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历史唯物主义
薄 海1，文吉昌2
(1.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2.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学文化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通过暴力革命理论、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和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的研究，霍布斯鲍姆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作为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霍布斯鲍姆站在民族发展和政治意识发展的高度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倡将民族和国家、事实和价值、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考虑。面对全球性、世界性问题的产生，霍布斯鲍姆构建了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强调在线性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历史中人的连续性的意识，从个体的、群体的连续性的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出发来分析整个世界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虚无主义;整体性;辩证法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既包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形态”等重要观点，又关注了欧美现当代的史学理论，包括年鉴史学派理论、文本主义史学理论和美国新经济史学等理论。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演变中，“物质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史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交织关系，在总体上对人类文明的进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拷问和阐述。近几年学界对霍布斯鲍姆理论的研究由浅入深，在分析霍布斯鲍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学者们强调他的史学理论中“从下往上看”的分析视角，强调从底层人民的发展史中来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从而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性。同时，学者们还关注了霍布斯鲍姆所探讨的历史知识社会化的相关问题，认为国家意识形态发展所遭遇的问题与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滥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不同社会思潮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颠倒历史事件的因果顺序；以此方式学者们讨论了历史发展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观念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霍布斯鲍姆的英国工业发展史的理论中抽象出“生产力价值”“技术价值”等概念，试图在科技哲学领域重新梳理霍布斯鲍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论，从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方式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拟进一步深化对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知，探讨霍布斯鲍姆认同、接受并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同时还探讨霍布斯鲍姆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解和历史理论的建设提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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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暴力革命到历史唯物主义
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影响，霍布斯鲍姆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关于阶级革命的理论，他批判了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单纯理解为暴力革命的观点。随后，霍布斯鲍姆又关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民主革命形式的分析，他认为历史社会的发展动力是多种力量集合在一起形成的力量，对历史问题的解释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借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历史问题。从暴力革命到民主革命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使得霍布斯鲍姆的历史理论形成了总体性的民族史观，只有将统一的民族精神和多元的社会文化融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推动欧洲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对暴力革命理论的批判
1931年，霍布斯鲍姆移居柏林，在亨利亲王中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从那时起，他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了6年的军旅生涯，霍布斯鲍姆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1956年，霍布斯鲍姆担任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研习了19世纪欧洲革命理论的发展史，认为从社会极端现象中所抽象出来的理论能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展状态。并且霍布斯鲍姆研究了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从其理论的演化中，自然而然地涉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使得霍布斯鲍姆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使得霍布斯鲍姆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
霍布斯鲍姆认为，共产主义的直接谱系起源于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这是因为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仅强调革命理论，它们更加注重革命实践。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融入到工人阶级的生活中，这一转变使得“共产主义”从单一的理论演变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信念。“19世纪30年代从新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传统，实质上从法国政治和革命传统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同处于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新经验相结合，从而使共产主义变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无论无产阶级的规模多么小。”[1](P21)霍布斯鲍姆将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融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1848年工人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发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并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希望能够更广泛地凝聚工人阶级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认为，此文的撰写能够反映出马克思的理论与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马克思在此所强调的不断革命的口号和法国工人革命的精神在新巴贝夫主义中都能找到雏形。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人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认同并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精神，这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种关涉现实社会、突出可行性操作的特点。“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创作的初期受到了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卡贝、德萨米、威特林等人思想的影响，但其中要数布朗基主义对其影响最大，这种影响直接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将理论的实践性从原来的空想环境中解放出来。”[2](P215)与此同时，霍布斯鲍姆也强调新布朗基主义并不等同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公开认同布朗基主义的观点，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并没有体现出布朗基主义盲动暴力的革命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演化史和社会发展史的双重研究中创新了欧洲暴力革命理论的叙述方式。
霍布斯鲍姆发现，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弥漫于整个欧洲，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这种现象也影响了英国的民族统一与政治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接冲击英国共产主义信仰的事件莫过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霍布斯鲍姆分析了英国共产党由兴到衰的全过程，认为英国共产党的分裂与党内历史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英国共产党党内产生了两个派别，一个是反苏派，一个是亲苏派。反苏派的高层领导都指责苏联的反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模式，而亲苏派的高层领导则认为苏联模式是人类共产主义实践的必经过程，苏联的局面仍然有扭转的机会。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共产党内部，不论是反苏派还是亲苏派都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困境，反苏派以当时的总书记高兰和政治局委员马修斯为代表，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对外扩张政策，他们反对的内容还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反苏派的理论学者们甚至从俄国传统革命的精神开始批判，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毫无价值可言，是俄国在工业革命时期起就开始堕落的最终结果。”[7](P128)亲苏派在当时只占党内少数，他们以党内报刊主编帕姆·杜德为代表，认为苏联对外入侵是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方法，“苏联模式虽存有弊端，但仍处于可以自我调和的阶段，斯大林模式仍有希望开展新一轮的共产主义运动”[7](P142)。霍布斯鲍姆在分析英国共产党内这两个派别矛盾的发展过程时，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反苏派虽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但是他们批判的领域太过宽泛，大量的人身攻击不仅在于指责斯大林，更多的在于指责工人阶级运动的虚伪性……而亲苏派也没有摆脱虚无主义的影响，他们在放弃国际人道主义的前提下对苏联的未来产生了幻想”[7](P150)。“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起点尽管与他们可能终止的终点相距甚远，从根本上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关键的所在，就是要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证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我认为如果不在‘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之间做出判别，就不可能有历史。”[8](P2)霍布斯鲍姆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对宇宙的真理和事实负责，如果在国家政治意识的宣教中丢失了判别真伪的能力，最终只会变成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共产主义的埋葬人。
霍布斯鲍姆发现，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不是将暴力革命看作唯一的、最好的手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最大不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不是盲动的；恩格斯也多次强调要尽可能地避免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血腥事件。就暴力革命本身而言，马克思没有将其作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而只是社会变革中某一阶段的最终结果，是“最后的大决战”，“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用暴力”[3](P178)。恩格斯也指出：“在研究欧洲革命史时，从布朗基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虽然从形式上看，暴力革命凭借极端的手段吸引了研究者的眼球，但是，渐进的革命过程要比暴力革命更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他社会变革理论中对这种渐进的革命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P286)
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并不单纯起源于他对历史上暴力事件及其效果的考察，而是源于对以往陈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颠覆。从1844年开始，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与黑格尔青年学派的相关思想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逻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政治民主的革命观点，这一观点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格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已经发现人的自由与政治自由“形式的普遍性”，也在欧洲革命史的研究中发现了“个人”与“公民”的区别，以及“市民社会”中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离，但因黑格尔只在“精神意志”和“伦理概念”上分析、解释社会问题，导致了哲学、政治的逻辑与现实生活的割裂。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这种形而上学式的理论推导进行了批判与颠覆，“在黑格尔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逐渐开始反思‘绝对理念’对‘民主政治’的误解，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家庭还是市民社会，它们都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不应该被看作成‘国家的有限性领域’。社会变革的过程不是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从国家组织延伸到‘个体’和‘市民社会’的过程，而是将其颠倒过来”[4](P64)。霍布斯鲍姆认为，像黑格尔构建的理性的国家系统并不能够解决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社会发展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只能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中得到解决。马克思这种颠覆性的试探使其自身的理论摆脱了黑格尔哲学逻辑的束缚，并产生了由理性国家观念向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倾向。
2.对民主革命形式的探索
3.1 颈椎病的康复较慢 颈椎病是一种不易治愈的疾病，牵引、手法和温热理疗等物理疗法对颈椎病确实行之有效，早已被临床广泛应用，但是单纯的常规物理治疗效果也不十分理想，显效慢，易复发。颈椎病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及时治疗中青年颈椎病，对防治中老年颈椎病也具有重要意义［4］。
二 反思历史虚无主义
在历史现象的分析中，霍布斯鲍姆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逻辑，以此为基础，他讨论了流行于欧洲和英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在这种历史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从而把自己的历史理论拓展成一种系统科学。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辩证法之所以具有系统科学的属性是因为它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强调历史认知的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来感知历史事件的时空意义。霍布斯鲍姆将时空的认知逻辑加入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提出了历史的辩证研究思维“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研究历史的逻辑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上把握历史空间中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历史行为看作成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突出了人类演进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特点。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强调这种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的功能与英国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现状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多数左派史学家沿袭着欧洲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理念，在承认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历史维度的基础上，将历史的原因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都统一在当下，以当下的历史环境为切入点，解释历史，预测未来。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一思辨逻辑的发展趋势是整个欧洲历史学整体进程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带来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面对的自我认同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现实的，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考察必须从历史发展的根源着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国得到了很多理论家们的认同，“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12](P147)。但在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学术界变得教条化和庸俗化，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也在这种庸俗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最初愿景。
从其自身理论形成的历史来看，霍布斯鲍姆从欧洲革命史的研究中发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他又在诸如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理论的批判中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逻辑。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霍布斯鲍姆对史学理论的叙述不再是历史事件的精确阐述，而是在此基础上明显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在史学问题的研究中，霍布斯鲍姆坚持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并对此做了创新。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将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因素提高到统领性的地位，而这种“生产力”的统领地位并没有妨碍国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国家政治意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该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政治意识与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就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的精神意志的发展过程来理解。霍布斯鲍姆认为，政治意识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生活关系，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在阶级社会的环境中，国家的发展与阶级革命有着必然的关系，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也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进化的过程。霍布斯鲍姆接受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解释世界发展的理论，并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都不能与国家的政治意识相分离。只要国家仍然存在，超阶级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只能是纯粹理论的推导。“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生产和政治意识的统一体，只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这种统一的思想歪解成片面的‘决定论’。”[5](P84)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运用中，霍布斯鲍姆强调，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到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相联系，将英国的民族精神与社会文化同英国的工业生产相联系；不能凭空想象，仅从马克思理论的文本中感知社会经验。如此霍布斯鲍姆将国家的政治意识加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中，重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逻辑与方法论的功能。
1.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断裂对英国共产党政治意识的影响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与“国家”的分离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他指出，民族与国家既有契合点又有差异，民族包含了一国之内族群的共同体外还包含了超过国家界限的跨国民族与跨境民族，欧洲几乎任意一个国家都在遭受跨国的民族认同问题。而国家只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空间上的地域性与政治上的强制性特点，在欧洲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在努力接受和适应自己国家的政治认同。从20世纪世界发展的现实问题来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产生了多个新的国家组织，受到凡尔赛和约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影响，欧洲的分离主义愈演愈烈，“魁北克和苏格兰和其他地区的独立运动能否获得成功仍是一个有待于观察的事情”[6](P164)。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形成来源于“个人”在参与群体性活动时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将单独的“个人”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民族的凝聚力；而“国家”的巩固和完善则根源于“公民”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性实践，这种实践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组织力的保证。在共同的生活空间中，单独的“个人”融入群体的意识形态、习得共同的语言、参与共同的经济活动并形成了集体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而单独的“公民”也在这种生活空间中，参与集体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并不断包容统一国家内其他民族的发展模式，最终形成一种突出权力控制的国家机构和相对应的国家意识。虽然从时间上来看，国家意识的形成要晚于民族意识，但从人的日常生活来考察，二者都融合在相同空间内人的自我发展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这种融合并非天衣无缝的，也并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磨合，走向趋同的过程。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是将二者之间的矛盾夸张地呈现出来，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之间的矛盾描述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现象，历史虚无主义也在这种欺骗性的描述中被分裂者们更换了新的口号，即“民族主义”。
FC=[尾气流量+20 m3/(h·℃)×(二级提升机出口炭黑温度给定值-二级提升机出口炭黑温度)]/造粒水流量。
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和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着某种关联。在他看来，马克思虽然试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探讨国家政治制度、司法、意识形态等问题，但受到《资本论》写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至少没有对国家政治意识进行详尽的阐述。这一政治意识上的空白使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仅在社会生产的角度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忽略了与国家发展相关的政治内容。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鸿沟的问题时，霍布斯鲍姆引入了“民族国家”这一政治范畴。他认为，从1918年到1950年期间，民族主义流行于整个欧洲，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被人们看成是同一个概念，但自从《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成为欧洲多数国家发展的主要内容，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借助这一趋势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1919年之后的欧洲民族运动，多半都是朝着反对民族国家的方向走去。”[6](P136)此时民族主义不再是一个追求国家统一的概念，反而与分离主义成为同义词，借助都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民族主义抛弃了国家认同的功能与责任，对世界政治体系进行了新一轮的整合。
2）人工神经网络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是一种应用类似于大脑神经突触联接的结构进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通过确定网络的局部空间结构以及被评价系统的指标的节点和权重，而建立以权重描述各纳入安全指标之间关系的非线性模型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自适应、自组织和实时学习的特点。但该方法的难点在于学习样本的选择和收集。
2.考察“结构—功能”分析模式所具有的片面性
霍布斯鲍姆认为，不论是英国共产党还是英国工党，若想走出欧洲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就必须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以往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探讨战后英国的社会问题，反思英国共产主义运动所陷入的困境。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从英国的经济史中提炼原则，并用这种原则规划和预测英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变化；在讨论英国的历史问题时，则在英国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原则，规定并预测英国未来的发展走向。霍布斯鲍姆将这种研究现象归纳为一种“结构—功能”的逻辑模式，认为对这种“结构—功能”的研究模式的理解与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一样，都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发展的创造性。他认为，不能将过去的经济活动与未来的经济活动看成是同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也不能将过去的历史事件与未来的历史事件看成是同一种历史缘由而产生的相同的后果。“社会学与人类学所创造的笼统的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模式把事物简单化了，它假设‘一切事物都是同样的’并寄希望于这些假设逐渐接近现实状况。这种分析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每个历史学家都深知，‘一切事物从来也不可能相同’，而社会的现实状况又是如此复杂，以致任何一种模式都根本无法恰当地对它们加以描述或分析。”[9](P105)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带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同化”色彩，它将过去与现在相互同化，又将现在与未来相互同化，使得社会的发展走入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状态，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历史现象被政治意识和各种各样的抽象原则所解构，导致类似历史事件的所有缘由都可以相互替换。同样，相类似的历史缘由所能导致的未来结果也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幻境中被任意猜测和规定。但这种任意的猜想毕竟是主观的臆断，最终，历史虚无主义将人的想象与历史发展的事实混为一谈，“可以把人与精神、思想与事件的新型历史看作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趋势分析的补充，但不能视为它的替代物”[10](P84)。
霍布斯鲍姆认为，欧洲历史虚无主义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从来没有站在欧洲民族发展的角度上思考问题，鼓吹者们看到的都是当代历史风云变幻的现象，而没有把握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欧洲各个国家、地区的民族发展史。在讨论英国本土文化发展过程时，霍布斯鲍姆提出了消解历史虚无主义逻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站在英国本民族发展的立场上，联系英国国家的政治意识，从而构建一种既包含民主意识又包含国家意识的意识形态系统。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是英国的“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既定的产物”，凝聚了英国本土居民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与文化精神，民族意识的发展容纳了英国人道德文明发展的全部内容。从这个前提条件来看，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的民族意识为意识形态系统预设了人道主义的发展标准。而民族意识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各民族的凝聚过程推进了国家政治意识的形成，这种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使得民族意识与政治意识成为社会意识发展的两个互相兼容的部分。然而，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政治意识的交融过程中，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民族主义”逐渐崛起，“它装扮成历史，以神话形式出现，扎根于历史过去中的认同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7](P106)。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依附于欧洲历史虚无主义潮流而产生的虚幻的历史价值观念，而“解构披着历史合法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民族主义)，长期以来是史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是不随其主观同情心而转移的”[7](P123)。若想破除民族主义的思维定势就必须在英国整体的意识形态发展中来理解政治意识的斗争性问题，通过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解构民族主义思潮所带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属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当代的“民族主义”通过民族认同的情感，构建了自己的叙述方式，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政治活动的鼓吹者们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将这些虚构的话语传播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民族主义嵌入人的自我意识中，并将这些话语与社会科技的发展紧密相连，导致民族主义的发展好像是个人意识成长所必须接受的科学理念，整个社会生产、科技发展的进步都是民族主义昌盛所带来的历史文明。但是，霍布斯鲍姆却指明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虚假性，认为政治活动家们热衷于将国家的政治意识与民族意识混为一谈，如此他们就能虚构出民族意识的普适性价值，之后他们又将民族意识与科学技术混淆在一起，这样一来，民族主义便遮蔽了自己虚幻的本质，使得自身具有了科学性与真理性。因此，霍布斯鲍姆指出：“(虽然)政治见解和意识形态及作为历史事实臆断的假设无可抗拒地会在这些科学中呈现出来。但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去认识这点，或者认识到我们任何人都会受到这些观念的限制，而是发现如何获得一种对人类社会日益深刻的理解。”[11](P80)
“喔，是你呀。哎，我就奇怪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啊，你跟小宋是什么关系？既然我姑妈跟你母亲是朋友，为什么你这么向着她啊？好像咱们更近吧？”他说着用眼神请求着罗丽的认同，后者没理他，一直斜着眼看着老福。
(1)箭猪坡矿床与西侧的水落、三排洞矿床形成于统一的构造成矿场与构造应力场，矿体侧伏规律一致。在横剖面上为雁列排布(图4)[6]，在纵剖面上向北侧伏。
三 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
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是霍布斯鲍姆在批判分析逻辑后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虽然以“结构—功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史学突出了历史事件中某些超时空、共时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方法所提炼出来的关键词如“民族性”“国家性”“民族主义”“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抽象的概念之间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关系。霍布斯鲍姆希望通过“过去——现在——未来”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的分析，获得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效果，从而规避传统结构主义史学理论中因相关概念的多元解释所带来的分歧和矛盾。
1.“过去——现在——未来”的辩证逻辑
当人们发现单纯的暴力革命和单纯的民主革命都不能有效推动社会变革时，很多不愿意采取综合性视角分析问题的人逐渐走入了非黑即白的批判模式，于是，历史虚无主义也从这种单纯的思维逻辑中衍生出来。霍布斯鲍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苏联解体和英国共产党内部斗争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逻辑。
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战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破坏了马克思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理论中的运用，多数史学家都将意识形态的批判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内容，而忽视了历史事件产生的缘由，同时更忽视了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的历史动机与历史行为。霍布斯鲍姆指出：“阶级意识问题一直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不论是汤普森还是安德森，他们都在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史中找到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路，但是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中受益，很多史学家在分析英国意识形态理论时只关心当下的政治事件却忽略了政治历史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将当下的热点的问题当作了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5](P108)霍布斯鲍姆认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具备两种研究倾向，一种是倾向于从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获得未来事件发展的结果；另一种倾向于通过现实问题的研究来判断历史事件的起因。这两种思维逻辑要么是重视过去、轻视未来；要么是重视当下，轻视历史，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这些逻辑都是割裂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有机关系。“虽然我们能够凭借历史学家的智慧从遗留下来的问题中推导出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通过拷问过去来对那些尚没有出现的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无论如何，过去、现在和将来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5](P164)霍布斯鲍姆强调将历史、现在和未来相统一，并不是单纯强调时间上的连贯性，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在精准把握时间的线性特征后还要能够理解社会群体意识的流变过程。霍布斯鲍姆认为，对历史事件的研究最终要归根于对相关个人或群体心理、行为、意识的研究，在整体性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考察人的意识问题将会避免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当下案例讨论国家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历史理论的僵化现象。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分析逻辑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辩证法，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中主客体关系的有效手段。霍布斯鲍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没有认识到文化领域批判的主导性，导致诸如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部分学者们将研究活动限制在英国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的发展上，忽略了对英国文化史的研究。而只有诸如威廉斯、奈恩、麦金泰尔、伊格尔顿等少数人的文化批判才带有了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的特色，将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发展、个体的成长与共同体的完善融合在一起，创新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
2.整体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1947年，霍布斯鲍姆任职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从此之后他的理论逐渐走向了成熟，在这个时期，同霍布斯鲍姆有着相同理论旨趣的还有弗兰克、桑托斯和沃勒斯坦等人。弗兰克、桑托斯在现代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依附理论，沃勒斯坦则在现代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体系理论；在依附理论发展后期，其理论学者不约而同地认同并接受了世界体系的理论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是现代性发展理论的升级版，而世界体系理论又成为依附理论的升级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给传统社会学、历史学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霍布斯鲍姆并没有完全接受并赞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通过现代性问题的考察，当代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地关注了‘西方中心论’所带来的发展问题，但从结论上来看，不论是边缘化的地区还是半边缘化的地区始终不能摆脱欧洲与美国的霸权控制。这并非是一种错误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与当今经济发展的现实相一致，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经济视角来论述整个世界体系的建设必将趋同并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逻辑，因为当今多数的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始终在现代性资本生产的环境中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所获得的结论必定与资本主义中心化相一致”[13](P166)。霍布斯鲍姆的一生也在进行世界体系的理论建设，但是，与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不同，霍布斯鲍姆没有将“中心——外围”“中心——半边缘——边缘”等具有对立性矛盾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也没有将研究视域仅限制在“金融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工业技术”“区域结构”等分析单位上，而是转换了思考问题的方法。霍布斯鲍姆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国际性问题从外表上来看是世界格局的“中心——外围”造成的，但实质上，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多数国际性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所导致的，“空间差异”将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社会现象，从区域性结构差异的视角来规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显得有些片面。但是，从区域性、群体性的意识流变视角来研究世界体系的构建将会避免以往理论家的结构决定论和欧洲中心决定论。
为了确保地铁土建工程每个项目都有一定数量的安全管理人员，应该严格的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安全管理人员的人才培养，按照相关规定配备相关的工作人员，满足地铁土建工程施工现场的实际使用需求。使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即可逐渐形成连续性，阶梯型的发展形势，根据不同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安排不同的工作岗位。使各个级别的安全管理人员不断的自我学习，加强针对性的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增加企业的人才储备数量。为了使相关安全管理人员不断的进行自我提高，还可以建立一定的建立机制，鼓励相关安全管理人员不断的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以及专业的管理能力，通过有效的奖惩机制，使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出色。
在研究中，霍布斯鲍姆延续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把人类的文化属性以及群体意识的政治属性从历史的现象中提了出来，在历史进步性的基础上突出了文化的进步性。通过对文化主体认知模式的考察，霍布斯鲍姆又将历史的线性意识(过去——现在——未来的完整意识)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相关联，形成了“意识”与“科学”、“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鲍姆把群体意识的共时性发展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自下而上”的分析逻辑和叙述方式取代了机械化的结构决定论，在接受“空间差异”事实的基础上把群体性意识的流变提升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建构中；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世界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研究“资本动力学”“中心——半边缘——边缘”，此外还需要研究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群体意识”“世界意识”。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整体性历史的研究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研究逻辑密不可分。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比如“历史”把“过去”作为“现在”的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内容与个体和群体的意识有关。“过去”既包含了人和物的存在意义，也包含了人与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人在局部空间的活动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环境，而随着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流行和普及，人的生活打破了地理位置的束缚，展开现代性和全球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历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霍布斯鲍姆在20世纪中后期所要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在历史活动中的意识、行为都与这种世界历史的系统有关，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扩张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渗入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模板，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和复制。虽然这种世界历史表面上来看是欧洲历史或欧美历史的翻版，但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历史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特点。通过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的应用，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研究的基础上，涉及了整个世界的生产模式，将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统一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破除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为全球史、世界史带来的理论束缚。从这一点来看，霍布斯鲍姆的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创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同时，这种整体性的辩证法还弥补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历史理论所受到的区域性空间发展的限制，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域扩展到全球性、一体化的多元空间上。
四 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理论的启示
1.统一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突破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
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一种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在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中，通过分析欧洲政治史的演变，他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断裂上。对于中国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时常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挑战。从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演化史上来看，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出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的辉煌成就。这种思维逻辑的产生不仅来自于少部分人对自己生命发展过程的否定，还在更多层面上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种突出表现是“价值中立”，少部分人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历史视野，看透了世态炎凉、生老病死等等无法挽回的历史现象而灰心，这些人既不过分迷恋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过度批判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矛盾与问题，而是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论是全盘否定的态度还是价值中立的态度，这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思想上的障碍。近几年我国在处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危机时，强调对意识形态的受众进行心理疏导，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和处理相关问题，在具体方法上则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根源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形式多样的国家，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必定给中国意识形态发展带来挑战。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存在是我国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它反映了中国各个民族、各种群体组织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中国当今的历史虚无主义既受到外来意识形态入侵的影响，又更多地来源于本民族人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不足。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各民族、各群体性组织都形成了稳定的认知传统，但是，当今世界格局稳中有变，国家发展理念不断创新，这些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拉长了传统信仰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距离。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缘由是复杂多样的，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并非制度上的问题，而是认识论上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所遭到的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问题，也必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中来进行消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注重当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上强调传统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任何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所能解构和否定的都是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史，因为当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很难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进行科学的、总体性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正是见缝插针，抓住这种尚未被贴上价值观“标签”的历史时刻进行不负责任的价值观创作。规避历史虚无主义风险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融合起来，如此使得中国当代的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中华5000年的民族精神，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性，确保了意识形态中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统一。
2.转换研究视角，创新历史理论的话语体系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仅重视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理论，他还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创新。话语创新是中国近几年各学科理论发展中频繁出现的核心词汇，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创新能够确保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更加适应当代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的建设。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虽然没有直接为我们提供新的历史学词汇，但是，他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逻辑。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理论关涉了后现代历史理论、计量史学理论、女权主义历史理论等体系的发展，他认为，近现代的史学发展逐渐嵌入于各种社会科学之中，这种趋势让史学理论成为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当今中国的史学理论也需要发展创新，但这种创新的方法不能直接将西方的诸多历史学派的观点和专有名词挪用过来，而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寻找话语创新的方法。在新时代，历史理论的话语创新已经不再是历史哲学或元史学理论的创新再造，研究者需要从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入手来研究相关历史理论的发展逻辑。历史学话语的创新也摆脱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认知方式的束缚，而转换成为从具体到抽象的生成逻辑。也就是说，传统的历史理论的推导所形成的历史概念已经很难适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问题意识，从这些问题入手来阐述历史理论的形成过程。从这点来看，中国当代历史理论的话语创新不仅要注重学术性，更要具有时代性，每一种话语体系的形成其自身都充满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哪一种话语更适合叙述历史问题，它必定是具有时代性的。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理论都是当代人用当代的话语体系所阐释出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结论。在当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域，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史理论的建构问题，另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学维度的阐释问题。具体的思路和方法还是要建立在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以此确保历史理论话语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学科体系的支撑。中国历史理论的话语创新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儒、道、法、墨等学派的理论精要，使得中国的历史理论嵌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中，就像西方历史理论嵌入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的哲学思想中一样。在深挖中国哲学与历史学理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将历史理论的体系创新和话语创新与华夏5000年文明，尤其是与各种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只有在将中国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融会贯通之后，怀着解释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理论的话语创新才能更加具有时代性和说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97年3月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划分[1]．高等职业教育不是从属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更低层次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培养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在选拔方式、培养目标以及学习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五 结语
霍布斯鲍姆作为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紧密相连。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有着一个习得的过程，在欧洲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霍布斯鲍姆探索了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的来源，他将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所包含的革命性理论与马克思的革命性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进步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相辅相成，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并自我净化的理论体系。欧洲暴力革命的理论和行为在20世纪末已经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广泛，多数血腥暴力的行为都被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作为一种区域现象来分析；同时，这种暴力革命的性质在国家发展的政治意识中逐渐体现出来，暴力革命逐渐转变成意识形态的革命。霍布斯鲍姆不仅在理论上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在现实社会中，他还将欧洲的虚无主义思潮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欧洲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根源来自国家和民族的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产生于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倡导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家们将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关系进行了分解，把历史事件中人的行为动机与人的行为结果相割裂，从而掩盖了历史事实与历史价值之间的关系。霍布斯鲍姆通过研究斯大林模式的问题，研究了英国本土学者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逻辑，认为英国左派学者之所以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是因为他们没能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却陷入一种“结构—功能”的历史分析逻辑的循环中。这种历史分析逻辑在具有现代性特点的历史变化中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只有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研究逻辑才能感受到全球性、世界性历史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生存危机。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仅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他的理论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灵感，在面对中国当代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时，“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融合可以成为新的解构虚无主义的方法论逻辑；同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创新问题上，我们可以突破传统观念中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单一性思维，而将历史理论融入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阐述中去，从而在促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发展中创生出新的能够反映中国当代问题并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话语。
参考文献：
[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M].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Raphael Samuel.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M].London:Verso，201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Harvey 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y: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Los Angeles:Polity Press，1984.
[5] Eric 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London:Abacus，2017.
[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Eric Hobsbawm.Labour’s Turning Point:Extracts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M].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48.
[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M].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Eric Hobsbawm.Interesting Times:A Twentieth-Century Life[M].Francisco:Pantheon，2003.
[10]Eric Hobsbawm.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M].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780.
[11]Eric Hobsbawm.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M].Louisiana:Pelican，1968.
[12]伊格斯尔.欧洲史学新方向[M].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3]Eric Hobsbawm.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Eric Hobsbaw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 Hai1，WEN Ji-chang2
(1.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u，Liaoning 121001，China;2.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Party School of the CPC Nanjing Committee，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the theory of violent revolution，historical nihilism theory and holistic historical dialectics，Hobsbawm accepte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method of criticizing the social problems reality i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Ⅱ.On the he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progression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Hobsbawm criticized the phenomen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and advocated the unity of nations and states，facts and values，history and reality.Encounter with the problems of worldwide globalization，hobsbawm ased to built his own holistic historical dialectics which emphasised that the research of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linear history.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whole world should be analized through the continuity consciousness both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ity.
Key words ：Eric Hobsbawm;marxism historical theory;historical nihilism;holistic;dialectics
收稿日期： 2019-03-26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辽宁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与技术路径研究”(L18BZX006)。
作者简介： 薄海(1982-)，男，辽宁锦州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吉昌(1986-)，男，辽宁大连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B56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9)05-0021-11
(责任编辑王能昌 )
标签：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文; 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 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整体性论文; 辩证法论文; 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文化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