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_自治领论文

19世纪末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_自治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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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加美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加美都加速了向西部边疆地带扩张,而这种扩张是以平行方式竞相展开的。

美国加速向西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内战期间工业资产阶级粉碎了南部种植园奴隶制,实现了国内统一市场,为战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加拿大加速“西进运动”的主要原因,固然也是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推动,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加拿大努力抵御虎视耽耽的美国攫取其西部领土。对加拿大来说,这一时期是新生的自治领遭遇重重困难、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

一、美国内战后加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内战给加美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因素在战争结束后随即显现出来。第一个信号是1866年美国单方宣布废除1854年加美互惠贸易条约。加拿大农产品失去免税输入美国的权利,而美国新英格兰渔民无视条约的被废除,却深入加拿大近海捕鱼,为此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同时,芬尼亚兄弟会从边境美国一侧向加拿大发动的侵犯,也引起加美关系的紧张。芬尼亚兄弟会是50年代由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组成的。他们计划以美国为基地,进攻加拿大,并用激起英美冲突的方式,展开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时时对加拿大边境进行骚乱。美国内战时,许多芬尼亚兄弟会成员在联邦军中服役。战后,他们于1866年和1870年对加拿大发动较大的袭击,使加拿大感到这股力量已构成对其南部的威胁。另外,英美在阿拉斯加与加拿大边界上,就圣胡安群岛的所有权发生争执。这些群岛关系到加美在加拿大温哥华岛与美国华盛顿领地间边界水域的划分问题。此外,英美间有关战争赔偿问题也需解决。

上述这些问题在1871年华盛顿条约以及后继的仲裁中陆续得到解决。英国接受德皇所作的有利于美国的圣胡安群岛划界仲裁;答应拨款补助加拿大修建铁路,以抵偿芬尼亚兄弟会骚扰所造成的损失。美国答应赔偿加拿大因美国渔民过度捕鱼所受的损失。此外美国还承诺对加拿大所产鱼类和鱼油予以免税,并向加拿大开放美国沿岸渔场,直至北纬39°;答应向加拿大开放密执安湖和阿拉斯加境内三条河流。作为回应,英国则允诺恢复美国在北美殖民地沿岸捕鱼的特权,期限为10年;对美国开放圣劳伦斯河,边境河流也实行互惠待遇等。

在1871年华盛顿条约之后,另一个重要的解决加美争端的英美仲裁是关于白令海海豹问题。当时海豹皮的价格十分昂贵。美方船只经常没收加拿大捕海豹船;争执连年不决。1892年初英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送交仲裁的条约。1893年一个7人仲裁委员会于巴黎开会,美方败诉。1896年初美国交付加拿大47万余美元,作为任意没收载运海豹的加拿大船只的赔偿。巴黎裁决虽一时平息了事态,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内战后,美国对加拿大所采取的最具有威胁性的举动莫过于“阿拉斯加购买”了。推动这一政策最有力的人物是提倡扩张主义并在林肯和约翰逊政府连任国务卿(1861-1869)的威廉·亨利·西沃德。西沃德从40年代末任国会议员后,就竭力提倡向太平洋和东亚扩张政策,只是内战打断了他的策划。内战后,他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行动就是在1867年从沙俄那里买下阿拉斯加。当时反对他的人讽刺他只不过购得了一个“冰箱”,实际上这是西沃德长期扩张计划中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这既是他向太平洋扩张的指示器,也是他从侧翼袭取加拿大西北部、最终从北美拨掉英帝国国旗的具体行动。

总之,1865年后加美双方尚待解决的纠纷增加了加拿大压力,尤其美国购得阿拉斯加后更使加拿大忧心忡忡。对于加拿大,美国改变了直接兼并的形式,试着推行在其它地区行之有效的“熟果政策”。

二、加拿大在向西扩张中抵制美国的威胁

美国在加拿大遇到的对手毕竟不是不堪一击的衰落的西班牙,而是执掌世界海军牛耳的英国。虽然美国人不时发出刺耳的兼并喊声,但他们的企图并不能如愿以偿,反而激起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同仇敌忾的精神。历史发展的进程使美国的熟果政策在加拿大终未得以实现。

英国察觉来自美国的威胁,竭力增强加拿大本身抵御美国的力量,同时加强英裔加拿大人势力,借以巩固其在加拿大的地位。1864年10月加拿大诸省在魁北克开会,讨论联合问题。1867年英国议会制订《不列颠北美法案》,建立了加拿大自治领。《不列颠北美法案》是加拿大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案。从此,加拿大成为不列颠王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在法案中,英国进一步①放弃了早期实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把上、下加拿大、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个省联合在一起。其意义在于增强加拿大自身的凝聚力。在英国各殖民地中,加拿大首先建立了内阁负责制政府,也是第一个在自治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联邦制。建立自治领的原则是责任制自治政府与殖民地联邦制的结合②。《不列颠北美法案》于1867年3月29日由英国议会通过,恰值美俄于华盛顿签订阿拉斯加购买条约的前一天(即3月30日深夜)③,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显示了加美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地加速牵制与反牵制、蚕食与反蚕食的行动。1866年7月美国众议院还曾提出议案,要求加拿大加入合众国。加拿大自治领的建立使得美国众议院再度提出这个议案的可能几乎不存在了。

然而,1867年至1871年毕竟是新生的自治领最不稳定的年代。从外部言,自治领的建立引起美国国会的一片反对。1867年3月27日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一项决议,对加强“英国王政”的自治领制度表示遗憾。有的参议员认为,成立自治领是一种对美不友好的行动,希望加拿大联邦政府解体④。美参议员本杰明·布特勒甚至到爱德华太子岛进行反自治领的宣传鼓动。

从内部言,加拿大各省意见不一。例如新斯科舍不愿加入自治领政府,只是迫于英国的压力,才勉强放弃抵制。爱德华太子岛也拒绝加入,直到1873年方参加进去。

1869年在英国的资助下,加拿大政府从哈德孙湾公司买进安大略省以西的广大土地。从此,加拿大向西发展的最大障碍被排除。在这块土地上首先建立起的两个省马尼托巴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先后于1870年和1871年加入自治领联邦,自治领的地位才得到巩固。马尼托巴(1912年又向西向北扩大面积)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二省相隔甚远,但对于加拿大分别在大湖区西部边境和极西部边境抑制美国的领土扩张图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内战前夕和战后,美国沿加美西部边境地带建立的新州有:威斯康星(1848)、明尼苏达(1858)、北达科他(1889)、蒙大拿(1889)、华盛顿(1889)和爱达荷(1890)。美国所建的这些州同加拿大自治领向西的扩张不但在时间上大多吻合,而且在走向上也是相同的。

尽管加拿大也在力争向西发展,但是却为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为了抵制美国的威胁,加拿大于1873年将已由六个省组成的自治领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爱德华太子岛,并于1878年宣布,所有不列颠北美土地(纽芬兰除外)都属于加拿大自治领。1905年,萨斯喀彻温省和艾伯塔省也相继加入自治领。

加美在竞相向西扩张土地的同时,也掀起了竞相建筑铁路的热潮。铁路是一个国家统一的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加美拓殖西部的历程中,铁路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A·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是以关税、移民和交通三者来发展和连接加拿大东部与西部经济的。他特别强调修筑铁路的重要性。他认为,加拿大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以抵制美国占取加拿大西部土地的企图。他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明确地显示我们要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决心。”⑤

1869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完成了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80年代是美国建筑铁路最多的年代,每年平均8000英里。“至1893年有4(或5)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建成”⑥,其中包括在1893年铺至西雅图的大北铁路。这是一条最靠近加美边境的横跨大陆的铁路。威廉·亨利·西沃德就曾宣称,建筑铁路,在国内可以巩固联邦政府的基础;若跨越国境,则可将加拿大“吸引”到美国。⑦

加拿大在修建横贯大陆铁路之始,就遇到与美国铁路公司的关系问题。首先,拟承包修建工程的加拿大大干线铁路公司计划利用在中西部一段美国已建成的铁路,继而,美国大北铁路公司表示愿意承包加拿大铁路的修筑工程。这两项建议均遭到麦克唐纳的拒绝。他认为,在加拿大领土上就应由加拿大政府兴办这一工程,以免交通命脉旁落美国之手。

在外部形势的胁迫和内部发展的需要下,加拿大加紧沿加美边境修筑横越大陆的铁路。1886年底,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长达2906英里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强化联帮的有力纽带,也是抵制美国蚕食加拿大领土的必备条件。至1914年,加拿大又完成了两条从蒙特利尔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系统:北线铁路与大干线太平洋铁路。

铁路的建设促进人口的西移。加美人口向西流动也是竞相平行开展的。19世纪后半叶是北美大陆最后拓殖的年代。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数百万移民从欧洲和其它旧垦殖区涌向广大的西部处女地,人口的移动大大促进了东西经济的沟通。但人口的西移不仅来自东部,有一部分人口流动是南北相向的。1871-1891年移入加拿大的人口约125万,移出的约150万,其中多数移往美国。⑧1896年后,向加拿大西部草原移殖开始显示成效时,许多美国人也移入进去。当然这时也有许多加拿大人移往美国。至1921年约有250万加拿大人移入美国,有37万5千美国人移入加拿大。这种边界人口流动一直继续下去,但对加美总人口数额的比例影响不大,这种比例一直停留在1:10之下。由于气候恶劣和土地较贫瘠,相比之下,19世纪加拿大西部移民所积累的资本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均低于美国。美国移民的这种经济增长势头对加拿大又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反过来,这又促使加拿大大力奖励向西移民。加拿大向西移民是在美国向西移民至少60年以后才开始的。跟美国的西进运动不同,加拿大向西移民是一个政府有计划的行动,基本上是在铁路兴建以后的现象。国家的力量不是尾随在移民之后,而是先行于移民之前。1870-1905年间加拿大建立的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艾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威斯康星等五个州整齐地排列在北纬49°两侧。加拿大自治领迅速扩展领土,鼓励向西移民,不失时机地与美国相抗衡。

三、加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

在经济领域,加拿大与美国的纠结关系突出表现在关税问题上。这个问题的激化反映出加美经济矛盾的增长。

美国内战为加拿大制造业提供了扩大国内市场的机会。内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出口业出现衰落,加拿大制造商暂时独占了国内市场。然而1866年美国单方宣布废除1854年美加互惠条约,显示了美国关税保护主义的抬头。这对经济力量较弱的加拿大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实际上,从内战起,美国关税就居高不下,并长达近70年之久,这是美加再次签订互惠贸易条约的障碍。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加拿大几次向美国提出举行互惠贸易谈判的建议,但都因美国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和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既用提高关税的办法,又用在美洲孤立加拿大的方法迫使加拿大就范。1889年美国在华盛顿召集旨在订立双边互惠条约的泛美会议。加拿大未参加会议,一方面由于英国极力阻止加拿大与会,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拒绝给加拿大以互惠待遇。1890年美国实施麦金莱关税法,把美国的保护关税率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几种特殊产品征收高税,致使安大略省南部与纽约州间的大麦交易受到致命的打击。

1878年加拿大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约翰·麦克唐纳再度出任总理。他主张提高关税,以创造就业机会,并为国家的扩展提供资金。1879年加拿大实行保护关税制,实际上这既是抵制美国关税的自卫手段,也是保卫国家独立的措施。加拿大人认为,如若美加贸易互惠成功,虽然对加拿大有潜在的利益,但是人们担心最终会导致被自己的邻居兼并。在国内,这种警觉的心态终于诱发了反对美国兼并的浪潮,那些主要来自西部农场主的要求与美国谈判贸易互惠和低关税的呼声因而也消声匿迹了。

1897年美国制订《丁利关税法》,又一次提高关税,加拿大深受其害。美国每次提高关税都使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锐减。1883年加拿大出口的50%输往美国,到1898年却降至27%。1896年加拿大放弃了同美国建立互惠贸易关系的构想,转而采取对英国实行贸易优惠政策。在19世纪,对加拿大来说,美国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变为次要的贸易伙伴。1898年加拿大再次提高关税时宣称,对加拿大产品输入实行减税的国家,加拿大降低其入口税;对由不列颠进口的货物较由其它国家输入的货物减少四分之一关税率。实际上,从1900年起的三年内,加拿大对不列颠的入口产品减税近三分之一。加拿大用高关税政策也不能有效地抵制美国货物的入口,如1883年从美国的进口超过了从英国的进口,到1896年,加拿大进口的商品一半来自美国。加拿大之所以给予英国以特惠待遇,是因为加拿大需要仰仗英国的市场和投资以对抗美国的经济压制。19世纪后期,英国的投资,特别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在加拿大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加拿大向英国出口小麦,虽然也受到来自美国的竞争,但加拿大把小麦视为同大西洋彼岸保持联系的一种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这种情况使得加拿大在经济上不能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因此,在政治上长期不能摆脱殖民地地位。英加美经济三角格局在这时已经显现出来。在这种三角纠结关系中加拿大继续充当“人质”⑨的角色。

四、加拿大在英加美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加拿大自1867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后,实际上仍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在英帝国事务的范围内,加拿大极力争取自主地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阴影;在国际事务的范围内,它竭力争取独立地位,利用英国的经济实力同美国进行抗衡。这两个范围的努力是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因而,从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美关系恰可放在英、加、美三角格局,特别是英美关系的框架中去审视、去忖量。欧洲是英国殖民帝国利益之所系。英国所考虑的首先是它在欧洲的利益,其次才是殖民地的利益。英国竭力使其殖民地利益服从其帝国利益。这样,英国就乐得用加拿大这个“人质”去缓冲美国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英国不愿再看到1778年美法联合反英,以及1779年美西联合、1780年美荷联合的旧事重演。自然,英国这种缓冲政策的极限是不让美国兼并加拿大。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他们认为,为加拿大利益而同美国人作战不合算。英国查尔斯·H·伊万斯将军在1855年说,同美国作战,“就如同用杜布伦(Doubloon,西班牙旧日使用的金币名)去击碎你的邻居的窗户”⑩。继1871年初次撤军之后,英国又于1895年,特别是布尔战争爆发后,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撤走所余军队,此举进一步安抚了美国。

19世纪末叶,由于英国海外扩张活动不断增强,与俄、法、德因争夺亚非殖民地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升级,从而放弃了没有强国朋友的所谓“光荣孤立”。与此同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美国也放弃了在大陆上实行新的兼并领土的政策,以及自立国以来长期奉行的避免与欧洲“纠缠在一起”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关注在海外夺取市场和原料地的“大政策”(11)。由此可见,英美需共同对付的主要竞争对象是其它欧洲殖民帝国,其中除法、俄外,还有衰落的西班牙、荷兰和新兴的德国。英国在海外扩张活动的加强和英美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日益靠拢,引起了加拿大极大的忧虑。首先,加拿大唯恐陷入与它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漩涡,而危及或削弱它在英国中的自治地位。其次,加拿大担心英国牺牲加拿大利益,以换取在海外扩张中的英美相互支持。一度最使加拿大疑虑的是,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英国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但出乎加拿大意料的是,在此争端中,英国对美国的让步换取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与英国的合作,从而为加拿大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安定的外部环境。

委内瑞拉危机是19世纪末叶英美关系好转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长期存在边界争执,尤其在争议地区发现金矿后,争执愈烈。美国出面干涉,要求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面孔。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以送交美驻伦敦大使的公文形式声称,“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主人,它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就是法律。”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威胁要单独勘划委、圭边界,并不惜为之一战。虽然当时美国的海军在数量上还比不过英国,主力舰之比为5∶32,但是英国考虑到正在扩大的美国海军已构成对英国商船队的威胁,而且德国也在扩大海军,日益成为更具有威胁性的强劲对手,最终还是表示让步,同意仲裁。这就等于至少在拉丁美洲范围内英同承认了门罗主义。委内瑞拉危机大转折后,19世纪末年英美在几件重大国际事件中都显示出相互声援的姿态。所谓“特殊关系”初见端倪。

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当美国海军向马尼拉海岸炮台进行轰击时,英国舰队开到美国舰队与德国舰队之间,好象是在警告德国舰长迪德里希斯,假如他向美国舰长杜威开火的话,“英国军舰将保卫这位美国司令”(12)。英国对美西战争以及美国对英布战争,都互相表示积极的声援。1898年张伯伦还曾“谦虚”地宣称,“美国星条旗和英国国旗应一起飘扬于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之上”(13)

更能说明英美靠拢的是1899和1900年美国宣布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件事了。正如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政策最先宣布的是美国,而最早倡议的却是英国。早在1898年3月英国驻美大使潘赛福特就向美国国务卿谢尔曼提出两国合作维持在华平等贸易机会的建议。1899年1月,英国又重申此议,但均遭美国拒绝。这时,《中国的分裂》一书的作者查利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在远东作旅游后,到美宣讲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主张。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英人贺壁理于1899年向美国助理国务卿柔克义建议由美国发表这项政策。他起草的政策备忘录经柔克义修改后呈交国务卿海约翰和总统麦金莱。同年海约翰发表了这个构思来自英国的政策,无怪英国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这个政策的国家。

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活动中,英美两国的公开接近对加美关系的发展影响至大,加拿大在英、加、美三角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渐臻稳定。对加拿大来说深为幸运的是,美国未在19世纪70-80年代中发动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这自然是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实力还未达到进行这种扩张的程度。但到19世纪末美国大力推行海外扩张时,英国因与欧洲国家在争夺殖民地问题上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便开始与美国修好,以某些让步换取同美国结成非正式的搭档关系。这时美国海军日益加强,美国也放弃了孤立主义。当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家报纸不无讽刺地说:“吉卜林先生但愿山姆大叔接管约翰牛的负担。”(14)正如1897年张伯伦所言,这时英国已成为“一个疲劳的巨人”(15)。在这种情况下,加美间长期因边界、渔业等纠纷所引起的紧张局面日益缓和。20世纪的来临为加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积极和宽绰的条件。

注释:

①说“进一步”是因为1840年英国制订的《联合法案》已放弃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其目的之一在于加强控制多为法语居民的魁北克。

②卡尔顿·海斯:《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Carton J.H.Hayes,A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纽约,1925年版,第644页。

③理查德·W·凡·阿尔斯泰因:《行动中的美国外交》(RichardW.van Alstyne,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斯坦佛大学的出版社,1947年版,第22页。

④理查德·W·凡·阿尔斯泰因:《行动中的美国外交》(RichardW.van Alstyne,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斯坦佛大学的出版社,1947年版,第598页。

⑤皮埃尔·博顿:《国家的梦想》(Pierre Berton,The National Dream),麦克里兰和斯图雅特公司,1970年版,第10页。

⑥格林·皮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Glenn Portor,(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1980年版,第9页。

⑦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编:《从殖民地到帝国》(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ed.),From Colony to Empire),纽约,1972年版,第147页。

⑧唐纳德·克赖顿:《加拿大近百年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页。

⑨阿尔斯泰尔·布参:《母亲们与女儿们》(Alstair Buchan,Mothers and Daughters),载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54卷,第4期,1976年7月,第64页。

⑩肯尼斯·布恩:《不列颠与北美均势,1815-1908年》(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08页。

(11) H·威廉·布兰德斯:《世界中的美国》(H.William Brands,The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波士顿,1994年版,第1卷,第198页。

(12)塞弥尔·弗拉格·比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lagg Bemis,A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42年版,第465页。

(13)托马斯·贝莱:前引书,第512页。

(14)约翰·B·布雷布纳:《北大西洋三角:加拿大、美国和不列颠的相互影响》(John Bartlet Brebner,North Atlantic Triangle:TheInterplay of Canada,the United States,and Great Britai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第245页。

(15)罗伯特·包斯威尔:《加拿大与美国:伙伴政治》(Rober Bothwell,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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