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艺术心理学思想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心理学论文,孔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语》开宗明义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说（悦）”，第二句说的是“乐”，第三句说的是“不愠”。这三句话给《论语》全书、给儒家学派的整体风格，从心理上定下了基调。“说”作“喜悦”讲，在《论语》里出现11次；“乐”作“快乐”讲，在《论语》里出现15次，足见这是孔子和他的门徒频繁涉及的话题，也足见“乐”是孔子高度评价和积极倡导的心理状态。
孔子理想的“乐”的心理状态，有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第一，是智慧之乐。孔子是求知欲极强的人，他15岁就“有志于学”，一辈子以获取知识、运用智力为快乐。“乐”是智慧的良友和引荐人。“苦”读可以占有知识，“乐”读才能产生智慧。经常地葆有快乐心态，这本身就是智慧的表现。所以，孔子说“智者乐”。第二，是道德之乐。孔子高度重视品行，重视主体的自我道德评价。如果主体具有道德上的充实感，在道德上充满自信，那么，不论他的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地位怎样，他都能进入并保持愉快、恬适的心理状态。所以，孔子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仁者不忧”。第三，是艺术的、审美的快乐。《论语·述而》篇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多才多艺，他的修养使他有能力从艺术活动中得到享受。以上三种快乐相互关联，在孔子那里，艺术、审美的快乐，建立在智慧的快乐和道德的快乐的基础上。
孔子对他所倡导的、所追求的审美快乐，在性质、强度、表现方式上都有规定，他主张的是中和之乐。这贯穿在他关于艺术的言论之中。
孔子时代的艺术，最重要的是音乐。孔子讲音乐，又总是和礼的维护、礼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礼乐成为春秋战国以及其后很长时期关于社会、文化、政治、艺术的言论中的重要名词。礼乐的本质是什么呢？《礼记·乐记》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唐代孔颖达疏解：“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礼是关于社会秩序的规定，是关于君臣、父子、长幼、贵贱等等上下、轻重、高低的秩序的规定。礼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别开来，乐则把不同等级的人在礼所规定的秩序下结合起来、凝聚起来。乐是以艺术方式对世界的掌握，它怎么能够被用来巩固政治的、道德的规范和制度呢？这是因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是秩序，音乐也是秩序，音乐是按照艺术的审美的原则把声音秩序化。乐通过培养和强化人们的秩序观，来为政治和道德服务。乐与礼的关系，一是乐要遵守礼的规定：什么身份的人、在什么场合演奏什么样的乐，需要有严格的规矩；二是乐要帮助礼的推行：乐有助于在人的内心建立起情感的秩序，建立了情感秩序的人，更能遵守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礼与乐，两者内在的关联，就是对秩序的要求，就是有序性的原则。《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向楚庄王提出教育太子的方案：“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德；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德；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疏秽是去其芜杂，镇浮是去其躁动，都是要建立秩序，建立情感秩序。学礼而知道社会秩序，学乐而建立心理秩序，在这里指示得十分明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提到“分乐而序之”，唐代贾公彦的疏文专门解释“序”字道：“使尊卑有序，故云序。”《礼记·乐记》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不争”、“无怨”，即遵守既定秩序。这些，是触及儒家礼乐思想的核心和关键的。《周礼·乐师》提到“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大概，“序事”指的是在音乐的实践、应用中，严格执行“礼”的制度规定，遵守“礼”的秩序，即是指按照不同的等级与场合来应用不同的乐；“乐政”指的是音乐本身的艺术秩序。两者本来没有必然联系，儒家却把它们纽结起来。“序事”，随着周礼的崩溃早已瓦解了，富人或势力强大的诸侯越级使用乐舞，成为普遍现象；“乐政”，作为音乐自身的内在规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却不会消失，音乐的秩序对创作者和欣赏者心理秩序的形成与稳定的作用，也不会消失。孔子感慨“
觚不觚”，厉声指责“八佾舞于庭”，只不过发泄他个人的愤怒而已，并不能阻止旧秩序的溃败。孔子主张乐教，力图以音乐、艺术来推行和维护某种社会秩序，这种以音乐、艺术来帮助建立、维护和推行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却贯穿中国历史，被许多人所尊崇，一直发生着巨大影响。
孔子和先秦儒家，要用音乐推行礼教、维护礼教，他们总是非常注意中介环节。音乐、艺术、文学对政治、伦理产生作用，要经过人的心理，首先对人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影响。《礼记·乐记》说，“致乐以治心”，治心，就是使人的心理、人的情感有序化，把不合于礼的，不利于人遵循礼制的种种心理排除，让有利于人遵循礼制的种种心理油然滋生。《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指出，“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均”是调，调理，调谐；“成均”，可以说就是建立音乐的秩序；建立音乐秩序的目的是建立心理秩序，进而教育年轻一代遵守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许许多多的研究者反复强调过，儒家的艺术观以教化为中心，这无疑十分正确。但我们还必须同时强调，儒家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在艺术与政治两极之间，总是充分重视心理的桥梁——政治经由心理决定艺术，艺术经由心理影响政治；我们还必须同时强调，在儒家的观念中，这座心理的桥梁是一座秩序之桥：艺术秩序——心理秩序——政治、社会秩序，三者沟通，一种秩序确立，则别种秩序稳定；一种秩序紊乱、动摇，则别种秩序也紊乱、动摇。
在古汉语中，“音”和“乐”本是两个独立的词，“音”和“乐”组成双音词“音乐”，是较晚的事。“音”和“乐”两个词的区别，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秩序观。根据《礼记·乐记》的论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原始的人类与外界接触，彼此交往，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情感，本能地会用声音表示出来，这些声音，都还只是自然之声，谈不上秩序，不产生美感，古人称之为“声”。把多种自然之“声”有意识地配合，成“方”，“方”是规则、规律，按照一定的规则振动之声即是乐音；乐音按规律组合、变化，条理化、秩序化、体系化，于是有了曲调，古人叫做“音”，这实际上相当于今之所谓乐曲（孔颖达解释“音”是“今之歌曲也”）。郑玄注释这段话说，“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宫、商、角、徵、羽为有规则振动的声音即乐音；它们构成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杂比，是错综排列，于是产生乐曲。再把乐曲和舞蹈、诗歌结合，具有更明确的社会内容和更动人的表现形式，即是古人所谓“乐”。这种“乐”，是孔子及其前后时代的、带有原始综合艺术遗迹的文艺形式。《礼记·乐记》又说，“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知“声”只需要本能；知“音”需要一般的艺术感受力；知“乐”，则除了感受、鉴赏能力之外，还要懂“礼”，懂得礼所规定的秩序，当然，也要懂得“均”，要懂得艺术秩序。“声”、“音”、“乐”三个层次，其间区别即在秩序的有无或秩序的宽严、疏密；“音”的秩序主要是美的秩序，乐的秩序则还包含较多的社会等级秩序的成分。由能否从音乐中领会、认识到秩序，可以见出接受者的文野、雅俗、贵贱的高低层次。
音乐是有规则有秩序的声音组合，它具有使听众心理有序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早在两三千年之前，中国人和希腊人不约而同地想到利用音乐治疗疾病，尤其是治疗心理的精神的疾病。《礼记·乐记》说，“乐行而伦清，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到现代，音乐治疗学已经是应用音乐心理学下面一个广受关注的分支学科。音乐为什么能有治疗作用，音乐治病的发生机理如何，现代心理学家们对此有诸多不同的学说。孔子和儒家其他学者，突出一个“和”字，乐和导致心和、气和、体和、人际关系和。儒家主要并不是要用音乐治疗身体、精神的一般疾病，他们热心于用音乐治疗社会的疾病。《吕氏春秋·孟夏》中有“乃命乐师习合礼乐”一句，高诱注曰：“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高诱的说法符合孔子有关音乐的一贯主张。因为孔子和先秦儒家处于西周礼制动摇、旧的秩序崩坏、社会矛盾复杂激烈的变革环境之中，从调和矛盾、维护旧制的社会政治目标出发，他们对于音乐的思想艺术品格，对于音乐作品的心理内涵，对于音乐的心理效果，提出的一条根本要求，就是中和。
儒家以人的心理作为艺术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中介，而在心理要素中又特别重视情感。艺术往往通过影响情感再去影响意志和思维。中和，首要的是情感的中和。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孔子本人从艺术上、审美上，从心理学思想上对中和最典范的解释。乐和哀，是处于相对两极的情感；《关雎》（这里指的是它的乐曲）的成功在于，作者的情感和作品所激发的情感，既有乐又有哀，并且两者都恰到好处。全句讲的是不同情感的协调以及情感的度的把握与控制。汉儒孔安国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宋儒郑樵《通志略》说，“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古今注家、学者通常把中和看作伦理原则，或者把它看作审美形态、审美风格。我们这里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讨论，并且主要不是从静态观点把中和看成一种心境、一种心理状态或情绪状态，而是从动态观点，把中和看作处理两极化情感的原则和策略。
什么是情感两极呢？人可能具有的情感非常丰富、复杂，心理学家加以归纳，把多样的情感两两成对，每一种情感都有与之相关而对立的另一种情感。《礼记·乐记》提到的哀与乐、喜与怒就是这样的两对。情感按照性质可分为肯定情感与否定情感、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这是定性的区分。同一性质的情感，还有量度的区别，有着强弱、急缓等等区别。情绪或情感是主体对对象的态度的体验。情绪，或情感是积极还是消极，要看主体对对象的需要和愿望。对象的目前状况符合主体的需要与愿望，就引发积极的情感，否则，就引发消极的情感。现代心理学认为，积极情感使主体感觉幸福，并使主体与他人融洽；消极情感使主体感觉不幸，并使主体与他人隔膜、对立。这样说，积极情感是好的，对主体有利；消极情感是不好的，对主体不利。其实也不尽然。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无论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都有个度的问题，越过了度，积极情感也变得有害；反过来，适度的消极情感，有时对主体可能有益。现代情绪心理学把情感或情绪分为四个维度：快感度、紧张度、激动度、强度。每个维度包含两极：愉快和不快，紧张和轻松，激动和平静，强和弱。这样八个因素的多种多样的组合，产生极其纷繁的情绪、情感形式。孔子和儒家的中和原则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要保持情绪、情感的平衡，不走向任何一种极端；而艺术活动，是保持情绪平衡的良好方式。朱熹《四书集注》阐发孔子的话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其和者也。《关雎》之诗……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词，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把握情感的度，就需要节制。主体受外界刺激产生情感，情感反过来有可能控制主体。情感倘若控制主体，一发不收，心理失去平衡，行为不能自主，对自身、对他人都将造成伤害。《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记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使人的情感有秩序有节奏地表露，从而达到中和，有益身心，利己利人。
除了量的把握即适度这层意思，中和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反对单一化——乐的高级境界就不仅仅是快乐，而应包含它的反面，包含悲哀；悲的高级境界就不仅仅是悲哀，而应包含它的反面，包含快乐。《关雎》不就兼有乐与哀吗！《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讲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同时也是调节心理、调节艺术创作心理和艺术欣赏心理的原则。在孔子之前，晏婴和史伯分别阐述过“和”与“同”的性质区别以及“和而不同”的必要（注：分别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国语·郑语》。），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晏婴说，“声亦如味……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他们讲的是艺术作品的构成要素，一个作品中的诸要素应该包括差异、对立方面。有乐无哀，有哀无乐，那是“同”，没有达到和。哀乐相济，即是有意识造成对立情感的调和。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主体不可能同时体验到由两种对立情绪构成的复合体，它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心理医生引导抑郁症患者努力体验快乐的情绪，用以挤去沮丧情绪（注：参见孟昭兰《当代情绪研究的理论来源与方法学原则》，见《当代心理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儒家的说法，中国传统的说法与此有别。中和，包含了对立情绪的复合的意思。
中和，是主体为了避免或减少负担和痛苦，以一种适当方法，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让相反的情感彼此调和。本世纪50年代，一位深受佛学影响的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海德(F.Heider)，提出了平衡理论。海德讲认知平衡，特别是重视情感因素，重视情感因素与评价因素的一致性。前面说过，情绪与情感决定于对象的状况同主体的需要和愿望的关系，要改变、调节、控制情绪和情感，可以是改变对象，也可以是改变主体。儒家的中和思想，基本上不是指点人们去改变客体的现状，也不是改变主体对客体的分析、估量和评价。中和所要求的，是主体善于判断自己与客体之间的关联，善于从这种关联引出积极评价，从而诱导出积极情感的心理活动过程，是善于进入这种心理过程达到平衡状态的能力。历代儒家往往回避实际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求得和保持心理的稳定与平衡，达到所谓“一团和气”。这从社会政治观点看，本是不可取的，但从审美活动、从艺术创作与欣赏的角度看，又有一定道理。
要获得并保持孔子所倡导的乐的心理状态，除了以上所讲个体自身内部调节之外，还必须协调我与人、我与物的关系。先秦儒家和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看重志同道合者相互理解、情投意合带来的愉悦。所以，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仅如此，不仅要有友朋之间的交流，儒家更要求关怀、爱护一切人。仁和乐密切相关，唯有仁，唯有能爱人，能爱他人，能爱大众，才能享有深沉的长久的快乐。反过来说，快乐的情绪和心境，是人际关系协调的重要条件。孟子把这个意思发挥得很透彻。在儒家看来，高尚的快乐不停留于独自快乐，而应该与人同乐，与很多的人、与广大的人群同乐。儒家主张“泛爱众”，主张“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如同我的同胞兄弟，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我的同类。从情绪心理学上说，快乐，是一种开放性心理状态，个体的快乐本能地企望与他人共享，共享带来快乐的增强而不是减弱。快乐的人具有自信感、自如感，对人对事具有较强的容纳和接受倾向，容易合群，容易使人产生亲切感。忧愁、怨恨、嫉妒，是封闭性心理状态，交流则可能使这些情绪得以减轻，排解。
人和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快乐的共享，忧怨的化解，常见的渠道之一是艺术活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中所讲的四点，都是诗歌（与音乐、舞蹈、礼仪结合的诗歌）对主体（创作者或欣赏者）的心理的作用。如果说，中和的目标是达到个体的心理平衡，那么，兴、观、群、怨的目标便是达到社会的心理平衡，达到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群体之间的心理平衡。为了达到平衡，需要诱导积极的肯定的情绪，化解消极的否定的情绪，使人群之间不因为消极情绪的淤积而导致敌对，需要从机制上保障不同群体的及时的相互了解，需要增强各群体之间亲和的愿望。兴、观、群、怨，就正是这几个方面的作用。
兴，有兴起、发动、生成、升起、建立、兴盛等义项（注：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兴，引譬连类”，是把作为诗歌修辞手法的赋、比、兴之兴，与作为诗教的兴、观、群、怨之兴混淆，前者读去声，后者读平声，表达的是两个概念。）。《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讲的是人格培育过程：诵习诗歌，使人奋起，产生向上的志向；熟悉和遵循礼制，使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最后，在诗歌、舞蹈、音乐的结合中，在艺术与伦理、与礼仪的结合中，使人格达到成熟和完善。诗歌的作用，首先是它能打动人的情感，能激励人，使人振作、奋发，使人产生强烈的积极情感、肯定情感。《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它所秉承的就是孔子“诗可以兴”的思想。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把“兴”作为艺术的情绪感染作用的意思阐发得更为具体。“摇荡性情”，是对诗不同于礼、文学艺术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学，能发挥独特社会作用的恰当描述，也可以当作对“兴”的一个解释。
观，观察，审视，包括主体自己观看和指点别人观看两重意义。《说文·见部》：“观，谛视也。”讲的是前一层意思。《尔雅·释言上》：“观，指示也。”讲的是后一层意思。对于孔子所说“诗可以观”的“观”，应该将上述两重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观察社会，使人们借以仔细深入地认识社会；有选择地吟诵诗篇可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理、意见，而听者则借以了解诵者的志向。孔子所说的诗，大都是短篇抒情诗，并且与音乐、舞蹈交错在一起，其中并无对于人物、事件的细致铺叙，怎么能够由以观察社会？原来，这里说的观，不是一般的看，不是看一般的事物。《春秋榖梁传·隐公四年》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看寻常的对象叫视，看特别的对象叫观。诗歌以及音乐、舞蹈，帮助我们看到肉眼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孔子说“诗可以观”，他指的是诗歌和一切艺术作品能够展示人的心理、人的感情，这些，都是寻常难以直接“看”到的。儒家有高度重视心理因素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和作用，甚至认为社会的心理可以决定某个政治制度的兴衰存亡。在现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管理者，都高度重视并且运用各自的方法把握社会心理动向。美国人G·盖洛普说，“由于政治领袖在作出各种决定时实际考虑舆情，因而他应该正确而客观地衡量舆情。”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报告“可以观”，可以显示社会心理的若干侧面。中国古代有关于采诗制度的传说。中国古人不但采集民意的方式与现代西方人不同，而且采集的内容也与现代西方人不一样。盖洛普用的是统计分析，儒家要求的是情绪感应；盖洛普所要调查和报告的是公众对某一具体问题或事件的意见，中国古人“采诗”所要了解的是民众对国家、对统治当局的基本情感态度。盖洛普在更大程度上偏向于社会学方面，儒家则更偏向于心理学方面。
观的方法，最典型、最为人称道的是《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季札的一大段话，前面一半谈乐，后面一半谈舞。我们看他从乐曲中所听到的是：《周南》、《召南》“不怨”，《邶》、《鄘》、《卫》“忧”，《王》“思而不惧”，《豳》“乐”，以及《颂》的“哀而不愁”……，总而言之，不是事件，不是意见，而是各种不同的情感。季札观乐，观的不是社会生活事件、生活现象，观的是心理，是情感。除了从作品来“观”社会“风俗之盛衰”之外，还有从诵诗者对所诵作品的选择来“观”他的思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孟请随从郑伯的七人赋诗，“亦以观七子之志”，即属此类。季札观乐是心理学的方式，赵孟观诗是断章取义然后再用修辞学结合符号学方式。显然，前者更有普遍意义，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所谓观乐，第一步，就是捕捉、体会乐曲所传达的情感。观乐者不把乐曲的情感仅仅看成作曲者、吟唱者个人的情感，而看作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普遍情感。这样做的理论前提，是把艺术作品当作社会环境的产物，以环境解释作品，反推过去，从作品可以考知环境。用环境解释产物，从产物追索环境，这是19世纪欧洲的生物学、历史学、文化学和文艺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战国时代“观乐”的理论与方法同它有类似之处。
观乐的第二步，是对所体察出的情感作分析，看它是肯定情感还是否定情感，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其强弱、深浅程度如何，进而推断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是和谐还是紧张，社会现存秩序是稳定还是衰颓。孔子前后，音乐在上层社会生活中有非常重要位置，乐与政治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在这种情形下，季札观乐的方式是有根据、有效用的。到后来，音乐的创作与欣赏，其他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大大丰富和普及，一首乐曲，一件作品，不一定与政治直接联系，它所包含的情绪不一定有普泛的代表性，凭一首乐曲、一件作品断定国之兴衰，几乎不可能。但观乐的方法并不会完全失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艺学家从一件流行作品分析社会心理变化的趋向，是很正常的事。
群，作为动词，是合的意思；群，又有和谐、协调的意思。《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群而不党”，那里的群，就是和谐。孔子说“诗可以群”，讲的是《诗》使个体产生在群体内向心的力量，在礼的原则下彼此更紧密更和谐地凝聚。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说：“人们之间的交流接触极有利于人的正常生活”；“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一种与人交融的状态，对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我特别珍视。”（注：罗杰斯：《与人交往》，见《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这大概也就是“群”的心理。心理正常、健康的人，乐于向人倾诉也善于倾听他人诉说，愿意与人分享快乐、分担忧愁。文学艺术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诉和相互倾听的良好的、方便的形式。在一场音乐会或者诗歌朗诵会上，表演者之间（例如一个乐队内部），欣赏者之间，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常常会产生融为一体的感觉。一个民族的心理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个民族广泛流传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民族文学艺术交流，有利于其成员间感情的亲近。
怨，是怨恨；“诗可以怨”，是说诗歌可以抒发怨愤的心情。《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饥者、寒者、贫者、弱者，满腔怨愤之情，可以通过音乐、通过诗歌、通过各种文学艺术方式来抒发。这类作品占了《诗》三百篇的大多数。郑玄《诗谱序》说，“《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刺、怨相寻。”他提到的诗歌，都是作者用来抒发怨愤的，刺也是怨。钟嵘《诗品序》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里说的陈诗展义、长歌骋情、托诗以怨，都是解释“诗可以怨”，都是说诗歌可以抒发消极情感，抒发诸如悲哀、愤怒、惆怅、怨恨等等情感，从而使抒发者由不安而安，由闷而不闷。消极情绪的存在与传播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和加深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导致和加速统治秩序的动摇乃至瓦解。对于统治者，明智的办法是，尽量不使社会上的消极情绪积蓄与发展。《国语·周语》里邵公谏厉王弭谤的话，是统治经验的总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宣泄是恢复个体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手段。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高度重视宣泄。弗洛伊德早期的合作者布雷尔医生，在治疗一位歇斯底里症女患者时创造了“谈话疗法”，即由病人在被催眠状态下向医生尽情诉说自己的烦恼，其效果就像“扫烟囱”一样解除了许多症状。后来，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把这称之为“疏泄疗法”(Catharsis Therapy)，并以之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主要的、基本的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一种虚构的作品给我们的享受，就是由于使我们的精神紧张得到解除。”（注：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见《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文学艺术是一种巧妙的隐蔽的宣泄，因而是一种有效的宣泄。
宣泄的思想不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所首创。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政治学》就提出过“净化”(Katharsis)，所谓净化，是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让过度激烈的情绪得以宣泄而趋于平静（注：参见陈中梅译注《诗学》附录（六），其中说，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提倡的对某些情感采取绝对压制的办法”，“人们应该通过无害的途径把这些不必要的积淀（或消极因素）宣泄出去”。）。前面提到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的《与人交往》，其中一节是“我愿人听我倾诉”。罗杰斯说，当你精神痛苦，感到因无法解决问题而火冒三丈，或陷入苦恼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或被绝望心情所压倒，总之，当你处于病态心理之中时，如果能够找到人倾诉，内心的紧张就会解除，就可以从纷乱的情绪中解脱，“无法澄清的迷惘也都变成比较清澈透明的涓涓细流”（注：罗杰斯：《与人交往》，见《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30-133页。）。宣泄，净化，倾诉，是人类普遍的需要，尤其是现代人的需要。艺术活动是方便有效的宣泄方式，是个人和社会的安全阀。孔子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总之，兴、观、群、怨，就是化除个体和社会的消极情绪，引发和加强个体和社会的积极情绪，通过诗歌和音乐的创作及欣赏来达到此一目的，最终起到维护现存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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