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莉[1]2002年在《女性:弱势的群体——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解读》文中提出通过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进行评析,认为:祥林嫂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爱姑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抗争者,子君是女性弱势群体中闪光一时的弱者。她们被强大的“杀人团”所包围,同时由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存在的程度不一的精神缺陷,因此挣扎、抗争、“出走”都无济于事,都是悲剧结局。而鲁迅描写女性弱势群体及叁女性的价值意义在于:反思五四的“人的发现”,反思五四妇女解放及启蒙的时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段小莉[2]2001年在《女性：弱势的群体》文中认为鲁迅小说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与多样的文本形式，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本文仅对鲁迅着力描述妇女生存状态与命运的《祝福》、《离婚》、《伤逝》等小说进行解读，以探讨其蕴含的思想价值与意义。 本文共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弱势群体扫描”。概述鲁迅小说中呈现出的女性群体状况，其中涉及到了小说集《呐喊》中描写的女性，如杨二嫂（《故乡》）、单四嫂子（《明天》）等等。表明鲁迅在五四高潮和五四退潮时期所写的女性几乎都是弱者，由此共同构成了一个女性弱势群体世界。 第二部分：“弱势群体叁女性”。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进行评析。认为：祥林嫂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爱姑是女性弱势群体中的抗争者、子君是女性弱势群体中闪光于一时的弱者。她们被强大的“杀人团”所包围，同时自身又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思想性格的与精神的缺陷，因此挣扎、抗争、“出走”都无济于事，都是悲剧结局。 第叁部分：“弱势群体描写的价值意义”。这部分文字本意是想对以上两部分的评析加以提升，试图提升到一定的理论认识高度。也即是探讨鲁迅描写女性弱势群体及叁女性的价值意义所在。我的答案是：反思五四的“人的发现”，反思五四妇女解放及启蒙的时效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姜子华[3]2010年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叁编,每一编分叁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薛熹祯（Sul, Hee, Jung）[4]2014年在《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鲁迅和张恨水为论述核心,希望通过对两人经历、作品的比较与阐释,来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阵营和通俗文学阵营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尝试探讨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救国救亡、改良社会的探索。论文共有6个章节,分别从鲁迅与张恨水的个人经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女性形象、作品所具有的乡土情结以及作品的叙事结构等问题出发,将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鲁迅与通俗文学创作大家——张恨水作一个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第一章与第二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鲁迅和张恨水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初步论述了两人在文学创作中在其所在文学阵营中的共性与个性和不同的创作意图,并尝试探讨形成这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可能原因。第叁章在前文论述两者创作观念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鲁迅与张恨水文学作品的结构、语言和行文风格,从而分析形成雅俗文学之间差异的原因,进而重新考察两种文学作品对社会的不同影响。第四章则集中论述了两者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其笔下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种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所谓“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及其笔下的人物放在一起分析,尝试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接受启蒙,反对传统与传统丧失,落入虚无,从而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不同作用。第五章集中论述鲁迅与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对乡土社会的描述,区分了鲁迅与张恨水对农村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乡土情结,并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重新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农民的个性及文化人格变化的不同态度,从而进一步审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启蒙的方式和影响。第六章以鲁迅和张恨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核心,阐述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解放核心的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是如何体现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中的。而这两种不同的体现,恰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协调的问题,这种不协调在新文学中造成了女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在通俗文学中则变成了对传统的依依不舍。然而,毕竟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尽管两种文学采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试图探索解决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甚至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两种发展模式——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种文学对启蒙和传统的态度有着天然的差异,通俗文学缅怀传统,对新社会疑窦重重,而新文学则倾向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变革中的新社会充满着期待,这些差异在不同作家的文本中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历来为文学研究者所青睐,受到广泛关注,并直接造成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中影响巨大的雅俗之辨。本文选取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阵营中两位文学巨擘——鲁迅和张恨水,从文学文本出发,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现代和传统视域下的雅俗之争,从而尝试探索解读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孙麟淑[5]2013年在《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的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的推动下,西方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逐渐影响到全世界。而且其影响力不断扩张、不断渗透。所谓的近代化——现代化,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被“欧化”的过程。韩中日叁个东北亚国家和西方的市民社会不同,他们的近代国家体制在转型为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从外部开始的”强制性的门户开放的决定性契机。因此,东北亚国家的近代意识,文化意识都脱离不了(半)殖民地这一现实的束缚。其结果是,由于那些陈旧的封建制度还遗留在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中,从而导致近代性文化实践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错误。东北亚叁国近代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看成是西方进行的历史恢复的工程之一。现在,所谓克服近代性文化实践中产生的错误已成为东北亚所有民族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为止,东北亚叁国还不能一致认同这个立场。原因之一是日本首先独行近代化,使得日本在中国和韩国眼中成为了另一个近代化的典范。因为叁国无论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方法,还是政治制度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将他们的近代性视为一体。因此,在表达叁国的近代性的同时,强调从外部开始影响的立场和强调自发层面的立场之间引发了相互矛盾。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和韩国,受到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各国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文学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和群众心理,这些社会、政治上的变化也反映到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从而引发了文艺思想的变革。以东方哲理为基础,在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文艺思想等多方面,叁国的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学作品等仍然存在着不少相似点。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文学的领域,从而引起文学和文艺思想的变革。而且,只有通过对叁国的近代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家的研究,在加深对叁国近代文学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才能阐明韩中日叁国文学、东北亚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就韩中日叁国近代文学史的发展局面来看,由于近代意识的普及和各国的民族特殊性,结果造成了叁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巨大差异。鲁迅、李光洙和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对本国小说艺术的构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将叁者的小说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探讨极具价值和意义,从而能够在对比中发现有益于建设新文艺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为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发展挖掘新思路,这也是构建本论的初衷。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构成,对选题予以具体探讨：绪论主要概述了选题缘起,对东北亚地区的近代化以及近代文学作了概况,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叁者的简要概述以及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以及研究观点。正文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阐述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的近代文化接受的过程,并对叁者进行比较。论述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外界影响及生平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分析叁者在民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留学经验所产生的不同民族观和近代化文学观,同时也分析叁者幼年时期开始受到的汉文教育和留学时期接触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第二章：阐述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的近代化人文内涵因素,并对叁者进行比较。首先对鲁迅、李光洙的反封建、反儒教思想和夏目漱石的传统思想进行比较,其次、研究叁者小说中的国民性改造意识以及近代化思想和文明批判态度。第叁章：重点分析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别为农民形象、启蒙性的知识分子和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新女性观形象。分析叁者的小说中人物塑造上的近代化因素和特点。第四章：分析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的叙事方法上的近代化特点和叙事视角、“对话”叙事和空间上的叙事结构,阐述进入近代化时代以后,各国出现文言一致运动中的叁位作家的贡献。同时揭示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在艺术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第五章：梳理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小说近代化的艺术地位。重点论述叁位作家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比较研究叁者在东北亚叁国的文学史上的相互影响关系。本论文在吸取以前对鲁迅、李光洙、夏目漱石的文学观、民族观以及作品比较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了整体把握与作品的近代化因素的解读方式,并结合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系统分析,对他们的近代化小说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客观的研究和评价。笔者希望通过本论文为韩中日东北亚叁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崔绍怀[6]2014年在《21世纪初期《祝福》研究综论——鲁迅小说《祝福》研究之二》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初期,关于《祝福》的研究论述,新作迭出。文章对21世纪初期以来的《祝福》研究论文的文本思想、人物形象、与其他相关作品文本之间的比较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对《祝福》文本做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赵鹏[7]2006年在《鲁迅与中国电影批评范式的双轨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或鲁迅所说的“文明批评”，或直截了当地简称为“批评”，普适性被解读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大使命。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这篇论文就是要研究鲁迅和电影的关系，其内核是鲁迅的电影批评。论文从多角度论证这种电影批评具有双轨性，一“轨”是鲁迅电影批评的社会现实属性，立足于文学活动、社会实践等外在动因；二“轨”是鲁迅电影批评的修辞属性。立足于其电影审美的本体性。 尤其第二层，鲁迅与电影审美是一种接受——批评的互动的逻辑关联，鲁迅之于电影审美，鲁迅是主动的，用他爱用的一个概念，“拿来主义”，鲁迅之主动的阅读和认知；反向度而言，电影审美之于鲁迅，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则需要结合生活方式、消费趋向、精神娱乐等外延，甚至尝试句牍考证的生成方式来研究。 我在绪论中从接受美学视角出发，将具体的中国政治文化现实语境(19-20世纪之交——1936年鲁迅去世)——鲁迅——鲁迅的电影批评——鲁迅电影批评的阅读和在实践中发生效用，强调还原成一个能动的系统，并对于这四方视角进行历时和共时性的考量。 我从文学——电影视域强调了鲁迅的文学创作与鲁迅的电影批评处于一个逻辑顺承和谐共生的层面；然后从阅读者能动性的发挥角度也就是接受派所谓“创造历史”的角度，立足民族文化长远发展，讨论鲁迅作品，甚至作为民族中心人物的鲁迅其自身的电影化之非常必要。将这一对象电影化自然是艰巨的，哲理性元典性的抽象思想之具象化展开本身就是艺术命题的“二律背反”，但是，并非不能完成。只不过转换到现代电影理念。 一般形成共识的是鲁迅文艺思想的核心机制是其反封建基质，其聚焦点就是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由于鲁迅文学实践和鲁迅电影批评具有逻辑顺承和同质性，
李燕[8]2013年在《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的特色，倘若单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谈会有过于蹈矩之嫌。只有结合对译者的分析，将描写性的研究也融入进去，方可主客观兼顾，两全其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是文化心理学，笔者认为一切行为皆由心理活动支配。翻译是一种语言心理活动，或基于语言媒介的心理活动，实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心理活动。具体来说，本文结合了文本的文化心理和译者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一是研究文本的文化心理。文本创作是实践中作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创作心理是作者文化心理的体现。文本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心理。原作其实是一件文化作品，作者的文化心理和作品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作者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而作品又是作者文化心理的折射和反映。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是对文字进行分析解码的过程，译者不能像普通读者只需体会文字带来的感受，沉浸在想象中；译者必须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一份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完成每个文字的解读。文本是作家的心迹记录，折射了作家的心理。因此翻译时，对文本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帮助译者正确解读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和意义，从而做好翻译工作。二是译者的翻译心理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原文的思考、加工和再现就是一种文化心理活动。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主体，即译者的文化心理活动，是译者置于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中来深度挖掘内心世界的意图、目的、观念及价值观等。译者的文化心理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翻译的方法和策略运用、翻译的目的都起到制约作用。因此一部上乘的译作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译者借助原作实现自我精神追求，原作通过翻译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提高。本研究以分析鲁迅小说文本为主要手段，解析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时，始终把文本分析放在首位。同时，也说明了他个人的文化心理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操控作用。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译本选择和译者介绍、理论基础、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介绍鲁迅小说英译状况和杨宪益翻译鲁迅小说研究状况综述，之后阐明本研究的创新点。第叁章是作者和译者的文化心理探索，笔者尝试分析了鲁迅和杨宪益文化心理的形成因素，指出翻译是对原文作者的心迹跟踪，质量上乘的翻译首先就需要对作者的文化心理有正确的解读。既然是研究鲁迅小说译本，研究鲁迅的文化心理是首要问题。译者的文化心理更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决策和行为。我们分析影响他翻译行为的文化心理因素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去把握：宏观上，他的翻译生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他的翻译行为无法摆脱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具有时代特征；微观上，他个人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爱国精神、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都具有他的独特性。所有因素的综合形成了他独有的文化心理，并直接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第四章是词汇翻译，首先从鲁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入手，探讨杨宪益针对小说典型词汇部分的翻译；再谈到极具特色的鲁迅小说人物名称和篇名的翻译；最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分析对比杨宪益和其他两位译者的用词差别，对其独特词和空缺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语义诠释一定要符合原作的文化历史背景及作者的文化心理，语义的最终定夺必须在原文的文化心理框架中进行，不应望文生义，更不应“胡思乱想”。即便是意译也应有“意”的依据。大量详实的代表性例句对比分析表明，杨宪益在词汇层面的翻译上，受到了思维方式、时代环境、工作性质等各方面的影响，他在翻译时忠于原文，准确理解词义和感情色彩，追求简洁明了，传情达意，并尽量兼顾审美效果。他主要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方法，有时也会造词翻译，用词斟酌，规范得体，力求在读者面前还原一个真实的原文。第五章是修辞翻译，鲁迅在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几乎用尽所有传统的修辞手法。杨宪益在翻译鲁迅小说修辞时，费尽心思、竭尽全力，以求“情欲信，辞欲巧”。本章从词汇、句法和语意叁个方面对鲁迅小说中所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手法的翻译加以探讨。总的来说，杨宪益在处理词汇层面的修辞时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采用意译以追求语义的对应，最大程度上保留和原文形式上的对等的同时，也追求语气和情感的一致。比起其他两位译者，杨宪益用词更为谨慎、简练，追求形与义的对等。留有遗憾的是，有些不加注释的翻译无法把作者创作原文时想要表达的内涵体现出来，没有再现作者的创作心理，同样也没有照顾到译文读者希冀通过译文走入作者创作心理世界的阅读心理。在翻译句法层面的修辞方法时，杨宪益注重句式结构的安排，轮廓鲜明，译文形式多样，简洁紧凑，读起来余音绕梁。在具体内容的再现和选词上面，他的翻译灵活度比较小，紧扣原文，即便采用意译，他的译文也是叁人中最为贴近源语的。他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绝不含糊，态度认真。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不浮于表面，译文总是力求再现深层次内涵。在翻译语意层面的修辞手法时，杨宪益仍旧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他用语讲究，凸显重要性时，会选用比较书面体的词语和表达。相对莱尔口语色彩浓的用语，他用词形象，简炼得体，力图保留中国的文化意象和表达形式，对于源语文化的重视大于对读者阅读习惯的重视。总体来说，杨宪益对待修辞时绝不马虎，他仔细解读修辞中的内涵信息，把握文本心理，即作者的创作心理。他的翻译思想、用语习惯、思维方式、文化审美等对译文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第六章是描写翻译，小说中人物和环境的描写的翻译再现了作者的创作心理，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不免带上译者本身的翻译痕迹，也正是译者自己的翻译心理的体现。杨宪益在各类描写翻译上的特色就是其翻译心理的最好见证。本章从地点环境、杀人场景、人物外貌、人物语言和人物动作等五个方面就场景描写和人物描写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杨宪益在处理描写翻译时的特色。综上所述，从小说描写的角度上看，杨宪益的译文忠于原文，在结构、用词、语气上都能和原文保持一致，传情达意。在整个语篇的处理上表达流畅，前后呼应，融会贯通。在选词上精准传神，行文美丽。他对待翻译工作严谨认真，驾驭英语挥洒自如，功底深厚。第七章是结论。通过词汇、修辞和描写叁个层面的鲁迅小说译文比较，本研究归纳出杨宪益的翻译特色。接着从译者的翻译心理角度找出产生特色的原因，对比译者受到的时代影响、工作目的、译本选择、目标读者定位、翻译思想、思维方式等影响，阐明不同的翻译心理因素直接导致不同的翻译。最后说明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李军[9]2011年在《想象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意识领域是一个亟待发现和梳理的领域,长期处于性别无意识的研究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对文本意义阐释与文学史建设的合理性。本论文从性别立场出发,借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叙事学分析方法,以客观公允求实的学术态度,重新切入中国现代男作家的个人生活与书写文本(以小说为主,兼顾少量戏剧),考察其现实、创作与批评中的具体性别表述、女性观念与男性思维、两性关系与形象塑造、情节模式与人物类型等诸方面,辨识隐藏于各种故事叙事之下的话语权力,从而发掘出他们显性理念与深层意识之间的悖离性矛盾,打开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所折迭的阐释与批判层面。是以命名为“想象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绪论中首先界定了何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们的“想象性书写”,实际就是指其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虚构性想象及叙述。这种“想象”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一,对女性形象的异化书写;其二,对女性主体性意识的隔膜与误解;其叁,对女性能指的工具性运用。接下来又分析了何为女性的“边缘性阅读”,它第一应该是“批评性阅读”,女性读者应该自觉地从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抗拒性读者”;其次,应该是一种“解构”行为,对经典文本“权威阐释”的解构。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认识盲区,所以论文又较为细致地理清了“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两个概念。在介绍了国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论文的研究范围被具体化:时间段限于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放弃女性文学文本,专门解读与反思男性作家,尤其是现代经典男性作家的“文”、“言”、“行”,以期总结出“历史中间物”们深层的不自知也不轻易为人所知的男权集体无意识。最后,作者提出论文主旨意在“重读”与“发掘”,希望凭借翔实的现实考察与文本分析,辨析现代男作家们的男性性别主体的局限性,边缘性地界定他们创作中对女性形象的想象色彩,从而真正做到在话语和阅读中尊重性别和个体差异,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化平等化的文化视阈。上编主要整理和解读了中国现代男作家的“言”与“行”。第一节通过对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中诸多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们言论意见的梳理,发见了其被男性价值尺度左右的潜层意义。作为一种从“妇女解放”到“解放妇女”的微妙转换,这场“妇女解放”运动只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以男性为依托的一次“女性被运动”。第二节探讨了中国现代男作家们如何在婚恋生活这个最能体现真正两性关系价值观的领域,表现出了在传统男性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之间的摇摆与挣扎。第叁节则通过梳理现代文学领域中着名男性评论家们的女性文学批评言论,包括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男批评家与女作家之间的关系模式,总结出诸多潜在的性别意识。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不易察觉的性别等级意识,不仅批评的标准和方法是有性别的,而且男性的女性文学批评也有着同样的性别目的。下编是论文重点所在,从四个方面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述,进一步反思与解构其“表层文本”下的“深层意识”。第一节论述分析了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指出在历史中女性一直是处在文学表述的被动地位,这个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同样存在。现代男作家们创造的女性形象虽然丰富多彩,但她们在男性文本中其实始终处于一种“被看”、“被说”、“被用”的“被动式”状态。正是在这些“被动态”的女性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在新旧叙事系统中同样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意识的痕迹。第二节论述分析了他们笔下的人物类型,指出在现代男性叙事里两性人物类型在文本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论文首先作了一个概念的转换,包括概念关系之间的重新定义,将两种对立的叙述学人物观整合到一处,然后以具体的文本分析论证出男性人物多是“心理性”的人物,而女性人物则呈现出客体化、表象化、“物化”的描写特征,作为“功能化”的符号,成为男性欲望的目标或确认自我的辅助品。这种叙事结构与塑形方式上的厚此薄彼中,隐含了明显的性别歧视。第叁节论述分析的是他们笔下的两性关系,提出在现代男性叙事作品中,很难发现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相反,男女之间常见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相处模式——“助”与“毁”。这种“毁”“助”之间的绝对主体和主题一定是男性,而女性则或是充当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扶助之手,从现实生活、肉体欲望、精神追求上满足了男性的多方面利益与需求;或是成为他们人生经历中的毁灭之门,将他们从社会地位、生命意志到主体自尊都拉入地狱。这种两性关系模式流露出一种隐含的单向性的审美关系,实际卫护的是传统的性别秩序。第四节论述分析的是他们笔下的情节模式。论文从现代男作家文本中挑选出叁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情节叙述因子:出走、成长、贞节,通过对其的文本比照与研究,概括出一些男作家们在叙事策略与叙事结构安排上的表层特征与深层潜在。如针对男性人物叙述的“出走”模式多倾向于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而针对女性叙述的“出走”模式却多倾向于个体性、情感性乃至宿命性;在男性作家的“成长”模式中,大量出现的将女性形象“男性化”处理的叙事策略;以及对女性贞节观念的功利性分化与评价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父权制的性支配思想在我们文化深处所形成的那种顽固的“性别无意识”。在结语部分,论文再一次总结了中国现代男作家们的深层性别意识与其表层性别观念、性别宣言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性与矛盾性。指出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大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现代男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其实应该受到了四方面的不同影响。其一,是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来自苏联的无产阶级女性观;其二,是伴随着欧风美雨而来的西方女权主义女性观;其叁,是伴随着日本的现代化崛起而接触的日本文化女性观;其四是中国几千年男权文化传统的女性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男性作家性别意识的复杂性,使得他们远未达到一种超越传统偏见与男性中心的自在自为境界。
李琼荣[10]2017年在《《诗经·卫风·氓》的文本解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主要针对《氓》纷繁无序的文本解读研究现状而选定。《氓》是《诗经》选篇中收录最早、现在还保留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入选篇目,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被列为精读和背诵的篇目之一,可见其经典性。迄今为止,对其的相关研究,角度纷杂、成果颇丰,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在如此复杂且不平衡的研究成果下,又基于学情的考虑,教师应如何取舍、整合和补充,又该做如何的教学处理,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故此,本文从文本的多元解读、与其他作品比较解读、高中语文课程教学解读叁个方面,对《氓》的文本解读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针对教学现状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让本文所梳理的研究内容适当进入不同层次的教学,作为教学处理的有益补充。以期为高中教师、学生对《氓》的教学和学习提供一个更为客观、详尽的参考。同时,也希望对古代诗歌的教学起到一点启发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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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与传统视域中的雅俗之辨[D]. 薛熹祯（Sul, Hee, Jung）. 北京大学. 2014
[5]. 东亚文学的近代化研究[D]. 孙麟淑.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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