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潮论文,党人论文,昆明论文,分歧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内敌视共产党的情绪日渐强烈。这种情绪日渐弥漫的结果，就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政治景象。所以会打人，是因为在后方，与国民党唱反调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响应了共产党者，多半只是些青年学生和学者教授，这些人手无寸铁却人多势众，既不能轻易捕杀，又不能任其行动，于是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注：即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下同。）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吓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由于这种行动实际上自上而下有组织有准备，不达目的不止，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案。
但是，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对付青年学生，毕竟是一件极易引起国内外舆论反感的事情。何况在这些流血惨案发生后，地方党团军政的幕后指使往往很容易就被人识破，结果总是会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即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党团军政为了忠党尽责而压制学潮，一出乱子即不能不“为应付环境”，一方面“牺牲”个别打人者，让其“挺胸做烈士”（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6、634页。），一方面自己还要被迫出面承担责任，主动辞职或遭免职。如此一来，那些国民党的强硬分子难免忿忿不平，而那些身处教育部门或直接在校任教的国民党人，更不免抱怨连连。
本文选择国民党人对1945年年底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一二·一”学潮的态度做个案的分析和描述，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涉及“一二·一”学潮的国民党的历史文献与资料，包括一些重要当事人个人的日记、电文保存得相对完整一些，它使我们可以较其他案例更容易了解到直接卷入这一事件的国民党人当时的想法和态度；第二，在“一二·一”学潮中，上至蒋介石，中间到教育部长和云南省地方当局，下至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们，表现出来的态度颇不一致，这足以反映出基于不同地位和处在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对把学潮当成反共斗争来处理，究竟存在着怎样一些分歧。
云南当局强硬反应的原因
“一二·一”惨案，指的是1945年12月1日，大批国民党党团人员和军官总队学员冲入昆明的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等校，打人毁物，且投掷手榴弹，造成4名学生死亡，16人重伤的空前惨剧。
“一二·一”惨案所以会发生，有较为复杂的背景，但关键还在于云南长期在地方军阀龙云的控制之下，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事实上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两个月前，即1945年10月初刚刚用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将省主席交由与龙云势不两立的李宗黄暂代，军事上则改以关麟徵为云南警备总司令。然而，龙云虽去，其影响犹存。在国民党人看来，自1941年香港沦陷以后，龙云即大量接收由香港撤出的左派人士，逐渐把云南变成了亲共左派分子的庇护所，更“使昆明成为共产主义温床”（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215页。）。这些左派人士在昆明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而且很快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扩展了自己的影响，使之成为大后方批评国民党的声音最集中的地方。对此，上台伊始的李宗黄、关麟徵，自然不能不格外戒备，高度防范。在战后国共两党内战逐渐公开化的情况下，云南地方当局与一贯关注国内政治局势的青年学生之间发生激烈碰撞，几不可免。
抗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由国民党地方当局组织的针对学生群众或学者教授的“忠党行动”频频发生，仅至1946年夏天为止，其造成的重大流血事件，除“一二·一”惨案外，还有较场口惨案（注：较场口惨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系由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有组织地冲击和破坏由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发起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所造成。）、下关惨案（注：下关惨案，发生于1946年6月22日晚，系由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有组织地围殴抵达南京下关车站的上海反内战大会推举的请愿代表所造成。）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注：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接连发生于1946年7月11日和15日，主使者为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执行刺杀行动者为其下属军官。）三起。发生在重庆的较场口惨案和发生在南京的下关惨案，打人者亦仅止于拳脚棍棒和石块而已。惟有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动用了武器。前者用了手榴弹，后者则用了手枪。比较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和“一二·一”惨案、李闻惨案可知，前两起惨案所以没有发生严重死伤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直接组织和参与“忠党行动”的，主要是重庆和南京两市的党部，并无军事当局参与其间。而昆明的这两起惨案所以会动用武器杀人，根本上也恰恰是由于有军事当局的直接参与，两案最后也无一例外地是找犯案的军官出面顶罪，并将直接负责的警备总司令免职了事。
由于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且长期在战场作战，军人的思维通常较为直线而不计后果。长期受到效忠党国与领袖的思想灌输，更容易使其在面对政治上的反对者时反应强硬。“一二·一”惨案的发生，大批军人的卷入，自然与时任昆明警备总司令的关麟徵和驻云南的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鲁莽与霸蛮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如果谙熟政治斗争手法，且必须顾及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和前途的行政负责人能从旁提醒引导，情况也绝不至如此。问题是时任云南省代省长的李宗黄不仅没有起到舒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始终在火上浇油。事过之后，就连关麟徵也禁不住向外国人抱怨李宗黄及其手下，才是导致惨案发生的关键。（注：《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485页。）
李宗黄原本就是云南人，且早在国民党一大时已经做到了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内资格之老可想而知。但是，李却从没有取得过实权，这次能够取得对云南的控制权对他来说自然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其此时虽然名义上是代理省主席职务，然而他内心里却认定了这个主席的位子是非他莫属了。从他晚年在回忆录里详述蒋介石要他隐忍一时，让卢汉暂时“过渡”，过后即为其“真除”的许诺，可知他对这个位子是何等的看重。（注：李宗黄在回忆中特别提到1945年蒋介石是怎样向他许诺赶走龙云由他“回滇主政”的，并不厌其详地交待了蒋当年就此说过的几乎每一句话：说蒋最初只给他一个代主席，已言明是因为形势所迫，还要让龙云手下的卢汉“过渡”一下，一旦国军反攻结束，即“为伯英（按李宗黄的字）真除（按即实授本职的意思）”（《李宗黄回忆录》，第208-209页）。）再加上其性格又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致使他刚一得知学生要在卢汉抵达昆明前集会游行，便认定此乃龙云的旧势力想乘机给他难堪，把他挤走。他因此下定决心：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左派学生闹事，我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他随后不仅在中等以上学校校长联席会上赤裸裸地威胁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不惜流血，而且直接参与组织党团人员采取行动。12月1日，他原本已经向卢汉交权，却还是亲自跑去省党部给参与行动的党部人员打气，声称：“过去（指大革命时期）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是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李宗黄策动“一二·一”惨案的一些情况（二则）》，《一二一运动》，第138、423-424页。）惨案发生后，李宗黄也依旧一口咬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是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因此，他不仅毫无惋惜自责之情，而且利用各种场合宣泄不满。即使在被蒋调离昆明之后，他还是上下活动，为自己辩白。其甚至直接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称：“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凡当地腐恶势力，均因之借尸还魂，借刀杀人，一切的一切，无所不用其极。黄奉召来渝后，始知各方不察，大有众口铄金，曾参杀人之势。实令忠肝义胆勇于负责之同志，灰心短气，有冤莫白。其实此次学潮，完全为本党与共党、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若将罪名责任，一律加于军政当局之身，其他毫不过问，实足以长敌人威风，灭自己正气。个人牺牲不足惜，必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当为我革命之中央所不愿闻。基于以上理由，拟请准予列席下周常务会议，详加报告，听凭核议，以明是非，而彰公道。”（注：《李宗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书》（1946年1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以下简称朱家骅档）。）
李宗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学潮的发生是共产党在主导，其实很值得怀疑。他上书的矛头根本上还是在攻击“当地腐恶势力”，其事后和晚年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学潮之发生，实因政府派卢汉来接掌云南大权所引起，使龙云旧势力必欲藉此机会赶走中央势力。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实已妨碍他们的权位与不法利得”。故而他们要制造学潮，激发惨案，进而“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作为政争工具，四出活动，百计中伤，诬指我处理学潮不当，因而发生血案”，“非逼我离开昆明不可”。（注：《李宗黄回忆录》，第246-247页。）整个事件的实质，其实就是：“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出活动，百计中伤，不惜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注：《关麟徵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特交文电，34030858，第458页。）
李宗黄的这种态度，无疑极大地促成了惨案的发生。就连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了解到事情经过并看到李宗黄的表现后，私下里也不免对其恨之入骨。傅明确提出：惨案的祸首就是李宗黄，其目的根本是政争。其次则是邱清泉。是“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于十二月一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还有一人可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总括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军长），关麟徵代人受过。”（注：《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409-410页。）
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国民党地方当局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去投弹杀人，固然并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央所指使和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勿庸讳言。实际上，战后国统区一再发生打杀学生的流血惨案，蒋介石都难脱干系。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得知昆明有学生与中共同声息，公开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就有密令给教育部，严厉指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蒋档·特交文电，4009198。）
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等“阴谋分子”在背后“鼓惑”“操纵”，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了。但是，学生毕竟只是被“鼓惑”“操纵”，对学生“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到底不能等同于在军事上之对中共。特别是进入40年代，即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际，蒋介石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其“断然严厉之处置”云云，亦多只是强调处置要坚决而不妥协，并非旨在暗示地方使用武力。问题是，蒋并不了解，地方党政当局对于罢课游行的学生们其实根本就无计可施，要其“严厉”，他们也只有暗中指使党团人员冒充民众动粗之一法了。只要动粗，就难免会出现流血，更不要说在那些军人当政的地方了。结果，往往是蒋介石前脚刚点了火，后脚又不得不急着出来灭火。其在点火和灭火之间，自然也是倍感气恼与尴尬。
蒋介石是11月27日收到关麟徵关于昆明发生学潮的电报的。关说明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要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他没有提到当晚党团人员特别是军队的介入，反而激成了学生罢课的情况，只讲了26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一节，说学生们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关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注：《关麟徵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蒋档·特交文电，34030858。）
侍从室得电后，即交由次日的官邸党政军会报会处理。会议“决定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学校。（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57页。）但教育部刚刚派高教司司长周鸿经飞昆，就传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事情因此急剧复杂化了。
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会报会得知惨案情形，马上开会讨论应付办法。从《中央日报》次日以后接连两天编发的“中央社”电文和相应的社论内容可知，宣传小组会报会的态度是，不隐瞒西南联大被军官总队学员投手榴弹的事实，肯定青年学生感情纯洁，但着重强调数日来昆明“阴谋分子煽惑”造成学生间罢课与反罢课斗争，导致30日罢课的师范学院学生袭击辱骂途经学校附近的军官总队学员，而“积不能平”之30余学员12月1日前往师院质询，再生冲突，且引发投掷手榴弹。（注：《野心家利用学生阴谋失败，昆明各校陆续复课》，1945年12月3日《中央日报》，第2版；《昆明学潮平息后又发生手榴弹案》，1945年12月4日《中央日报》，第2版；《论昆明学潮》（社论），1945年12月5日《中央日报》，第2版。）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亦立即与关麟徵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了报告。3日上午，蒋特地听取了唐纵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昆明学潮的情况。尽管蒋肯定了宣传小组会报会的做法，但对向校园投掷手榴弹且炸死了数名学生，他的态度也毫不含糊，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徵传达了蒋的意旨。当天下午，蒋又再度向唐纵询问了其命令下达的情况和昆明方面的现状，表现出其对惨案高度重视。
4日下午3时，依据蒋令，云南省地方当局开庭“公审”投弹罪犯。以卢汉为审判长，关麟徵和李宗黄陪审，并声称有联大代表出席旁听。法庭宣布失业军人陈奇达、刘友治两人“受共党分子姜凯以金钱官职诱惑，发给手榴弹听其指挥”，前往联大师院投弹，当判处死刑。（注：《昆明联大炸弹案公开审讯结果》，1945年12月5日《中央日报》，第2版。另据《大公报》载“公开审讯情形”记述，陈奇达等当堂宜称，他是在一个茶馆里遇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受其诱惑，给以三万元，并答应事成后介绍他去做支队司令。故他才于12月1日随此人前往师范学院，接受了他给的两枚手榴弹，并往人群中投掷。1945年12月7日《大公报》，第2版。）一方面断言昆明学潮为中共所制造，一方面又扯出一个中共分子利用国民党军官去破坏学运，对于这一说法就连蒋介石也觉得提出得太过草率。他明确指示：“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59-560页。）
“一二·一”惨案爆发之时，正值国共在华北四处开打，国民党接收东北受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蒋介石穷于应付之际。惨案的发生，难免会使国民党在美国政府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蒋不能不急图灭火。不意，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根本拒绝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说法。对此，蒋明显地不耐烦起来。
12月6日，蒋介石两度询问昆明学潮情形，并且怒气冲冲地直接给卢汉去电话，“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0页。）。但蒋气归气，限定最后期限后，还是不能不努力安抚学生，包括下令批准枪决陈奇达、刘友治；召关麟徵赴渝报告，以霍揆彰代理其职；同时还亲自发出《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职员负起神圣责任，“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注：《朱家骅致叶企荪电》（1945年12月10日），朱家骅档；蒋中正：《告昆明教育界书》（1945年12月7日），《一二一运动》，第437页。）。
但陈、刘二犯也杀了，关麟徵也“明令停职，听候处分”了，学生们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坚信李宗黄才是罪魁祸首，非去李惩李不可。然而李却态度倨傲，坚不请辞，蒋又碍于李的老资格，且自己前曾向其许下宏愿，也不能对李加以处罚。这种情况自然也就使学潮的解决被拖了下来。蒋明知事情关键所在，却不能不咬紧牙关，一面暗中请傅斯年等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容其逐步解决李之问题；一面再三发狠威胁，限令到20日学生若再不复课，就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蒋中正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档。）。
然而，由于李宗黄迟迟得不到处理，国民党当局明显理亏，故教育部并未能严格按照蒋的意旨行事，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仍旧全力斡旋。再加上17日马歇尔已到中国，蒋亦不便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刺激学生的行动，故罢课学生仍旧拖到了27日，才在反复劝告之下宣布正式复课。蒋终于在国民党强硬派面前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一个多月之后，即1946年2月12日，蒋虽然形式上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在云南本兼各职，看上去给了李一些惩罚，实际上他前脚撤了李在云南的民政厅长，后脚就通过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注：参见1946年2月13日（昆明）《中央日报》，第2版。）这也难怪不仅李宗黄到重庆后依旧态度倨傲，就是前去接替关麟徵的霍揆彰也丝毫没有从这一事件中吸取到丝毫教训。不到半年时间，昆明就再演血案。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只因公开批评政府，就被霍揆彰指使手下的军人先后暗杀了事，从而更加恶化了国民党的形象。
朱家骅及傅斯年，梅贻琦的居间调和
“一二·一”惨案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他所赖以在昆明居间调处的，先是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朱家骅曾留学德国，做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后投身政界，一度为CC系骨干人物，再后又自成一派，出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并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长、浙江省农工厅长、民政厅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代三青团书记长、军事委员会参军室主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因其资历甚深，做过北大及中大教授，多年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执掌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大权，虽坚决反共，但对知识分子颇有亲和力，因此不仅门徒甚众，即使在各大学教授中执弟子礼者亦甚多。
朱家骅在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正在重庆准备北上北京的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帮忙赶去昆明进行调处。傅并非国民党员，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且是朱在中研院多年的部属，与朱关系甚好。傅一向敢于讲话，就连蒋介石也要礼让三分的，是一个可以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中间的重要人物。
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和与教授们的密切关系，使他比较了解学校里面的情况。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造成此一惨案，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强硬反应是关键原因。故他深知此事的处理绝非易事，明确要求傅斯年等务必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分别办理的原则。他告诉傅斯年、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至复课至关重要，务请兄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身为教育部长，他最担心的是：“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注：《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朱家骅档。）
傅斯年的推测与朱家骅并无二致；12月4日到昆明后，他又很快印证了自己的看法，用他的话来说，“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注：《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409-410页。）。他提出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当局要“真正敢作敢为”，李宗黄、关麟徵、邱清泉等应出来承担责任。傅斯年的态度，再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促使蒋做出了某种让步。于12月7日不仅发表文告，而且决定将关麟徵调渝，由霍揆彰接任其职，并请卢汉出面主持调查和善后。但私下里，蒋还是大发脾气，扬言要解散学校。朱家骅深知蒋的脾气，生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再派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致电傅斯年等，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注：转见《妥慎处理昆明学潮》，1945年12月9日《中央日报》，第2版。）
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他自然更不清楚蒋对李的许愿，因此，接到朱家骅来电后，他随即于8日复电明言，只要政府负责将李宗黄等调离，此间事便不难解决。其电报宣称：“（一）一面严防另生枝节，一面与卢主席细商办法。（二）卢主席既出面主办，一二日内当为大规模之劝告。（三）如教授能大体联合响应作复课之劝导，便大有希望。卢与斯年正作此。（四）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注：《傅斯年致朱部长并陈布雷先生电》（1945年12月8日），朱家骅档。）
朱家骅对昆明学生坚不复课已深为紧张，其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交易，但他显然注意到蒋宁肯撤换其嫡系将领关麟徵，也不动李宗黄，知道其中定有隐情。故他明确电告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并强调“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注：《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7日）、《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8日），朱家骅档。）
李宗黄的问题不解决，不仅说不服学生，就连对教师方面也难有说辞。朱经农到昆明次日即注意到这种情况。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也认为此次学潮情形复杂，“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按即傅斯年）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必。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注：《朱经农致朱部长函》（1945年12月8日），朱家骅档。）这时蒋亦转经朱家骅，接连要求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但李宗黄不去，傅亦无法可想。他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周旋后，深知在不能去李的情况下，事情相当棘手，只能暂取“缓兵之计”，于9日复电宽慰蒋称：“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注：《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转呈蒋主席电》（1945年12月9日），朱家骅档。）
既然蒋坚不去李，深知蒋脾气的傅斯年也只好转而向学生施加压力了。但凭白无故死伤这么多同学，政府却只是换了个警备总司令，找出两个编余军官来顶罪，同时还编出一个再荒唐不过的共产党人姜凯幕后指使的故事来，《中央日报》更是不分青红皂白连篇累牍地指责昆明学生是被阴谋分子鼓惑煽动，这无论如何不能让学生们平静下来。学生会坚持政府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即(1)追究11月25日晚射击事件责任人；(2)取消11月25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颁布之禁止集会游行之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随意逮捕；(4)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道并道歉。11日，傅斯年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双方发生了意见冲突，弄到不欢而散。次日，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向傅斯年道了歉，但却明言四项要求不能改变。
和学生代表翻脸后，傅斯年对学生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他公开态度上虽然同意继续对学生做劝导的工作，背地里却向朱家骅提议，对学生不要轻易让步。其电报称：只要能劝说教授宣布学生不复课即行辞职，学生定尽失同情与立场，不愁问题不能解决。目前教授会已被说动大半，问题只在李宗黄一人而已。“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则政府占着地步，关仅受李之愚而已，但决不可有严厉办法，必俟教授与地方并感学生讨厌，政府免李宗黄占着地步，然后方可考虑。”他明显主张通过曲折的办法来解决李宗黄的问题，给教授们一个说法。而他对教授会的工作则尚须数日时间，“此数日内乞许斯年再作最后之努力”。（注：《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1、12日），朱家骅档。）
这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蒋介石已经想到了既不让李宗黄丢面子，又能够缓和学生情绪的解决办法。故朱家骅明确告诉傅斯年，可以向教授们透露李宗黄将被免职一点，以便于推动教授们予以配合。其电称：“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对）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惟因当时不能全明真相，已有重要处理做到最大限度，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亦属情理之常。故如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此事弟已与月涵（按即梅贻琦）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员，以解其忿。”（注：《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3日），朱家骅档。）但傅斯年对此已不甚在意，其显有成竹在胸，不愁学生们不听劝告。故其复电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注：死去的4名学生此时尚未正式下葬，有的且停尸于图书馆。故傅斯年有此之谓。）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注：《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3日），朱家骅档。）
傅斯年所以信心十足，在于他这时已有了一整套的进攻策略。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学生违命不遵，则他与梅贻琦即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必出以全体辞职一着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请解散”之措施，彻底解决问题。
“自请解散”显系一釜底抽薪之法，此法却多半出于梅贻琦的建议。惨案发生前数日，梅贻琦已到北平，但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12日晚赶回昆明。在重庆时，梅曾两晤朱家骅，知道朱因蒋有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之意，相当紧张，因而当面向朱保证，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若“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无宁自请停办耳”（注：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显然，梅贻琦这一建议是有原因的。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即已开始考虑各归原地复办原校。梅此次北上北平，即为考察复校事宜。傅斯年此次赴渝，原本也是为要去北平考察，不想突遇此事而不得不返回昆明。因此，既然复校为迟早之事，万一政府逼不得已坚持要解散联大，自不如乘机停办联大，三校藉此各回原地早日复办原校。
方针既定，梅、傅即开始联合行动。由于得到重庆密电，听说“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故他们在14日就紧急召集了常委会，确定以17日为最后复课期限。选定17日，不仅因为15日是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得出有否复课，与蒋介石的要求不相冲突，而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学潮结束对政府的形象有利。
为了配合校方的行动，卢汉亦相应地以17日为限向学生下了最后通牒。故15日，梅贻琦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办事处谈话，正式宣布了校方的决定。梅并且说明了学校规定17日全体复课的理由，和届时不复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接着傅斯年等亦依次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到为死难学生伸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其于次日送给校方的书面答复说明，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竟无上课者”（注：《梅贻琦日记》，第191页。）。
眼看第一步计划落空，17日下午3时校方召集诸教授茶话，梅贻琦报告了近几日调处交涉之经过，明确提出，他和傅斯年对学潮事均已感觉无能为力，解决无望，打算引退让贤。随即教授们开会，一致挽留，并决定次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进行劝告，下午再分由各系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如仍不能有结果，则实行“总辞职”。（注：《梅贻琦日记》，第191页。）
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的努力，傅斯年相信教授们出面亦不可能发生效用，最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请解散”之一着。故他明确告诉朱家骅说：“连日各方均对学生施压力，卢主席严函限期复课，否则另有办法。学生会往谒不见，地方各公团已书面表示学生会无诚意，无法帮忙。删晨常务委员会训话本校全体学生代表七十余人，梅、傅、冯、陈、潘、周继续发言，均告学生必于十七日复课。枚荪（按即周炳琳）并谓吾辈参与联大之人，今日可帮同毁灭之。目下可谓已将万强压力加于罢课者。然明日各教授上课，学生必不能上课，学校当局与教授必纷纷辞职。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至受责，枝节可以减少。然亦必有详细全盘计划，乞俟弟到渝面陈后再决定，万勿先下解散令。”（注：《傅斯年致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7日），朱家骅档。）
对于梅贻琦和傅斯年关于“自请解散”的意见，朱家骅其实并不十分赞同。他明确告诉傅说，因交通困难，如采取此一措施，势必要使学生们牺牲一个学期而无法学习，届时问题更多，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最好的办法仍是等蒋回重庆后，争取蒋同意将最后期限再度延长。他在15日当天就曾报告蒋说：“联大云大等校校务会议决议定十七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尚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有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蒋对此未示可否，但反应颇不耐烦，朱家骅因此一面上条陈自责“此事上烦厘虑，职至感不安”，一面仍坚持提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注：《朱家骅致北平行营蒋委员长电》（1945年12月15日），朱家骅档。）
18日，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届时“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意到蒋介石让了步，朱家骅明显地意识到危机正在过去。他在将蒋令转发昆明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和霍揆彰，强调对“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留有余地，不可仓促行事。因此，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剀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注：《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梅贻琦、傅斯年两常委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云南大学熊迪之校长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档。）
这边朱家骅全力调和，那边教授会亦积极运作。在有梅贻琦和傅斯年出席的19日的教授会上，通过了再度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卢汉随后亦痛快允诺。政府方面有了一点让步，学生方面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分化。联大除师范学院外，20日各班均开始有学生上课了。
开始有部分学生上课，预示着其他学生也将逐渐开始分化，因此，这时上至蒋介石，下至校方，反而不好再采取其他措施。如此连拖两日，倍感失落的傅斯年就已经沉不住气了。22日下午3时，教授会开会，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傅明显地表现“焦躁”，明言“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晚饭后，梅贻琦等均前去访傅，“劝其稍缓返渝”，也“未得谅允”。（注：《梅贻琦日记》，第192页。）
傅斯年刚走，李宗黄就于25日被召去重庆，离开了昆明，从而使事情进一步有了转机。由于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这时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注：参见林焕成《谈青年的斗争》，1945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因此，李宗黄的离开，使得他们有了迅速结束罢课的理由。学生罢课联合会于次日即发出了复课启事，昆明学潮至此终于告一段落了。
国民党籍教授众生相
对于“一二·一”惨案及其整个昆明学潮而言，处于漩涡中心的昆明各大学里的国民党籍教授的情况，无疑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且经营多年，昆明各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教授早已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以西南联大为例，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监察委员。联大成立后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不少也已是国民党员，如这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等。（注：关于联大各院院长大都加入了国民党的情况，可见冯友兰回忆。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鳞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而在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也已占到20%左右，其比例不可谓不大。（注：已知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即有崔书琴、查良钊、郑华炽、周炳琳、雷海宗、宁榥、张清常、梅贻琦、张伯苓、姚从吾、贺麟、冯友兰、杨西孟、陈雪屏、马大猷、华罗庚、杨振声、伍启元、钱端升、章廷谦、郑华炽、何衍睿、郑天挺、蔡维藩、霍秉权等。）
然而，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地方当局党政军各界的国民党人相比，昆明各大学里有国民党和三青团背景的教授们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绝大多数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的断然严厉之处置，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徵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联大和云大国民党籍教授在这一事件上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他们或者因强烈反共，故会把学运的发生看成是中共的挑拨或煽动，但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左倾分子，不赞同激化矛盾；或者基本站在国民政府的一边，但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的发生根本在于地方当局的专横与野蛮，如有中共捣乱，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注：谢泳先生对西南联大中国民党籍教授有过一段分析，说是“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此说似略嫌表面化。见谢泳《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www.cnread.net/cnreadl/xdwx/x/xieyong/sqdn/075.htm。）
联大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显然是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那一部分国民党籍教授的代表人物。他是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部最早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后又曾负责组建联大国民党党部。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之态度。1945年11月27日，即25日的时事晚会召开后，他就开始专门去函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了。他明确认为，学潮的兴起，根本在于驻军的强硬反应。因25日晚上的时事集会，“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从而导致“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但罢课虽成，校内毕竟还有党团力量与之相抗，“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在他看来，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他力主：“应与辞修（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按即钱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注：《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
学校中国民党人的意见显然不能对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发生影响。惨案就在姚从吾等人明确提出告诫之后，仍旧发生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姚从吾一类党团人员备感沮丧与不满。他在惨案发生后就有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陈雪屏和郑天挺。陈是联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会长，郑是历史系教授，时任联大总务长，同为国民党人。他在信中具体交待了国民党及三青团人员在学生罢课开始后的尴尬处境与心态。信称：25日晚之后，“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个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徵（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特别是一些团员看到当天“率领参加”打入学校的“祸首”即为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和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联大的三青团员内部更形分化，以至于“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面对这种情况，姚从吾等不得不一方面“对地方军人的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且据实呈报上级俾以公平处置，以平众心”；一方面“命令同志停止活动”，而不少人更“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姚悲愤地说：“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按即郑华炽）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按即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姚惟一感到庆幸的只是：“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会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日），《一二一运动》，第411-414页。）
由于无法再调动右翼学生出来与左翼学生相对抗，姚从吾、郑华炽等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授会上。其策略是以同情学生的姿态出现，在顺应大多数教授心理的情况下，从关心学生和学校前途的角度，努力促使教授会能够通过抑制学潮进一步扩大的各种决议。他们的这一措施显然取得了一些成绩。12月2日，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教授会议上一方面赞同慰问学生，赞同向当局交涉万一学生举行抬棺游行时，请准予游行的方案；一方面坚决反对闻一多等关于以罢教响应学生的提议，成功地利用党团员教授的支持和工科教授多数不愿扩大事态的心理，以61票对19票否决了罢教提议。（注：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一九四五年第二次至第十次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9日—12月26日），《一二一运动》，第381页。）对此，姚从吾、郑华炽等颇为振奋，更加积极地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来做教授会的工作。
两周后，党团工作也渐次恢复起来了。他们更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学生中的三青团员暗中推动中立学生早日复课。随后，在与朱家骅派来协助平息学潮的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他们先是促使教授会出面担保要求政府满足学生的要求，劝说学生于17日复课，继而在复课未成的情况下，则促使教授会通过决议，宣布到本月20日学生“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注：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一九四五年第二次至第十次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9日—12月26日》，《一二一运动》，第384页。）。这一宣示明显地发生了效果，20日，部分学生已经开始复课。姚从吾对此欣喜异常，特地写信给朱家骅通报这一消息。信称：“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廿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注：《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0日），朱家骅档。）显然，到20日以后，姚从吾等再度恢复了信心。其原因就是他们看到国民党籍教授在教授会里起到了中坚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芝生（按即冯友兰）、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按即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而枚荪尤佳。”（注：《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3日），朱家骅档。）
当然，那些立场与姚从吾等并无二致的国民党籍教授，其表现亦未必相同。诚如姚所说，前任教育部次长的周炳琳作用突出，在教授会上“几乎受全场的支持”，其本意在阻遏学潮，而同情学生的教授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日），《一二—运动》，第411-414页。）但也有个别教授，口头上与姚从吾等同样坚定，内心里却明显地患得患失，生怕学潮迁延，毁了自己的生计。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工学院教授宁榥。他一面极力主张教授会应以全体辞职威胁罢课学生，甚至坚信昆明学潮已难解决，力主当局应“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从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一面却在私下里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告以工科教授多半对形势悲观绝望，再拖下去，“大部分同仁亦将嗟叹求去”。为此，他恳求朱家骅代谋出路，称：“晚曾在航委会服务，菲材薄德，既不足感导后学，拟即另觅报效国家之处。敢恳夫子提挈，无任感盼。”（注：《宁榥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16、17日），朱家骅档。）而当学生复课后，宁榥的心态复又为之一变，不仅忿忿然声讨一切破坏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者，而且直言文法教授乃为事件祸首，称：“若无自命名流学者，专事攻讦政府，利用学生，以自高身价之文法教授幕后耸动，则联大可以平静无事，我国人民之普通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如此之低，民主从何谈起。晚坚信唯有工业建国，提高国民生计，为任何主义之先决条件。而实施此条件之先，必须有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破坏秩序者皆为叛国逆贼。”（注：《宁榥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27日），朱家骅档。）
除了姚从吾等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坚决，因而把反对和阻遏学潮视同反共斗争的部分国民党籍教授以外，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态度则明显中立得多。参加25日讲演的伍启元30日即有信给朱家骅，说明：“时事晚会之举行，在昆明各校原为极平常之事。此次之晚会已为第十余次。过去及此次晚会，均由数教授主持演讲，而由学生听讲，但晚会本身则素由学生团体主办，大约有一半为三青团主办，一半为学生自治会主办。此次之晚会，乃由此间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但由于下列数因，此次晚会甚受地方党政军负责当局所注意：（一）此次晚会乃地方行政改组后第一次之时事晚会。地方负责人或不明了此种晚会乃极平常之事，不免加以注意。且此次论题为‘内战’，故更引起注意。（二）目前学生自治会之负责人员多属左倾之学生，事后据地方负责人言，彼等曾得确实情报，学生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演讲会前数小时，钱端升先生及生均风闻学生将有游行及宣言之举，认为此种办法与过去晚会惯例不合，均曾分别与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谈及此事。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承认确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当时钱先生与生均谓在此种情下不愿赴会演讲。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前通知钱先生谓已决定取消游行等事，按照过去惯例，只有演讲，演讲后即散会。至于是否发宣言，则不在晚会中讨论。其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半以同样决定通知生，生遂往演讲。”当晚演讲内容除诸教授均倡言用联合政府的办法来解决内战问题以外，并无任何过分之处，不意军警干涉，造成学生情绪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分子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学校当局随后即对学生展开劝说工作，教授会亦决议派代表劝告学生即日复课。半数以上学生均有复课之意，只因学生启治会为左倾分子所主持，结果仍无法上课。30日“学生并出校外鼓动罢工罢市，情势已趋恶劣”。伍启元显然担心学潮扩大，故明确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他因此建言：“今日主要关键，仍在学校行政当局对使学生复课一事，是否有更积极之措施。如学校行政当局多所顾忌，不能有较积极之措施，而欲靠教授劝导以促使学生上课，恐非一易事。今日昆市学潮随时有传播他处可能，故今日要图，尤在先在渝市及他处设法防阻学潮发生也。”（注：《伍启元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1月30日），朱家骅档。）
然而伍启元之忧未了，惨案即已发生。25日同赴时事讨论晚会倡言联合政府的国民党籍教授钱端升，一面震惊于地方当局的横蛮暴烈，一面却也积极致书朱家骅，为政府及朱献计献策。其函称：“此间学潮不幸之至，根本原因为先生向所洞察可勿赘述，近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切暴烈。今后如何发展固难逆料，惟鄙意如政府方面无论中央地方，亦无论党方军方政方，如能步骤一致，不紧不弛，则一时总可不致再酿巨变。至言根本治疗，则非政治改进，难收宏效。忆去冬先生方拜新命时，端升一方为大学前途额手称庆，一方深感主持教育工作之不易，而为先生忧。如先生这威权蒙损害，亦即我大学受损害，而北大清华等校尤受损害。故对此次事件，先生究应亲来与否，如亲来应于何时亲来，仍亦应视此威权是否可蒙损害而为定”（注：《钱端升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4日），朱家骅档。）
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徵等视同为共产党。（注：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1946年1月19日《学生报》创刊号，转见《一二—运动》，第272页。）在党内同仁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作国民党员，但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的最糟”的“国民党左翼”。以钱这样的国民党人，于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态度不同，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会如何焦虑，亦可想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李宗黄等人的暴行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失望和沮丧。平素本与政治无涉的数学长才华罗庚教授此时的心态就极具代表性。
华罗庚在惨案发生时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政府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情形。在详细说明了学潮发生的整个过程后，他显然对当局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他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震慑？他在给朱家骅信中明确表示：当晚5位上台讲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驱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其中并无确定的“赤匪”，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甚至原本就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为此，他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兄即二年前晚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注：《华罗庚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朱家骅档。注：与一般所说两位主要死难者于再和潘琰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略有区别的是，华罗庚在报告中说明两位死者的身份时称：“于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岁，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国民党党员，南菁中学音乐教员，独子，未婚。”“潘琰（女），江苏徐州人，廿八岁，曾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军队，徐州突围（亦国民党党员）。”比照中共中央组织部1981年和1984年关于两人党籍问题的相关文件，两人当时或属双重身份。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1984年7月1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潘琰同志党籍问题的意见》（1981年2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397-403页。）
从姚从吾的“身经目睹，不胜气愤”，“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到华罗庚的“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说话者固然地位不同，心态不一，但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失望与不满却如出一辙。事实上，随着战后越来越多的惨案发生出来，像华罗庚这样在学校任教的国民党员逐渐地对蒋介石国民党由失望而绝望，几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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