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自然诗化与哲学诗化——石湖山水田园诗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园论文,化与论文,山水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在范成大的心目中，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原本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自然是作为一种语言进入人的创作活动的。诗人对自然山水充满了执着的向往和真诚的追求，表现了一种极淳朴的自然情怀和一种自然意识。石湖对山水自然、田园风光，怀有一种特殊的感知和敏锐的观察，能够体察自然的韵味，发现美的蕴藏，具备了表现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使他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位卓越的认识和表现大自然美的能手，也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范成大 山水田园诗 自然诗化 哲学诗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永恒的哲学课题。人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是自然这个有机统一体的一个部分。只是当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以后，自然界才进入了人的对象领域。人在自然中，自然也在人之中。
对于这样一个既高深而又玄妙的哲学命题，诗人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要知道，诗人和哲学家，永远是上帝面前两个最受青睐的客人。我们在分析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时，首先必须有这样一个哲学上的认识。
在范成大的心目中，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原本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经年不见山，无异处暗室。”（《廛居久不见山，或劝作小楼以助登览，又力不能办。今年益衰，此兴亦阑矣》，《宋诗钞·石湖诗钞》，以下同，不再注出）经年不见山，好象生命就失去了光彩。而创作的生命力，同样来自于大自然的赐予：“忍寒贪看雪，讳老强寻梅。慰贴愁眉展，勾般笑口开。直疑身健在，时有飞句来。”（《范村雪后》）自然是作为一种语言进入人的创作活动的。人与自然，双向交流，平等对话，融为了一体。《拟古》描述了这种两心相映的动人情景：“人月不得语，相看两凝颦。……聊可自持玩，何由将寄君。”对自然山水，诗人充满了执着的向往和真诚的追求，表现了一种极淳朴的自然情怀。有了这种情怀，便有了一种自然意识；而具备了这种情怀和意识，也就具备了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前提和保证。当然，范成大对山水自然、田园风光，怀有一种特殊的感知和敏锐的观察，他能够体察自然的韵味，也能够发现美的蕴藏，因而具备了表现自然美的审美情趣。这样，范石湖也就成就了中国诗史上一位卓越的认识和表现大自然美的能手，素被赞为“善作风景语”（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者。明代陈宏绪在题其《吴船录》时说：“蜀中名胜，不遇石湖，鬼斧神功，亦虚设其伎巧耳。”（《〈吴船录〉题辞》，见《吴船录》卷首）此言不妄。在他的笔下，自然景物与人活泼泼地交谈，与人进行着感情和生命的双向交流。“清禽百啭似迎客。”（《早发竹下》）“竹色唤人来下马。”（《致爽轩》）诗人把自然作为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来对待，从而达到了一种人生价值的转换。《初约邻人至石湖》说：“春入葑田芦绽笋，雨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办招君醉，且吸湖光当酒泉。”人与自然，互相渗透，合二为一：“遥知新津宿，魂梦亦清丽。”（《蜀州西湖》）灵魂与景物，一样清丽。杨万里讲这个创作的过程，就很有些哲学的意味了。他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中，深刻地揭示道：“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是感于物，而形于言；言不足，而发为诗。这样的自然观，源于中国古老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庄子·大宗师》）是物感——情生——诗出。这与西洋人讲的“移情”说又有所不同。“移情”说强调的是人的情感的主动外射。谷鲁斯说：“我们把自己内心同情所产生的那种心情移置到对象上去。”①要求“灌注生命给无生命的事物，把它们人格化。”②英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湖畔诗人”柯勒立治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得直截而且透彻：“诗人从自己的精神中把一个有人性，有智慧的生命转移给它们。”③而中国诗人强调的则是一种主体的被动承受，不过在崇尚自然这一点上，中外哲学则有趋同的一面。
石湖的山水景物诗，往往表现了诗人在大自然面前的一种深沉的思考。或言志抒怀如《重阳后菊花》：“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以此比况“恰如退士垂车（即致仕）后，势利交亲不到门。”或讽时刺世如《岭上红梅》：“雾雨胭脂照松竹，江南春风一枝足。满城桃李各嫣然，寂寞倾城在空谷。城中谁解惜娉婷，游子路傍空复情。花不能言客无语，日暮清愁相对生。”相对于城中嫣然的桃李来说，那岭上红梅尽管其美倾城倾国，却依然被冷落在空谷悄然开放。而且有路傍的“游子”与它同命相怜，消愁对生。这一怜才之心，恰与其用才之道相为印证。《宋史》本传记范成大做官期间，“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对此，他的好友周必大给予极崇高评价：“公天性孝友。所至礼贤下士，仁民爱物，凡可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必为之。乐善不厌，于同僚旧交，喜道其所长，不欲闻人过，去思遗爱，所在歌舞之。”④范成大自己对山水景物诗有一个审美评价，在《寄题向抚州采菊亭》一诗中，他先赞美菊花的气骨和品格：“一叶起秋色，众绿凋岁华。耿耿霜露侧，余此黄金葩。西风满天地，孤芳照尘沙。”然后说：“两穷偶寓意，岂必真爱花。不如亭中人，一笑了天涯”。即是说，爱花、赏花、写花，皆须“寓意”，表现诗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思索和觉醒。《四十八盘》将“世路”比“山路”：“诘曲不前如宦拙，欹倾当面似交难。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七以峡口堆石比未肯平的“人心”：“白帝庙前无旧城，荒山野草古今情。只余峡口一堆石，怡似人心未肯平。”让人读后都能陷入一种深深的思考当中。诗人对人生、对生命的一往痴情，往往熔铸在眼前的几片树叶，几滴流水，或几方山石之中。《春思》：“前年花开忆湘水，去年花开泪如洗。园树伤心三见花，依旧银屏梦千里。”这是对爱人的相思。《清潭驿送王柳州南归一绝》：“南归北去路茫茫，不是行人也断肠。可惜湘江春夜月，落花时节照离觞。”这是对友人的惜别。《长沙王墓在阊门外》：“英雄转眼逐东流，百战工夫土一抔。荞麦茫茫花似雪，牧童吹笛上高丘。”这是对英雄的慨叹。
纪昀批石湖诗，认为他“纯作宋调”。而“宋调”的特征，他以为有：“每赋诗必有高致”，具有“浑厚之气”，“峭而有韵”，“语自清圆”（方回《瀛奎律髓》附纪昀《刊误》）数端。而这些正是范成大写山水景物时所要着力表达的他对自然的独特的审美评价。为了达到这一艺术的境界，他对一个景物的描写，总是苦心孤诣，左旋右转，反复形容，穷形尽态。比如《蚊倒退》写山路之难行，先总领：“山前壁如削，山后崖复断。”次写上山之难（山前）：“向吾达陇首，如海到彼岸。”再难，也如航行一样最终能到达彼岸。先“跌”下一笔去。再写下山之更难（山后）：“哪知下岭处，慄甚履冰战。”又把意思“扬”起来。以“跌”衬“扬”，用的是“倒跌”法。再写上山：“牵前带相挽”，再写下山：“缒后衣尽绽”。再写上山：“上疑缘竹竿”，再写下山：“下剧滚金弹”。经过这样反复形容，上下对比，所谓“下山更比上山难”的真理，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最后又以“岂惟蛇退舍，飞鸟望崖反”一结，山之绝险，坡之难行，更加鲜明突出。士大夫在这样一座自然“山”的面前，对仕途之难，人生之艰，难道还不沉思遐想吗？纪昀所说“峭而有韵”，即指此类。这是石湖山水诗之特色，也是“宋调”有别于“唐音”者。另外，作为“宋调”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写景诗又极善于变化前人的诗意，而显示出“以才学为诗”的乖巧。《早发竹下》末联“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钱钟书举出刘禹锡《柳花词》写柳絮“无意似多情，千家万家去”；李贺《咏北园新竹》第二首写新竹“无情有情何人见”；杨发《玩残花》写残花“低枝似泥幽人醉，莫道无情却有情”；苏轼《水龙吟》写杨花“思量却似，无情有思”。认为这些都是从《玉台新咏》卷九梁简文帝《和萧侍中子显〈春别〉》第一首写葡萄、豆蔻“无情无意犹如此，有心有恨徒别离”。以及卷十《古绝句》第三首写菟丝“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的诗句“推演而出。（而）范成大又把前人形容草木的话移用在禽鸟上。”（《宋诗选注》）又颈联“碧穗炊烟当树直，绿纹溪水趁桥湾”又从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脱出，不过王维突出的是苍凉雄浑的塞外之景；而石湖突出的是林深溪秀的南国风光。前者壮美，后者秀美。它如《初归石湖》末联“当时手种斜桥柳，无限鸣蜩翠扫空。”从苏轼《秀州极本禅院乡僧》：“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变化而出，不过东坡用以写山，成大用以状柳，虽借其语而翻出新意。《晚步吴故城下》：“醉红匝地斜曛暖，熨练涵空涨水寒。”其中“醉红”明显是从白居易《醉中对红叶》：“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化出；“熨练”从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化出。《判命坡》写坡之高、险：“侧足二分垂坏磴，举头一握到孤云。”是由《三秦记》：“孤云两角，去天一握。”点化而来。总之，这些“宋调”的特征，正是不同于“唐音”的地方。又可看出范成大还没有完全断根的“江西派习气（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
在石湖诗中，更有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和《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为代表的著名的田园诗，也是以自然为表现对象的。不过这个“自然”，有它特定的内涵，镜头的焦点对准的，只是田园的风光，农事的活动，农民的血汗，吴中的民俗，和诗人的闲适。这两组诗，可以说是中国田园诗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些诗中，诗人不再把田园作为一种背景，拉开距离地去摄入：也不再是居高临下地去“悯农”；在表现农民的苦难和斥责剥削的残酷时，诗人也不只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而往往是直接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自己的口吻去诉说。所以它不单单是来自同类题材的开拓掘深，而且无论就反映农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看，还是就观察的细腻、选材的精到、构思的新巧、表现的熨贴传神诸方面看，都达到同类作品的高峰。在范成大以前和以后，虽然也有若干诗人的若干作品，可能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对田园诗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曾取得了什么成就；但从田园诗的整体发展来进行审视，在整个封建时代，却没有人能够超越范成大在田园诗的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于范成大田园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和贡献，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有很好的论述：“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也算得中国古代的田园诗的集大成。”为什么这么说呢？钱先生认为，中国的田园诗，其发展有几大类：一类是以《诗经》《七月》为代表的中国最古老的“四时田园”诗，叙述农民一年到头的劳动和生活；第二类是以陶潜《怀古田舍》为代表的，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则从劳动过渡到隐逸；第三类是以梅尧臣《田家词》为代表，稍稍触及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形；第四类则是到了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把以上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因而使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而且特别称赞范诗里大胆直率讽刺公差下乡催租的行径，“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
中国儒家的传统，一向耻于农桑。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而不问耕耘。孟子提倡“君子劳心”而“小人劳力”，并且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董仲舒更是不理园中事。魏晋以来的士大夫干脆就“耻涉农桑”（《颜氏家训·勉学》）。而陶渊明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反潮流者，他在“谋道”与“谋食”，“忧道”与“忧贫”上，采取了一种非常实际的态度：既保持“谋道”“忧道”的高旷襟怀，又具有“谋食”、“忧贫”的朴素本色。将“谋道”与“谋食”并重，并且将“谋道”、“忧道”置于“谋食”、“忧贫”的扎实基础之上，而不空谈“道”理。范成大则更进了一步。他“百年心事终怀土”（《垫江县》）。农村田园，一直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极大的位置。不管官做得多大，心里边却始终系挂着田园。他认为“官路驱驰易折肱，官曹随处是愁城。随风片叶乡心动，过雨千峰病眼明。一脔何须尝世味，寸田久已废吾耕。羡君早作归欤计，屈指从今几合并”（《次韵温伯谋归》）。他的这一片真诚的“乡心”，使他的思想升华了：“稍闻吉语占农事，便觉归心胜宦情”（《次韵子永雪后思赠》）。他真心实意，把农村田园这块“圣土”，作为人生的归宿：“春风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学灌畦。”（《丙午新正书怀十首》之一）肮脏的尘俗与清静的田园，在他看来是一浑一清的两个世界，而农村田园一直是范成大顶礼膜拜的“瑶台”：“覆雨翻云转手成，纷纷转薄可怜生。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栩栩算来俱蝶梦，喈喈能有几鸡鸣。冰山侧畔红尘涨，不隔瑶台月露清。”（《请息斋书事三首》）此类“贬流俗之膏肓”（南宋方狱《深雪偶谈》）的田园诗，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光芒。
人和自然（田园）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范成大选择了田园，田园也选择了范成大。在诗人的笔下，田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特别清亮、淳真，人在这个大自然的怀抱中，不断地被净化，从而促使人性回归。而当人与田园（自然）同时被净化了的时候，田园便成了诗人生命的源泉。“陇麦欣欣绿，山桃寂寂红。帆边渔蕝浪，木末酒旗风。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赏心添脚力，呼渡过溪东。”（《寒食郊行书事二首》其二）即使村巷深处的一两声卖乌腻糖的“乡音”，也激发了诗人生命的勃郁：“尚爱乡音醒病耳，隔墙时有卖饧人。”（《元夕二首》之二）在另外一方面，诗人心目中，农村田园也永远充满了生命的“新意”：“春事日以阑，暑阴正清美。拖筇入林下，秀绿照衣袂。卢桔梅子黄，樱桃桑椹紫。荷依浪花颤，简破苔色起。风日收宿阴，物色有新意。”（《三月十六日石湖书事三首》之一）不仅田园与诗人融为了一体，而且连那田园的主人也与诗人心心相印，荣辱与共：“邻曲知我归，争来问何似。病恼今有无，加饭日能几？掀髯谢父老，衰雪已如此！”（《将至石湖道中书事》三首之一）两心相知，紧紧相依，实令人一唱三叹。所以说，石湖与田园，田园与石湖，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是合二而一的。这是范成大田园诗取得无与伦比成就的根本所在。这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永远达不到的。
正因为如此，范成大田园诗，从内容上来说，才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诵其石湖养闲诸什，东园归老诸诗，杂缀园亭，经营草木，乡居琐事，吴俗岁华，亦足以陶写尘襟，流传佳话，雅人深致，故自不凡。”已作了很好的概括。
首先是，范成大的田园诗，对于农事活动进行了真实的报道。其广度表现在对于农事活动“纤悉毕登，鄙俚尽录，曲尽田家况味”（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二引王载南评）。“其《村田乐府》十首，于腊月风景渲染无遗，吴中习俗，至今可想见也”（同上）。王世贞以为《田园杂兴绝句六十首》“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圃故事矣”（《范文穆吴中田园杂兴一卷》，《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其不同于一般田园诗句者，是诗人以自己亲身劳动所得的体验去记述农事活动，所以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如记自己参加农事劳动：“今朝南野试开荒，分手耘锄草棘场。下地若干全种秫，高原无几漫栽桑。”（《检校石湖新田》）身临其境，绝无半点虚浮之语。记家人参加劳动：“南浦回春棹，东城掩墓扉。儿修鸡栅了，女挈菜篮归。风力虽欺酒，花香尚染衣。衰翁牢守舍，肠断钓鱼矶。”（《家人子辈往石湖检校暮归》）全家劳动，充满了一种耕耘自得其乐的热烈气氛。《梅雨五绝》记吴农插稻：“乙酉甲申雷雨惊，乘除却贺芒种晴。插秧先插早秈稻，小忍数旬蒸米成。”自注：“吴农忌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则大水。谚云：‘甲申犹自可，乙酉怕杀我。’”字里行间，充溢着诗人对田园对农民十分真淳的感情，尤觉亲切动人。
范成大田园诗的广博深刻之处，还表现在诗中所记民俗之精熟。南宋黄震评石湖诗说：“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迹遍天下，审知四方风俗，所至登览啸咏，为世歆慕。”（《黄氏日钞》卷六十七）成大是个学者型的诗人，他每到一地，都非常认真地考察那里的民俗和信仰，通过自己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民俗资料。他说：“旅食谙殊俗。”（《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顷在峤南，其人好食槟榔合蛎灰扶，留藤一名萎藤，食之辄昏然，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脓血可厌。今来蜀道，又为食蒜者所薰，戏题》）特别是农村习俗，他考察更精，记述更细。其《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序云：“余归石湖，往来田家，得岁暮十事，采其语各赋一诗，以识土风，号《村田乐府》。”《食里书事》于“扪腹蛮茶快，扶头老酒中。荒隅经岁客，土俗渐相同”。下自注：“蛮茶出修仁，土治头风。老酒，数年酒，南人珍之。”《万州》：“剔核杏余酸，连枝茶苦。穷乡固瘠薄，陋俗亦塞窭。”下自注：“土人卖杏，皆先剔其核，取仁以为药也。土茶甚苦，不简枝叶，杂茱萸煎之。”以上所记，为医药风俗。《次韵平江韩子师侍郎见寄三首》之一于“蚺鼓揭天惊客座，象鍪航海厌蛮琛”。下自注：“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响彻异常。交趾以象革为兜鍪，皆异事。”这是作物风俗。《晓发飞鸟，晨霞满天，少顷大雨。吴谚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验之信然。戏纪其事。”首句即引民谚：“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经过实践检验，对农谚确信不疑：“我岂知天道，吴农语云耳。”“不如老农谚，响应捷如鬼。”《上元纪吴下节物排谐体三十二韵》将民间上元节物之俗，一一写来，非常熟悉。这是时节习俗。查慎行评之曰：“夸张节物诚多事，谁似诗人范致能？”下注：“范石湖有《上元纪吴下节物》三十二韵。”（《元夕同顾伊人张昆治集徐敬思宅分得灯字》，《敬业堂诗集》卷十三）《劳畬种》对于吴中米品的考察，说明诗人对于农事活动了解甚深，对于民间习俗也知之甚多：“长腰米狭长，亦名箭子。齐头白，圆净如珠。红莲，色微赤。香子，亦名九里香，斗米入数合作饭，芳香满案。舜王稻，焦头无须，俗传瞽嗖烧种以与之。占城种，来自海南。
，扃门谢客谨俗忌。”又《蚕舍》：“每到蚕时候，村村多闭门；往来断亲党，啼叫禁儿孙。”叶绍翁《田家三咏》：“家为蚕忙户紧关。”见出在养蚕的时候，忌陌生人进门，在当时是一种很盛的民俗。说明范成大在田园诗中对民俗所记，确让人叹为观止！
成大田园诗内容之深度，最突出的，是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对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深切同情，对剥削者、压迫者深刻的揭露，对自己不能解救农民于倒悬的深深自责。
前已说过，成大对农民的同情，并不只是居高临下地“怜农”，或者是给予贵族老爷式的“施舍”，而是站在农民自己立场上的诉说，和发自灵魂深处的真诚自责，故深沉，故感人。在《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骤至，霆奔龙挂可 骇》一诗中，诗人将“遥怜老农苦”的深切同情与“不知忧稼穑，但解加餐饭”的深刻自责结合起来。在《孙黄渡》中，更将对“提仆舆夫尽劬瘁”的同情化作了“病翁那得更加餐”的实际行动。这些都是在前代的田园诗中，很难见到的。作为“父母官”的成大，他不仅冒着丢官的风险，为民请命，“我知是农事，请为峡农言”（《劳耕》），而且一生能够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据《宋史》本传，他在知处州时，见“堰岁久坏”，便不辞劳苦，遍访故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使“民食其利”。在帅金陵时，“会岁旱”，他“奏移军储米二十万赈饥民，（并）减租米五万。”他的朋友周必大称赞他“仁民爱物，凡可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必为之”（《神道碑》）。确系实事求是的评价。钱钟书在注其田园诗时，认为他“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是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宋诗选注》）。如《催租行》、《缲丝行》、《后催租行》这些有名的诗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大家对此很熟悉，恕不赘述。其它如《冬舂行》（《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之一）：“官租私债纷如麻，有米冬舂能几家！”《四时田园杂兴》第三十五：“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第四十一：“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第四十五：“租船满载候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粒饭儿郎。”第五十八：“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铜买酒迥。”都是一方面揭露官府剥削的恨，一方面同情农民负担的重。这些血泪般的诉说，清楚地昭示人们：农民苦难的根源，就是由于官府的剥削。而这一认识，其深刻性，在南宋那个时代，已经是站在历史的最高峰了。范成大对田园诗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明代吴宽模仿《四时田园杂兴》作了《西山杂兴》诗，就全然着眼于农民的疾苦；而在清代，更形成写田园诗即“家剑南而户石湖”蔡景真《笠夫杂录》引《宋诗源流》）的大局面。可知其影响的巨大与深远。
范石湖笔下的山水与田园，与其内容相协调的是其诗的风格，也象田园与山水一样清远。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一）说范诗“易看而难入”，要想真正把握，就得“由其温润，进其清新”。这见地可谓拔俗。“易看”者，言其风格“清”、“淡”。这本是成大诗论之精髓。他主张诗应该象“雪碗冰瓯”一样“清”。（《次韵甄云卿晚登浮丘亭》提倡“清诗穿月胁”（《次韵李子永见访二首》）。认为诗的最高工夫就是“淡”：“罢休诗社工夫淡。”（《次韵宗伟阅番乐》）山水清丽，田园淳清，诗人的心境闲淡，他笔下所为，自然清而易看。这是一个良性的运转系统。但成大的山水田园诗也并非“清”得一看就能看到底，“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正是其“难入”处。“清”而“新”，“清”而“远”，是他此类诗的主体风格。所谓“新”，是有新意；所谓“远”，是有韵味。“新”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远”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翁方纲贬石湖的山水田园诗⑤，就是因为只停留在“易看”而未能“进（入）其清新所致。好象只是远远地望见田园的“泥土”，还未能深入进去，体察农民弟兄为泥土所付出的“血汗”。而成大的田园诗，其高明之处，就是不仅写了田园的“泥土”，更挖掘了包藏在“泥土”里的“血汗”，做到“清”和“深”的和谐共鸣，“有情”和“神远”的相得益彰。杨诚斋序范石湖诗⑥，认为其诗既有“决流”通畅“易看”的一面，同时也具备“敛芒”深藏而“难入”的一面，故能将“缛”与“不酿（杂）”、“缩”与“不窘”的两面都统一起来，从而达到“清新妩媚”的境界。这一超群卓特的见解，完全适用于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
从以上对于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结论：诗人体悟了自然，也进入了自然，这便是人在自然面前的觉醒。是诗人将其生命自然诗化了，哲学诗化了。
本文于1994年6月16日收到。
注释：
①《人类的游戏》第二部分第三章，转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17页。
②巴希：《康德美学批判》，《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4页。
③《文学生涯》，参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
④周必大：《贤政殿大学士赠银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石湖诗话》卷四：“而范尤平迤（平），故间以零杂景事缀之，然究未为高格也。”虽“于桑麻洲渚，一一有情，”“而其神不远。”
⑥《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见《诚斋集》卷八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