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关系论文,阳湖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中叶，当桐城文派的声势已经形成，其影响渐及于东南各省之时，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常州籍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阳湖古文的别有建树，因为是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所以，近代以来，大凡讨论到阳湖派，总是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视各人对阳湖派别有建树的程度与性质的不同估价，而意见纷纭。大要可分两类意见：一是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如徐珂《阳湖文派》曰：“桐城、阳湖，名为两派，其实一源。”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曰：“清代中叶，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自注：此所谓桐城派也）。”甚至在名分上仍以桐城派概称阳湖派。在此之前，早有王先谦、孙宝田、马其昶等人反对有所谓阳湖派的名目。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亦谓：“语其渊源所自，则亦出自桐城，只能称之为桐城派之旁支。”二是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倾向于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文派。最早当推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在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以“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三类加以统摄。姚华《论文后编》认为：“（明人）惟震川远绍龙门，独为有成，下开方、姚，为桐城派。而阳湖一脉，犹嗣文园。两系相竞，至成门户。”将桐城与阳湖看作各自为阵。梁启超将阳湖派古文的性质确定为：“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东润也已不讲“旁支”，而讲阳湖派的“别开门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七十三“恽敬”）。为了尽量恰如其分地把握两派的关系，除了从总体创作风格的角度确定阳湖派的自立程度[①]，还有必要以事关两派分合的人员为线索，考察彼此交涉的性质。本文即着重于后一方面的探讨辨析。
张、刘容受的“和而不同”
张惠言本人对师承刘大櫆古文的表白，是研究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时不可回避的文献材料。其《文稿自序》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馀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文中提到的王悔生，名王灼，桐城人，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九，他“少居枞阳，海峰奇赏之。从游八年，学锐进。继馆于歙，与金蕊中、程易畴、吴殿麟及归安丁小雅、武进张皋文交友。皋文颛志经学，属辞喜俪体。先生（即王灼）见其《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因举所从受文法于海峰者告之。后皋文学成，其论文必及悔生，阳湖派由此起。”这是对桐城派与阳湖派渊源关系的一种解释，不为无据。
张、王的交游始于两人客居安徽歙县时。张惠言在《鄂不草堂图记》一文中，提到他与王灼十年间的聚散情况。记文写道：“乾隆乙巳，余客岩镇，时园荒无人，尝以岁除之日，与桐城王悔生披篱而入，对语竟日。朔风怒号，树木叫啸，败叶荒草，堆积庭下。时有行客，窥门而视，相与怪骇，不知吾两人为何如人也……明年，余与悔生皆去岩镇。又十年，余复来，则园已为（金）文舫所有……文舫与星岩昕夕歌啸其中，燕饮属客，余时时在座。而是岁十月，王悔生适至，信宿草堂乃去。”二十五岁的张惠言来歙的原因，其侄张曜孙记载最清楚：“歙金公云槐守常州，奇伯父文，其弟奉直君杲延课其子，歙之从学者日众，乃并延府君（即张琦），令弟子分受业焉。”（《宛邻诗》卷末附《先府居行述》）歙县人而任官常州的金云槐，是当时徽州著名学者金榜之兄，他看重张惠言的文章做得好，因此张惠言被其弟金杲延请到歙县岩镇教授子弟。他所记游的鄂不草堂的主人金文舫，就是金云槐的次子。张惠言至少在乾隆五十年已与王灼相识。次年，两人都离开了岩镇。这一年，两人同榜乡试中举。此后的十年中，他们南北奔走，曾有较多的时间同在京师，并于乾隆五十三年、嘉庆元年两度重逢于歙县。因而交往可谓不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赴礼部会试或谋求出仕，张惠言、恽敬、庄述祖、庄献可、左辅、吴德旋等一批常州人士，在乾隆朝最后的十年内都有先后客居京师的经历，得以时相往来，切磋学问文章，成为这批同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基地。而王灼也与这些常州学子有所交往，据吴德旋《恽子居先生状》载，恽敬充任教习的数年间，与同州庄述祖、庄献可、张惠言、桐城王灼等“商榷经义古文”。
在张惠言“奋发自壮”的青年时代，王灼作为文学之友，向张惠言传授刘大櫆的古文法，对于张惠言从事古文创作，自然起到劝勉的作用。张惠言与王灼的关系，谈不上是师徒关系，因此说张惠言为刘大櫆的“再传弟子”[②]，似不甚切当。由王灼作中介，张惠言得以了解刘大櫆的古文之学，并对刘大櫆的古文造诣作过钻研，其诸多撰述中，就有一种是《刘海峰文钞》二卷。不过，为了准确了解刘大櫆对张惠言的影响，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略作说明：
其一，刘大櫆的文学成就有其特异的风貌。即以桐城派典范作家方、刘、姚三家而论，后人往往惯以方、姚并举，其实也从一个方面暗示刘大櫆的古文对于桐城宗风形成的作用，与方、姚相比尚有差距。应该说，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能显耀文坛，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所指示的创作门迳较宽，尤其是在方、刘之时，门派的规制可以说尚不甚分明，个性化的创造生机较少受到束缚。例如，《清国史》卷四五载姚范“所为诗文不主家法，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方苞与刘大櫆也是“各殊所造”。这一点，应该是为张惠言所看重的，因为其《书刘海峰文集后》一文曰：“明甫又言：‘海峰为古文既成，乃著藉为望溪弟子。’呜呼，两人故相为先后哉？”王灼亲受教于刘大櫆，对于刘大櫆的师承问题的说法，本来甚有可能为张惠言所接受，但张惠言却深表诘难。关于方、刘是否存在师徒关系，从各种记载看，几乎可以说是在两可之间。方苞曾在《与魏中丞定国》中称刘大櫆为“及门”，顾名思义，这自然意味着视刘为弟子，但似乎又是为了便于在公卿间替他延誉。刘大櫆的弟子吴定《海峰先生古文序》指出：“先生文章得自天授。年二十九，学成游京师。灵皋侍郎见而惊赏之，令其拜于门。然而两人之文各殊所造。”并说刘大櫆的“文章不由师傅”。看起来，刘氏一方面曾向方氏行弟子礼，另一方面又“文章不由师傅”。论者究竟看重哪一方面，往往各有用意。若强调刘氏古文的独特性，往往淡化他对方苞的师事。张惠言认为方、刘二人未必“相为先后”，其用意当与他看重刘大櫆古文的独特风貌有关。刘大櫆古文的哪些方面对张惠言别具吸引力呢？张惠言没有作具体表述。从风格上看，刘大櫆的创作，在桐城诸子中是以才高气肆富于藻采为特色，这一特色与张惠言的才性及为文旨趣较为接近。因才高气肆而不甚固守宋儒义理之学，使刘大櫆的古文较少道学味，刘师培认为：“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论文杂记》自注）说“欺世盗名”，可能言之过重，不过，说刘大櫆“稍有思想”，这对于辨识刘大櫆的特异之处，可谓一语中的。阳湖诸子的思想根柢不拘限于以宋儒之学为极诣，在这一点上，刘大櫆的创作是乐于为张惠言所借鉴的原因之一。另外，刘大櫆标举过“文贵华”之说（《论文偶记》），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也曾这样对比过刘大櫆与方苞之异：“（刘）学博论文主品藻，（方）侍郎论文主义法。”就是说，刘氏更注重文学的唯美的要素。张惠言学文是从骈偶入手，尊重汉魏六朝美文传统，不废藻采，这种审美旨趣也使他易于对刘大櫆的古文发生亲近之感。
其二，张惠言全力学古文，“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规矩易得，而创作前途与最终成就，则要靠自己的潜力与努力的方向。张惠言采取了学与文并进的路迳，这构成他与刘大櫆的区别。其《书刘海峰文集后》认为：“海峰之文，有学《庄子》、《史记》为之者，弗至也。学欧阳、王介甫为之，时至焉。学归熙甫，辄至焉。名取远，迹取迩，其效然耶？后有作者，终不得为庄周、司马之为耶？明甫之言曰：‘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胜于望溪。’然则海峰为之而不至焉者，果系于世之远迩耶？”刘大櫆的古文，终究受唐宋古文家尤其是归有光的笼罩，而未能更进一筹，达到《庄子》、《史记》的境界，这是张惠言对他的基本评价。他对王灼所持的“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胜于望溪”之见，看来是不以为然的，研究经籍的功夫，未必与文章成就的高低成反比。在这里，张惠言对方苞的学与文兼擅隐然有肯定之意。实际上他自己也走上了饱学能文之路，并“以经术为古文”（阮元《茗柯文编序》）。作为专精的汉学家而治古文，张惠言的成就在清中叶文坛上，不啻确立了考据与古文结合的典范，其意义也已不同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方苞。
总之，张惠言通过王灼而间接受到刘大櫆古文之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张惠言一方面尊重刘氏的古文成就，另一方面更致力于走自己的文学之路。从他身上体现出的与桐城方、刘两大家的关系，也许可以用一句儒家雅言来表述，即“和而不同”。后来，张惠言往往既为桐城派文家所赞赏，又为不喜桐城派的人士所倚重，这一现象也颇有意味。
“姚、恽派分”与阳湖派的崛起
清代古文的兴盛，其标志之一，就是相继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颇富实力的作家，可谓强手如林。关于恽敬的个人风格在清代散文史上的意义，以张维屏的评价最高：“国朝古文，论者多推望溪方氏。前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长蘅诸家；后乎方氏者，有刘大櫆、袁枚、朱仕琇、鲁九皋、彭绍升、姚鼐诸家。而数十年以来，则袁、姚两家为尤著。子才之文爽健近乎肆矣，然未足以语古人之肆也，且好为可喜可愕以动人目，其流弊将入于小说家。姬传之文谨严近乎醇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醇也，且拘于绳尺，不敢驰骤，其流弊将如病弱之夫，恹恹不振。故就诸家而论，愚以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文体之正在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也。”（《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二四二）恽敬的古文成就，在袁、姚之间构成鼎足的态势，表现为“介乎奇正之间”。
不同于张惠言未留下对姚鼐的任何评论，恽敬则发表了对姚鼐的看法。其撰于嘉庆十八年的《上举主笠帆先生书》曰：“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灵皋为最，下笔疏朴而有力，惟叙事非所长。再传为刘海峰，变而为清宕，然识皋且边幅未化。三传而为姚姬传，变而为渊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较之灵皋则逊矣。”桐城派作为一代古文正宗的地位，是自方苞奠定的。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就曾将“望溪文集阮亭诗”，评为文坛与诗坛的“一代正宗”。姚鼐的“渊雅”其实更多地承自方苞之“正”。在恽敬看来，即使是方苞，也难免“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桐城派从方苞到姚鼐都致力于保持古文的醇雅品格，确有成功的经验。即以他们表彰归有光而言，方苞赞赏归有光之文有“雅洁”之美，而“雅洁”在桐城古文家法中是至高的审美标准。到了姚鼐，隐然以归有光为桐城文统中上承唐宋、下启方刘的人物，而在姚鼐身上延续的古文抗俗的精神，集中体现为对抗考证之学导致的“繁碎缴绕”的文风。古文与汉学的对抗，始于姚鼐，并成为姚门作风的一个重要内涵。由于考据派“繁碎缴绕”之风的刺激，姚鼐在实践上更注重文体的雅洁，“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桐城派崇尚雅洁的宗风，创自方苞，而到姚鼐才告完成，“自惜抱文出，桐城学者大抵奉以为宗师”（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其对乾嘉以还桐城派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袁枚的文章学及其创作，在乾嘉文坛上以崇尚才情而自具异彩。桐城派以正宗自守，以道统自任，因而对作者才情的发挥，实际上是有所拘限的，并体现在对气格或格调的讲求中。袁枚自谓“随意闲吟没家数”（《自题》），表现出自由不羁的作风。桐城古文家固守宋儒之学，而袁枚对宋儒之学的态度尤其显得通达。汉宋之争，是前清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牵涉到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尊宋者往往薄汉，尊汉者往往毁宋，各自形成门户之见。袁枚《宋儒论》认为：“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汉唐之儒不可；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这样的持论可谓不成“家数”。另外，道统意识在文学上的运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贡献所在，道统与文统合而为一。桐城派独标文统，不愧“方驾韩欧”。对于道统之说，袁枚不以为然，他对“道统”说的非难，其实也表示他不满于以道统自居的正宗势力。再者，与桐城文风恪守雅驯的传统形成对比的，他以“争奇竞巧”自喜（《覆云松观察》），因而也最疏于讲求法度。陆心源《上吴子苾论国朝古文书》评论清朝“诸家文集之得失”，认为袁枚的成就尤其有特殊性：“随园之文，最为流俗所喜，其破律败度，夫人而知之矣，然于南丰所谓‘知足以达难知之意，文足以通难显之情’，盖无愧焉。”桐城宗风的形成与袁枚的“破律败度”，可谓构成了正与奇的两极。
恽敬的“介乎奇正之间”，从其对姚、袁两家的修正也可看出。他既肯定古文“至正”的体格（《上曹俪笙侍郎书》），有取于方、姚之格高，也看出格高调正的追求易蹈窳弱之失，所以他主张与其偏于“极正”，不如在“极正”与“恣诡”之间有所折衷（《答吴白厂书》）。他论文而注重感发，注重性情，对袁枚的“性情”说也有所修正。据恽敬《孙九成墓志铭》记载，孙韶是袁枚的及门弟子，恽敬与他结交，“敬与君（孙韶）无间然，每见君，君必先言子才之美，以柱敬平日之论说”。可以想见，通过与孙韶的交往，恽敬间接获得了与袁枚思想的砥砺感。当然，恽敬对袁枚也有不满，其《与黎楷屏》谓：“近时袁子才有‘格调增一分则性情减一分’之说，鄙意以为，无性情之格调，必成诗囚；无格调之性情，则东坡所谓饮私酒吃瘴死牛肉发声矣。”非正非奇，亦正亦奇，才是恽敬的理想。用这个眼光，他可以批评袁枚“卑薄”（《与舒白香》）；也可以批评一味附合古文之格高调雅者，有“为容”之失，而“为容则体下”（《上曹俪笙侍郎书》），也是一种卑薄。
张维屏从“文气之奇”上，将恽敬与清初古文家魏禧联系起来，便于说明恽敬的特点。魏禧与侯方域、汪琬并称为清初古文三大家，其中魏、侯两家较偏于奇，而汪琬较偏于正。恽敬曾以“枪棒气”与“袍袖气”来形容其异：“侯朝宗、魏叔子进乎此矣，然枪棒气重；归熙甫、汪苕文、方灵皋进乎此矣，然袍袖气重。”（《与舒白香》）汪琬的古文气格近于归、方，他自评为“从庐陵入，非从庐陵出”（《与梁日缉论类稿书》），属于从唐宋八家入手的一路。侯方域的古文在清初的一段时期内，得到古文“第一”之评（王士祯《西山唱和集序》），主张“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的郑板桥也甚喜侯氏的古文（《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不过，在正宗古文家的品鉴中，侯方域往往被忽视。魏禧的文论，于看重“法度”的同时，也重“兴会”，主张“博观史传”，尤其警惕“儒者之文”所易犯的七弊（《甘健斋轴园稿序》），因而与纯粹问津于唐宋的古文家区别开来。值得一辨的是，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将魏禧列为“私淑桐城文学诸人”之一，这颇为无据，也模糊了魏禧在学术与文学上与桐城文学的距离。恽敬揭出侯、魏的“枪棒气”，以与归、方的“袍袖气”相区别，并能在接受“枪棒气”与“袍袖气”的双重影响下，寻求自立，正是“介乎奇正之间”的可贵尝试。
由于恽敬有心吸取“奇”的文学传统，就与纯正派的作风显出差异。从当时文坛看，恽敬在古文风格上的建树，对于以姚鼐为代表的雅正派，尤为构成一股突破性的力量。“姚、恽派分”的提法就肯定了恽敬的地位。恽敬对于清代古文传统的拓展，是富于时代意义的；而对于阳湖派在文坛的崛起，更是功不可没。
《七家文钞》的同异兼存
继恽敬在风格建树上与姚鼐抗衡，嘉道之际，阳湖派一方面以李兆洛为代表，在突破古文藩篱、扩大古文传统等问题上，继续表现出与桐城派的别裁异趣，另一方面以陆继辂的《七家文钞》为标志，显出不以斤斤于家数之辨为怀的意向。从前一方面说，李兆洛选《骈体文钞》，隐然与姚鼐《古文辞类纂》对垒，而他的薄韩倾向，也与从明代唐宋派至桐城派一脉相承下来的宗韩欧之风，有唱反调之意，反而近于明代前后七子“凭陵韩欧”之论。这种理论特色强化了阳湖与桐城的分流。章太炎《与人论文书》有“姚、李二流”之语，即指姚鼐与李兆洛歧分为两派。从后一方面说，《七家文钞》的结集，反映了选编者对桐城派求同胜于求异的倾向，这也涉及到两派关系的复杂性。为了说明《七家文钞》出现的背景与用意，有必要考虑到下列两点：
其一，《七家文钞》的结集，主要是为了彰显张惠言、恽敬两家的古文成就，这一点，陆继辂在序文中有明确说明：“子居、皋文齿犹未也，及皆不幸溘逝，遗书虽盛行于世，学者犹未能倾心宗仰。每与薛玉堂画水言之，相顾浩叹。画水因出其向所点定二子之文，又吴德旋仲伦所选梅崖（朱仕琇）、秋士（彭绩）文各十余篇，益以桐城三家，以命继辂，使择其尤雅者，都为一篇，目曰《七家文钞》，聊以便两家子弟诵习云尔，非文之止于七家，与七家之文之尽于是编也。”显然，恽、张两家较为晚出，当时还没有造成广泛的文学影响。扩大两家的文学影响，使世人能够“倾心宗仰”，是陆继辂、薛玉堂的心愿。这份美意，不难令人联想到姚鼐当年表彰乡先贤方苞与刘大櫆之举。
陆继辂本人对于恽、张二友的古文造诣相当敬重，其《合肥学舍札记》卷十二自录《答宝应朱光禄》谓：“继辂以同县知古文之人已有张皋文、恽子居，自度必不能及，故初无意于此。自遭大罚，慈亲见背……始稍稍求古文义法，强而为之。”可见张、恽古文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应该说，《七家文钞》的结集，并没有十分鲜明的选编宗旨，其书未能广泛流传，恐与此有关。不过，在拟议过程中，陆继辂一度“有改为刘姚张恽四家之议”（吴德旋《与陆祁孙第二书》），从这一提议本身，仍可感受到他表彰阳湖古文的意图。
其二，作为流派的界定，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分界线可谓是相当有渗透性的。即以作家间的交流与影响而言，两派之间也出现了局部的同趋现象，这些都可能促使陆继辂乃至后来的阳湖文家不甚计较彼我之异。阳湖派的崛起，并不是以桐城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即使是恽敬的“介乎奇正之间”，也并非无取于“正”。阳湖派虽然“不甚宗韩欧”，但也不是完全背弃唐宋古文传统。因而若着眼于桐城与阳湖之同，也不妨说是“如一辙”。从桐城方面说，正如方宗诚所指出的：“桐城之文自植之（方东树）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姚莹）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桐城文录序》）姚莹与阳湖李兆洛等人颇有交谊，其注重“经济之学”的倾向与常州经世学风就不无合拍之处。尤其是激于内忧外患的时势，他十分关注天文历算、舆地图谱之学的实用价值，如其《康輶纪行》卷五“外夷讲图书”条，感叹于英国航海人员“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相比之下，“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对于传统的知识结构中轻视天文算数等应用科学，深表痛心。这种认识与李兆洛在天算地理学领域的建树，就是相呼应的。再如，桐城文家辈出，其中也出现了不甚谨守桐城家法的作家与作品，刘开热心于创作骈文，就被陆继辂视为“不尽守师法”而加以欣赏（《合肥学舍札记》卷五“孟涂佳句”条）。
从阳湖方面说，阳湖文家基于其审美倾向的某些共性，在整体上构成对桐城派的突破，其对桐城文家可谓既勇于批评，又勇于吸取。而这种批评与吸取的程度、比例，也因个人才性因缘的不同，而显出一定的差别，这是阳湖派不易界定的原因之一。例如，吴德旋虽为恽、张的青年学友，但中年以后一意宗奉姚鼐，得姚门正传[③]。从《七家文钞》的成书过程来看，吴德旋也曾提到是自己“与友人陆祁孙选”。据陆继辂序文，七家中除张、恽以外的五家入选，都是出于吴氏的命意。因此，此集可谓是桐城与阳湖的联袂之选。晚近以来，阳湖一系的作家，对桐城派与阳湖派往往能够求同存异，兼有所取[④]。这一风概，应该是有得于陆氏的虚怀折衷的态度。
注释：
①详拙作《论阳湖派的创作风格》，《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
②黄立新点校本《茗柯文编》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③吴德旋《送恽子居序》曰：“予之学为古文，得子居、皋文两人为助。”又其《七家文钞后序》曰：“余年二十余，至京师，与武进张皋文同学为文……年几四十，始获亲谒惜抱先生。”包世臣认为桐城姚氏门下士如陈用光、梅曾亮、管同、吴德旋，“皆亲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吴君为能真传姚氏之法也”（《雩都宋月台维驹古文钞序》，《艺舟双楫·论文》）。其说可参。
④如徐震谓：“桐城、阳湖二派古文义法，本无区别，惟入门取迳之稍异耳。”详陈光贻《阳湖派主要作者简介》，《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