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八族_欧阳修论文

唐宋八大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唐宋八大家定名与背景

《四库全书总目》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称:“《明史·文苑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接《文编》所选,自周迄宋,不限于唐宋。其所选唐宋文,虽限于八家,而无“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本于《文编》所选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则为茅坤所定。《文编》所选唐宋八家,又当推本于明初朱右所选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虽不传,但明贝琼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称“六家”,以“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即八家。贝琼序称朱右之选:“降于六朝之浮华,不论也。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选,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因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王、三苏和之,因选宋代六家文,唐顺之选《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取于朱右所选之八家,以上窥秦汉。《四库全书总目》于《文编》称:“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后,北地、信阳(李梦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王世贞、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是唐顺之的《文编》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文的字汇句法。朱右(?—1376)字伯贤,明初临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编《元史》,史成归里。又征右编《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长史。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明武进人。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工古文,人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书。

朱右选唐宋八家,有见于唐代的韩柳两家,反对六代的浮华而发动古文运动来的;宋代的欧阳、曾、王、三苏六家,反对五代的腐恶,发动古文革新运动来的,是有所见的。唐顺之选唐宋八家,是有见于八家之文,有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可以上继秦汉,以救明代复古派之弊,茅坤选唐宋八家,所得较浅,欲从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学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韩、柳两家,《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始则唐高祖、太宗“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故王、杨(王勃、杨炯)为之伯”,次则“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颋)擅其宗”,三则“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这就是韩愈倡导,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运动。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骈文盛极一时,骈文讲究形式,讲对偶、声律、辞藻,它的流弊忽视内容,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运动,即用唐代文辞仿古代的散文写法,称为古文,反对骈文。用古文来代替骈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创作成功的古文作范例,一要提出创作古文的理论来使人信服。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这就是唐代的古文两大家。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骈文又兴盛起来,到宋初的杨亿,提倡西昆体,用骈文来作文,盛极一时。石介起来反对杨亿,又兴起一种怪异的文风。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和之。他们的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的理论,也获得大成功,成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两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依靠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理论的成功。先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二 韩柳在创作古文上的成就

《旧唐书·韩愈传》称他创作的古文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经诰指儒家的经书,即用儒家的理论来写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说有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韩愈的学生李汉,替韩愈的文集写序,称韩愈的文章:“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然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赞美他的古文,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与日月争光,与宝玉比洁。他的古文,还写出了各种形态。在反对骈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即指从东汉到隋的八代中骈文极盛,思想上异端并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称“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指韩愈的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作《原道》来排斥佛老,称为“道济天下之溺”。

宋苏洵《上欧阳内翰(修)书》,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里指出韩愈文的风格特点,也说明韩文的杰出成就。

宋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也像韩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再看柳宗元的创作,韩愈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的文章:“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卓厉风发。”如《封建论》。又称他贬为永州司马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画山水,有杰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驴》等,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状》,工于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种体裁上,也作出突出贡献。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三 韩柳的文论

韩愈在《进学解》中,除推重经书外,称“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于诸子中推《庄子》,于史部中推《史记》。他的认识,有超过刘勰处。因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突出《庄子》,于《史传》中不突出《史记》。韩愈之识见,也超过刘知几,因刘知几在《史是》中尊《汉书》而抑《史记》。

韩愈的文论,有《答李翊书》,提出学道与养气说。

他讲学道为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光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状美盛)也。”指学到儒家之道,成为仁义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讲学道为文的进程:“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状端庄)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里讲学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求之乎诗书之源”,即从诗书的书本上学道,学成为仁义之人,才能写好古文。

再看养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说明古文与骈文不同,骈文要讲声律,调平仄;古文讲气势旺盛,所以要养气。

韩愈讲古文,先要学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刘正夫书》说“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他们讲的道理,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因为古代的圣人贤人写的文辞,跟唐代的文辞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学习古代的文辞。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答尉迟生书》里说:“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古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唐朝还适用,一方面适应古代的需要,对唐朝已不适用。他在《读仪礼》里说:“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他讲儒家的道理,就讲合乎仁义的道理。道家佛家讲的,不合乎儒家仁义的道理,他要起来反对,这就是他写的《原道》。儒家以外,别的诸子百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对唐朝有用的,他也讲。儒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已经过时的,他不讲。他《读鹖冠子》里说:“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鹖冠子》是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却赞美它。他在《读墨子》里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那他讲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对于儒家的《仪礼》,却认为已经过时,没有用了。这说明他的学古道,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是他的学古道,不论是主要学儒家的道,或学诸子百家的道,都是从书本中学。但柳宗元的学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论。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说:“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颐,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这是说,文章难以写好,不是因为比兴不足,开拓不广,钻研不深,毛病不去,是得到道为难。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点,也像日月的有日蚀月蚀,宝玉上的有斑点,还是日月,还是宝玉,哪能伤害它的光明,废黜它是宝玉呢?主要是对道的认识,对道有明显的认识,或不明显,这跟幸或不幸有关,跟辩明或说不明有关,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关,跟观察的正确或不正确有关,跟人家的爱好或厌恶有关,跟交接的广阔或狭隘有关,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关。那些自以为得道奋笔写作的,得呢不得呢?还不可知。这是说,对文章的题目作了研究,有了认识,即使文章有毛病,还是日月之蚀,宝玉之瑕,还是好的。对文章的题目,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说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确的,被人讨厌的,看得不广的,屈辱的。他讲的得道,就是对文章的题目,有研究,有正确认识。这个道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是这个题目的道理,这是他与韩愈的不同处。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里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覈,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说,当时讲道理的有三种:一种是儒家,讲得迂腐迷蒙而不合;一种是切于事实,又讲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种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赖。

再看他的所谓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这是“取道之内”;一种是“贵辞而矜书”,“不亦外乎”。他认为要取道,要“及乎物”,这叫“取道之内”,就是要从事物本身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内”;从书本上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外”。怎么分别取道之内与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说》来看: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民)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韩愈从书本上去求道,书本上认为天是赏功而罚祸的,因此认为人民垦原田,伐山林,疏沟涸,祸元气阴阳,当受天罚;残害人民的,是减少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是有功于天地,当受天赏。柳宗元的求道,“及于物”,即及于天地、元气、阴阳,看到这些物,不会报,也不会怒,不会赏功罚祸。人民垦原田,有收获,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祸,祸者自祸。功和祸,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赏罚者大谬。这是柳宗元求道及于物,是求道之内,胜过韩愈从书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也与韩愈不同。韩愈论文求道,要学为圣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还是“及于物”。当时认为《五经》与诸子、《离骚》、《史记》等写得最好,就从这些书中求写作之道。他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提出从《五经》里“取道之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认为《五经》中保留写作所求的道,如文章的内容要求质实,说的道理要求持久,要求适宜,要求有决断,要求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从《五经》中去求,这是论文求道之原。

光有了这些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端正态度,“羽翼夫道”:

故吾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这里讲,作文在得到道以后,写文章来说明道,要端正态度。未敢掉以轻心,怕文章写得浮滑而不庄重;未敢出以怠慢,怕文章写得松弛而不谨严;未敢出以昏沉,怕文章写得昏暗而杂乱;未敢出以骄气,怕文章写得高傲而骄横。对文章的内容,抑制它使它深入,发扬它使它鲜明,疏通它使它通畅,简练它使它有节制,激发它使它清新,固定它使它庄重。柳宗元又说:就可以用来扶助所讲的道。

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最后还要参考各家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如参考《穀梁传》来使文气严谨,因为《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时最为严谨。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的枝叶茂盛,因为孟子荀子善于设喻,使文章枝叶茂盛。参考《庄子》《老子》,使文章的开端显得恣肆,《庄子》文章设想奇特,开端恣肆,《老子》比较谨严,在这里可能借老子作陪衬。参考《国语》来丰富文章的趣味,参考《离骚》使文章意味幽远,参考《史记》来使文章洁净。这是从旁推求,参考这些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

韩愈、柳宗元的文论,都讲求道,韩愈主张从书中求道,柳宗元主张从“及于物”中求道,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的求道胜过韩愈。柳宗元怎样从“及于物”中求道呢?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他写段太尉逸事,就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解段太尉的故老卒吏,得到了详尽的材料,再请求了解段太尉的永州刺史崔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参校,从而认识段太尉的性格德行。从段太尉一生的行事和言论中去认识他,这就是“及于物”的取道之内。“及于物”也即及于人物。韩愈虽然主张从书中求道,但他在写《张中丞传后叙》时,“得李翰所为《张巡传》”,但他不相信那篇传,加以批评,是他不完全相信书。却说:“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韩愈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里去祭奠,亲自听老人讲张巡、许远时事,所以文中补写南霁云的事,极为生动感人。又从张巡手下的于嵩,得知张巡的事。那末韩愈写这篇文章,也像柳宗元一样,是“及于物”的,所以小得极为生动形象,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样传诵。

四 宋六大家的诗文

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宋史》本传纹:“允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谖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此则就大体说。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又称“陆贽之文,遣言措辞,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钱钟书《宋诗选注》称修:“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在诗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宋元十家词选例言》:“其词与元献(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曾巩,《宋史》本传云:“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钱钟书《宋诗选注》:“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王安石,《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修有诗赠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用李白、韩愈来推许他。他《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不以文学家自许。钱钟书《宋诗选注》称王安石诗“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王安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突出他的修辞手法。

三苏的诗文创作,《宋史》论三苏文,于《苏洵传》称“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特于《苏轼传》称:“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于《苏辙传》称:“苏辙论事精研,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至论轼英迈之气,宏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钱钟书《宋诗选注》论轼诗,称:“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由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词,宋人胡寅《题酒边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视,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矣。”极推苏词风格之高。

五 宋六大家的文论

唐代韩、柳的文论,突出地讲学道;宋六大家的文论,突出地讲文学的艺术性。欧阳修的文论,在《答吴充秀才书》里,虽说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继承唐朝人求道的用意。但他的突出的文论,还在讲文的艺术性。他在《书梅圣俞稿后》说:

……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

……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欧阳修在这里提出音乐和诗歌所产生的令人心动神移,或歌或泣的感动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接触到艺术感染力了。

再看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按史家的文章以叙事为主,而曾巩要求史文于叙事中写人,在写人时要写人“难知之意”,发人“难显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在叙事中写人的“难知之意”与“难显之情”,成为传记文学的杰作。这样的要求,即要求史文写成传记文学,而有文学的艺术性。

王安石的文论,有《上人书》,引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称为“作文之本意”。则要求作文的内容,有自得、居安而资深,则非同泛泛,必深有所得,必有深切体会。如欧阳修所云的感染力。又称作文之辞,比之于“刻镂绘画”,亦以艺术作比,则对作文的要求,亦通于艺术。

三苏的文论,苏洵有《仲兄字文甫说》,以为风水相遭而文生焉。释者以水喻艺术修养,风喻创作冲动。那风水相遭的比喻,也比作艺术修养了。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论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文,皆推究三家文的不同风格,亦视艺术性立论,那苏洵的文论,亦强调艺术性。苏轼的文论,有《答谢民师书》,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那末怎样“求物之妙”呢?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称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卤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那苏轼讲的“求物之妙”,即求盐梅在卤酸之外的美,即求诗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论,有《上枢密韩太尉书》,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强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提出从外境阅历来培养奇气。他讲司马迁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还是就文的艺术性说的。这样看来,宋代六大家的文论,与唐代韩、柳的文论不同。唐代韩、柳的文论重在求道,而宋代六大家的文论重在探讨诗文的艺术美。但柳宗元的文论,参考各家的作品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章的艺术性,宋代六大家的文论,就从他这里作了发展,把重点探讨到诗文的艺术性了。

六 唐宋古文风格的差异

清人刘开《与阮芸台(元)宫保论文书》,称:“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徵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按韩愈在《讲学解》里讲:“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又称:“子云(扬雄)、相如(司马相如),同工异曲。”刘开讲韩愈的为文是有据的,不过他的尊唐贬宋则因阮元主张骈文,不免有意迎合,是不确的。不如明末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中说得平实。他说:“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盖划然如界限矣。”按韩愈的文章,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怪怪奇奇,一方面是文从字顺。欧阳修发挥他的文从字顺这一面,是好的。韩愈“气盛言宜”,所以他的文章,气势旺盛,或不足于理。欧阳修的古文委曲详尽,以理胜。如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草木有什么不得其平呢?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婉转申说,皆中于理。又如记山水,唐文由穷极形象,而感慨身世;宋文则歌颂人物,或写诗情画意之美。如柳宗元《小石潭记》,称潭水之清,则曰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称泉水曲折,则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归结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与作者贬谪的身世相应。欧阳修写《岘山亭记》,于“山川之胜势”,令“览者自得之”,皆不道,只推美晋将羊祜。又如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不谈寺容,只写:“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先用一“如”字写比喻,有诗情画意,后指竹柏影,亦见宋文重在写艺术性,与唐文的刻划形象不同。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作“水循除鸣”,,状水声,即奇重字。而欧阳修《醉翁亭记》作“渐闻水声潺潺”,即用平常字。又如柳宗元《小石潭记》:“卷石底以出”,卷音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区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卷为一斗六升容量。此即奇重字。苏轼《石钟山记》:“有大石当中流。”用“大”即平常字。但如《醉翁亭记》,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少游(秦观)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赋是铺叙,《醉翁亭记》写山水景物,用“者”字铺叙,用“也”字点明,如“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玡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用赋体写记,是记文的创格。苏轼的《石钟山记》,工于状物,如:“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皆为妙文。是宋文抛弃韩文奇奇怪怪的一面,有取于他的文从字顺的一面,用平易自然的语言,创为精工形象的文辞,是宋文的杰出成就。

欧阳修、苏轼还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与四六文,唐代的骈文发展为四六文讲对偶,多用典。欧阳修、苏轼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写四六文,成为四六文的创格。鳃欧阳修的《谢致仕表》:“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才,早遘休明之运。不通文学,既泥古以难施;无用之才,复虚言而少实。”苏轼的《密州谢上表》:“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既少用典或不用典,又不限于四字六字句,实亦宋文的创格。这些说明宋文与唐文的差异,实亦宋文继唐文有所发展,可以供研讨的。

标签:;  ;  ;  ;  ;  ;  ;  ;  ;  ;  ;  ;  ;  ;  ;  

论唐宋八族_欧阳修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