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所示论文,边境论文,云中论文,战略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胪列的大量汉初县道名，以及《二年律令·津关令》和《奏谳书》等涉及地理建置的内容，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地理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已有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于相关地理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① 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索，《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境线，即是其中之一。
所谓西汉初年汉王朝的西北隅边界，其具体地段是指今内蒙古河套及其迤东地区；具体的时间段落，是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击退匈奴并收复“河南地”时为止。由于持续期间很短，前人对此基本没有做过深入的探究。周振鹤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问题时，因为需要逐期复原西汉王朝的政区设置，而边地的政区又与边界具有密切关联，所以曾一定程度涉及这一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传世文献记载不足，周氏只是非常谨慎地稍稍论述到与此相关的云中郡的界限范围，以及《汉书·地理志》所记朔方、五原两郡的开置年代，而对这一地区边界的具体走势则阙而未论。② 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秩律》公布后，周振鹤以其丰富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敏感，马上撰文指出，律令中记录的汉初朝廷直辖县份名称，为揭示这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并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③ 本文即在周振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这一问题。
一 《二年律令·秩律》所示汉朝西北隅界限与西汉初年的西北边防形势
按照周振鹤的初步整理分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明确属于本文所论区域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县份，为云中、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武泉、沙陵、南舆、曼柏、莫
、河阴、武都，共十三个县。④ 周振鹤认为，上述诸县都应归属西北边郡云中统辖。此外，尚有汉简整理者认为可能是“旗陵”的一个县，周氏以为“不知何地，因厕身云中郡诸县之中，故置于此”，暂时也将其视作云中郡辖县。案“旗陵”之“旗”字，从图版上看，字形不是十分清楚，汉简整理者只是姑且以“旗”字释之，到底应释为何字，整理者自身还带有很大疑问；而《秩律》所列县份，虽然有许多是按照其上属郡排列，但也并非完全如此，⑤ 所以对于此县，这里姑且存疑不论。⑥
先看上述诸县县份分布的地域界限。记录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郡国建置的《汉书·地理志》，⑦ 在云中郡和西侧与之相邻的五原郡项下，记载了《二年律令·秩律》中提到的上述诸县。⑧ 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复原了这些县中除莫之外十二个县县治的位置。⑨ 附图“秦末汉初河套附近地区边界示意图”，是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的这十二个县治的分布地点示意图。从图上可以看到，在这十二个县中，沿着这一区域西北边缘地带分布的县份，由西向东，依次为西安阳、九原、咸阳、云中、北舆、武泉六县。
在这六个县治的北面是一条重要的山脉，山脉的东、西两段，现在分别名为大青山和乌拉前山(又称乌拉山)，在秦汉时期则统名为阴山。面对北方可能的侵扰，这条山脉是防护上述诸县及其西南各地的天然屏障，从纯军事角度看是设防的理想地点，一般不会轻易弃置不顾。自然而然，在沿边地带又往往会由这种军事防线来构成边界线。所以，西安阳等六县位置所标示出的阴山一线，很可能就是西汉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边境界限。
那么，西汉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地带的边防形势，又究竟是怎样呢？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张家山汉简中所谓《二年律令》应属汉高祖吕后二年。⑩ 秦至西汉前期，匈奴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最大的边患，因此它也是秦朝重点防范的对象。所以，大将蒙恬常年驻扎上郡，指挥三十万大军守卫西面和北面的黄河防线。(11) 西汉初年，一切承秦之旧，而秦廷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后天下土崩瓦解之际，不得不调遣大将王离率领原属蒙恬统领的大批北方边防军进入内地，增援镇压反秦义军的军事行动，(12) 从而造成北方边防空虚。《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秦汉之际北方边防状况说：“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所谓“故塞”，也就是旧时的边塞。此处所说的“故塞”，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涵义，容下文再行详细阐述。这里首先来看一下西汉初年汉王朝在这一带的边防情况。
汉高祖初定天下，中匈奴计策，被匈奴单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团团围困于北方雁门郡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白登，刘邦不得已，“使使间厚遗阏氏”，方才围解一角，侥幸脱身。从平城逃脱后，刘邦深知国力不足以出击匈奴，便主动派遣刘敬为使节，与匈奴“结和亲之约”。然而，由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匈奴明显占据优势，特别是韩王信等在此前即已降从匈奴，可以充作前锋和向导，所以匈奴并不受和亲之约束缚，连续不断向汉地进犯。《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云：“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案皆为韩王信旧将)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来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汉高祖在位时期。显而易见，云中郡居于汉初的边地，而如上所述，阴山即位于云中郡的北部。这样，据此推断，上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西安阳等六县，就应当设在西汉的边境前沿，而阴山一线很可能就是西汉初年的边防线。
二 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边境线的形成过程
上引《史记》，谓秦朝末年，由于戍卫边兵入内，防守空虚，匈奴得以“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既然是“界于故塞”，就说明尽管“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但是秦人并没有完全放弃边境的防守，在匈奴与秦王朝之间还存在着一道边防界限，即所谓“故塞”。要想清楚地说明这一“故塞”所在的位置，需要向上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的北方边防状况。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的北方边界是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这道长城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和考察，除个别地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外，其总体走势大致已经清楚，一般认为，是由今甘肃岷县附近北行，至今甘肃临洮转而向东北蜿蜒延伸，斜贯今陇东、陕北的黄土高原，直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岸边的十二连城附近。(13) 不过，关于这道长城北端的具体走向，下文还要重新进行分析。
与本文所论问题相关的赵国西北方边境，形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据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这道“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长城，就是赵国在其西北方的边界。关于这道长城的地域走势，以往学术界占据主流的看法，认为它是环绕河套西北和北面的今狼山——乌拉后山山系而建。(14) 其实这种看法源自对阴山和高阙位置的错误理解，并不正确。(15) 有关考古调查已经证实，赵武灵王长城乃是沿今乌拉前山——大青山山系亦即秦汉阴山南麓分布，主要由夯土构筑而成。(16)
秦国在嬴政执政后，国力强盛，相继吞灭山东六国，匈奴自然不敢撄其兵锋，冒险犯难；而赵国派遣名将李牧镇守北疆，也使“匈奴不敢入赵边”。(17) 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在这一地区所沿承的边界，就是上述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城。
由于秦昭襄王长城在关中北部地段，距离秦都咸阳较近，匈奴骑兵一旦突破秦人防线，很容易对国都造成威胁。后来汉初又沿用这道长城作为边塞。汉都长安与秦都咸阳仅渭河一水之隔，近在咫尺，二者与秦昭襄王长城的位置关系基本相当。汉文帝时，匈奴即曾发奇兵越过这道边塞，侵至长安北面军事重镇云阳附近的甘泉；文帝为防止都城遭受突袭，在匈奴进犯边塞后，也曾调发重兵，在长安城附近的细柳、棘门、霸上诸交通要冲设防。(18) 这说明都城距离边塞太近，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二年，“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翌年，蒙恬取得成功，“西北斥逐匈奴”。于是“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同一事件，云蒙恬“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所谓“河南地”，应当是指由秦昭襄王长城向外推延，直至黄河岸边这一广阔区域。两相比照，可知所谓“城河上为塞”，应即“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就是在靠近河岸的地带修建三十四座(或四十四座)县城，作为戍卫黄河防线的桥头堡，迁处受到责罚的罪人作为戍卒驻防守卫；而具体的边防线则是利用黄河河道，“因河为塞”。
这道“因河为塞”的防线延展到阴山西南端以后，向北跨越黄河，与阴山长城防线相衔接，构成秦王朝新的北方边防体系。这也就是“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所谓秦始皇“万里长城”之西部地段。(19) 从军事防御角度讲，可以将其称之为“黄河—阴山”防线。
单纯从军事防御角度看，这道新的防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庇护都城的安全。但它远离关中的边防线，又带来军粮供给困难的问题。秦人和西汉朝廷解决这一地区边防军用粮共有三种办法：一是从内地调运；二是移民实边，开发当地粮食生产潜力；三是让驻军就地屯田，自食其力。西汉和后来的中原政权，往往都是三者交互并用。因为单独采用哪一种方式，都难以充分保障所需要的军粮数额。若从内地调运，则路途遥远，运输成本太高，(20) 所以，完全依赖外调，朝廷难以承受。若移民开荒或让驻军就地屯田，则需要当地具有相应的垦殖条件。
然而，事实上“河南地”并不适宜垦殖，因为这里干旱少雨而又缺乏必要的灌溉条件，《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语称“地固泽卤，不生五谷”。这种说法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在规定各地“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的同时，又制定特别条例，规定因“上郡地恶”，可以减低定额，从轻征收，“顷入二石”。(21) 西汉初年的上郡，西北即毗邻“河南地”，整个“河南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大体上都与上郡相似，而且其中很多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甚至比上郡还要更差一些。《二年律令·田律》这一特别规定，足以证实这里的谷物种植条件确实不佳。因而，不论是军屯还是民垦，都很难取得特别满意的效益。
“河南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虽然很差，然其北面相邻的河套地区却地势平衍，水网纵横交错，非常适宜于从事农耕。汉武帝时向西北边地大规模移民，从事垦殖，朝廷选择的移民徙入地点，首先就是河套所在的朔方郡。史籍明确记载，西汉时在这里开挖有灌溉渠道。(22) 河套附近地区，秦汉时又称“阴山北假中”，或简称作“北假”。(23) 西汉朝廷后来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的田官，来管理当地屯田。(24)《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记载，王莽时因“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赵)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这样诱人的膏壤沃土不能不引起秦廷的注意。于是，就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建构起黄河—阴山防线的当年，始皇帝嬴政便把寻求垦殖基地的目光投向河套地区，指令蒙恬，“渡河，据阳山”，并在山上“筑亭障以逐戎人”。(25) 阳山即今狼山山脉，其西段正围绕着河套平原的西部和北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唐晓峰即已考察探明，在今狼山山脉及其迤西的乌拉后山北坡残存有明显的秦代长城。与阴山南麓的赵武灵王长城以土筑为主不同，阳山上的秦长城主要是用石块垒砌而成，而且在沿线建有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亭”、“障”相符的守望设施。(26) 这道阳山长城的作用，主要是防护河套垦区不受匈奴的侵害。这道长城在河套地区以南，仍然是与原来的黄河防线相衔接，故可统称之为“黄河—阳山”防线。
秦始皇阳山长城建成后，原来的赵武灵王阴山长城被圈在防线以内，不再临边，从而也就失去了边界线的意义，而被阳山长城取而代之。前述秦北方边军内调，给匈奴以时机，“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就是发生在这一军事地理背景之下。
匈奴已经渡过黄河，说明秦人不仅撤防阳山长城，而且还放弃了环绕“河南地”的黄河防线。因此，这里所谓“故塞”，在原战国秦国北部地区，就应当是指在蒙恬出兵“河南地”之前秦王朝据守的秦昭襄王长城；(27) 而在原赵国西北部地区，则只能是指蒙恬占据阳山之前所据守的赵武灵王长城。前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县份，正反映出在西汉初年，阴山南麓的西安阳、九原等县都在汉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这说明秦朝末年，在应付内乱、兵力万分吃紧的情况下，秦王朝也始终没有放弃据守阴山长城防线。汉朝初年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
三 西汉初年的九原郡
西汉初年在河套附近地区依峙阴山长城这种边界防御格局，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才发生改变。元朔二年，汉武帝兴兵大举反击匈奴。《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朔方郡即设在今河套地区。《匈奴列传》记同事云：“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所谓“筑朔方”，或许是在朔方郡重新修筑长城或是功能相似的亭障，(28) 其具体地理涵义还需要深入研究；(29) 但“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则显然是指蒙恬所筑阳山长城。经过此役，汉朝完全恢复了秦时蒙恬的阳山长城防线，并在阴山以北的河套地区重新设立郡县。
秦朝在河套地区设有九原郡，东面与云中郡相邻。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九原郡的辖界范围包括河套及其迤南、迤东邻近地区，东至今内蒙古包头东侧，南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南侧，(30) 涵盖阴山西段山南山北一些地方。所以，《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九原、西安阳、曼柏、河阴、武都诸县，都位于原秦九原郡的范围之内。
秦末退守阴山一线之后，九原郡大部分疆域被弃置塞外，只剩有阴山南侧一小部分领土，面积大幅度缩减，其郡级建置是否还依旧保持未撤，也就成为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一点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上述诸县的上属之郡，密切相关。若是九原郡在此时省撤，那么它在阴山以南剩存的这部分疆域，按照常理应该划归东侧的邻郡云中管辖，比较方便。这样，《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上述云中、九原、西安阳等十三县，就应当一如周振鹤所论，统统归属于云中郡辖下。可是，假如九原郡建置依旧，那么，这十三个县中那些在《汉书·地理志》隶属于五原郡的县份，就应该从属于九原郡。这是因为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五原郡乃是由秦九原郡更名而来；而五原郡的治所九原县，本来是秦九原郡的治所。(31)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相关记载曰：“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据此，九原郡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汉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为五原郡。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汉书·地理志》所记汉郡沿革有许多并不可靠，往往需要参据其他相关记载才能确定其是否足以信从。(32)
《汉书·地理志》所说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九原为五原郡一事，显然与前述卫青收复“河南地”一事具有直接关系。上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及《史记·匈奴列传》都只记载说，汉朝在卫青收复“河南地”后，设立朔方郡，没有提到五原，《史记》这些记载，似乎可以印证《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是由九原延续而来的说法。
不过，在《汉书》卷6《武帝纪》中，对此还写有不同的记载：“(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依此，五原郡又似乎是与朔方郡同时设置，并没有直接承续秦九原郡的建置。这样的看法，目前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认识。(33) 由此推论，九原郡的建置应在秦朝末年已撤销。
对比分析这两种不同记载，单纯从史料角度来看，似乎元朔二年只增设朔方一郡的说法更占优势。(34) 这是因为《史记》的记载早于《汉书》，而《汉书·地理志》又能够印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处的记载；与此相比，《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则是晚出的孤证。
前人舍弃《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以及《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而信从《汉书·武帝纪》，很可能与研究者对秦末汉初河套附近地区边界变化状况的了解不甚清楚，不知道九原郡在阴山以南还剩存相当大一片疆土，有很大关系。
前面第二节已经阐释清楚，西汉初年在这一地区，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是以阴山南麓的战国赵武灵王长城为界。《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原郡属县，有九原、西安阳、南舆、曼柏、莫、河阴、武都，共七个县，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记载，而且除莫县位置不详，尚待考证之外，其余六个县都位于赵武灵王长城以内。根据当时的边界状况完全可以推断，莫也一定设在赵武灵王长城南侧。这样，汉初在阴山以南，总共有七个后来隶属于五原郡的县，完全符合当时这一带边地一个郡管辖县份的规模。(35) 所以，这七个县就很可能一直保持着九原郡的既有建置，没有理由非将其裁减撤销不可。
其实，九原郡的辖界北以阴山为限，并非始自此时。关于九原郡的始置年代，今多依从全祖望、王国维和谭其骧诸人的看法，以为其设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36) 然而，史念海则撰文论证，九原本来是赵国旧有边郡。(37) 史氏所说，信而有征，可以信从。九原是赵国西北角上的边郡。如上所论，赵西北方是以赵武灵王长城为界。因此，战国赵九原郡的北面，也一定是以阴山为界。《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叙述赵国分野，谓赵国“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又云：“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这显然是以西汉五原郡，来表述战国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后，西汉在原秦九原郡辖境内本设有朔方、五原两郡，朔方在西，五原居东。五原郡虽然兼有阴山以北部分区域，但是其主体部分是在阴山南侧。《汉书·地理志》在这里仅仅叙及五原而不提朔方，正表明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比秦九原郡(实际上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拓地至阳山之后的九原郡)要小很多，并不包括西汉朔方郡辖地，实际只限止在阴山南侧。战国赵九原郡的地域范围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说明秦末汉初在阴山以南保留九原郡建置的合理性。
假如在秦末汉初确实存在这样的九原郡，那么上述九原、西安阳等七县就应归其统属，《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十三县中剩下的云中郡属县，只有云中、咸阳、原阳、北舆、武泉沙陵六县。云中郡是汉初北方边防重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将其治所云中县县令的秩级，置于第一等的千石县令之中，与长安、成都等通都大邑的县令并列，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样重要的郡仅仅下辖六县，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其实，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恰恰是证明九原郡独立存在最为有力的依据。
汉朝立国之初，云中郡的辖县本来比这要多出一倍。造成吕后二年前后这种局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因缘。
从高祖六年春起，云中郡从汉廷直辖区域中割除，与雁门、代两郡一道，封授皇兄刘喜为代国。(38) 至高祖十年八月，统一监领赵、代两国边兵的赵相陈豨反叛，“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赵、代地皆豨有”。九月，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首先从赵国东侧的邯郸向陈豨叛军发起进攻。(39) 稍后，在第二年，即高祖十一年冬十月至十一月间，刘邦又另外派遣太尉周勃取道太原，从西面的代国一侧进行夹击。周勃遂“入定太原、代地”。(40)《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其平定代地经过云：“转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圂。因转攻得云中守遬、丞相箕肄、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由此可知当时云中郡下辖十二县。
不过，关于云中郡此时所辖县的数目，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汉高祖六年，刘喜初封代国时，《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载其封地境域为“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可是，依照上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记载，高祖十一年时云中、雁门、代三郡，总共只辖有三十八县，短短五年时间竟减少十五个县。属县数目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较大幅度减少，似乎会使人觉得不合情理。
其实一个地区县级建置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口数量的变化，都不完全是简单的直线上升形式。(41) 如前面第一节篇末所述，在高祖至吕后时期，代、雁门和云中这几个郡一直是匈奴抄掠最主要的目标。前文所述汉高祖刘邦受匈奴围困的平城白登，就在雁门郡境内。陈豨叛乱与朝廷平叛的军事行动，以及匈奴连年侵袭所造成的人口损耗，完全有可能导致朝廷裁减撤销一些县级建置。
汉郡多承自秦人旧有设置，代郡即是如此。而秦之代郡乃是沿承自战国的赵国，其辖界前后变化并不很大。(42) 据《战国策》所记，赵之代郡辖有三十六县，竟然比《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成帝元延末年的十八个县还要多出一倍。(43) 又如雁门郡南面的太原郡，在高祖六年封授韩国时，辖有三十一县，而《汉书·地理志》记载至汉末太原郡仅辖有二十一县，(44) 共减少十个县。这说明在这一带确实存在着导致属县减少的社会原因。(45)
参照这一点，可以判断，云中、雁门、代郡三郡的属县，从汉高祖六年的五十三县，下降到高祖十一年的三十八县完全合乎情理；高祖末年云中郡下辖十二个县，这一数目无可置疑。(46)
平定陈豨叛乱后，刘邦在高祖十一年春正月收兵返回洛阳，随即颁发诏书，调整代国封域，《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载：“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所谓“数有胡寇，难以为国”，就是云中、雁门、代郡三郡，从高祖六年始封代国，到十一年周勃平定陈豨反叛这一期间内，遭受匈奴侵害之严重程度最好的写照。国之不堪为国，正是因为胡寇劫掠，致使人口和财产损失惨重；而人口大量减少，则必然会导致裁减属县的设置。在重新调整代国的辖地范围之后，册封皇子刘恒为新的代王，设晋阳为国都。这道诏书所云郡国设置调整办法，语焉不详，前人一向没有通畅的解释。周振鹤始研究揭示其所蕴涵的地理内容为：“诏书所谓‘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说明高祖十一年将云中郡分成两半，云中县以西部分为新云中郡，属汉；东侧则属刘恒代国，当置为定襄郡。”(47) 这一解释透彻明晰，自是精当不易之论。
析分云中郡后，新划定的云中、定襄两郡，地域范围大致相当。(48)《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云中郡后来辖有十一个县，定襄郡辖有十二个县，两郡的户口数额也不相上下。这说明两地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理应设置数目相当的县。云中郡在调整前辖有十二个县，这次朝廷将其一分为二，参照上述云中、定襄两郡后来的情况，大致可以按照算术平均数来估算调整后的云中、定襄两郡其最初各自所辖的县份数目，即这两个郡应大约各自下辖六个县。
从析分云中郡的高祖十一年(前196)到吕后二年(前186)，中间仅相隔十年。如果假设在这十年期间朝廷没有在云中郡大幅度增设新县，那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列后来隶属于云中郡的云中、咸阳等六县，就应当是高祖十一年析分辖地后云中郡所剩存的属县。这也就意味着从汉朝建立之初直到吕后二年，云中、九原两郡一直独立存在，二者并未合并在云中一郡的名下。
反之，若是假设九原、云中两郡在汉初已经合为一郡，那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记云中、九原等十三县，统统隶属于云中，也就意味着在汉高祖十一年到吕后二年这十年间，云中郡迅速增加了大约七个县。考虑到这一时期束手挨打的边防态势，当地不断遭受侵袭抄掠的社会生活状态，这种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几可排除；至少，两相比较，还是前面第一种假设更为顺情合理。
所以，九原郡在西汉初年，还是应当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那样独立存在，武帝元朔二年时只是因辖境扩展，始更名为五原；(49)《二年律令·秩律》所列云中、九原等十三县，也应当参据《汉书·地理志》五原、云中两郡所辖县份，将其分别归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
四 九原郡西南界限与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
上面分析汉初这一地区边界状况的前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在这一地区所沿承的边界，为秦昭襄王长城和赵武灵王长城。在前面的论述中，出于叙述方便，首先着重解析黄河北岸的边界构成问题，因而只是论述了赵武灵王长城与秦汉边界的关系，暂时回避了黄河南岸的秦昭襄王长城与秦汉王朝西北隅边界走向的具体关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发现，不仅清楚揭示出秦末汉初匈奴在黄河北岸“与中国界于故塞”这一“故塞”的地理涵义，乃是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其更重要的历史地理资料价值，是揭示出秦末汉初在黄河南岸濒河地带的边界构成状况，而这是一个在以往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线索可以凭借的重要问题。
如上所述，秦朝末年，秦王朝从黄河—阳山防线撤退之后，在黄河南岸应当是据守秦昭襄王长城。可是，若依照史念海等考察确定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同时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位置，将二者重叠到同一张图上就会发现，张家山汉简记述的河阴、曼柏等县，乃被搁置于赵武灵王长城之外；而这些县份见载于吕后二年《秩律》的事实，又说明西汉王朝并没有将其弃而不管。那么，又应当怎样来理解这一段边境呢？
这需要重新审视黄河南岸河阴等县的位置和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确认上述基本事实是否有误。
关于河阴县治的位置，《水经·河水注》中有明确记载，系北濒黄河，较黄河北岸的九原县城略微偏西。(50) 这可以证实今《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绘的地点正确无误。河阴是九原郡在黄河南岸最靠近西侧的县，东距前人所定秦昭襄王长城最远。它的位置既然确实可靠，那么，时下通行的关于秦昭襄王长城走向的看法，与黄河南岸一些县治位置之间的抵牾即得以确认，其他县份便毋庸一一详细考察。
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史籍中没有系统的记载。关于这道长城的北端连接到内蒙准格尔旗黄河岸边十二连城的说法，权威的论述最早出自史念海的考察研究。(51) 史念海提出这一观点，基于两方面的依据：一是文献记载，二是相关遗迹。
与此相关的文献记载，只有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提到，唐胜州附郭榆林县，“地北近榆林，即汉之榆溪塞，因名”。(52) 史念海据此提出：“胜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西(应为南)十二连城。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所以又叫榆溪塞，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唐代。”(53) 上面“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所以又叫榆溪塞”的解释，史氏注云乃是依据《汉书·韩安国传》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案，原文笔误作《汉书·卫青传》)的记载。因此，还需要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相关记载原文为：“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审读上文，知所谓“树榆为塞”，只是针对蒙恬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新辟的疆域界限而言，与这里所要确定的秦昭襄王长城走向本来没有什么关联。蒙恬开拓“河南地”，辟地千里，在从榆中到阴山西端这一漫长河段内，“以河为境”，并在河畔栽种榆树，作为疆界的标志。这是先秦时期植树于界沟以标识疆界这种制度在秦代的延续。(54)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相关记载，乃是出自元朔二年卫青率兵收复被匈奴侵夺的秦人旧境之后，汉武帝褒奖卫青战功的诏书之中：“今车骑将军卫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岭，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醜，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上述卫青行军路线，一向没有通解。前人在使用时往往是各取所需，而无法顾及整段话的关联。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文中“梓岭”这一地名无从稽考之外，主要是学术界对于秦末汉初这一带的边界变化没有通透的理解。
其实，依照前文所述边界演变状况，不难弄清卫青此役的地域展开过程。
“高阙”是卫青此番出征的主要目标。如前面第三节引述《史记》所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述卫青出兵经过，说他乃是“出云中以西至高阙”；《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同事，也说卫青是“出云中以西”。高阙本来是阴山赵武灵王长城西端的一道关口。秦始皇派蒙恬拓境至阳山脚下之后，高阙随之移改为阳山蒙恬长城西端的一处要隘。(55) 在卫青出兵之前，汉朝北以阴山赵武灵王长城为界。所以，卫青出云中而至高阙，就是由云中向西北越过阴山，进入河套地区。这里之所以会成为汉廷收复秦人失地的首选目标，是因为汉武帝收复秦人旧地的主要原因，本来就是要效法蒙恬故事，控制富饶的河套区域，以解决边防驻军用粮。(56)
“西河”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指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河段，即《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之“西河”。在这次出兵高阙之前，汉廷主要在云中、雁门、代郡及其以东地区抗击匈奴，(57) 故军队应一直在这一带集结。卫青出兵云中而途经西河，应是从都城长安启程后，先渡过“西河”，进入军队集结的雁门等地，再统领士卒，进驻前沿基地云中。
卫青征讨的“蒲泥”和“符离”，《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集解”引西晋人晋灼解释说是“二王号”。《匈奴列传》记同事云：“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两相参照，“蒲泥”和“符离”就应当分别是黄河南岸楼烦、白羊两个部族的首领。结合这两处的记载可以确认，卫青在占领河套地区以后，转而率军南渡黄河，扫荡整个“河南地”的楼烦、白羊部落，一直推进到秦昭襄王长城之外的秦陇西旧地，并生擒“蒲泥”和“符离”二王。
按照这样的进军过程，再来看“按榆溪旧塞，绝梓岭，梁北河”这段话，似乎很容易推寻“榆溪旧塞”、“北河”乃至“梓岭”的地理涵义。
《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集解”引如淳语，“按榆溪旧塞”的“按”字是“行”的意思。对于卫青来说，阴山长城是他出兵时汉朝正在行用的边塞。相对于此，阳山长城和秦始皇“因河为塞”的边塞，都可以说是前人“旧塞”。卫青从阴山长城出兵，推进到阳山长城后再转而南下，当时正身处这两道边塞之间，而由此南行，面对的正是由河套南北两支岔流分流处至阴山西端之间的这一段黄河东流河段，所以，汉武帝所谓“旧塞”，只能是指这一段秦始皇出兵阳山之前“因河为塞”的边塞，舍此恐怕都无法与卫青整个军事行动路线相吻合。由于蒙恬开拓“河南地”时，沿河栽种有榆树，故汉武帝在诏书中便形象地以“榆溪”来称呼这道边塞。这种用法虽然不够恰当，却也是可以理解的(用“溪”字可以避免与下面“梁北河”的“河”字重复)。
谭其骧已有研究指出，“北河”有广、狭两种涵义。广义者是指河套以南整个东流河段，狭义者是指河套地区黄河两支岔流中的北支河道。(58) 不管怎样，“按榆溪旧塞”和“梁北河”，一定是指由河套南下渡过黄河这同一件事情。这样，夹在二者中间的“绝梓岭”一事，也应当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考虑到卫青行军应尽量避免连续两次渡河(即穿越河套南北两支岔流)，这一带除了阴山亦即今乌拉前山之外别无山冈可以和“梓岭”相应，“梓岭”应当是阴山山脉西端的一处山梁；这样，卫青“梁北河”穿越秦人“榆溪旧塞”的具体地点，应当是选在河套南北两支岔流汇合后的乌拉前山西端处。
以上分析表明，卫青无论出兵北上，还是率军南下，都并没有从唐代胜州附近渡过黄河。(59)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胜州榆林县的得名，与“秦长城下栽榆成林”，找不到相关的联系，(60) 唐人云这一地名与“汉之榆溪塞”相关，应是出于臆想。因此，也就不宜以此来论证秦昭襄王长城修到了胜州榆林县所在的十二连城附近。
史念海实地考察秦昭襄王长城，在十二连城附近并没有发现长城遗迹。距十二连城最近的一处相关遗迹，是在准格尔旗点素脑包找到一座夯土方台。(61) 后来彭曦又专门在十二连城与点素脑包之间反复查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长城遗迹。彭曦并且根据他近乎完整考察秦昭襄王长城全线的经验，判断点素脑包的夯土方台为长城内侧的封燧，而不是长城遗迹。因此，他推测秦昭襄王长城的终端应当稍稍向西侧平移一小段距离。(62)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并没有相应的考古遗迹来支持秦昭襄王长城中止于十二连城的观点。不仅如此，彭曦向西侧稍加平移的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势，同样也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遗迹佐证。目前已知的长城遗存，实际上恰恰显现出与此完全背离的另外一种状况。由附图可以看出，战国长城遗迹北延至内蒙准格尔旗、东胜市和达拉特旗交界地带时，向两侧歧分为东西两支。图上东面一支是依据史念海的考察结果绘制；(63) 西面一支是转绘《中国文物地图集》的记录。(64)
《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编绘者认为，西面一支中的两段长城遗迹为秦昭襄王长城。(65) 这两段长城遗迹虽然不相连贯，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出其延展趋势，显现出它是面向“河南地”上的匈奴等胡人，用来保护河阴、曼柏这一地域的塞垣。如前所述，河阴、曼柏这些县在《汉书·地理志》中隶属于五原郡，而五原郡是由战国赵国和秦朝九原郡沿承而来，所以这一地区应属战国九原郡的境域。这两段长城分布的位置，正与这种建置沿革情况合若符契。因而，西面这一支长城，应该是赵武灵王所筑，而不可能出于秦昭襄王之手。(66)
东面一支正介于秦上郡与赵九原郡之间，所以应当是秦、赵两国间的边塞。除史念海调查发现的现存城垣遗迹之外，在点素脑包发现的夯土方台，不管是不是封燧，都应当与秦、赵之间的塞垣有关。所以，暂时不妨把这道塞垣向东延伸到这里。这里正分布着一道东西走向的山梁，其南北两侧自然地理状况截然不同。(67) 这道塞垣再向东面如何延伸，还有待考察。
这一带的赵武灵王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其修筑年代孰先孰后，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
《史记》卷43《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联系前文所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的情况，可以推定，赵之长城应修筑于赵武灵王二十六年；而且在黄河北岸修筑阴山长城的同时，应当一并修筑了黄河南岸护卫九原郡的城垣。
在前引《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记述了秦、赵两国修筑北边长城一事，不过其叙述顺序却是先秦后赵。这说明秦昭襄王长城或者是其中部分地段的始筑年代，或有可能略早于赵武灵王长城。
赵武灵王在拓境至云中、九原一带之前，就已经在二十年时用兵于云中东部的榆中地区。(68) 设置九原、云中等郡两年之后，赵武灵王又假扮作使者，冒险亲入秦地，侦察地形，“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69) 体现出强烈的向西南面的秦国发展的意向。若不是秦国已经先行控制了九原、云中两郡南面的毗邻地区，赵国理应进一步向南拓展疆域，而不会局促于河畔一隅之地。
这时，秦昭襄王刚刚即位，主要向南与楚人作战，还顾不上全力向北发展。秦昭襄王利用他母亲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的特殊因缘，偶然得到时机，出兵据有陇西、北地、上郡诸地之后，(70) 在修筑长城时有一个选址的基本准则，这就是沿黄河“西河”段右岸支流上源地带筑城，绝不越出于分水岭之外。通观秦昭襄王长城全线的走向，这一点非常清楚。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没有延伸至黄河岸边，符合这一统一的准则，而不应当是受到赵国先入为主的阻碍所致。
此外，据史念海描述，秦、赵两国之间这道长城有些地段，在利用地形时明显是以秦国一侧为内，向外设防，外侧“紧濒深沟，崖壁陡绝，了无坡状”。(71)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秦昭襄王长城在上郡北部这一地段的修筑时间，应当比赵武灵王长城要稍早一些。据《水经注》记载，上郡治所肤施县，始置于秦昭襄王三年；(72) 由此进一步推论，则基本可以确定，上郡也应设置于此时。(73)
秦昭襄王三年(前304)，值赵武灵王二十二年，秦国在上郡北部的长城，估计应当在这一年或比这更早动工兴建。这比赵国修筑长城的武灵王二十六年，至少要早四年时间。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史念海复原的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看来不够准确，秦昭襄王长城北端并没有抵达“北河”岸边，而是向东折向“西河”河岸；另一方面，在“北河”南岸，赵国曾经筑有长城，用来护卫九原郡的西南边界。秦人统一全国之初，应当沿用了赵国这一边塞。到秦末从黄河—阴山防线撤退之后，则又重新利用了这段边塞。汉代初年河阴、曼柏等县能够在黄河南岸安然存在，就是依恃这道边塞作为防护设施。《史记》卷8《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二年，刘邦初由汉中北入关中，即兴工“缮治河上塞”，刘宋裴骃《集解》引述晋灼语云：“《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即谓“河上塞”为垒筑在黄河岸边的塞垣。元人方回复进一步明确阐释说，“塞垣即长城也”，“此之缮河上塞，乃大河西北界匈奴处也”。(74) 这时刘邦在关中尚且立足未稳，无力出兵黄河以北，所修缮的塞垣应当就是黄河南岸这段战国以来的长城。
五 九原、云中两郡在西汉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在秦末辖境大范围缩减，特别是高祖十一年析分云中郡后，毗邻的云中郡辖境缩减、实力单薄的情况下，九原郡始终保持独立建置，没有同云中郡合并，这应当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具有密切关系。
赵国始设云中、九原两郡，它们就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承负着两种使命。一是对外抵挡防御匈奴，二是对内威胁秦国。其对外的职能显而易见，无需多事解说。对内的功用则可以用前述赵武灵王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一事作为证明。
赵国欲从云中、九原南袭秦国，看起来取道过于迂远，似乎不可理解，实际上是因为赵国据有的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壶口以上的南流黄河河道，正流经地理学上所谓“山陕峡谷”之中，两侧河岸险峻，水流湍急，不太适于大兵团跨越通行；而云中、九原两郡南部的东流黄河河段，流速舒缓，岸线平坦，是展开大规模渡河军事行动的理想地点，九原、云中两郡，便是控制这一战略要津的桥头堡。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筑北方战略通道直道，“道九原，抵云阳”，(75) 以九原为北方终端，这说明九原南侧具有比云中更好的建立渡口的条件。秦朝这一重要举措，进一步强化了九原郡这种桥头堡地位。对于秦汉王朝来说，九原和云中两郡这种桥头堡的用途，除了抗御北方的匈奴之外，还可以用作向东出兵的跳板，起到威慑东部地区的作用。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对于秦国来说，九原和云中地区，就是其向东扩张可供选择的一条通道。苏秦说燕文侯，谓秦人可以“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张仪说燕王，也谈到“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76) 就都是很好的例证。
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主义，在关中内外施行不同政策，以便“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77) 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78) 所谓“关中”地区，是一个以都城长安为核心的地域圈层，其最核心的部位，是秦朝和西汉初期的内史，也就是汉朝后来的三辅地区，大致与自然地理上的关中渭河平原相当，这可以称之为“小关中”；再向外延展，在汉武帝元鼎三年以前，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巴、蜀、汉中地区，北有今山陕间黄河河道以西秦汉两朝疆域内上郡以西以南所有地域，(79) 这可以称之为“大关中”。今山陕间的黄河河道和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
地处这一“大关中”边缘的九原、云中两郡，虽然其南部有一部分辖界属于上述“大关中”北边的黄河南岸，毗邻上郡，但是这两个郡的主体部分，特别是其治所，却在黄河以外，所以，好像并不被算在“大关中”的范围之内，地位相当微妙。
司马迁在《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的绪论中，有一段讲述汉高祖末年天下郡国大势的话，这段话中谈到云中郡的地方，很耐人寻味：
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
这段话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汉朝在关中不封授诸侯王国，在关中以外秦汉人习惯称之为“关东”或“山东”的东部地区，凡是沿边区域，包括实际并没有遭受多少外患，其实算不上“外接于胡、越”的渤海湾西岸地区，都被设为诸侯王封国，而频频遭受匈奴侵扰的云中郡和本文所推定的九原郡却不在其中，直接隶属于西汉朝廷。二是司马迁在列举西汉朝廷直属辖郡时，分为两种形式。位于“关东”地区的辖郡，是一一开列郡名；而“大关中”地区的属郡，却是分为三个部分叙述。中部的“小关中”，也就是内史，情况单纯，直呼其名；内史北面和南面的地方，是将其各自归属为一个区域，只分别指出这两个区域内最东面和最西面的郡名，而南面是起自江陵，北面起自云中。
江陵不是郡名，是南郡的治所，在这里实际是代指南郡。(80)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记有扜关，与函谷关、武关、临晋关等关并列，乃是当时限止“大关中”与“关东”地区的关隘。(81) 此扜关或写作扜关，(82) 据刘琳考订，其位置在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前后有过变动；秦汉时期应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江关都尉所在地巴郡鱼复，位于巴郡东界，即今奉节县东侧之瞿塘峡畔，出关门即为秦南郡。(83) 可以看出，南郡与“大关中”的位置关系，同九原、云中两郡相似：后者有一小部分疆界，伸入“大关中”边缘的自然界限之内；而前者则紧临关中门户之下。站在关中地区的立场上，从积极防御或是向外用兵进取的角度上讲，这两个区域，又可以看作是在远离核心区域的南北两翼，向外伸出的触角，引而不发，威慑对手。
九原、云中两郡和南郡这种战略前沿地位，与关中东出门户函谷外侧紧邻关下的河南郡颇有相似之处。汉高祖死时，吕后起初图谋诛杀诸将，以安权位，后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作罢。(84) 荥阳为河南郡属县。惠帝时亦曾“发车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婴将”。(85) 这些情况说明，汉朝在河南郡常年驻有重兵。再向前追溯，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即长期对峙于荥阳一带，汉军赖此保全大本营关中不失，并最终东出夺得天下；而秦末陈胜揭竿反秦时，吴广率军西向关中，一路势如破竹，却在荥阳城下受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86) 说明当地守军的实力非同寻常。秦三川郡即西汉河南郡的前身。据此可知，这一地区对于关中的战略前沿地位，早在秦朝即是如此。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断，上述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中的叙述，表明在西汉初期，不管是人们的一般观念，还是朝廷的实际施政方略(至少在地域控御的角度上讲是这样)，都是把云中和九原两郡，当作“大关中”的属郡来一体对待。而这两个郡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则应当是由于其位居交通要津，控制着东出“关东”以及北出塞外的渡口。这就如同南郡控制着扜关一样。如果考虑到出于防御外患的需要，地处都城北边的九原、云中一带，一向是朝廷重兵所在的地方，就更容易理解，控制这一地区以兼制内外的特殊意义。
以上论述表明，九原和云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军事地理地位；特别是九原，不仅控制着黄河渡口，同时还控制着重要的战略通道直道，地位尤其重要。尽管在秦末丧失“河南地”以后，直道有一部分地段沦入匈奴骑兵出没之区，不能正常使用其一般的交通功能；(87) 但若是需要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这条大通道显然依旧可以发挥无以替代的作用。因此，九原、云中两郡，各自保持单独的郡级建置，自然有利于强化治理，提升地位，以确保其能够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同时，让这样两个郡比肩并立，也可以令其相互牵制，更有利于朝廷的控制。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前述汉高祖十一年析分重设云中郡一事。在汉高祖刘邦为使代国减少边寇侵扰这样冠冕堂皇的言词之下，所潜藏的真实意图是利用这一时机，把控制着黄河渡口两岸地区的原云中郡西部这一战略要地，重新掌握在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使之与九原郡相互倚恃，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地位，更好地起到拱卫关中和控御关东的作用。
六 余论
以上所论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界状况，边界的具体走向是以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和赵国九原郡在黄河南岸的边塞为界，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关于秦朝末年至汉武帝元朔二年以前，九原郡是否存在，即汉五原郡是沿承秦九原郡至元朔二年而更名，还是在元朔二年始重新设置，本文所持前一种观点，只是提出一种目前看来比较合理的倾向性看法，希望有助于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推定九原郡的存在，会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与本文看法不同，周振鹤推断本文所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相关诸县，应当均隶属于云中郡，认为在西汉初年并不存在九原郡的设置，这正是基于周氏对西汉政区地理各个方面的问题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西北隅边地一处的政区设置问题。所以，周振鹤的看法自有其合理、慎重的一面，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和尊重。
这里可能牵涉到的复杂问题主要是：如果现在认定在汉初存有前所未知的九原一郡，那么，如何解释前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所说汉高祖末年汉廷独有十五属郡的问题？同样，又如何解释枚乘在景帝二年时所说“汉并二十四郡”的问题？这些都是西汉政区地理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有诸多具体的政区建置内容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很不容易梳理清楚。
关于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做出解析。不过，司马迁所讲的汉廷十五郡和枚乘谈到的汉廷二十四郡，并不像秦始皇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那样，为王命所出之一代开国大政，了无差错罅漏可言，且具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这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时间断面；而是由于文献记载疏略，存有很大范围的模糊空间。如王国维所云，司马迁最初谈及高帝独领十五郡问题时，所说即有明显疏漏。(88) 枚乘所讲汉二十四郡，出自他劝阻吴王刘濞反叛朝廷的说辞之中。枚乘虽曾一度出任吴王刘濞的郎中，但因话不投机，很快便“去而之梁”，从梁孝王游，故史称其身为“大国上宾”。所以，枚乘所谓劝阻，不过是为刘濞出谋献策而已。通观其全篇说辞，正与枚乘的身份相应，带有强烈的战国策士游说特征，即极力铺陈，肆意夸张，以危言而耸人听闻。(89) 所以，枚乘的话带有很大随意性。枚乘讲述此话是在景帝三年，而已有研究表明，他与此所谓二十四郡一并提到的汉有十七诸侯事，却是文帝十六年至后元七年之间的情况。(90) 这就提示，枚乘所云汉廷之二十四郡，其时间断限甚至具体数目或许具有更大的随意性。
正是因为如此，过去包括周振鹤在内的所有学者，也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之中，才逐渐求得日趋合理的解释。在后出的观点产生之前，几乎所有从事研究的学者，都相信自己找到了最佳的解答，而实际却又往往不同程度地为主观的看视盲点和客观的文献阙略所障蔽。(91)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目前已有的看法，说不定也还有继续斟酌的余地。新材料的发现，正为深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更为完备的客观依据，并展现出新的研究视野。如周振鹤所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出，过去以为在高祖末年已经罢入诸侯王封国、不在所谓汉天子自有十五郡范围之内的东郡，就也有可能确如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中所记述的那样，直接隶属于朝廷而独立存在。
此外还应该看到，不管是司马迁讲述的高帝十五郡，还是枚乘所说的景帝二十四郡，在《史记》中都是仅见的孤立记载，别无其他相关记述能够予以印证；而单纯从文献学角度看，像这样的数目字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错讹。考虑到这一因素，也就更不必过分胶着于这些数字。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妨选取一种避虚就实的研究途径，即暂时搁置这些一时不易判明的笼统数目，先针对具体的材料提出合理的分析，然后再在新的事实基础上重新解析上述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作茧自缚而不得不削足适履，或许更加有益于加深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探讨。
注释：
①如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44—52页；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68—172页。
②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2节《西汉郡国建置沿革概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7页；又上篇第7章第2节《刘恒之代国》，第72—73页；下篇第1章第3节《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郡沿革》，第137页；第3章第1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第155—157页；附篇第1节《十八诸侯封域》，第246页。
③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第45—49页。案，周文发表后，又于2003年11月23日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公布此文的修订版本，唯所做修订，与本文所论问题基本无关。所以，本文所引周氏观点，凡未特别注明者，以《学术月刊》上的文本为依据。
④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秩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二年律令图版，第443、447、448、458号简，第43—45页；释文注释，第193—197页。
⑤关于《二年律令·秩律》中这些县份的排列原则，是一个饶有兴趣且富有意义的问题，需要着意探求。
⑥案周振鹤在“简帛研究”网站上公布的修订文本中，已经放弃了暂将此县列入云中郡内的处理方法。
⑦说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引论第3节《复原西汉政区的前提》，第22—24页。
⑧《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9—1620页。简文“南舆”，《汉书·地理志》本作“南興”。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以为《汉书·地理志》之“興”字为“舆”字之讹，应当就是简文中的“南舆”。按《水经·河水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永乐大典》本卷1，第54页)北舆县故城下引《汉书·地理志》，此地正作“南舆”，清儒多据之订正今本《汉志》(如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即是如此。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绮堂原刊本，第10a页)。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实又为此说增添一有力佐证，故汉简整理者所说可以信从。
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⑩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释文注释“说明”，第133页。
(11)参见《史记》卷88《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5—2570页。
(12)统率秦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原为蒙恬，王离为蒙恬裨将，秦末二世皇帝胡亥与赵高合谋逮捕蒙恬后，由王离出任主帅，事具《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51页。王离则在秦廷击灭项梁的定陶战役前，受二世调遣，率大批边防军赶赴山东，说详拙稿：《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140页。
(13)说详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2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453—461页。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35页。
(1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战国赵、中山图》，第37—38页；《阴山》，《长水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史念海：《郦道元与其〈水经注〉中所记的高阙》，《河山集》7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0—375页；《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7集，第376—384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3章第1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第156—157页。
(15)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以下简称《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第5—64页。
(16)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2—224页；《阴山南麓的赵长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自印，1984年，第87—89页。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第1—51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郭素新主编)上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64—65、112—115、126—129、252—253、270—271页。
(1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第2449—2450页。
(18)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1、2904页；《汉书》卷40《周亚夫传》，第2057页。
(19)《史记》卷88《蒙恬列传》，第2565—2566页。
(20)《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描述秦始皇时向今河套地区运输军粮的情况，说道：“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第2954页)若按照《史记》卷30《平准书·集解》引《汉书音义》的解释，当时乃“钟六石四斗”，(第1421—1422页)这样，其运输耗费要高出所运粮食190多倍。其钟、石这两个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虽然还需要再仔细斟酌，但粮食运输成本之高，应是无可置疑。
(2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年律令图版，第204号简，第26页；释文注释，第165页。
(22)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第170页。《史记》卷29《河渠书》，第1414页；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第1161页。
(23)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第41—51页。
(24)参见《汉书》卷9《元帝纪》，第285页。
(25)参见《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8、2961—2962页；卷88《蒙恬列传》，第2566页；卷6《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26)参见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第16—17页。另外，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对此也有具体记述。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第1—51页。
(2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第2890页)朝那、肤施都是在秦昭襄王长城上的重镇。
(28)《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记汉武帝在黄河西岸修筑长城，谓其“始筑令居以西”，(第3873页)用法正与此“筑朔方”相同。
(29)《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令校尉苏建“筑朔方城”，(第2923页)与此是否同为一事，也需要仔细斟酌。
(3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关中诸郡图》，第5—6页。
(31)《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3，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丛刊本，第7a页。
(32)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第534—542页；同卷《汉郡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42—556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各个部分的论述，涉及更多这一类问题。
(33)譬如谭其骧论汉高祖末年天子自有十五郡，数云中以西诸郡，而九原不预其间。说详《西汉地理杂考》之“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条，《长水集》上册，第96—97页。又如，今周振鹤论西汉初年政区设置，即遵从《汉书·武帝纪》，以为五原郡与朔方郡一样，“乃元朔二年汉击匈奴，收河南地后所置”。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3章第1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第155—157页。若再向更早追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即持此说，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第17页。
(34)案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即采用了《汉书·地理志》的说法，谓九原郡乃“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说见《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3，第7a页。
(35)如周振鹤推测，元朔二年初置朔方郡时，该郡“至多领有七县”。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3章第1节《朔方、五原二郡沿革》，第157页。
(36)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250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第538页；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第6—7页。
(37)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7集，第376—384页；陈仓：《战国赵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第247—249页；别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第9—13页。
(38)《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0—61页。
(39)《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第2640页；卷8《高祖本纪》，第387—388页。《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8页。
(40)《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第2641页；《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9页。
(4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郡国属县之数”条列举过一些汉代郡国属县数目变化的例子，可以参看，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本，第126—127页。
(4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第537页。《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22页。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战国赵、中山图》，第37—38页；第2册《秦山东北部诸郡图》并《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第9—10、17—18页。
(43)《战国策》卷3《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
(44)参见《汉书》卷1下《高祖纪下》，第61页；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51页。
(45)谭其骧通过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载秦末汉初县份已经指出，西汉时在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存在秦末汉初设置的县数会多于《汉书·地理志》所记汉末县数的情况。谭说见《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长水集》下册，第257—258页。
(46)案《汉书》卷40《周勃传》记同事所载云中以及雁门、代郡辖县相同。(第2053页)
(47)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7章第2节《刘恒之代国》，第72—73页。
(48)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第9—10、17—18页。
(49)周振鹤谓汉高帝疆理秦郡，“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此武帝更名九原为五原郡，亦同此理。周说详所著《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10章第1节《吴姓长沙国》，第120页。
(50)《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3，第7a页。
(51)史念海在《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上刊布的《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继之，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上又发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一文，公布其实地考察结果。稍后，在1982年10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便完全采用了这一观点，见第1册《战国赵、中山图》，第37—38页；第2册《秦关中诸郡图》，第5—6页。案，在1975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的内部发行本上，所绘秦昭襄王长城的北部端点，离黄河河岸还有很远距离。见第1册《战国赵、中山图》，第37—38页；第2册《秦关中诸郡图》，第5—6页。
(52)《元和郡县志》卷4“胜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
(53)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2集，第455页。
(54)说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第29—41页。
(55)说详拙稿：《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第5—64页。
(56)《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2962页。
(57)《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3页。
(58)谭其骧：《北河》，《长水集》下册，第331—333页。
(59)史念海后来在《新秦中考》一文中，谈到卫青此役的渡河地点时，复云卫青所过“西河”为今宁夏内蒙间黄河北流河段(这与卫青自东面的云中出兵于高阙的史实明显抵牾)。可见因未能通解相关记载，史氏实际很难确定卫青的行军路线。《河山集》5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09页。
(60)案这一带在战国时称为榆中，榆林县的得名应当与此有关。
(61)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2集，第471—487页。
(62)参见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第227—235页。
(63)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2集，第473页。
(6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第256—257、264—265页。
(6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第572、575页。
(66)史念海考察这一带的长城，最早是由内蒙博物馆的田广金提供的考古调查线索。田广金当初本来提出：“根据长城走向及老乡传说，这道城往北到包头附近，应该与赵长城接。”见史念海：《河山集》2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第460页。但是，这一想法后来没有得到重视。
(6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印，1984年，第80页。
(68)《史记》卷43《赵世家》并张守节《正义》，第1811页；《汉书》卷31《项籍传》，颜师古注，第1806页。
(69)《史记》卷43《赵世家》，第1811—1813页。
(70)参见《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735—737页；卷110《匈奴列传》，第2885页。
(71)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2集，第476页。
(72)《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3，第18b页。
(73)案《后汉书》卷87《西羌传》，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周王赧四十三年(前272)，为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赵惠文王二十七年，这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秦、赵两国修筑北边长城的时间次序是先秦后赵等情况不符，这是因为秦始设上郡，并非仅缘于残灭义渠，起初本是源自魏国献纳土地。《史记》卷5《秦本纪》(第206页)载魏惠文王十年(前328)，“魏纳上郡十五县”；又《史记》卷44《魏世家》(第1848页)记魏襄王六年(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前313)，“魏尽入上郡于秦”。秦昭襄王三年(前304)设置上郡，首先应是基于这一基础。秦人残灭义渠后，或许对上郡界域又有增益。陇西、北地两郡长城的修筑时间，可能稍后，但这不并妨碍上郡先行动工兴建长城。
(74)方回：《古今考》卷10“缮治河上塞”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第265页。
(7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76)《战国策》卷29《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条，第1039页；又同卷“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秦王”条，第1052页。
(77)《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汉书》卷43《刘敬传》，第2119—2120页。
(78)控御中原，是中国历代王朝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历代统一王朝都城位置的选择，无不以此为基本原则，不仅秦汉如此。我将另行撰文，专门阐释这一问题。
(79)参见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文及其补正，《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85—170页；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46—50页。
(8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第17页。
(8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第48—49页；释文注释，第206、208页。
(82)参见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46页。
(8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59—60页。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6“四川重险瞿唐关”，清末民国初年石印本，第11a—12a页；卷78“夷陵州长阳县古捍关”，第57a页。又清李元：《蜀水经》卷6《江水六》，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33b—35a页。案上引王子今、刘华祝文论扜关位置与此不同，然而，似不如刘琳说可从。
(84)《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92页。
(85)《汉书》卷2《惠帝纪》，第91页。
(86)《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4—1957页。
(87)史念海在考察直道遗迹时发现，秦朝在今鄂尔多斯草原地段上的直道侧旁建有城垣，可以起到保护通行的作用，秦末汉初在撤出黄河—阳山防线的时候，是否会依旧据守这些直道守护设施，甚至将其用作上郡西侧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的一道边塞，也值得考虑。有关考察情况，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河山集》4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49—452页。
(8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汉郡考》，第549页。
(89)参见《汉书》卷51《枚乘传》，第2359—2365页。案这种战国策士游说风气的遗存，是西汉武帝时期以前的普遍现象，至武帝即位，罢“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卷6《武帝纪》，第156页)，此风始逐渐衰微。胡宝国总结战国秦汉之际的文化发展轨迹，谓“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所论极为精辟，战国策士的游说风尚，也应是结束于汉代。胡说详所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之《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9页。
(90)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之“《枚乘传》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条，《长水集》上册，第97页。
(91)前人相关研究请参看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并“《枚乘传》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条，《长水集》上册，第96—98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结语，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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