文类聚论文; 海录碎事论文; 四库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