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帅”聂荣臻
春 奇
聂荣臻晚年曾说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命大福大之人。因而，在睡梦中不知不觉逝去的聂荣臻，人称“福帅”。
家书见志向
1919年11月下旬，聂荣臻从老家四川江津出发，在重庆乘船东下，于当年12月9日在上海乘船赴法勤工俭学。从此，他一别故乡36年，直到1955年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时，才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聂荣臻留学期间的家书，保存至今的有21封。这些家书中最重要的一封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部分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有一部分保留在他的女儿聂力手中。身在异国他乡，在寄给家人的一封封书信中，聂荣臻不仅流露出思乡之情，还体现出他的家国情怀及思想转变，让人看到了力透纸背的信仰的力量。
父母亲大人膝下：
……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犯我国土……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事业也！（摘自聂荣臻1922年6月3日给父母亲的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江津县城也受到震撼。6月底，《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消息传来，聂荣臻等江津中学学生上街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坐落在苍翠的艾坪山下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这封家书被放大在4米高的墙上，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在就读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时，聂荣臻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我开始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1922年8月，聂荣臻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年春天，24岁的聂荣臻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
事实上，在家乡时，聂荣臻就流露出这种爱国之志。
2007年，淮河发生了流域性大洪水。面对严峻的汛情，在国家防总统一指挥下，淮河防总协调流域各省防指，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了有效的洪水管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分析2007年淮河大洪水防御的实践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淮河洪水管理。
本研究显示，采用MRI扫描获得的ADC值可以鉴别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情况，提示ADC值与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情况呈现负相关性，并且b值为400 s/mm2时检测的敏感性最高，所以笔者认为，采用MRI扫描获得的ADC值可以在临床上对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进行鉴别，并且对b值进行优化调整后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可以作为临床上无损伤检测的一种重要的检测手段对肺部结节良恶性病变进行鉴别诊断。
从早期湖湘学派强调经世致用，到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知行观，再到魏源的“师夷长技”、章太炎的“以革命明之，以革命去之”都体现了湖湘学派知行观经世致用的特质。“一批批湖湘志士，在这种经世致用和力行实践思想的熏染下，‘以天下为己任’，在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领域留下光辉灿烂的业绩。”[5]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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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共诸暨市委出台专门文件，明确提出要“形成多层次、专业化、全覆盖的大调解工作格局”。2012年，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推动全市形成上下统一、分工明确、指导有力的大调解体系建设管理机制。经过不懈努力，诸暨市已经建立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部门协调、各司其职、社会参与、多调衔接、多方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逐步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专业、行业调解为依托，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信访调解等相互配合、分工合作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陈列了他赴法前在重庆与同学的合影。照片中，聂荣臻身穿西装，眼神坚定。
在法国，参加了几起勤工俭学同学发起的斗争后，聂荣臻陷入沉思：“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这封家书纵21厘米、横27.2厘米，从右至左用楷书竖排书写。1979年，此信由聂荣臻的亲属从老家托人转交给了聂荣臻，现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虽身在海外，但聂荣臻时刻心系故土。面对身处水深火热的祖国，抒发了希望“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的志向，家国情怀尽显无遗。
三次虎口脱险
“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父亲3次遇险的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完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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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聂荣臻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的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恰巧那会儿聂荣臻不在，躲过一劫。
抵制日货的举动引起商人的仇视，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聂荣臻等人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赴法勤工俭学。而在1919年-1921年期间，江津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达40多人，为四川之最。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会。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儿，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聂荣臻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他镇静了一下，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
第三次，聂荣臻遇到了叛徒。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的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
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区，离不开聂荣臻的巨大功劳。
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几乎踏遍了北岳区的山山水水。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聂荣臻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他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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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聂荣臻在与1937年底至1938年初来边区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的对话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资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责任编辑/滕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