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中的界限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前导演杨伟光逝世纪念话语为例_央视论文

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台长论文,边界论文,话语论文,央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重要媒体人的逝世往往成为新闻界的关键事件，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一个集体言说的象征机会，以重申或调整新闻职业的理念、规范与角色定位(Carlson &Berkowitz，2012；Carlson，2007，2012)。对重要媒体人逝世的纪念报道，诸如美国新闻界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纪念，对《华盛顿邮报》前主编、“水门事件”报道牵头人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的纪念，往往既肯定逝者的职业成就，也以其代表的媒体时代为参照点来臧否新闻业的现状。然而，我们仍未看到中国语境下的相关研究。此外，西方语境下的媒体纪念话语往往忽略了对逝者生前所属的媒体组织的考察。本文力图表明，中国媒体人对卓越媒体人的纪念，不仅与逝者个人和新闻业有关，还与媒体组织有关。

       2014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先生病逝，享年79岁。杨于1999年从央视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探索电视业务，其逝世消息经新浪微博传播后，引发众多媒体从业者与传媒学者的哀悼、纪念(“每次转型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东方早报，2014～09～22)。如果说媒体人对南方报业集团原副总编江艺平提前退休的纪念主要局限在南方报人范围内的话(白红义，2014)，对杨伟光的纪念则超越了央视的局限，出现在电子媒体、报刊、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等。诚然，与江艺平提前退休引发的“一个时代结束”的感慨相似，杨伟光的逝世引发了央视人及其他媒体人对央视曾经的“黄金时代”的怀旧与对现状的再审视。

       本文之所以聚焦新闻界对杨伟光的纪念话语，原因有三：首先，央视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机构，具有特殊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而央视在近一两年来陆续有高层领导、知名主持人涉嫌贪腐丑闻而被带走调查，同时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已存量不多(《离开CCTV》，博客天下，2014～09～15)。此时对杨伟光的纪念便卷入了特定的组织语境，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次，杨伟光对中国电视业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其推动的电视改革对社会影响深远。其三，近几年来，电视与纸媒的商业模式与传播模式正受到来自社交媒体的深刻挑战，传统新闻业正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对杨伟光的纪念，除了与一个卓越的媒体人有关，也与传统新闻业的变化有关。

       二、媒体记忆：个人，媒体组织与新闻业的三个维度

       对媒体人的纪念关乎媒体与集体记忆，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察媒体报道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角色、意义和功能或分析媒体如何基于集体记忆来报道现在的新闻，本质上属于“媒体中的集体记忆”(即memory in media)(如李红涛，2013；Berkowitz，2011；Edy，1999；Meyers，2007)；另一类则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塑造“媒体的集体记忆”(即memory of media)(如Zelizer & Tenenboim-Weinblatt，2014；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Zelizer,1992)。如果说前一种方向的研究已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那么后一种方向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挖掘。媒体自身的集体记忆，体现了记者这个“阐释社群”(Zelizer，1992)对自身形象、角色定位及职业规范的共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媒体记忆指的是“对经由媒体叙述和使用媒体以及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往的系统性探索”，是以媒体的形式塑造的关于媒体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共同理解(Neiger，Meyers & Zandberg，2011)。传媒业标杆人物的逝世或职业上的重大变动都会成为新闻界展开公共叙事的特殊契机。

       对卓越媒体人——通常是具有开拓性质、对行业做出贡献的先锋人物或具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从业者——的纪念是媒体从业者塑造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纪念卓越媒体人，媒体记忆向后来者召唤了那些暂时被忘却的职业理想与社会理想(Kitch，2005)，表达对逝者的卓越成就及其遗产的肯定与继承(Meltzer，2010)，重申新闻职业的理念、价值与意义，维系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为自身的文化权威加冕(Carlson，2007)。例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逝世之后，美国记者将克朗凯特的电视网时代与当今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既表达出对电视新闻业黄金时代的怀旧，也批判式地检讨了电视新闻的现状，重申严肃的、非党派化的全国性电视新闻网在社会的中心地位(Carlson & Berkowitz，2012)，尤其是克朗凯特式的新闻主播所体现的专业风范(Carlson & Berkowitz，2014)。总而言之，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是媒体纪念的核心叙事。

       某种程度上，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媒体从业者的纪念，也是媒体人通过定义角色模范来维护新闻业以及记者的合法边界的努力。易言之，媒体记忆反映了媒体从业者在“好的”与“不好的”职业行为之间划分界限的话语实践(Carlson &Berkowitz，2014；Berkowitz & Gutsche，2012)。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来自科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因(Thomas Gieryn)对科学家群体为了捍卫科学的认知权威而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进行特征区分的研究(Gieryn，1983)。新闻业的边界工作，是指新闻社群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讨论并界定何种职业行为是“好的”、“合适的”，以及何种行为是“不好的”、“不合适的”而形成的一种职业控制机制(参见陈楚洁，袁梦倩，2014)。就媒体记忆作为一种边界区分实践而言，现有的研究仅聚焦于“好记者”的逝世所引发的纪念话语，而没有探讨媒体记忆如何建构媒体“好领导”的职业边界。对“好记者”的纪念，围绕的是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如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原则，以职业偶像的职业经历所体现的新闻专业意理来定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边界(Carlson & Berkowitz，2012，2014；Carlson，2007，2012；Zelizer，1992)。然而，这些纪念话语未必适用于对一个媒体领导者的纪念。并且，对杨伟光的纪念恰好发生于央视遭遇贪腐丑闻的语境下。如果说媒体记忆具有语境特殊性(Zelizer，1995)，那么对杨伟光的纪念也会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变化的语境产生联系。

       对特定新闻从业者、媒体组织及其所代表的媒体时代的记忆，往往包含了怀旧情绪。当人们将现在与过去相比较，认为过去存在一个黄金时代时即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怀旧心理(Tannock，1995)。弗莱德·戴维斯(Davis，1979)说，人们之所以怀旧，其根源不在过去，而在于当下，尤其是当今昔相比反差太大时，怀旧就会更加强烈。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认为，怀旧是一种社会体验，是“一种以关于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理解以及关于何谓更好或更坏的文化定义为基础的记忆的形式”(Kitch，2005)。就新闻业而言，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指出，“‘黄金时代’其实是在令人悲观的现实中创造出来的充满怀旧色彩的构念，它提供了更多的关于新闻业现状而不是过去的洞察。……传达了新闻从业者认为传统新闻业正日渐衰落，并忍受着集体性下滑之苦的感受。”“黄金时代”通常意味着大众媒体在媒体资源稀缺的创业期享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性以及蒸蒸日上的社会声望，即便当时的亲历者们不以为自己身处“黄金时代”，后人或亲历者后续的记忆也会以“黄金时代”来描绘这一特殊时期(Gans，2004)。因而，“黄金时代”的修辞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业历史的一种神话式的建构。那么，新闻从业者所再现的央视“黄金时代”具有什么特征?“黄金时代”的怀旧叙事如何与媒体人对新闻业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认知相联系?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而言，怀旧是个体建构、协商和重构自身认同的一种方式(Davis，1979)。同理，新闻从业者职业经历中的怀旧也关系到职业认同的塑造。这种认同受媒体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媒体生态环境急剧变化时，尽管纯粹的怀旧会使新闻从业者的目光局限于过去而未能更主动地参与改变新闻业的现状(Usher，2010)，但怀旧式的记忆重构有助于新闻从业者理解当下日新月异的媒体形势(Carlson & Berkowitz，2012)。进而言之，怀旧是记者在个人经历与新闻业之间进行联系且塑造自身意义的一种方式，有助于合理化记者刻画新闻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图景的文化权威(Spaulding，2014)。

       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权威是指其作为社会事实阐释者与历史事件叙事者的公信力与合法性(Carlson，2012；Zelizer，1992)。通过重述新闻业尤其是行业先锋者在记录历史以及解释社会现实中的重要角色，新闻从业者试图强化自身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文化地位(Carlson，2007)。新闻从业者采取多种叙事策略强化自身的文化权威。其中，记者亲历事件的个人化叙事或者记者对见证者叙事的再现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修辞策略(Zelizer，1992)。当然，对新闻权威的宣称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受到来自新闻业内部与外部的竞争和挑战。媒体记忆在这种动态协商过程中创造重要的话语机会，而不同的记者、新闻机构所再现的媒体记忆，以及这种记忆如何与新闻业的现状及未来产生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记者的记忆往往借助于明星地位以及见证者叙事，媒体组织的记忆则强调专业典故与知识的传播(譬如以新闻组织的名义回顾某些历史事件，或以卓越媒体人在新闻机构内的经历来肯定新闻机构的重要性)，而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业则强调新闻实践的历史意义以及新闻业记录“历史的草稿”的合法性(Zelizer，1992)。这涉及新闻从业者如何挪用对过去的解读(诸如纪念报道、提供历史类比、提供历史语境等)(Edy，1999)，以建立各自对新闻业现状与未来的应然理解的文化权威。然而，现有的文献并未阐明新闻从业者的媒体纪念叙事服务于哪个层面的新闻权威的宣称，亦未厘清这些记者个人、新闻机构与新闻行业如何通过纪念“黄金时代”而产生争议与互动。

       综上，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围绕杨伟光的媒体记忆塑造了什么样的媒体领导的职业边界?通过重述央视在杨伟光时代的改革及其对新闻业与社会的影响，媒体人表达了对媒体现状以及媒体角色的何种认知?这些记忆如何与媒体所处的组织、政治与社会语境相联系?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纪念杨伟光来维护其文化权威?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报刊、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搜集研究资料①，由于不同媒体的生产周期不一，相应的文本检索区间也有所不同。首先是报刊、专业杂志(如《视听界》)和网络新闻中有关杨伟光逝世及央视的报道与评论，分别通过检索慧科新闻(Wise News)中国大陆报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及百度新闻获得。检索关键词为“杨伟光”、“杨台长”，搜索时间为2014年9月20日至11月8日七周内。Wise News中报刊原始文章共有37篇(含杂志1篇)，剔除重复者后得到26篇；而CNKI新闻行业杂志中有关文章共3篇；百度新闻搜索共获得1130个结果，剔除重复、无关以及与纸媒报道相同的文章后，得到29篇。经过综合，最终有45篇报刊文章，3篇新闻行业刊物文章，以及25篇网络文章。

       其次是以关键词“杨伟光”、“杨台(长)”检索2014年9月21日至10月3日期间媒体机构和媒体人(含离职与现职)的新浪微博，包括原创和转发(不含纯转发以及评论在10字以内的转发)的微博。原始微博帖子共91507个，由于搜索结果仅显示前50页，逐页筛选并剔除重复、无关者后，共得到135个微博帖子。这些微博作者包括央视的子频道、央视现职与离职员工，其他媒体机构及记者、传媒学者等。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的路径，以报刊的段落和微博的帖子为分析单位进行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作者首先对收集到的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确定其中明显而常见的主题，检视这些文本如何纪念杨伟光对中国电视业的贡献以及他所代表的电视时代的社会意义。其次，作者使用社会学家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提出的“建构性话语分析”方法，首先把相关文本结构打散，再反复重构，归纳集合成为几个意识形态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从而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全面而崭新的理解(Gamson，Croteau，Hoynes & Sasson，1992)。每个意识形态集束由隐喻、举例、警句、描写、后果、道德原则等元素组成。

       四、“好台长”的职业边界与“黄金时代”的媒体记忆

       本文对关于杨伟光的纪念话语进行话语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媒体人的纪念话语首先聚焦杨伟光的职业成就与个人风范，进一步过渡到对杨伟光所创造的央视“黄金时代”的回顾，最后以杨伟光及央视的“黄金时代”作为参照系来审视电视新闻业的现状与未来，重新阐释或维护新闻权威。

      

       (一)作为边界工作的媒体记忆：一个“最好的台长”的再现

       对杨伟光的纪念报道本应成为央视进行自我加冕并重申其在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历史中的重要角色的话语契机，然而，作为组织的央视却表现得低调与审慎②。即便是发言最多的央视新闻频道官微，也仅限于转载一则被大多数媒体采用的通稿式的简讯，且在增加对杨伟光的评价时使用了被动语态(“被认为成功地领导了迄今最为卓越的央视变革”③)。

       联系到此时央视所遭遇的多事之秋，这种低调与克制也不难理解。相比之下，作为个体的央视人尤其是杨伟光时代的亲历者以及其他媒体人则不吝高调表达对他的赞美与敬意。诸如“大气度的领导”、“过人的眼光、胆识、胸怀”、“珍爱人才，善良正直、充满人情味”、“他的开放力是天然的”、“他是有担当、有大智慧的中国媒体先锋”等描述可见一斑。其中，在2009年时刊登过《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的《南方人物周刊》在官微中以“最好的台长”来肯定杨伟光：“【‘最好的台长’走了】昨夜今晨，电视人、媒体人纷纷微博悼念90年代担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在许多央视新闻人的纪录里，都有这位老台长的出现。……那时候，央视还是中央电视台，但却处在黄金时代。”(＠南方人物周刊，2014～9～21 10：34④)“最好的台长”包含了比较的意义，显示媒体人将杨伟光视为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角色模范。央视《新闻调查》原制片人王青雷就指出：“现在的台长们对比杨伟光，欠缺的恰恰是这样一份情怀。”(＠王青雷，2014～09～21 06：29)具体而言，推动媒体改革、专注提升电视媒体影响力、在媒体与权力之间保持平衡，构成了杨伟光作为媒体“好领导”的职业特质。

       首先是作为改革者角色的杨伟光。“改革”是对杨伟光的纪念中最突出的主题。“中国电视改革的拓荒者”、“电视改革的践行者”、“电视时代的开创者”等称谓被用来定义杨伟光在电视业的地位。并且，这个改革者的地位是“全方位的”：“他任央视台长期间，推动新闻改革，站在舆论监督的前沿，投资大制作的电视剧，推动广告经营的创新，形成了一种业务论英雄的氛围，一批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投奔而去。”(《杨伟光：电视时代的开创者》，三联生活周刊，2014～09～29)在这里，一个媒体领导的角色被赋予特殊意义，因为其凝聚了媒体的价值取向。然而，为什么这种改革者的角色值得不断的强调?一方面，媒体人通过讲述改革年代的故事，暗示了当下传媒领域需要再一次的改革；另一方面，媒体人通过对媒体改革的语境化理解，指出改革的事业需要有突破阻力的勇气与智慧。《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指出，人们纪念杨伟光，是因为他敢于“顶住压力，为所在行业的改革尝试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环境”，而“追念过往，是要着眼于当下，于社会演进、时代发展、媒体改革而言，人们能否从逝者杨伟光身上寻到些许继续的源动力?”(《杨伟光辞世：他曾为改革撕开一道口子》，南方都市报，2014～09～22)就此而言，媒体纪念话语表达了对媒体领导者能够突破压力实施媒体改革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与市场化媒体和地方党报所不同，中央级党媒强调了杨伟光作为改革者的“稳妥”的一面。《光明日报》的一则评论指出：“改革势不可挡，但也不容许盲目冒进。就像一个乐队要奏出华彩乐章，鼓手的节奏把握至关重要。杨伟光这位电视改革鼓手深谙此道。……他懂得如何把握‘度’，顺利地推进电视改革进程。”(《是鼓手就应该扬起鼓声》，光明日报，2014～09～23)

       其次是作为新闻事业家角色的杨伟光。媒体人将杨伟光描述为一个专注于电视事业的“事业家”而非志在仕途的“政客”。一是强调他对电视新闻业的重视，指出“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新闻立台’”，因为“以前电视台被当成娱乐工具，主要就是放电影，转播舞台剧、话剧，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没有时效性。”(《央视原台长杨伟光病逝》，澎湃新闻网，2014～09～21)就此而言，杨伟光的重要性在于提升了电视新闻业的地位。二是突出杨伟光对舆论监督栏目的支持和坚持。在央视人看来，“杨台的高明在于，他的新闻理想是成熟的，有判断也有分寸……杨伟光的坚持损伤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可他站在国家级媒体要做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超越了对‘乌纱帽’和收视率的追逐。”(《杨伟光：电视时代的开创者》，三联生活周刊，2014～09～29)也就是说，杨伟光作为国家媒体掌舵人，接近权力中心，但并未囿于体制内逻辑而墨守成规，而是尽力支持舆论监督，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职业风范与操守。“新闻事业家”既是对杨伟光的赞誉，也表达出对媒体领导者应忠诚于新闻事业的期许。

       此外，杨伟光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被媒体记忆所强调。在政治、市场与新闻业务之间维持平衡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媒体领导者的基本要求，而拿捏平衡的尺度则考验一个媒体领导者的职业智慧与策略。杨伟光代表了一个既能令权力部门满意又能为一线记者创造职业成长空间的媒体领导。这种平衡术被形象地概括为：“‘他知道要替中央说话，但也要发出老百姓的声音。这就是一脚踩着中南海，一脚踩着四合院。’”(《台长老杨》，博客天下，2014～10～05)循着这一主题，媒体人不吝以富含传奇色彩的隐喻，比如“桥牌高手”、“老船长”、“火车头”、“走钢丝的舞者”等，来形容杨伟光在体制内运筹帷幄的智慧。譬如，“在敬一丹眼里，杨伟光就像是一个经验老到的船长，让水手有方向，知道该往哪儿走，劲往哪儿使。”(《台长老杨》，博客天下，2014～10～05)“老船长”的隐喻既体现了央视这艘“舰船”的特殊性，也暗示了“船长”在引领“船员”的价值观时的重要性。总之，媒体记忆中的“好领导”不仅要善于为下层记者争取言论空间，还要成为一个媒体的价值观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二)“黄金时代”的央视形象：对媒体创业时代的怀旧

       央视人对杨伟光的怀念，被认为事实上是在怀念央视的“黄金时代”，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具有崭新而特别的意义。然而，“黄金时代”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媒体报道所再现的“黄金时代”总体上围绕着央视在杨伟光时代前后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电视媒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主题而展开。

       1.外部环境的支持：媒体改革与公信力的提升

       推动形成央视“黄金时代”的力量被认为首先来自国家层面。“黄金时代”首先是媒体改革的年代。几乎所有纪念杨伟光在央视推动改革的报道都提及当时改革与思想解放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以下表述堪称典型：“据央视副台长袁正明回忆，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怀念一位改革者》，新民晚报，2014～09～24)又如，“《东方时空》出现，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改革，需要媒体变化，上面选择了中央电视台做试点。我们做节目受制于环境，跟笼子大小有关系，也跟鸟儿的智慧有关系。”(《实话实说是有前提的》，南方周末，2014～09～25)以“笼子”来比喻媒体的外部结构，以“鸟儿”比喻媒体人，体现了媒体纪念话语并未将央视的“黄金时代”浪漫化，而是聚焦于媒体与国家的互动。一则综述文章指出：

       1991年到1999年，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春节晚会也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吐槽声音。那是刚刚过世的杨伟光主政央视的十年。(《杨伟光的开拓之功和无奈转圜》，新浪博客，2014～09～22)

       总之，在媒体纪念话语中，央视的“黄金时代”因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形成，而以杨伟光为首的央视人则发挥媒体的能动性强化电视的社会公信力。

       2.内部环境的激励：赋能的制度变革与组织文化

       政治环境的赋能(enabling)使得媒体内部的改革与创新成为可能。“黄金时代”叙事中的央视首先是一个提倡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组织。其一，以往约束电视媒体发展的管理制度与用人制度在试验中被逐一突破。“制片人制”和“主持人制”的推出以及人事制度的改革被认为极大地激发了央视人的职业动力，也赋予了央视人更多的能动性。《东方时空》原总制片人时间指出：

       过去我们是事业单位，制片人都叫组长，没权力管人管钱。……从我们开始叫制片人。每个人都是我招来的，领导原则上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不能说“不”。……这建立了《东方时空》的核心管理理念，就是彼此信任，一级信任一级，这是非常高级的人事管理关系。(《实话实说是有前提的》，南方周末，2014～09～25)

       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央视上层领导对下层员工的放权与信任。正是这些放权与互信，使得央视的新闻改革加速。对这两个核心元素的强调，也体现出媒体人所偏好的媒体内部管理机制。

       其二，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政治风险承担机制使一线央视人不必直接面对外部压力，也保障了央视记者的职业自主性。一位央视人的讲述颇含对当年央视组织的怀念：“当时节目出了问题，不用记者承担，制片人、中心主任、副台长、台长会替记者挡刀枪子弹。”(《台长老杨》，博客天下，2014～10～05)在这种风险承担机制之下，一线记者便能更为注重于提升报道的质量，诚如水均益所言：“我对杨伟光当台长的那个时期非常怀念，那个时候给我们展现提供的平台，和那样一个短暂新闻开放，让我们一度心花怒放，热血沸腾。……大家做新闻都是摩拳擦掌，往前冲，要拿最好的新闻回来。”(《央视人眼里的杨伟光》，腾讯文化，2014～09～21)通过媒体再现，“黄金时代”的央视被塑造为一个具有一套激发记者职业能动性并善于保护记者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的职业共同体。

       3.职业与行业发展：标杆栏目与电视新闻业的成长

       在职业发展方面，“黄金时代”的叙事强调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特殊性，刻画了央视人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标杆性栏目中逐渐提高职业化的时代场景。媒体人频繁使用隐喻(如“延安”、“特区”、“摇篮”、“孵化器”、“光束”、“战场上的独立团”)来肯定新闻评论部以及《东方时空》等标杆栏目的特殊地位与先锋角色。例如，“在1990年代，《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被很多电视人视为延安，集中了一代人的精神信仰。这面大旗把各地有想法、有激情的人都聚拢一起。”(《台长老杨》，博客天下，2014～10～05)

       媒体人进一步将央视的改革与中国电视业的变化进行联系，认为央视的改革“带动全国电视界新一轮的‘洗心革面’”，“推动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和发展”。在内容和形态上，“改变了中国电视的内容和形式，电视变得好看多了。”在专业理念上，“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新闻界，尤其电视新闻界，无论是舆论监督的示范性，还是新闻语态的专业化，这一系列举措都有鲜明的革新价值。”(《做大事，不做官》，新世纪周刊，2014～09～29)这些报道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央视改革的价值与地位，同时也成为媒体人借用央视“黄金时代”的实践对央视以及电视新闻业的现状进行比较、批评的象征资源。

       4.媒体与社会关系：实现职业理想与推动社会进步

       最后，“黄金时代”被描述为央视人以新闻监督实现职业理想，推动社会进步的时期。诸如“那会人人都在谈论理想，激情荡漾”、“个个怀揣梦想，激情澎湃”等描述都体现了当时记者高涨的士气。《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标杆栏目成为记忆书写的焦点。下列叙事颇具代表性：

       《东方时空》之后，《焦点访谈》也成了实现新闻理想之地，因为它直面社会问题，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参与推动社会进程的成就感。《焦点访谈》为中央电视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但在电视观众中树立了权威性，每天收到观众来信200多封，也被政府高层所重视。(《杨伟光：电视时代的开创者》，三联生活周刊，2014～09～29)

       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认可是新闻从业者判断新闻业是否处于“黄金时代”的重要指标。这也体现了中国特殊语境下媒体人对新闻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功能与角色的认知：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媒体人既实现职业理想，也回应社会对舆论监督的需求，巩固其与公众的联系。如果实现职业理想的路径受阻，那么对“黄金时代”的怀旧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也会变得常见，这正是下文所述的内容。

       (三)“后黄金时代”：结构限制与职业自主性的降低

       甘斯指出，“黄金时代”的说法体现了新闻从业者认为现在的记者比起过去的记者受到更多职业压力、政治与商业等结构性因素的干预，且媒体公信力亦今不如昔(Gans，2004)，这种认知也体现在媒体人对央视的“黄金时代”与“后黄金时代”的比较当中。

       1.外部环境的制约：“大环境变了，没有改革了”

       在《东方时空》原总制片人时间的叙述中，电视新闻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难以为继：“我们做了一些让老百姓跟我们一块儿思考的节目。但这个作用越来越淡，因为大环境变了，没有改革了，一切停滞不前。”(《实话实说是有前提的》，南方周末，2014～09～25)可见，新闻媒体影响力的高峰与低谷对应着“黄金时代”的崛起与式微。

       而杨伟光的离任被视为大环境对央视小环境的制约的直接体现，在后来央视新闻改革遇阻时，媒体人有意或无意略过了后杨伟光时代央视的改革实践，认为“后来，杨台离开了，央视新闻改革就没有了，某一个阶段突然被戛然而止的感觉。”“自杨伟光从央视退休后，央视的新闻改革从此告终，改革停滞，节目缺乏创新，人才流失……”但事实上，央视的新闻改革并未终止，诸如央视新闻频道的成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破纪录直播等(参见孙玉胜，2012)。毋宁说，这是因为央视后续的改革未能达到央视人的期望，同时改革面临的结构性约束更为复杂。

       2.内部环境的嬗变：失能的管理机制与组织文化

       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影响了媒体内部的管理机制与组织文化，使媒体作为科层制组织的失能(disabling)因素被放大。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其一是制片人制被矫枉过正。与当初的放权和互信相比，对制片人的约束被认为降低了制度的灵活性。“‘现在怕贪污，财务部门不让制片人摸钱了。机制规范了，但也僵化了，官僚化了，失去了原来的活力。’《东方时空》前总制片人童宁说。”(《他们为什么怀念杨伟光》，南方周末，2014～09～25)其二是唯收视率思维主导下的末位淘汰制进一步制约央视人的职业自主性。“2001年的时候我们有收视率参考了，但是2003年前后，开始节目末位淘汰，才是最可怕的，内容好坏顾不得了，只求收视率，算广告收入。……好多节目都没有了。”(《实话实说是有前提的》，南方周末，2014～09～25)

       在组织文化方面，2002年后央视新闻评论部具有前卫性质的年会的终结被认为体现了原有组织文化的消逝。白岩松的回忆提到：“但遗憾的是。2002年年会后，我们恶搞的年会《东方红》视频被人传上了网络，由于社会上的压力，台长下令收回所有年会的碟片、海报，导致带有评论部色彩的平等、前卫、自由、欢乐的主基调年会，再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次。”(《杨伟光和〈东方时空〉的时代》，新民周刊，2014～11～03)总而言之，媒体组织的科层化加深，组织创新的弱化，以及职业自主性的降低成为“后黄金时代”的媒体内部关系与文化的标志。

       3.职业与行业变化：标杆栏目的萎缩与电视娱乐的裹挟

       与“黄金时代”电视公信力蒸蒸日上和电视人职业成长空间的拓宽相比，“后黄金时代”见证了严肃电视新闻影响力的下降以及电视人职业成长空间的停滞。首先是《东方时空》等标杆栏目社会影响力的弱化。一则报道指出：

       这些年里，《东方时空》也在不断改变。早期的体制外的“特区”，已经被纳入到央视现行体制中了。……在时间看来，2000年《东方时空》由150分钟被调回为45分钟后，……《东方时空》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东方时空》还在，也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而已。(《杨伟光和<东方时空>的时代》，新民周刊，2014～11～03)

       可见，硬新闻在“后黄金时代”风光不再。这既源于媒体组织的自我调整，也是由于社会对媒体内容消费的变化所致。面对新闻业与电视娱乐业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媒体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旗帜，是娱乐至死。明知格调、品位不那么高，但追求的是经济指标。电视引领，降为次要。《东方时空》，‘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理想，还会再被点燃?”(《追念的心潮》，南方电视学刊，2014～10～28)曾经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整体结构的制约，只能留下一个未解的疑问。

       其次，优秀电视人才的流失也被反复讲述，并被赋予特殊意义。“今天的央视，最耀眼的还是杨伟光时代的主持人，除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仍在坚守外，崔永元、方宏进、王志、柴静等大批电视人也离开了央视，央视再也没有有影响的主持人和节目出现。”(《杨伟光的黄金时代：用制度激活人》，搜狐新闻，2014～09～21)换言之，“黄金时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而人才的流失与职业流动空间的萎缩则意味着美好昨日的一去不返。

       4.媒体与社会关系：话语权力的去中心化

       最后，“黄金时代”的式微还体现在新媒体的崛起及其所代表的民间话语对央视等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冲击。在“后黄金时代”，日益活跃的网络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视等传统媒体设置公共议程的主导地位。一篇报道以“网络时代呼啸而至”来形容这种媒体格局的变化：“今日，似乎一切都变了，网络时代呼啸而至，让传统媒体的权力弱化，新媒体、自媒体的勃发，平台更加多元。央视，仍旧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电视力量和水平，却再也难以一呼百应、众生膜拜了。”(《央视怎么了?》，新民周刊，2014～11～03)在这里，媒体人不仅是在谈论央视遭遇的问题，也道出了传统媒体所共同面临的困境：面对去中心化的舆论生态，传统媒体将扮演什么样的地位与角色?

       五、“黄金时代”的叙事与新闻权威的维护

       上文呈现的是媒体人对杨伟光与央视“黄金时代”“是什么”的纪念，下文将聚焦于媒体人如何使用“黄金时代”的记忆来维护其所肯定的新闻业的角色、理念与实践。从媒体记忆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以及不同叙事作者所维护新闻权威的差异出发，以下将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黄金时代”的神话延续：肯定新闻业的“过去-未来”连续性

       第一类叙事的主体是离职的央视“黄金时代”的亲历者(尤其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的名主持、制片人)以及其他媒体从业者。他们塑造媒体记忆的文化权威来自于历史亲历者身份与职业明星地位，或者来自于对这种亲历者叙事的再现。他们强调“黄金时代”的新闻改革实践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跨越时代的恒久意义。离开央视的时间对此作了总结：

       这二十年，我们做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职业的影响，职业的要义，职业的操守，我们这些人为后人做到了一定的表率，起到了我们风向标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一定的传统，这些精神会延续下去。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他们表达了个人的声音，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用即时的语言，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电视传播的语言。(《“电视改革没走多远”》，新民周刊，2014～11～03)

       “黄金时代”的媒体组织及专业实践被当作参照系，而亲历者们对新闻业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塑造传统，也在于将这些传统传递给现在以及未来的新闻从业者。由于涉及宏观意义上的新闻业趋向，具体的组织语境在这里被抽离了，而代之以“我们”的集体身份，借此重申电视新闻业应当在社会运转中扮演的角色，诸如对个体的尊重(“表达个人的声音”)，对事实与实效性的尊重(“用即时的语言，用事实说话”)，以及巩固电视与受众的关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等。

       (二)“黄金时代”作为职业精神动力：肯定职业实践的“过去-未来”连续性

       第二类叙事主体是仍在职的央视“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他们凭借亲历者和职业明星地位来维护其作为“坚守者”的文化权威。通过将电视新闻业的昨天、今天与未来进行勾连，他们以昨日为师，同时也憧憬于创造新的“黄金时代”。水均益就认为：

       当我们如今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地去回顾那个短暂时期的灿烂，在那样一种繁荣当中寻找一种慰藉，甚至于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援，来给我们动力，来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没事，还会有那样的时期的，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有新闻改革时期来临。(《央视人眼里的杨伟光》，腾讯文化，2014～09～21)

       类似的，女主播张泉灵在杨伟光追悼会上的感慨也体现了“坚守者”的信心与愿景：“今早，去送别老台长杨伟光。在他的生平中看到几句话，感慨万千。……有时趁时代之先机锐意进取，有时不为时代裹挟不忘初心。总要有梦有坚持，才有新时代。”(＠张泉灵，2014～09～25 18：24)“梦想”、“坚持”与“新时代”等关键词表明“坚守者”们并非要单纯回到“黄金时代”，而是要坚持昔日的梦想和追求，去创造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这些叙事都模糊了对央视现状的审视与评价，这可以理解为媒体组织语境内的约束。作为一种守护职业自信与愿景的“坚守者”叙事，反映了媒体从业者的情感结构：接受现实的困境，但不放弃职业追求。

       (三)“黄金时代”的祛魅：否定组织与职业实践的“过去-现在”连续性

       第三类叙事与前两者不同，他们在媒体组织与新闻业发展状态的意义上指出“黄金时代”的电视新闻业是一种非常态，而媒体生态的多元化与媒体话语权的去中心化则是一种正常状态。白岩松认为，今天的媒体人对“黄金时代”的怀旧附着了职业神话色彩，且增加了悲情基调：

       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出现的时候，记者经常被视为独入虎穴的孤胆英雄，被赋予了很多新闻本来的专业之上的某些色彩，悲壮、荣耀，推动社会前行，改变现实不好的敌方。……一方面我们希望改变，那就是改变新闻在社会整体运行当中的地位和能力，就是要相信新闻人。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限夸大某种感觉，把曾经拥有过的很特殊的不正常的岁月给放大成、幻想成应该常态就是那样的。(《适应不了平淡就别混：白岩松自述》，新民周刊，2014～11～03)

       简而言之，央视当年的舆论监督节目之所以获得空前影响力，是由于央视在政治话语格局中占据了特殊地位，是一种“非常态”。因而，对央视“黄金时代”的怀旧不应留恋于放大媒体的权力，而应当对被浪漫化的“黄金时代”进行祛魅并拒绝“后黄金时代”的“悲情”叙事，以电视的专业表现而不是媒体组织的权力来影响社会。

       (四)“黄金时代”作为象征资源：肯定组织的“过去-现在”连续性

       第四类叙事主体同样来自现职的央视人，他们立足于媒体组织的历史形象，重申组织的角色与地位。在这里，“黄金时代”被当作合理化现状的一种象征资源，央视新闻频道评论员王志安在微博上的表达正是这种体现：

       微博上有很多人一提起央视，他们的脑海里只有CCTV四个符号。但其实，央视不但是中国最大的电视台，也是中国最具改革意识、最有才华的电视人聚集的地方。那个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创意蓬勃时代的开启者，名叫杨伟光。今天，他走了，带着他的荣光。历史会铭记这位开创者!(＠王志安，2014～09～21 00：28)

       尽管如此，这一叙事忽略了对央视现状及其与观众的联系的回应，从而导致其维护组织权威的努力未能获得扎实的支撑。而在周兵的叙述中，“如今的央视，有了新大楼，看上去，一切都很好，但……电视的理想，激情、热情，团结友爱，相互支持，对品质的追求，不断的创新，一直做先锋，不喊口号，实实在在地拿出漂亮的节目给大家看，这些东西慢慢就没有了。”(《杨伟光与<东方时空>的时代》，新民周刊，2014～11～03)对局外人来说，对央视“黄金时代”的回顾，事实上表达了对央视“多事之秋”的惋惜与批评。不同媒体人在媒体组织的过去与现状的比较中产生了分歧：一方面，有人以昨日之“是”来佐证今日之“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以昨日之“是”来反衬今日之“非”。

       六、结语

       媒体记忆体现了媒体从业者对新闻业在社会中所应具有的角色与地位，以及媒体组织在记者的职业发展中应如何作为的认知。通过纪念杨伟光，媒体记忆被具体化在特定的政治、社会与组织语境当中，围绕着个体、组织与新闻业等三个方面层层递进。

       在个体层面上，媒体人以杨伟光为参照系定义媒体“好领导”的职业边界，诸如推动媒体改革，专注于新闻事业，在权力、资本与新闻事业之间维持巧妙平衡，为下属创造职业成长空间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这里并未成为统合媒体记忆的核心话语。可见，媒体记忆作为一种界定新闻专业边界的话语实践，会因人而异。譬如，对一个未担任媒体领导者的知名记者的纪念可能集中在其专业理念与实践。如果我们比较媒体人在纪念不同媒体从业者(如《东方时空》原制片人陈虻、《南方都市报》原副总编王钧)时体现的共性与差异，或许能捕捉更多的洞见。

       在媒体组织的层面上，由于当事的媒体组织并未参与记忆工作，从而使关于央视“黄金时代”的记忆主要为央视人和其他媒体人所塑造。“黄金时代”被再现为一个媒体与权力良性互动，媒体公信力空前，媒体领导与记者共同创业，建立专业理念、角色认同与自主性空间的时代。诚然，媒体记忆并未浪漫化媒体组织与记者的能动性。而是将“黄金时代”的形成视为记者、媒体组织与国家、社会积极互动的结果。相较而言，“后黄金时代”则表现为改革与创新停滞，媒体组织内部科层体制僵化，新闻人才流失以及职业自主性减弱，传统新闻业面临电视娱乐思潮与新媒体多元舆论的冲击。对媒体组织在“黄金时代”前后变化的书写，使得纪念话语在怀旧的基础上具有批判意义。

       在新闻业的层面上，媒体人使用央视“黄金时代”的记忆来合法化各自对电视新闻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认知的文化权威。尽管媒体从业者关于杨伟光作为一个“好领导”的集体记忆以及央视“黄金时代”的嬗变具有高度的共识，但在借用“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时却存在分化。一方面，有媒体人延续“黄金时代”的神话，维护过去的电视新闻实践所形成的职业理念与价值，对央视今天的新闻实践构成批评；另一方面，有的媒体人对“黄金时代”进行祛魅，指出媒体从业者应更专业地面对“黄金时代”的式微而非满足于媒体权力的“非常态”；而另外的媒体人则借用“黄金时代”来维护央视的组织权威。由此观之，在塑造媒体记忆时，媒体组织既可能重申逝者与媒体组织在新闻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可能因为逝者被赋予多元意义而弱化纪念话语。杨伟光式的媒体领导以及在媒体改革年代形成的“黄金时代”，本身的意义具有多样性，也使媒体人在借用集体记忆时产生差异。

       进而言之，类似“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怀旧论调在近年来的中国新闻界已愈发常见⑤。就中国媒体改革的进程与发展的进程来说，媒体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既有历史事实基础，也蕴含了记者建构职业认同的神话色彩。对中国媒体人而言，“黄金时代”可以视为始于九十年代媒体改革趋势下开拓创新的青春创业期。正如人们总会时常怀念年轻一样，媒体发展的朝气蓬勃期，叠加上媒体人与时代的共鸣，无疑令人怀念。孙玉胜(2012)在《十年》一书前言中指出：“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与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整个集体充满活力。”诚然，对这种媒体创业期的纪念，会在何种社会语境下重现?不同媒体人的纪念，又会如何呈现差异与共性?随着媒体人转型创业的兴起，“黄金时代”的纪念叙事又将如何演化?

       (感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李红涛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中肯建议。)

       注释：

       ①出人意料的是，电视媒体对杨伟光的纪念报道并不如其它媒体积极，尤其缺乏原创性的报道。通过百度视频搜索“杨伟光”，所得报道仅来自安徽卫视、辽宁卫视(《说天下》栏目)、陕西电视台都市青春频道(《天天网事栏目》)及广东南方卫视，并且全非原创。

       ②在央视官方网站搜索“杨伟光”(2014年9月21日-2014年10月31日)，共有6篇文字报道(其中一半为转载)，2篇视频报道，参见http：//search.cctv.com；在央视各频道官微中，仅＠央视新闻、＠央视一套、＠央视财经发布相关信息，且后两者基本转载前者。

       ③全文请见“＠央视新闻：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今晚去世，享年79岁。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广东梅县人，1935年生，1956年10月入党，1961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副台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台长、广电部副部长等职。被认为成功地领导了迄今最为卓越的央视变革。杨台，走好!”(2014～09～21 00：27)

       ④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官方微博，时间为微博发表的时间。下文中引用微博同理，不再赘述。

       ⑤例如，《一个记者眼中的十年：当理想照不进现实》，检索于http：//news.qq.com/a/20130108/001139.htm；《未曾见黄金时代，不悔这五年青春》，检索于http：//www.jianshu.com/p/ad156f74d9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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