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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文学领域内，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诗歌、散文、小说无不以璀璨的光芒照耀千古。唐代文学的成就不但使唐以后的文人墨客为之顶礼膜拜，而且也赢得了后世史家的一致肯定。不过，令人迷惑的是，在对有唐一代文学的肯定中，史家们对初唐文学却是持否定态度的。游国恩先生等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称“唐初诗歌”“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①原中科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唐初诗歌“仍是沿袭六朝的华艳风习”“唐初诗风不振”。②还有刘大杰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引清人叶燮《原诗》中语称：“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③显然，他们认为初唐文学继承梁、陈文学不仅不应该，而且还是其“诗风不振”、“极衰”的缘由。这是种颇具影响且流传甚广的观点。但是，这不是一种对初唐文学的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以及唐代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来考虑，特别是从初唐文人的文学创作，对唐代文学的正确发展方向的探索等方面深入考察，从而了解初唐文学对梁、陈文学继承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给初唐文学以公正的评价。
一
自西晋末年直至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维持了近三百年的对峙局面。虽然南方政权最后被北方政权消灭，但南方发达的文化却没有随着陈氏小朝廷的覆灭而自然消亡，在政治制度、文化诸方面对隋以及代隋而起的唐代，均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隋、唐统治者起自北方，尤其是隋代统治者，其权力衣缽直接承袭于北周，它的制度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可以说大部是继承北周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认定隋唐制度有三源。其中一是西魏、北周之源，“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实较微末”、“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认为（西）魏、周之遗物”。④另外是北魏、北齐之源，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间所发展变迁，而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是也。还有梁、陈之源，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政亡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所吸收采用，而传之李唐者。这二源中梁、陈本是南朝，无需多论，而北魏、北齐源中典章文物制度也主要来自南朝。由此可见，随唐在政治制度、文化诸方面对南朝继承甚多。这在当时是必然的趋势。自西晋末年开始，北方处在剧烈的战乱中，中原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纷纷渡江南下，江南在长时期内稳定太平，经济发展，而被保留的汉族文化在此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北方起自边裔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有所作为当然就少不了模仿、采用南朝文化了。
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南朝深刻地影响北朝，作为南朝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文学当然也不会例外。南朝各代，文学流派众多，文学名家迭出，不仅有十分活跃、成绩斐然的文学创作活动，而且还有系统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南朝文学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先进、发达的文学。《北史·文苑传》虽将“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北朝文学与“官商发越、贵于清绮”的南朝文学并重，但实际上北朝文坛除了郦道元、杨衒之的散文创作颇具特色，文人诗歌的创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几无成就可言。直到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而后出现了号称“三才子”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北朝诗坛才有所活跃。不过，从他们的诗文创作来看，他们深受南朝文学的影响。《北史·魏收传》载：“〔魏〕收每议陋邵文。〔邢〕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赋，何意道我偷任？’”由此可知北朝文士基本上还处于模仿南朝文学的阶段。地理位置偏于西的北周也受到了南朝文学的影响。如《北史·文苑传》称：“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特别是在南方文名很盛的庚信、王褒因出使或被浮 而降滞留北地，可以说北朝文学由此而受到南朝文学直接指导。北朝辅野上下对他们的到来是十分欢迎的。如庚信特蒙雅好文学的世宗、高祖的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交。⑤他们对北朝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周书·庚信传》云：“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由上而知，南朝文学一直影响着北朝文学，北朝文士也始终将南朝文学当作学习的典范。
梁、陈文学是整个南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宋齐文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无庸讳言，古人、今人集矢于梁陈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对其宫体诗深恶痛绝。宫体诗自有其缺陷，如题材狭窄、格调不高等等，但我认为不能总是一概否定，宫体诗一方面创造了精美的艺术形式，这本身是南朝文学讲究艺术形成传统的必然发展，又为唐代近体诗的出现作了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宫体诗人力求言情的诗歌理论，反叛了传统的诗教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诗歌理论的一次解放。⑥梁、陈二代，宫体诗创作固然风靡一时，但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也还大有人在。例如吴均、何逊、阴铿诸人的作品，较有特色。特别何逊、阴铿二人作诗都注意了工偶精对，审音炼字，对近体诗的形式，对盛唐杜甫等人均有很大的影响。总之梁、陈文学在前代文学的基础上仍有所发展。因此，政治、文化诸方面对南朝多有所继承的隋唐，文学方面也必定继承梁、陈文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
二
唐初继承梁、陈文学不仅是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的必然，而且也是唐代开国之君有意识提倡的结果。唐太宗喜爱陈代徐陵、庾信的文风，偶尔还作作宫体诗。这在当时就为虞世南所谏阻，也成了后世史家诟病其复倡轻靡浮艳文风的缘由。现代许多古代文学研究者也认为太宗文学上这种爱好是一种不良嗜好，与他的“雄才大略”很不相称。殊不知，太宗的这般所为，一方面顺应了当时社会上崇尚继承南朝文学的潮流，另一方面还含很深的政治用意，与治国方略有着很大的关系。
唐太宗十八岁随父起兵，东征西伐，荡平天下。虽然他对自己的文韬武略相当自负，但他也深知打江山和治理天下均需要大量人才，所以他很注意广纳人才，要行军布陈的武将，更要文士。如他在作天策上将时，就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居其间称学士者十八人。⑦即位后更加重用文士，如房玄龄其相业与太宗相终始，史称其“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在招纳人才时很注意招纳山东，江南地区的人才。开国时李唐统治集团的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关陇地区，这对控制关陇固然很重要，但对山东、江南的控制力无疑就相对削弱了。故而在武将方面，太宗重用了代表山东的李勣等人，文士方面，他对来自江南的岑文本宠信有加，用为宰相。另外他招纳了大批的来自山东、江南的文士。这些文士来自文化发达地区，原来都有很高的才名。如虞世南，史称“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⑨又如褚亮在陈时得到徐陵、江总、陈后主等人的推崇。”⑩还有来自山东的李百药，人称“才行相继，海内名流莫不宗仰”。(11)由此看来，与这些人交往，尤其是要使他们心悦诚服，不懂得他们所擅长的文学艺术是不行的。因此，太宗喜爱徐、庚的文风，作文赋诗，就不单是一己之爱好，而是有着联络山东、江南地区文士的感情，进而使他们对儒雅风流的皇帝及大唐的统治折服的政治用意。
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喜爱并提倡文学，还与他的偃武修文的国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宗一生亲自指挥过很多战役，又深染北俗，武人习气很重。即位多年后在苑内射猛兽，雄豕冲马，他挺身搏杀之并洋洋自得。唐俭进谏道：“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12)搏杀一兽乃是小节，不值得郑重其事，但倘若以狩猎杀兽演变成尚武好战，屡兴兵革，开边不己，那就会关系到王朝的存亡。唐俭之谏，其用意应如是。实际上魏征多次进言，要太宗偃武修文，可致太平。唐太宗也深明比理，并实施了这一国策。《旧唐书·文苑传》载：“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同书《儒学传》也称：“太宗数幸国学、小学。合祭酒、博士讲论”。开学校重儒学，实行科举取士，开馆修史等等均是偃武修文国策中的具体措施，当然这其中还应包括太宗常与学士诗人“讨论典籍，杂以文咏”倡导文学的措施。这种偃武修文国策的实施，对唐代的长治久安是有莫大的作用的。史学吕思勉先生说：“两晋、南北朝政治之一坏，一由贵人淫侈，一则胡俗之粗犷。唐高祖之怠慌，何异于晋武帝？使元吉而得志，亦何异于齐文宣哉？故知五代之弊风，至唐初犹未殄也。幸其末年风气稍变，右文者渐多，而太宗即其人，故获致一时之治。”(13)
由上可知，唐太宗学习南朝文学，作文赋诗、与臣下唱和不绝，就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爱好，而且也是其治理国家的国策的组成部分。不过，在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梁、陈是被灭亡的国家，其一切似乎都是亡国之由，决不能有所继承。例如说音乐吧。南朝音乐本保留了华夏正声，而北朝胡乐泛滥，太常雅乐亦杂胡声，颜之推上奏请求依凭梁乐考寻华夏正声，这本是非常合情理之事，可隋文帝不允，并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14)梁陈文学也逃不了被指责为“亡国之音”的厄运。如《隋书·儒林传》称南朝梁大同以后的文学“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在这种气氛下，隋文帝朝的李谔上书就痛论南朝文学的堕落浮靡，请正文体。隋文帝本有同感，当然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颁布诏书，用重刑移文风。(15)虽然此事为后世史家所盛赞，可实际上是错误的做法。一方面文学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或政治上似是而非的理由任意干涉，更何况此般所为是逆当时继承南朝文学潮流而动呢？二是以重刑干预文风移易实为开了后代“文禁”的恶例，除了使文士惧祸钳口、文坛萧条外，于文学发展又有何益呢？无怪乎史书称文帝性猜忌、“素不悦学”、“好为小数，不识大体”。这种做法正是帝“素不悦学”，滥用刑法治国弱点的突出表现，从治道，从文学发展两方面来看均无可取之处。与隋文帝相较，唐太宗深知“载舟”、“覆舟”之理，善于吸取历史教训，他没有将梁、陈文学视为梁、陈覆亡的罪魁祸首加以唾弃，而是在偃武修文国策的统领下，顺乎继承南朝文学之潮流，赢得天下文士归心，既使政治稳定又使文学发展。无怪乎《全唐诗》编者说：“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三
初唐文学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它很好地继承了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在于它在继承中有所创造，并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作了初步的探索。在此不想举出王绩这个特例来证明初唐文学的变化之征。尽管新旧文学史家都给他以很高的评价，似乎在初唐文学的一片黑暗中只有他才发出一星亮光。实际上他离群的吟唱对初唐文坛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虽然与后来一些诗人的创作有些偶合，但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甚微，谬奖实属多余。下面以太宗和上官仪的诗歌创作为对象来考察初唐文坛情况。
唐太宗的诗，辑录在《全唐诗》中共九十九首，诗作题材广泛，真实自然，是他生活经历的反映，也是他情怀、胸襟的写照。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是追忆战斗生活、欢庆胜利。例如《经破薛举战地》一诗云：“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诊静，再举鲸鲵灭。……”这首诗具体追述了大破薛举于扶风之役，风格豪迈，格调高亢。又如《还陕述怀》诗云：“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这首诗综述了在社会动荡、群雄并起时自己的怀抱与战斗生活，视野宽阔，气魂宏大。
唐太宗的诗作还有一部分是写景咏物的。《春日观海》就是属于这一题材的诗，诗云：“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仙气凝三岭，和风扇八荒。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影，迷云雁断行。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诗以“披襟”眺望大海开篇，描画了熙和辽阔的天地、浩渺无际的沧海等壮阔的自然景象。接着转入抒怀：“有形非易测，无源讵可量。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以沧海的博大与自然变迁的巨大力量隐喻自己驾驭乾坤的壮志。最后怀念成就一代伟业的秦皇汉武，表示要建立强大帝国的决心。全诗具有宏大的气势，壮丽的自然景象与豪情壮怀相映生辉，表现出创业君王的不平凡的胸襟与气魄。酬赠怀人的诗歌，太宗写得不多，但就这类诗来看，还是写出了真情实感，有一定感染力。如《饯中书侍郎来济》不仅写得有感情，而且还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其诗云：“暖日去尘昏霸岸，飞飞轻盖指河梁。云峰衣结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深悲黄鹤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聊将分袂沾巾泪，还有持添离席觞。“这首七言诗，已有不少律化的句子，音韵较谐协，在初唐显得很突出，有人误认为是宋之问的诗。
综上所述，唐太宗的诗很难说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作了很可贵的尝试。从他的诗歌创造来看，一方面他继承南朝文学传统，追求词藻华丽，讲究骈俪对仗，另一方面，武人的气魄，北人的粗豪，特别是励精图治，力求创建强大帝国的抱负和政治实践，使他的诗歌创作在有充实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还具有一种豪壮的气势。这就为唐代文学发展开创一条新路作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
唐初诗坛的代表人物，除了以帝王之尊而予文坛以巨大影响的唐太宗外，还有一位是贵为宰相以创制“上官体”而闻名于世的上官仪。现代的许多的古代文学史著作都承认上官仪把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方法归纳为“六对”、“八对”的程式，即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等，对律诗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又因他“以绮错婉媚为本”，将其斥为梁、陈遗风，他的诗歌当然也就无可取之处。实事求是地说，上官仪的诗作多是应制奉和之作，题材狭窄是其明显的缺陷，可由此而否定这样一位初唐文学的代表人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贡献显然也欠妥当的。他对唐代文学的贡献，一方面就是人们所普遍肯定的他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与探索已超过了前代人，为律诗的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方面的贡献本就不能小看，唐诗离开了精美新创的艺术形式就不可能是今天人们所盛赞的唐诗，即使再有思想内容也不过是汉魏诗的翻版。另一个方面，上官仪的诗歌创作也表现出了有别于前代诗歌的气度即唐人的气度。他的《循洛水堤步月》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云：“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
，啴噪野云秋。”这首诗视野开阔，气度雍容，显出了强盛，稳定的封建大帝国总理百揆的宰相好整以瑕、儒雅风流的风仪，实有大唐气象。难怪当时“群公望之如仙”(15)。这哪有一点轻靡、浮艳梁、陈遗风的味道呢？
通过对南朝文学的继承，实实在在地为开创大唐一代文风而努力的，在初唐还有许多人。如《中国诗史》所指出的继承齐梁的有初唐四杰、沈宋、杜审言等人。(17)这些人的诗歌创作在继承中已有所突破、有所创造，许多文学史对此均有比较一致的、肯定的意见，在此无须复述了。所以在上面我只着重地考察了唐太宗、上官仪两人的诗歌创作，以此来证明即使是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复倡齐梁淫艳之风的唐太宗、上官仪，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也出现了新的东西，初唐文学的发展应该算上他们的贡献。不过，我认为有一点应该提起人们注意，“初唐四杰”他们在继承南朝文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文学实践，在唐代就遭到许多人的訾议，即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末休”(18)。这说明初唐以后就有些人无法理解继承南朝文学的作用了。值得庆幸的是，被后人誉为“诗圣”的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充分认识继承南朝文学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自己是“颇学阴何苦用心”(19)，又要儿子“熟精文选理”(20)，并称李白的诗是“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21)，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初唐四杰”继承与探索方面的功绩，斥责那些轻薄非议的人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22)。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继承南朝文学与创造唐代文学的辉煌之间应该有内在必然的联系。
总而言之，初唐文学之所以继承梁、陈文学，是为南北朝时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所决定，也适应了起自北方、渐染朝俗的唐初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而实施偃武修文国策的政治上的需要；同时，初唐文学还在继承的基础为唐代文学走出一条新路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尝试。因此，对初唐文学就再也不能以“梁、陈遗风”四字概括了事，应予以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注释：
①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二）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②中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二）第335页。
③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第411页。
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5月新1版。
⑤《周书·庾信传》。
⑥见《中国古代文学教程》第38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⑦《新唐书·褚亮传》。
⑧《旧唐书·房玄龄传》。
⑨《旧唐书·虞世南传》。
⑩《旧唐书·褚亮传》。
(11)(16)《大唐新语·文章》。
(12)《大唐新语·规谏》。
(13)见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第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
(14)《隋书·音乐志》。
(15)《隋书·李谔传》。
(17)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中)第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北京第一版。
(18)(22)杜甫《戏为六绝句》。
(19)杜甫《解闷十五首》。
(20)杜甫《宗武生日》。
(21)杜甫《春日忆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