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尔诗歌中的巴罗克时间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时间论文,主题论文,巴罗克论文,马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维尔与巴罗克时代
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关照人的世俗性，而人的世俗性又必然要受到时间的约束。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对时间特别敏感，“对文艺复兴的人们而言，时间是一个伟大发现”。①学者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曾经思考过五种战胜时间的方法：及时行乐、建功立业、恋爱成婚、追求至善、信仰上帝。②然而，在讨论时间主题的表现时，学界大多关注彼得拉克、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伟大作家，较少关注马维尔诗歌中的时间主题。③同时，讨论的维度也略显单一，大多讨论诗人们思考如何战胜时间的问题，较少关注诗人对待时间的复杂心态，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哲学、宗教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
事实上，时间是马维尔作品始终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致他羞涩的情人》不仅涉及及时行乐的时间主题，而且还传递出如何获取永恒的时间话题；《花园》一诗更是以深邃幽玄的方式追问着时间的意义。另外，马维尔对待时间的态度也不是单线性的，而是复杂多变、甚至充满矛盾。要理解马维尔这种对时间过分敏感、复杂多变且充满矛盾的态度，必须从17世纪所处的巴罗克文化语境进行考察。马维尔对待和处理时间的方式是巴罗克式的。巴罗克式的时间观念不仅增强了诗人对时间的敏感性，而且也使诗人将时间的矛盾性纳入一体化范畴进行打量。这无疑增强了马维尔诗歌中时间主题的哲学、宗教和文化内涵。
欧美学界普遍认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是欧洲艺术史上的巴罗克时代。巴罗克最初只用于建筑和视觉艺术。欧洲艺术史家沃尔夫林1888年发表著作《文艺复兴与巴罗克》，考察了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罗马建筑艺术的特点，认为它们偏离了文艺复兴早期追求和谐、宁静和稳定的艺术理想，而表现出对动态、扭曲、华饰之美的艺术追求。事实上，继沃尔夫林之后，巴罗克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整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巴罗克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表征了一种时代心理特征和文化价值态度。
对于何为巴罗克，虽然欧美学界时断时续的讨论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且又较为准确的定义。然而，这并不影响大家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把握。通常认为，巴罗克一词(baroque)源自葡萄牙语barroco，意为形状不规则的或者变形的珍珠，即珍珠失去了圆形；亦有研究者认为它来自逻辑学术语barocco，暗指“荒谬的、可笑的”。就修辞手段而言，巴罗克艺术偏离了古典主义对摹仿的要求，更加注重炫目和华丽的修辞效果；就艺术价值和表现主题而言，巴罗克艺术体现出一种变动不居、矛盾共存的艺术世界。
虽然英国有文学史家不太愿意承认英国文学有巴罗克时期，但当代欧美文学史家大多倾向于认为英国玄学派诗歌是欧洲巴罗克文学的组成部分，德国波恩大学的莱森尼希教授就明确地将英国玄学派诗歌称为“英国巴罗克文学”。④马维尔本人的经历也说明他可能大量接触过欧洲大陆巴罗克艺术。1652年2月，弥尔顿向共和政府写信，力荐马维尔担当他的助手，提及马维尔曾广游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长达四年之久；同时，弥尔顿似乎对马维尔的语言能力盛赞有加，力陈他不仅掌握了上述欧陆诸国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坚称他是一位学者，饱读希腊和拉丁作家的著作。⑤据现代学者考证，马维尔游历欧陆诸国的时间应该是1642-1646年间，他到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观光游览，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文化经历，与当时欧陆的文人雅士广泛交往。⑥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巴罗克艺术实践和活动的中心，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艺术自觉意识和敏感性的诗人，马维尔不可能对欧陆的巴罗克艺术成就视而不见。即使如文学史家所言，以克伦维尔为首的清教政府阻碍了巴罗克文化之花在英伦岛上的绽放，但马维尔在共和政府执政之前已经明晓了巴罗克艺术的个中三昧，这就无法阻止马维尔诗歌对欧陆巴罗克艺术风格的传承了。事实上，马维尔诗歌创作的主体时间正是他回到英伦直至他去世前的近30年时间，他诗歌中所使用的夸饰、悖论等修辞手段，所体现出的矛盾共生思想和艺术效果上的张力美，无不是巴罗克艺术的诗歌表现。
二、马维尔诗歌中的时间夸饰
炫目、华丽、夸饰是巴罗克艺术的共同特点，当代美国艺术史学家米奈指出，巴罗克风格是“奢华”和“大”。⑦就绘画、雕塑等视角艺术而言，要取得“奢华”和“大”的艺术效果，需要通过对色彩、光线、位置、形状等进行“前景化”处理。与巴罗克的视角艺术相似，以诗歌为代表的巴罗克文学在表现方法上追求形式、讲究辞藻、重视修辞、擅长夸张，旨在通过这些手段取得在建筑等艺术中所得到的相同效果，有时甚至以牺牲内容为代价，对文风、技巧及形式等进行夸饰。⑧巴罗克诗人似乎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性，更易于捕捉到事物的特质，并以自己特有的情感体悟，形成夸饰的可能性。马维尔的《致他羞涩的情人》(以下简称《情人》)就是以夸饰的方式，表现诗人的时间敏感性的典型文本。
诗歌一开始就对时空进行假设，显示了时间的重大意义。在诗歌说话者的想象中，恋人们可以从遥远印度的“恒河岸边”，漫步到英国的“亨柏之畔”；而他所享受的时间跨度，则可从“洪水未到之前十年”的远古年代，延伸到“犹太人皈依基督正宗”的遥遥无期的未来时间。这样，诗歌说话者一开始就采用夸张的手法，想象出“足够的天地与时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时空经验常规的偏离，营造出一种发兴无端、气势宏大的审美氛围。不难看出，马维尔采用了前景化的手法，对时间进行夸饰化处理。
“前景化”是视觉艺术和文体学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内涵是偏离常规和程式化。就语言构建形式而言，诗歌作品为了达成某种美学效果，对标准语言进行系统的、一致的违反，构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颖的前景化图式，而标准语言常规和传统美学准则则构成背景或陪衬。⑨文学作品还可以有表现主题的前景化，表现为偏离常规的知识、程式化的表现主题等。《情人》诗里既有语言构建的前景化，更有表现主题的前景化。通过夸张化的放大和变形处理，马维尔《情人》的时间描写和时间意象都偏离了古典主义的客观呈现要求，显得炫目、华丽，甚至有些怪诞。下面这些经常被评论家引用的诗行，更能看出时间主题表现的夸饰效果：
我要用一百个年头来赞美
你的眼睛，凝视你的蛾眉；
用两百年来膜拜你的酥胸，
其余部分要用三万个春冬。
每一部分至少要一个时代，
最后的时代才把你的心展开。⑩
在此诗节中，诗人要赞美的是女子的娇美，但是他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唇红齿白、迷人笑容或婀娜身姿，而是与诗歌开始部分的时空表现主题相呼应，用了大量的数字来夸大时间的长度，表明自己要用“一百个年头”、“两百年”、“三万个春冬”、“一个时代”，来凝视她的“蛾眉”，膜拜她的“酥胸”，赞美其它各个部分。这样，通过层层递进，时间仿佛被放到显微镜下，被无数倍地放大。这是时间被无限放大了的夸饰。然而，马维尔对时间进行放大的夸饰是为了说明一个中心议题：时间飞逝得令人无法把握。经过细心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光阴易逝，韶华短暂”，因此要“及时行乐，战胜时间”。这也是一种夸饰，是对时间进行无限压缩的夸饰，把时间夸饰到微小得无法把握的程度。
生活在文艺复兴后期的马维尔一方面接受着清教主义的献身公共事业的入世思想，一方面却藐视清教主义的“缺乏人性的伪道学因素”，对世俗生活有着“热切的欲望”。(11)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认知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体现在诗歌中则变成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独特想象。诗人上述对时间的夸饰和变形书写，实质上也影射了这种时代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情人》的结构仍然是传统三段论式的，第一段假设，第二段突转，最后一段下结论。评论家们认为，该诗的语调是严肃的。(12)但细察文本，不难发现在这样严肃的语境下，诗人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的变形夸饰处理，是以极其戏谑的口吻进行的，他将自己的强烈情感和矛盾心态凝缩于其中，取得了“前景化”的效果。这种偏离古典模仿美学原则的时间夸饰，是典型的巴罗克艺术风格。
三、时间对立面的共存与转换
在巴罗克艺术世界中，事物是由两个性质相反的元素的对立所形成的张力来保持平衡的，这种张力既维护了艺术的整体平衡，同时又保持了艺术本身自由创造的活力。文艺复兴艺术是静穆和优美的，而巴罗克所传递的是一种强有力的“瞬间冲击力”，是一种“缺憾和不安”，是“不断的变化”和“短暂的张力”。(13)这种张力在巴罗克诗歌的时间主题表现方面，体现为对时间的一种矛盾心态：短暂与永恒永存，行动与静止相互依赖。这就是说，要到达永恒和静止，必须经历短暂和行动的途径才能实现；同时，时间带来的不安、怀疑和恐惧心理，与泰然处之地对待时间的宁静心态达成某种妥协和共识。
马维尔的《情人》一诗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对待时间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诗人深知时间短暂，一切事物最终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诗人大量采用的夸张语言更是传达了一种巴罗克式的时间“冲击力”，让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强大毁灭性，但铺叙“及时行乐”所采用的戏谑口吻，则有效地消解了时间带来的焦虑心理，取得了傲然轻视的调侃效果；另一方面，时间的变动不居与永恒的死亡比较起来，也许是永恒的死亡更让人感到心灵的宁静。正如杨周翰先生分析所言，“生是有限的，死是永恒的，永恒也就是死……对清教徒来说，永恒里才有真正的幸福。”(14)正因为诗歌的说话者对时间采取了看似矛盾却又十分辩证的冷观态度，他就能得心应手地以夸张、戏谑的口吻调侃时间，好像他自身被时空维度隔离开，既在时间之内，又在时间之外。(15)
诗的前半部分述说“时间的战车”在飞奔，它会带走一切，如果不及时行乐的话，女友的美会被蛆虫所毁灭，而他的情欲也将幻化为灰烬。这好像是对时间飞逝的担心和恐惧。但一旦女友接受了他的爱，他却要催促时间赶快流动了，而不是停下来“行乐”：
与其受时间慢吞吞地咀嚼而枯凋，
不如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
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气力，把所有
我们的甜蜜的爱情揉成一球，
通过粗暴的厮打让我们的欢乐
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
这样，我们虽然不能使我们的太阳停止不动，却能让它奔忙。
在这几句诗中，诗人表现出了极度的狂热，要用尽全身气力，把他们的爱情“揉成一球”，再通过“粗暴的厮打”让他们的欢乐从“生活的两扇铁门扯过”，并以此让太阳加速奔跑。对“奔跑”意象，杨周翰先生曾这样解读：“‘奔跑’可能指‘尽快作乐’，但是更可能是指穿过生命的铁门，加速奔向永恒。”(16)这种歧义其实表明了说话者的矛盾心态，体现了追求永恒的清教思想和倾向于及时行乐的人文主义的灵肉观矛盾。人文主义与清教思想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一者是强调时间里的行动，另一者则彰显行动后的宁静效果。也可以这么说，“及时行乐”暗含的死亡意识是时间的线性属性，但单向度的运动图式所带来的死而后生的宗教命题则显示了时间的圆形属性。因此，可以看出该诗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并不是哀叹线性时间的无情流逝，而是歌咏人类通过采取积极行动，完全有可能获取永恒。
这种既惧怕时间流逝，同时又对时间流逝带来的永恒意义感到安慰的矛盾心态，在马维尔的名诗《花园》中也有着深刻表现。宇宙的本质是短暂和永恒、线性和圆形、行动和宁静的矛盾统一。《花园》一诗可以说就是一个微型的小宇宙。诗歌说话者首先对追求功名的世俗行为表达了极其藐视的看法，认为一切都是徒劳，时间会销毁世俗行为的一切努力。这是时间短暂性带来的后果。然后，诗歌说话者对花园的宁静境界倍加赞赏，认定世俗的努力最后都会终止于宁静的花园：“当我们灼热的情欲已经消去，/爱会在这里找到最好的影息地。”这与《情人》一诗的时间矛盾主题是一致的，即永恒是以短暂为代价的，只有经历和体会短暂的变动，才能进入永恒的花园境界。其实，说话者也深刻地体认到，即使待在世俗的花园里面，也不能避免短暂的命运，视觉会被美景所吸引，味觉会被美味所诱惑。因此，诗歌说话者这样描述道：“走路的时候，我被瓜绊了一跤，/我陷进群花，在青草上摔倒。”但这种“摔倒”是一种幸事，提醒说话者要关注内心的沉思，从而走向超越生命短暂性的“绿色思想”的永恒世界。
有学者注意到，马维尔“摔倒”一词(“fall”)极可能暗示了伊甸园里人类始祖堕落(“fall”)一事。(17)如是，则更说明短暂和永恒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人类始祖的堕落导致其被逐出伊甸园，时间河流里从此漂浮着死亡的阴影，这是时间短暂的一面。但只有这种时间的短暂才会出现耶稣的蒙难行为，才会有永恒拯救的真正可能性出现。因此，在宗教意义上，永恒是短暂导致的必然结果，没有短暂就没有永恒，这对立的两极是相互依存的。
时间的短暂和永恒的对比在《花园》中还表现为“日晷”与圆形的黄道十二宫意象的映照。日晷表示现实世界局限在时间中；而圆形象征着永恒的循环往复。永恒时间也被称之为圆形时间，表示短暂时间会循环运动，任何事物都会得到新生。这种思想在《花园》的最后一节中获得了深刻的表现：
多才多艺的园丁用鲜花和碧草
把一座新日晷勾画得多么美好；
在这儿，趋于温和的太阳从上空
沿着芬芳的黄道十二宫追奔；
还有那勤劳的蜜蜂，一面工作，
一面像我们一样计算着它们的时刻。
如此甜美健康的时辰，只除
用碧草与鲜花来计算，别无他途！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通常在花园里用生长和死亡彼此消长的花草构造日晷，太阳会随着日晷的推移向前推进，象征时间的短暂和流逝。但黄道十二宫的圆形运动图式又无疑昭示着生命的循环往复。正如有学者所言，“日晷向前推动，世界也像日晷那样稳步前行。时间一去不返，世界也不能回返。不过昼夜过后又是新的昼夜，死后又成为新的存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18)这样，日晷和黄道十二宫充分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所关注的时间与变化的主题，体现了短暂与永恒的对立统一，成为巴罗克时期矛盾共存思想的有力表达方式。
四、马维尔诗歌中时间主题的巴罗克修辞手段
为了表现这种充满张力的巴罗克时间观，马维尔采用了能产生张力和戏剧化效果的修辞手段。16、17世纪的英国诗人对希腊修辞传统和拉丁文学非常熟悉，并且能自如地运用这些古典修辞学。(19)除了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夸饰修辞之外，马维尔涉及时间主题的诗歌还运用到了悖论、突降法、对话性等巴罗克文学惯常喜爱的修辞手段。当然，这些修辞手法通常是相互交缠的，不可断然分开。
学界普遍认为，悖论是巴罗克艺术及文学的最主要修辞手法。巴罗克式悖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骇人听闻地将对立面结合在一起，大量堆砌似是而非的话语。比如，《情人》一诗在整体上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关时间意义的悖论命题。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也会增长，就像植物一样；另一方面，时间的镰刀会带来肉体的消亡，爱情也会随之消逝。就整首诗歌的语境结构而言，诗歌说话者开始反复强调有足够的“天地和时间”，可以让他和女友慢慢地来消磨“漫长的恋爱时光”，诗行的节奏非常缓慢。然而，这种缓慢的虚拟语气中却包含着自然陈述语气无法达到的匆忙效果，即，缓慢的目的是为了映衬时间的匆忙无情。所以，当“时间的战车”插翅逼近时，快速的现实时间与缓慢的虚拟时间就显得相得益彰，并相互补充说明；说话者开始的漫不经心是为后来的急迫心情做准备。学者罗斯特维格认为，诗人采用这种手法是机智地使用了“从容加速”(festina lente)这个古典悖论。在罗斯特维格看来，这种以慢达快的手段与诗歌结尾处的意象“球”也相吻合，因为“球”可解释为“爆炸的炮弹”，其突然性和暴力性有效地诠释了“从容加速”的理想后果。(20)事实上，悖论是马维尔抒写时间主题的有效修辞手法。除了下文讨论的《花园》中的“突降”修辞法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命题外，另一首有关时间的著名诗篇《灵与肉之间的对话》也以时间的对立两级构成悖论。诗中的灵一方面必须借助肉身才能存在，但肉身的存在对灵说来又是一种负重和囚禁；同时，肉身也深谙，灵让他“活着是为了死”。这首诗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时间悖论命题。时间流逝，作为肉身的个体必然有一个尽头，只有战胜时间，才能得到永恒。可是战胜时间，得到永恒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死亡——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因为随着身体的死亡，感官也死去了；但是死亡又能带来真正的至福，因为死亡让身体没有痛苦，灵魂没有纷扰。
为了有效地呈现面对时间而生发出的张力心理，马维尔还喜爱使用“突降”法。就修辞效果而言，“突降”是“从有重大意义的精彩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或荒谬的内容”，“用来达到讽刺或幽默的效果”。(21)例如，《情人》前半部分以严肃、认真的口吻，力图借助时间的慢慢流动来培养爱情，而且还有一点柏拉图之恋的味道，力数女士的美丽。但诗歌后半部分的语气则显得非常世俗，不仅时间脱离了假想的可爱性，而且还将女士与“尘土”、“坟墓”、“蛆虫”等恐惧意象结合起来，爱情的严肃性和崇高性突然降低到世俗性和游戏性的层面。“突降”也是《花园》一诗的基本修辞手法。该诗第四节提到，“阿波罗之所以追逐达佛涅/只为了让她变成一棵月桂。/潘神在希壬克斯后面拼命追赶，/非因她是女仙，是要她变成箫管。”这里，性爱的目的是为了将女士们变成植物，具有重大意义的爱情话题被“突降”成了无足轻重的调侃，达到了讽刺感官之爱的修辞效果。又如第五节中，诗人在花园里赞美地上乐园生活的美妙，可是在这伊甸园似的地上乐园中，诗人却“被瓜绊了一跤”，“在青草上摔倒”。如前文所提及，“摔倒”暗含“堕落”之意。美丽的花园被突降为感官享受的迷宫，容易让人“失足”。在第八节中，感官之美已被超越，进而达到一种理想的乐园状态，可诗人又说，“想要独自一人在此徜徉”是“超出凡人的命分”的虚妄。理想的“花园境界”顿时被“突降”为一种妄想。而最后一节则构成了对整首诗的“突降”。此诗节之前，诗人一直沉浸在对永恒属性的沉思中，仿佛人只要能进入一种“花园境界”就可以摆脱时间的烦扰，进入永恒的状态。然而，诗歌最后一节却用花草构筑的日晷意象对不受时间影响的永恒“花园境界”进行了消解，说明花园境界也摆脱不了时间的影子，只有通过沉思和冥想才能构成真正的花园，才能达到“绿色思想”和葱葱“绿荫”的合一。
除了夸张、悖论等表现手法，巴罗克时代特定的艺术风格更源于特定的思维方式。根据杨周翰先生的观点，所谓的“辩证、论证、辩论思维”，目的就是通过问答、反复论辩来探求真理。(22)而这种对真理的探索在马维尔的诗歌中，亦表现为一首诗歌作品内部，或者作品与作品间的对话性。学者戴维森指出，尽管宗教抒情诗更能将个人心底的呼声传达给上帝，马维尔却“更喜欢”对话形式。(23)马维尔的诗歌中大胆地使用了戏剧对话或独白，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反叛和革新，而他的写作技巧也“基本上是戏剧化”的。(24)如在《灵魂与肉体间的对话》中，马维尔用对话形式表达了灵与肉的不可协调状态以及人类处于该状态的矛盾处境。在柏拉图看来，灵魂跟身体一样是不朽的，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人的不朽部分隐退为另类的存在”。(25)然而对于马维尔来说，自人被逐出伊甸园伊始，灵与肉就被彻底分开，无法达到堕落前的完美状态。《花园》一诗也表达了类似思想，花园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沉思获得内心的无上欢乐。换言之，感官的愉悦并不能带给人真正的享受，只有通过灵魂的升华，才能达到永恒的状态。与此同时，这两首诗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对话”，表现了一种无法达到统一的不完美状态，呈现出诗人对这种灵肉分离的不安心理。同样，《情人》与《花园》也形成了对话。《情人》的说话者劝诱他的“羞涩情人”抓住今天，享受现在，通过甜蜜的性爱将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毁灭最小化，让“太阳站直”、时间停止，进而获得永恒。《花园》的说话者则与此相反。他深陷沉思，试图抛开尘世中的一切。在他看来，肉体存在的短暂和身体的欲望受限于尘世时间，只有在“绿荫中的绿色思想”里，才能得到大自然中的安宁，达到另一种永恒。两首诗歌都涉及到了时间和永恒，《情人》是通过肉体的快感、及时行乐而达到世俗的永恒，而《花园》则是去除感官享乐，通过冥想而达到的神圣的永恒。此外，马维尔的割草人组诗中也涉及到了时间、死亡、永恒之间的对话主题。马维尔诗歌作品的对话性，既可以理解为诗人的一种辩证思维，也体现了处在该时期的特定的矛盾心态，这跟前文讨论的大量使用悖论修辞也是相一致的。
五、结语
马维尔诗歌中时间主题的巴罗克处理方式，可以部分地折射出诗人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跟马维尔同时代的亚伯拉罕·考利，同时也是马维尔在三一学院的朋友，将该时期称之为“战乱的、多元化的悲剧时代”。(26)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教堂以及国家机构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人们的心理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面对这样一个政治和宗教势力此长彼消的动荡年代，作为赫尔河畔金顿斯顿议会一员，马维尔为了保全自己，言行十分小心，不轻易表明态度，对人对事都采取一种更为积极和有效的折中态度和立场。不过，这样的态度又通常显得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比如，1652年的英荷战争期间，马维尔对“海上强国”的主意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可在其1655年发表的题为《主公陛下领导的政府周年纪念》的诗歌中，他却只表现出了对荷兰人的厌恶及对克伦威尔政府的极度赞赏。(27)1657年九月马维尔成为弥尔顿的助手。因为失明弥尔顿不能出席一些外国大使馆的接待活动，马维尔就担当起了代替弥尔顿出席接待荷兰大使的任务。据马维尔传记作者比勒尔的描述，虽然他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但他却对自己之前匿名出版的涉及荷兰题材的诗歌表示“无疑的喜悦”。(28)上述事例表明，一方面马维尔虽然仰慕克伦威尔，但对其政治主张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只是迫于现实的形势以及对自己职位的考虑，不能大胆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马维尔不甘自己的想法被扼杀，采取了“匿名发表”或模棱两可的表现方式。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是跟动荡的时局息息相关的。
此外，马维尔诗歌中的巴罗克时间也反映了诗人所采取的相应的政治和宗教立场：马维尔生活的时代极其动荡不安，宗教改革促成了宗教文化向世俗化转化，动摇了中世纪的神的统一性观念；“日心说”等科技发现动摇了“地心说”的静态宇宙观，随着“地心说”的动摇，人们心中的“中心”也跟着动摇，甚至解体了。而中心的解体，则意味着文学失去了可以模仿的静态客观物，古典美学传统不再能够反映或表现时代新变化的要求。面对充满矛盾的世界图景，巴罗克诗人也深处矛盾之中：一方面，长期以来给予人们秩序、和谐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被证明是一种伪学说；另一方面，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导致了一种怀疑论的时代心态。而该时期系统化哲学思想的缺乏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态度和方法——万物不再是单纯的，而是驳杂相生的，人既善也恶，时空并不是严格地按照理性的逻辑进行运转，加之战争和社会动荡，整个社会弥漫着“世纪末”情绪。美学上的极端、偏离、不成比例、失衡、畸形以及吃惊的效果成了巴罗克的特点，也成为巴罗克人在才智与艺术上的独创和革新。总之，希腊传统有关人的理性、中世纪有关神的统一性以及早期人文主义者有关和谐的理想，遭遇到了挑战和质疑。面对不安的生活环境，人们对时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和不安全感。
马维尔深刻地体察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动荡局面，他的诗歌充分展现了一种动态的时间观，这种灵动的、充满张力的时间观正是巴罗克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西方学者认为，对动态的关注是巴罗克艺术的最根本特征，因为如果不拒绝古典传统的静态理想，巴罗克就不复存在了。(29)
注释：
①Ricardo J.Quinones,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Tim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3.
②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170页。
③在美国学者奎农斯(Ricardo J.Quinones)所著《文艺复兴时期对时间的发现》一书中，讨论了但丁、彼得拉克、拉伯雷、蒙田、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欧洲作家的作品表现出的时间主题，却只字未提马维尔的作品；我国学者胡家峦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时间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也未讨论马维尔作品中的时间主题；在笔者阅读所及的数种讨论马维尔及其作品的英文专著中，也未见详细讨论其时间议题的专论。
④Rolf P.Lessenich,"The 'Metaphysicals':English Baroque Literature in Context," 11 Jan.2008,＜http://webdoc.sub.gwdg.de/edoc/ia/eese/artic21/less3/Startseite.html＞.
⑤Elizabeth Story Donno,ed.,Andrew Marvell: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8)99-100.
⑥Augustine Birrell,Andrew Marvell(London:Macmillan & Co.,Limited,1905)19.
⑦温尼·海德·米奈：《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与文化》，孙小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⑧Harold B.Segel,The Baroque Poem(New York:E.P.Dutton & Co.,Inc.,1974)102.
⑨Geoffrey N.Leech,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56-58.
⑩除特别说明外，《情人》、《花园》二诗的汉译，本文皆采用杨周翰先生的译文。参见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5-156、165-168页。
(11)Dennis Davison,"Marvell's Religious Poems," in Cesare,Mario A.Di,ed.George Herbert and the 17th-Century Religious Poet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8)320-326.
(12)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158页。
(13)沃尔夫林：《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沈莹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61页。
(14)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164页。
(15)Wilfred L.Guerin 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5th ed.,(New York:Oxford UP,2005)112.
(16)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164页。
(17)胡家峦编著：《英国名诗详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18)胡家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125页。
(19)维克斯(Brian Vickers)在《修辞》一文中提到，不论是多恩、赫伯特还是马维尔，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这些高等学府中，基本都提供了哲学以及其他艺术的课程。因此，这些诗人了解“整个古典修辞学的范围”。详见Brian Vickers,"Rhetoric," in Thomas N.Corn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ry:From Donne to Marvell(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2001)104.
(20)Maren-Sofie R
stvig,"Surprise and Paradox—Perspectives on Marvell's Life and Poetry," in Arthur Pollard,ed.,Andrew Marvell:Poems(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0)83-84.
(21)徐鹏编：《英语辞格》，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3页。
(22)杨周翰：《巴罗克的涵义、表现和应用》，载《国外文学》1987年第1期，第1-14页。
(23)Dennis Davison,"Marvell's Religious Poems," 325.
(24)Maren-Sofie Rstvig,"Surprise and Paradox—Perspectives on Marvell's Life and Poetry," 60.
(25)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查常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6)Robert Witcher,ed.,Andrew Marvell,4.
(27)Augustine Birrell,Andrew Marvell,59-60.
(28)Augustine Birrell,Andrew Marvell,69.
(29)Peter N.Skrine,The Baroque:Literature &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New York:Holme & Meier Publishers,Inc.,197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