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对郭沫若浪漫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文化论文,浪漫主义论文,巴蜀论文,荆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I206·6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人与自然、文化之间相互创造和被创造的事实表明，一定自然文化圈内形成的某种地域文化生存形态，以“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规囿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程式，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地域文化积淀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显然，作家、艺术家较之一般人，个性气质与其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背景有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古希腊自然气候四季温热，人们常年赤身露体，颇爱角斗、拳击、掷铁饼等健美性质的竞技，进而成为希腊雕塑家对健壮人体美的长期直观。丹纳认为，地域文化背景是雕塑成为古希腊中心艺术并获得空间繁荣的原因。当然，丹纳环境论的单因逻辑有失偏颇，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都深深地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希腊雕塑与爱琴海岸的自然环境、古希腊城帮政治孕育的重理智、思辨的科学文化和外向性格有直接联系，裸体雕塑用逻辑的雕像（去掉个性）表现了普通性、理性的精神，理性天才—亚里斯多德正产生于此地域文化背景。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子精神”也源于北美洲大陆移民国家的杂交文化，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独特个体本位文化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化。福克纳认为，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一切文化的流泻，都是那颗深深扎入这一块邮票大小地方生活的民族精神大树的结晶。福尔斯作品深处对于维多利亚、马尔克斯、加靳比，都充溢着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样，郭沫若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及其审美创造也当然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浸润着故乡的历史文化传统。
一、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
中华文化呈一体多元交叉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蓝，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元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等）和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北方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与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巫鬼文化——楚文化特点迥异。前者标榜儒学，儒在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后者以道学著称，道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北有孔子儒学及其所编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有老庄及屈原奇幻瑰丽的《楚辞》，南北交相辉映。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植根于北方，因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在长期的南北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之中，北方文化占有总体优势。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楚文化已融汇于中原文化之繁衍大观的儒家文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各地之间的人文环境往往迥异，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明代屠隆认为：“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
》；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注：屠降.鸿苞集.卷十八）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第四册） “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时至现今文坛，有“海派”、“京派”、“山药蛋”、“荷花淀”等流派，也有“晋军”、“陕军”、“湘军”等之称。“斯声以俗移”，地域内的山川、土壤、气候、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等，形成了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了区域的文学风格，及其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与美学风格。
考察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不能不认为郭沫若深受长江流域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
郭沫若故乡为天府之国的巴蜀。远古时，蜀与楚“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注：巴蜀论丛·论巴蜀文化）邓廷良《楚裔人巴王蜀说》通过考证提出巴蜀文化源于楚文化。（注：邓廷良.楚史论丛·楚裔入巴王蜀.湖北人民出版社）巴蜀奇丽的山川也酝酿了神话和巫风， 在此背景下人们演唱着热烈婉转的歌谣，舞踊着激情迸发的诸神，助长了巴蜀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巴蜀和荆楚的交流融合亦源远流长。研究表明，楚民出自颛顼，来自西南蜀中。（注：应邵.风俗通义·六国.楚之先出自颛顼，其裔孙曰陆终.娶于鬼方氏……）长期遭殷人、 周人的歧视和侵伐，只是依靠不屈不挠的奋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成雄踞南方的强大民族。从文献资料考察，巴蜀先民的一支开明氏又从荆楚西行川西（注：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60）。 考古发掘也可发现巴蜀与荆楚先民之间的迁移交流融合，带着“巴蜀图语”的典型巴蜀铜器为铜矛、虎钮镦与等曾在汉中出土，（注：王建辉， 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新都马家乡的木椁大墓及大量器物亦清楚地表明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一器物盖上有“邵之食鼎”四字，与其时的楚国文字同出一辙。（注：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秦统一天下，许多楚地之人行徙川东，以至有“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楚人入川必然带来楚地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不仅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也在与周邻文化相互渗透、联系、融合中发展壮大。唐宋巴蜀天府之藏，经济发达，不仅成为帝王避祸战乱之地，而且各地移民大量入川，骚人墨客云集蜀中，巴蜀文化汇纳百川，与各地文化交流融合。至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带来了巴楚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并未使巴蜀与荆楚、巴与楚、荆与楚及各地域文化失去地区和民族特点，在数千年的互相交流与渗透的历史进程中，“从文化上说是同一类型”的巴蜀荆楚文化圈的文化共同性仍很鲜明，即道文化因素和浪漫色彩。至郭沫若诞生，巴楚之地已一定程度地儒学化了，只在山青水秀的乐山仍具有道文化活力。
巴蜀之地的“四川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风不易侵入，故水绿山青，气候特为和暖”，四川又是富饶的天府之国，有平原、高原、丘陵、山地、草地等地理景观及不可胜数的物产资源，形成巴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等特点。其中“尚滋味”、“好辛香”属饮食文化，“多斑采文章”等与楚人浪漫之风和“九头鸟”精明强悍性格气质颇为相近。蜀地山川雄伟，名山大川风光和壮阔的气势，巴蜀风情融合楚文化更显瑰丽色彩和奇幻想象。自古文人皆入蜀，更多为蜀地山水，且入蜀后诗风为之一变。“蜀山去国三千时里”，环绕的奇山峻岭阻隔了封建的正统文化，使巴蜀人的个性自由不羁，从司马相如到陈子昂、从李白到苏轼等皆具相同的文化气质——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张扬个性、独抒性灵及瑰丽文采、奇幻想象等，巴蜀地域化的楚文化特征颇有“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注：丹纳.艺术哲学）
二、对巴楚文化个性的感悟和认同
郭沫若出生于天府之国的四川，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渗透融合及故乡历史文化积淀给予郭沫若文化品格、精神气质以很大影响。不为主体意识觉察的无意渗透和诱导，使郭沫若从小就具有浪漫主义气质——敏感的艺术型少年感悟和认同巴楚文化的浪漫色彩。
地域文化是历史范畴，既带有传统的继承性，又具有现实的具体性，特别是受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更主要的是受个人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郭沫若青少年时代的家族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氛围、文化教育及故乡的民俗风情给予了郭沫若较多道家文化的影响。
其一，家庭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氛围。郭沫若出生在川南的“海棠香园”——嘉州，“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蜀地山川毓秀钟灵，峨嵋山、凌云山、高标山……沫水、若水、泯江等，山连山、水连水、山水相映，李白、苏轼等文人学士曾于此显示其才华，醉情于山水。郭沫若从小受到故乡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熏陶，传承着崇尚自然的情趣。峨嵋山四时寒暑，晴雨雾雪，山的色彩与形态变化常诱发他的奇想，产生不尽的诗情。四川“绝好的山河”曾给许多文学家以丰富的滋养；峨嵋、凌云、泯江、大渡等名山大川的宏伟气魄和博大精神对于郭沫若性格的陶冶及其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形成，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祖籍福建宁化县，清朝末年入蜀，从事被儒家视为“末流”的商业。祖上“由两个麻布起家、长途贩运，逐渐殷实”，父亲“奔走于铜、雅、府三河之间，酿酒、榨油、卖鸦片烟，兑换银钱”（注：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如此商业经济生产方式培养了开拓精神和强烈个性。郭家的商贾文化氛围亦影响着他耽于幻想、追新求异、自由浪漫、奔放不羁的个性特征。
其二，民俗文化。侠义精神是嘉州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川南作家阳翰笙称其故乡是《水浒》似的故乡。郭沫若祖父、父母不仅有游侠之风，而且有不幸的遭遇和可赞的事迹。郭沫若称其故乡“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会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他决不会抢到自己村子上的人。他们所抢的大概是乡下所谓“土老肥”——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注：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郭沫若的祖父长期浪迹江湖，执掌过沙湾码头，是远近闻名的“金脸大王”，父亲因经商也交有不少江湖朋友，郭沫若儿时记忆深刻的不是文人学士、农夫贫妇，而是“土匪”，他颇为欣赏和佩服出身沙湾的大渡河土匪头领的爱乡心与义气，并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他豪爽叛逆的性格与游侠之风。家族血缘背景中道文化因素与商贾文化所蕴含的耽于幻想、追新求异的特征，构成郭沫若早年生活氛围与巴楚文化联系的内在根基，而较少纲常名教的束缚。同时代的创造社作家阳翰笙的家庭血缘背景绝无半点浪漫，其父从小灌输“成龙上天，成蛇下地”的儒家思想，父母家庭及乡亲不断强化其社会责任感，他从小接受的是川南地域化的儒家文化，并深受诗人黄庭坚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文品格的影响，其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了理性精神。同一地域文化中，郭沫若和阳翰笙的不同品格，显示了作家地缘关系的历时性内涵。人作为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文化载体，必然受着一定社会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制约。
其三，文化教育和思想倾向。郭沫若二三岁时就接受了母亲“诗教的第一课”，于“绥山馆”发蒙读书，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塾师沈先生以《千家诗》、《诗品》、《唐诗三百首》等古诗为教材，结合当地自然景物教郭沫若读诗、对对子。（注：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5）陶渊明、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大自然充满诗情画意的生动描绘，给幼年沫若以莫大的兴奋，其幼小心灵为艺术气质所统摄。郭沫若自小接受了较多道家文化的影响，于乐山求学期间表现出了倜傥不羁、愤世嫉俗的道家风范。郭沫若十三四岁时开始研读《庄子》，不仅喜欢其汪洋姿肆的文辞，而且迷恋庄子的思想，“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姿肆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学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注：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71、488）。此外，郭沫若也向往苏轼、崇拜王阳明、 景仰屈原，在以风骚并重（诗言志和诗缘情）有中国抒情传统的两大精神原型中，郭沫若便认同《楚辞》缘情的秉性，巴蜀地域化的楚文化因子通过李白、苏轼、庄子、屈原及川南自然山水、民情风俗源源不断地渗进郭沫若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郭沫若对巴楚文化个性的感悟和认同，以不为主体觉察的无意渗透和诱导追寻巴楚文化的浪漫色彩。形成了郭沫若对大自然执着的偏爱、热烈奔放的气质和狂放不羁、反抗叛逆的个性。
三、现代文化思想的扬弃和升华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文学出版社：390 ）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亦然，环境的熏染和积淀的传承与潜移默化，必然对郭沫若的创作和审美取向产生潜形的或无意识的，却是十分稳定而深远的影响。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一个观念好比一粒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汲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形成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和发展”。（注：丹纳.艺术哲学）
郭沫若的青少年时代是古老中国新旧嬗变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权，带来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郭沫若在此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步出家门求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巴楚文化因子因主体意识的参与而激活，以破坏偶像、崇拜自然、尊重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及以奔放不羁的文化个性反抗专制黑暗、发展“一任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的叛逆性格和浪漫心性。
杨义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原本是最富有文学气质的一派，它存在不少消极面，但在严肃典重的儒家礼乐体制之旁给人们腾出一条开阔新鲜的自由想象这路，赐福于中国文学者甚多。然而，道家与其它传统文化一样，在中国文化、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其盛衰浮沉取决于本身素质，它所蕴含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在现代的重新解读，与西方文化的接触点沟通程度，与人类心性的本质联系，使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仍具有调适和融合的活性。在新旧嬗变的时代，巴楚文化的浪漫不羁以炽热的情感鼓励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理想，同样具有适时性，于多种文化成分融合过程中颇具现代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 （注：扬义.道德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2）：148）不难发现， 郭沫若承继了道文化的积极成分和巴楚文化的浪漫之风。
此后，郭沫若接受现代文化思想的启迪和指导，逐渐扬弃了“年纪轻轻便沾染着一肚子臭名士的坏脾气”等道文化的负面影响，并对老庄虚无淡泊、消极出世、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了具有现时价值的理解：老子的入世精神不屑说了，庄子“并不是完全忘情于世道的人”（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204），他“不为轩冕肆志， 不为穷约趋俗”，所以，“对于现实的一切目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195）老庄“破坏偶像崇拜自然、尊重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郭沫若的思想，引发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早期基因。同时，屈原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陈子昂、李白、苏轼等不羁礼法、张扬个性、独抒性灵的浪漫精神，也激发了他反抗封建藩篱的文化意识。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二级结构形态中，接近庄子个性的郭沫若亦认同孔子务实的品格和人文精神。当国家民族外患内乱时，郭沫若由自发反抗黑暗到富有反抗精神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生，由不羁个性到人性张扬，主体意识日见强化，标志着他现代文化精神的充分觉醒。
中西文化充分交汇时，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民族的需要汲取、改造、整合中西文化。从庄子引发的泛神论基因导引到王阳明、歌德、斯宾诺莎，并改造、整合而成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他取择与泛神论相同的肯定人的价值、追求人生至高理想的个性解放思想，吻合了时代的进步潮流和现代世界的新观念。此外，他还接受了外国浪漫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思潮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启迪和感召。素有浪漫心性的郭沫若以生命喷火的方式开始了“诗的觉醒”与“作诗的兴会”，作出了弃医从文的文化选择，敲响“创造的钟声”，致力于新文学的创造。他歌唱“生的颤抖，灵的喊叫”，探究星空，拥抱地球，赞美太阳，以狂放的激情、奇丽的联想讴歌集香木自焚的凤凰、再生的女神，其人文精神挟裹着时代精神奔突而至。其潜存的巴楚文化因子不断升华，不断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负累。
此后，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登上宝筏，投笔从戎，北伐南征，流亡日本，抗战回国请缨，为和平民主呼号……，实现了文化意识的觉醒，把历史研究转向屈原，创作《屈原》等大型战国史剧。积淀在郭沫若深层心理的巴楚文化因素与现实斗争激发的文化意识相沟通，发掘了民族振兴的内在力量。郭沫若以开阔恢弘的胸襟、清明洒脱的气质、自由开放的心态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限制，高举浪漫主义旗帜，反抗黑暗，讴歌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为中国现代浪漫派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四、创作和审美取向的隐性传承
文学创作是作家心态的凸现过程，既反映客观现实生活对作家心理的投影，也表现作家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等深层结构。郭沫若的创作尽管受时代精神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但其审美取向显然深受巴楚文化的影响。故乡历史文化养育了郭沫若，并内化至人格和性格之中，隐性传承于创作和审美取向之间。
其一，郭沫若的作品体现了崇尚自然、独抒性灵、主观外向的特点，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郭沫若少年时代创作了《晨发嘉州返乡舟中赋此》等许多歌咏家乡自然山水的佳作，抒发少年沫若的浪漫心性。当跨出国门，足迹遍及海内外时，他以诗人的卓越天赋，赞颂大自然的伟力，洋溢着追求光明与解放的热情。早年的《怪石题群虎》、《与成仿吾同游原林园》和五四时期的《雪朝》、《日出》、《太阳礼赞》、《光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海舟中望日出》和后期的《蜀道奇》、《黄山之歌》、《金字塔》等，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狂喜、惊讶、感慨、思考、幻想。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晴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浴海》
青沉沉的大海，波涌汹涛着，涌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
——《太阳礼赞》
哦哦，环天都是火云！
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
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
你们可都是亚坡罗的前驱？
——《日出》
郭沫若礼赞自然，借自然景色酣畅淋漓地抒写性灵，飞扬凌厉，其诗剧借屈原之口抒发出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电，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湘累》）
郭沫若的创作与庄子“法无贵真”和“原天地之美”的思想追求一脉相承。其热情奔放、神思飚发、自由不羁、个性张扬等又可见李白的神髓；其纵横的才气、豪放的气势、宏大的气魄又颇得苏东坡的神韵；那瑰丽奇幻的抒写也受着屈原的浸润；《天上的街市》、《新月》又颇有陶渊明朴素宁静之风。郭沫若的诗作虽接受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故乡传统文化的渊源仍显而易见。郭沫若对自然的礼赞与崇尚大自然原始活力的楚文化、巴蜀文化紧密相通，荆楚—巴蜀文化因子赋于郭沫若诗歌内在的生命力。郭沫若作品的主要意象—太阳、月亮，贯穿着楚文化光明崇拜的原型，象征着青春、生命、力量及自由、和谐、宁静、积淀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其二，郭沫若作品处处表现了大胆反抗叛逆的个性解放精神和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女神》“摆脱一切羁绊”的抒情主人公，冲决一切藩篱，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并借凤凰涅磐的古老神话所创造的意象表现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和反叛。郭沫若热情赞颂古今中外一切反抗旧世界的匪徒，并向一切叛逆者连道27个“晨安”而自喻“狗”吞食宇宙日月……大胆坦露着热烈反叛的精神，他怒诉卖国贼（《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在历史剧中借屈原之口呼唤风、雷、电，烧毁比铁还坚固的黑暗。他大声疾呼：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的母亲，
我要反抗
我要反抗
我揩开了眼泪
要驱除那万恶的豺狼
——《中国人的母亲》
郭沫若大胆反抗叛逆的精神深深地受着楚文化代表人物庄子“独志”（《天地篇》）、“独有之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篇》）、“汪洋姿肆以适己，秕糠皆可为尧舜”及庄子行为所表现的反权威、反偶像崇拜思想的浸润，承传着巴蜀作家李白、苏轼等不拘礼法、个性张扬的传统，洋溢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郭沫若作品中的历史神话人物、屈原、聂荌、女神、凤凰等作为诗人“自我”的化身，时而是“偶像的破坏者”，时而又化作“天狗”，涌动着时代的新潮而骚动不安。他“飞奔”、“狂叫”、“燃烧”，甚至爆炸自我、吞食日月星辰和全宇宙的疯狂的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与屈原《离骚》、《问天》淋漓尽致表现“自我”的梦想与追求、身世、遭遇何其相同。屈原的“自我”所表现的意识不是“个体”意识，而是蕴含了极其深切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同样，郭沫若的“自我”也不仅是“小我”，不仅是一己的个性解放，而是以强烈的“自我”情感抒发蕴含民族上下求索、追求光明、渴望新生的情愫，挖掘了深藏于国人心底的内在能量，让受压抑的主体个性自然伸张，通过自我的能量辐射创造温热、创造新太阳，谋求民族新生和解放。
其三，郭沫若作品具有巨大的气魄、奇幻的意象，充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其表现手法承继了楚辞诗人的艺术思维方式，以诗人式的直观想象气质，遨游于神话幻想之中，追忆于历史传说之中。以“生的颤动，灵的喊叫”，以狂幻的激情，创造许多奇幻的意象：“涅磐的凤凰”、吞食日月的“天狗”、“棠棣之花”、向上的“雄壮的飞鹰”和“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的“翱翔的凤凰”（《心灯》），“环天的火云”，“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Apollo 的前驱”（《日出》），还有雪朝、光海、霁月、风、 雷、电等，颇具时代特征和现代意识。与楚文化奇幻的想象一脉相承，其巨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可溯源于《庄子》浩荡之奇言，瑰丽生动的文风，浩翰恣肆的文思和广含深蕴的意气；溯源于屈原《离骚》飘风云霓的神奇飘缈；溯源于李白大胆的夸张、奇丽惊人的幻想、排山倒海的气势，苏轼的豪放、轩昂和超凡脱俗，如此浓烈的浪漫主义激情无疑是楚—巴文化潜质受现代文化意识的导引并使之升华，并于郭沫若作品的显现。
其四，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自觉追寻巴楚文化传统，以“百史注我”的浪漫诗情创作《屈原》等六部战国史剧，从中挖掘民族振兴的力量。战国时期楚国合纵抗秦的历史，楚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足以垂范千秋的爱国主义典型激励着郭沫若用戏剧干预现实人生并迸发精神力量。他不为史实所囿，以浪漫不羁的想象“一任感情的驱使塑造人物”、设置场景，春姑、婵娟、如姬等无不是诗化之人、情化之人。郭沫若剧作中情深意长、深明大义、光彩照人、清资丽态的巾帼英雄（聂荌、春姑、婵娟、如姬等）莫不“积淀和秘传”着楚文化崇尚女性的传统，承续着楚辞“芳草美人”的象征意向，借女性讴歌理想。郭沫若用诗化手法塑造的屈原更是作者全部理想的化身，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不仅映照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精神，同时也映照郭沫若的人格精神。郭沫若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屈原把一腔的冤屈和愤恨同咆哮的风、雷、电合为一体，发出震天地、泣鬼神的呼叫。风、雷、电，这宇宙能量的奇观，发挥出更凶猛的威力，“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黑暗、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并让自己“熊熊地燃烧着的”“迸发出光明”，“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这雄浑壮美的雷电独白是从屈原的《天问》得到的启示。诅咒黑暗、与邪恶抗争、对光明自由的向往歌颂等不仅体现屈原的精神及皖南事变后的时代精神，又是郭沫若人格精神的统一体现。郭沫若深层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旦与现实文化意识相沟通，历史剧的审美创造必然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五，郭沫若作品有意无意间使用了巴楚民俗和方言，《女神、新月》受蜀地儿歌《月儿走》、《月光》的启示。《凤凰涅磐》中凤凰和鸣也是从大渡河畔船夫号子得到启示，那“一切的一切，请了请了”则直接运用了蜀地方言。历史剧抒写的中原一带的自然民俗也留下了楚文化的印痕。《棠棣之花》对濮阳民俗的渲染，则移植的湘楚一带“极为公开而自由”的“男女性爱生活”情景（马茂元选注《楚辞选》）。《虎符》的“中秋赏桂”则是楚蜀之地的风习。《高渐离》的击筑伴唱、男女合声也出自于《九歌》的场面，而《屈原》则直接取材于楚国故都的生活，浸透着浓厚的楚地风情。
可以认为，郭沫若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取向与故乡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浓厚的联系，荆楚—巴蜀文化赋于了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文化特质，并显现于创作和审美取向。诚然，作家的文化个性、思想特质和审美取向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受着多方面的文化影响，特别是郭沫若更处在多元复合的世界文化结构之中。如果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影响，忽视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保持自身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则有失偏颇；反之，也不能夸大传统文化的影响，黑格尔的“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123）的精当论断，同样适用于郭沫若。
收文：980817114
标签：郭沫若论文; 文化论文; 楚文化论文; 巴蜀文化论文; 屈原论文; 艺术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日出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