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学术氛围日趋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创新，在“方式、路径和方法论”方面，亦即“研究范式”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科建制上与外国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乃是互相并列的关系，这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设置了学科壁垒。国内“西方哲学史”教材和“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到底要不要专门设立一章介绍马克思，是教材编写者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②不过，仍有少数西方哲学教材将马克思列入其中，进行了郑重其事的介绍。③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是德国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欧洲哲学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德国哲学”应当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德国浪漫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德国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德语古典学研究等。然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欧洲哲学，在国内学术界恐怕还有很多困难。首当其冲的两个困难是：其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以往一切哲学都看作“形而上学”加以抛弃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应当站立在欧洲哲学的序列中；其二，如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是“吃饭哲学”或“利益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就更是形同陌路了。以下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一、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看法及其与欧洲哲学的关系 从1873年到1882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区分了两种思维方式——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对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了较为系统的区分。后来，这种区分被写入了苏联教科书，又被我国教科书所沿用。直到今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要么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不值得阅读的。于是，我国的哲学公共课教材通常只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介绍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 如若我们想突破这种教科书范式，就需要重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认真阅读之后，我们发现，恩格斯有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述，并不像教科书那样简单粗暴，将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毋宁说，恩格斯笔下的“形而上学”具有特定的含义，在特定的范围内仍旧是有意义的；而且，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的全盘否定，毋宁说，恩格斯对欧洲哲学的历史传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恩格斯对古代希腊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一，总的评价：古代希腊哲学是辩证哲学的形态之一，古代希腊哲学家是天生的、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家。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曾主张“一切皆流，无物常驻”。⑤其二，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亚里士多德曾批评早期希腊哲学家和毕达哥拉斯，他们没有很好地说明运动的起源。⑥其三，缺陷和不足：希腊哲学家只是依靠“直接观察”和“天才的直觉”，但是，希腊哲学“在总体上是正确的”。⑦ 同样，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一，总的评价：“辩证法的第二种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⑧其二，关于康德对辩证法的贡献：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论》，就已经用生成的观念去解释宇宙，对后世的自然科学具有重要意义。⑨其三，对黑格尔的评价：“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详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乃是主张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⑩只要剔除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路径和独断论内容，那么剩下来的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如，马克思《资本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11) 如上所述，恩格斯对古代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辩证思维的两种形态，尽管它们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恩格斯着力批判的乃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哲学，认为这一时期的哲学拘泥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Metaphysische Denkweise)。其一，总体而言，17到18世纪的欧洲哲学(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培根、洛克，以及德国的沃尔夫)，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日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2)其二，即便是这一时期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尔、斯宾诺莎，以及法国的狄德罗和卢梭。(13)由此可见，恩格斯笔下的“形而上学”特指17至18世纪的欧洲哲学，并不包括古代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即便是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所以，“形而上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毋宁说，它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哲学。所以，恩格斯在提到“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乃是“旧的形而上学”(die alte Metaphysik)这一表达。(14) “形而上学”并不等于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而是意味着特定时期的某种哲学，进一步而言，它意味着特定的思维方式，亦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作品中至少三次集中比较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其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乃是孤立地、静止地、僵硬地、一成不变地考察事物，其核心原理乃是“非此即彼”的抽象同一性。其二，“辩证的思维方式”不承认僵硬的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认绝对的“非此即彼”，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其三，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一无是处，并不能被彻底否定，毋宁说，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在细小的科学研究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合理，是必要的，是有效的，是需要给予尊重的。只是说，在更为宽广的领域内，对于综合性的研究，它是远远不够的。(15) 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具体论述，区别于通常哲学教科书简化的甚至误导性的处理，乃是真正科学的、严谨的学术讨论。有两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在恩格斯那里，“形而上学”特指17至18世纪的近代欧洲哲学，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之前全部的欧洲哲学。特别是古代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在恩格斯看来，乃是辩证哲学的两个形态。其二，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可彻底否定，毋宁说，它在特定范围内乃是合理的、有效的、必要的、值得尊重的。只是说，它无法胜任广阔领域的综合性研究。 “形而上学”，从辞源上讲，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书名—— τα μετα τα φυσικα，而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使用过这个提法。“形而上学”(τα μετα τα φυσικα)乃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编者安德罗尼科将这部分文稿编在了“物理学”(τα φυσικα)的后面，所以，称之为“物理学后诸篇”(τα μετα τα φυσικα)，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多半将“形而上学”(Metaphysik)视为“哲学”(Philosophie)的同义词。长期以来，谈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在谈论“哲学”。我们看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对古代希腊哲学和亚里士多德评价甚高，丝毫没有提及“形而上学”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书名的词源学渊源。反倒是那些饱读哲学教科书的人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后难免会产生出几份猜忌来：这是“形而上学”，是有害的，不能看。(16) 实际上，恩格斯有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区分，源自黑格尔对“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的区分。黑格尔说：“逻辑思想就其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针对第一个方面，他进一步说：“就思维作为知性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17)黑格尔的“知性”正是恩格斯笔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原型，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这就是“非此即彼”。 但是，黑格尔同时也表示，这种坚持固定规定性的知性的态度，在很多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同样，无论于哪一项职业，主要的是用知性去从事。……知性又是教养中的一个主要成分。一个有教养的人决不以混沌模糊的印象为满足，他必力求把握现象，而得起固定的规定性。”(18)当我们做某事的时候，必须专注于某事把它做好，当然，需要兼顾它与其他事情的联系。然而，如若注意力游移不定，毫无坚持，那是无法做事的。 于是，恩格斯所谈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谈论的“知性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分，其实就是“知性的思维方式”与“理性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分；最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分，其实就是“知性”与“理性”的区分。这种区分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首先区分了“知性”和“理性”，认为“理性”在理论哲学中会遭遇到二律背反，亦即遭遇到矛盾，因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止于知性，而不可妄图前进到理性。而黑格尔则对理性之遭遇矛盾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他看来，遭遇矛盾，正是真实的，正是理性优越于知性的地方。 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上诉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提到一个最确实的原理：“同一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19)这一陈述在两千多年的欧洲哲学史和欧洲逻辑学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与此相关的具体论述乃是逻辑学上同一律、矛盾律，以及排中律的源初文本。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坚持“抽象的同一性”，毋宁说，亚里士多德特别添加了若干限定——“同一属性”的“同一”、“在同一情况下”、“同时”、“同一主题”的“同一”。这些限定条件隐含着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思维”，所以，恩格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是辩证思维的杰出代表。 综上所述，关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所作的区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我们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特指17至18世纪的欧洲哲学，并不涵盖马克思之前的全部欧洲哲学。二是，即便是恩格斯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有效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可彻底否定之。三是，恩格斯所作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分，其实可以溯源到黑格尔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甚至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 二、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 及其与欧洲哲学的关系 在1845年到1846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通常认为，这部作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自己新的历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20)其中，提到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做了概括：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么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2)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的初衷是改变黑格尔哲学以观念解释世界的观念论路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民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23)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思路去理解唯物史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观的历史背景乃是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观念论，只有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才能很好地提到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然而，文本一旦产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就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解读，当然是在各式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解读。这些解读很可能与文本的初衷大相径庭。比如，这里的唯物史观，很容易被庸俗化为“吃饭哲学”或“利益哲学”。那么，如何令人信服地抵制这种庸俗化的误解呢?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马克思几个早期作品，然后再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开篇就转述了鲍威尔有关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分析，这里的转述实际表明马克思对鲍威尔相关分析的充分肯定。毫无疑问，鲍威尔的分析非常精辟：如果犹太人仅仅要求自己民族的解放，那么他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应该有普遍性的诉求，不应该仅仅谋求自己民族的解放。(24)但是，鲍威尔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废除宗教特权，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这在马克思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25)马克思认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但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并不是犹太教的专利，毋宁说是市民社会的原则。(26)因此，所谓“犹太人之解放问题”，以最彻底的眼光审视之，乃是犹太精神之解放，亦即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27)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具有普遍关怀的思想品格。 这一思想品格同样表现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革命模式通常是：一部分解放自己，谋求普遍统治；一定的阶级居于特殊地位，从事解放事业。但是，这样的特殊阶级往往会沾惹上全部恶习，招致普遍的反对。这个特殊阶级往往需要两面作战：一面反对比自己高的阶级，另一面压制比自己低的阶级。这种以解放部分人为特点的传统革命乃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只有“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才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28)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八日摧毁”。(29) 在同一作品中，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30)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至后来《资本论》中，马克思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讨论经济问题，乃是因为经济问题与普遍关怀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以来，自由、民主、平等经常成为国家制度的宣传口号，但往往流于形式上或法律上的表述，而难以得到普遍的落实。对此，列宁曾有精辟的分析：现代国家宣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同时又说，如若有人破坏秩序，必须给予严惩。(31)现代国家宣称公民有集会的自由，但是，集会所需的会场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32)宪法规定“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33)，这里面渗透着康德道德哲学的精神。然而，这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死结：尤其是当无产阶级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时，他们如何恪守康德的道德哲学? 黑格尔说：“财产依赖于勤劳。……人是平等的，只是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至于每个人占有多少，则不属于平等的范围。”(34)马克思的旷世巨著《资本论》就是要反驳黑格尔的这种“勤劳致富说”——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导观念。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家很可能是模范公民，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拥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他们仍旧会残酷无情地夺去劳动者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亦即剩余价值。(35)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不能拘泥于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唯有夺回自己创造的财富和物质资料，才能真正实现自由。(36) 让我们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称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私有制……”；“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37)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就产生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通常是虚幻的共同体，代表着虚幻的共同利益。(38)这当然是指在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总是体现着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尽管美其名曰“普遍的利益”。因此，只有废除私有制，才有可能为全人类谋福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关怀的思想逻辑。 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唯物史观并不是“吃饭哲学”，并不是“利益哲学”。如若人们非要说唯物史观就是“吃饭哲学”或“利益哲学”，那么，这种哲学乃是全人类的吃饭哲学，乃是全人类的利益哲学。谈到这里，不禁想到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上来就问：你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孟子的回答是：不必处处谈利益和好处，只要做到仁义，该打理的事情都能办好。(39)孟子以仁义为出发点，不以利益为出发点，马克思其实也没有以利益为出发点。因为马克思关心的乃是全人类的福利，这种普遍关怀的重心在于“普遍”二字上，并不在“利益”上。马克思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经济问题，乃是因为资产阶级一方面无情地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却向工人阶级宣传忍让节制的虚伪道德。 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曾有非常有趣的论述：“德国人是一个从不重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使利益的要求沉默下来。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偏废，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上述这些品质保证了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的胜利。英国人会觉得很奇怪，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党派，却主要由拥有财产的人组成，而德国的情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吸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无论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40)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刻画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41)这些文字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尽管坚持唯物史观，但是，其真正的情怀乃是超越于物质利益的。 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普遍关怀，这种超越于物质利益的共产主义情怀，首先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康德率先建立了普遍主义的、超感性的道德哲学：一切以经验或质料为原则的行为，都属于自爱或个人幸福的范畴，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利己主义(Solipsismus)。(42)如果说康德的道德哲学太严格，以至于得不到现实的运用，那么，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就缓和了很多，但是，仍然具有普遍性的向度。他说：“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3)这种观念明显源自康德。他又说，“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我的目的”；“现实性始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44)黑格尔于此并不是讨论抽象的问题，就是在讨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种普遍关怀的哲学传统中，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45) 三、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关系 以上两个案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关系，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植根于欧洲哲学的基础和母体中。倘若脱离了欧洲哲学这个基础和母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很容易遭到误解。例如，如果脱离了黑格尔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恩格斯有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区分就很容易被误解；如果脱离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普遍关怀的一贯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唯物史观就很容易被误解。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欧洲哲学，那么列宁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又该置于何种位置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欧洲哲学”，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在欧洲兴起的哲学。但是，“欧洲哲学”，只要是作为哲学，它就不能局限于地域的限制，毋宁说，它是某种类型的哲学，任何国家的人们都可以根据某种共性而自觉地纳入到欧洲哲学的序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当代中国学者的欧洲哲学研究就属于欧洲哲学。 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6)，其实就延续着欧洲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普遍关怀的精神。不是一夜之间就要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不再是康德哲学那种不要质料的纯粹主义了，而是黑格尔那种尊重现实性的哲学风格了。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建设目标，也是要将先进的制度惠及更加广泛的地区和领域。 在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一方面需要继续坚持立足于现实问题和眼睛朝下看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欧洲哲学丰富营养的吸收和消化。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投身于实际的事务，不要仅仅拘泥于书面的学术研究，要勤于发现新问题，要敢于探讨新问题。同时，要打破学科壁垒，特别是要打破现有学术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哲学的学科壁垒。想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列宁，都曾孜孜不倦地研究过欧洲哲学。我们现在，不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哲学，还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之后的欧洲哲学。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参见任平：《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转换》，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②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复旦大学全增嘏教授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夏基松教授编写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编写的《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都没有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章节。有些教材只是稍微提到马克思，有的教材只是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法兰克福学派。 ③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6-346页；Stamuel Enoch Stampf,A History of Philosophy.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2006,pp.363-378；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77页。 ④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⑤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3页；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12、418页。 ⑥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30-432页。 ⑦《自然辩证法》，第438-439页。 ⑧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39页。 ⑨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14-415页、第439页。 ⑩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54页。 (11)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39-441页。 (12)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3-24页；《自然辩证法》，第412-413、438页。 (13)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2-23页。 (1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54-455、461、471、476、510页。 (15)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3-24页；《自然辩证法》，第471-472、476-477页。 (16)这种现象产生于哲学教科书范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哲学教科书范式的止步不前，远远落后于我国学术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在建国之后就陆续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系列、经济学系列、历史地理系列)。我国的欧洲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受惠于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 (17)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2-173页。 (1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4-175页。个别字有改动。原来译文混合使用Verstand的两种译法：“知性”和“理智”。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曾引用过《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的一句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参见《反杜林论》，第24页。《新约》里的这句话与亚里士多德的陈述相比，其严谨程度当然差远了。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89页注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63-1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6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91-19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92、19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10-21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12、21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13页。 (31)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603页。 (32)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81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3页。 (3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页。 (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36)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12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288-28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8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5页。 (39)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3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9-660页。 (42)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20、79页。 (4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6页。 (4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8-199、28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459-460页。 (4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374页。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西方哲学史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哲学家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