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胎换骨”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夺胎换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夺胎换骨”长期被指责为“因袭剽窃”的谬说，这是一种曲解。事实上，“夺胎换骨”的精髓决不是因袭，而是在袭故中创新。所谓“五法”、“四式”即创新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夺胎换骨 曲解 袭故 创新
一
“夺胎换骨”被视作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的创作和理论“纲领”①。
这一理论，始见于宋人惠洪觉范之《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又作窥）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这段话说明，所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是说一般不改变原作的基本诗意，而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技巧和思维转换，使陈旧的、烂熟的、庸凡的原型诗意，变得警醒，有力，生新。但“虽有所袭，语亦工”。（《草堂诗话》引山谷语）所谓“窥摹其意而形容之”，是基本上不改变原作的语势、语象、语词，而是对原作的意义加以某种程度的转化或提升。但“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诚斋诗话》）
但这一理论的不幸，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同时产生了。斥之者如金人王若虚，认为鲁直此论“特剽窃之黠者耳”。并揣摸其心理，是“鲁直好胜而恥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清人冯班更指责这种“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钝吟杂录》卷四）宋人吴曾说“夺胎换骨”就是唐僧皎然“三偷”说的翻版，犯了不可原谅的“钝贼”罪。（《能改斋漫录》）受这些人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都一致否定“夺胎换骨”的理论。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这一理论“在‘以故为新’的美名下，以抉章摘句、寻扯拆补代替独创而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认为是“在狭小的死胡同里翻筋斗，……从反对西昆体的老形式主义，走向新的形式主义歧途。”
对于黄庭坚的这一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黄诗创作，钱钟书先生先后在《谈艺录》和《宋诗选注》里，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谈艺录》评山谷诗用事，认为作为一种宋人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而加以了肯定。在《宋诗选注》里又对比山谷诗的用典与西昆体“有极大的不同”。认为黄诗“有著著实实的意思”，而不象西昆诗那样，“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山谷诗的基本创作倾向，给予了积级的评价。当然也批评了黄诗有时候“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给人的印象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让人“费解”的毛病。
钱先生十分中肯的评论，终于打开了板结在黄诗及其诗论上的那块顽固的“硬壳”让人们擦亮了眼睛，拨开了迷雾，看到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于黄庭坚的诗及其诗论，重新进行评价和认识，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活跃局面。认为“夺胎换骨”“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行的继承和发展前人文学遗产（主要是古典诗歌的语言技巧）的方法”，是“更为积极、更为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诗学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重视师法前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积淀。而且进入宋代以后，更蔚为一种时代的自觉意识。比如“白体”之师法白居易，“晚唐体”之师法晚唐诗，“西昆体”之师法李商隐，“江西派”之师法杜甫，“江湖诗”之师法贾岛、姚合，等等。“夺胎换骨”论的提出，正是这一时代宗尚的反映，是文学士人们重视文学遗产的继承一种普遍的心态。而且这种“袭故”还有其文学自身的必然性。
由于历史的积淀，在中国诗歌的传统里，渐渐地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各别的“意象板块”。这“板块”，或由前代某些书面文献的概括成语所构成，或由前代诗文的某些相对已经凝固化了的辞语所构成，它们都具有一种超稳定的情韵。比如“凭栏”，“倚栏”，或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抒发抑郁愁苦，或抒发悲忿慷慨。再比如“绿窗”，总是包涵着某种特有的家庭温馨气息或柔情的闺阁氛围。后代诗人往往是利用这些碎拆下来的“板块”来构织自己的诗。这是一种诗歌艺术的普遍方法，任何一个诗人，不管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都在使用这种方法，并且又通过各自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之，完善之。
这种“袭故”的必然性，还在于不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时候所表现的意境、事理、思想、情调等等，往往有一种共通性。“景意相融，自有偶然而同者。”（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所以“诗人发兴造语，往往不约而同。”（《对床夜语》）不是说作诗者要故意去重复古人之语、古人之意，而是一种共同的规律牵引着人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再次，“袭故”，必得读书；而读了书，方能“袭故”。黄庭坚是提倡多读书的。“读书浩湖海”。（《赠别李端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父作西斋于颖尾请予赋诗》）“诗书除满枕客床毡”。（《次韵胡彦明同年……》）因为读书多了，论事就能“精核”：“读书饱工夫，论事极精核”。（《再和答为之》）脑子里边记的东西多了，下笔时就可左右逢源：“博极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题王观复所作文后》）从书本中“点铁”、“夺胎”，正适应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特长，为他们的满腹经纶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这也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具有实际意义的写诗之路。
当然，袭故不当，则未免以蹈袭为愧。黄庭坚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他得从前人已经限定的框架之中突破出来，这就必须在因袭（前人诗意之识取）中搞“转易”（个人诗意之翻新）。而“夺胎”之说，既含有“因袭”的因素，也含有“转易”的因素。“夺胎者，因人之意，触类而长之。”（《诗宪》）“因人之意”，即为因袭；“触类而长之”。就是要求由故而新，由因袭而翻转，而变易，当然还要力求出新。这样一个“夺胎”的完整过程，实是一个包孕故与新二面而成为一有机联系的辩证过程：故而新，新而故，故而又新，如此辗转，生生不断。可知这个“夺胎换骨”说，正是文学生命自身伸展之诗学，而不独是宋人思变创新意识的一种客观反映。
这样看来，“夺胎换骨”之被黄庭坚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文学自身的原因，它道出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从继承中求发展，从袭故中求创新的一种规律。
夺胎换骨，或脱胎换骨，原本是个道教术语，意思是脱离肉体而成仙。而由人成仙，这个过程，突出地强调的就是一个“变”字。这个变化，是一次质的飞跃。
再从禅宗的观点来看。黄庭坚本人是一个深受禅宗影响的人。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引黄子耕曰，紫阳朱子云：“鲁直学以粗为上，其诣力多得之释氏。”黄后来皈依了黄龙惠南禅师的徒弟晦堂祖心禅师；又与祖心的两大徒弟灵渊惟清禅师和云岩悟新禅师相交；与祖心、惟清、悟新互相参究的法昌倚遇禅师与山谷也交谊很深；此外他还与花光仲仁、惠洪觉范、海首座、仁上座、昌上座等往还。山谷师友在他们中间，其思想观点受禅宗影响是很自然的。禅宗非常重视和讲究“渐修”和“顿悟”。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吴可《学诗诗》：“学诗浑似参禅，头上安头（按指重复、因袭）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黄庭坚所提倡的读书，就是“遍参诸方”的“渐修”过程，而他所说的“点铁成金”，就是一种“顿悟”。而“夺胎换骨”正是“跳出少陵窠臼外”，是对“头上安头”的一种反拔。
黄庭坚曾说“转古语为我家物”。（黄山谷《云巢诗序》）一语凿定了“夺胎换骨”论的实质。极力推崇苏黄诗的清人吴之振说：“夺胎换骨义难羁，诗到苏黄语益奇。”（《论诗偶成》，见《黄叶村庄诗集·后集》）这“语益奇”正是“夺胎换骨”之本义，之真义。“夺胎换骨”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要求奇，求新，求变，要从袭故中自出一格，从学古中自立门户。黄对那种没出息的效颦、步趋，缺乏创造精神的模仿，从来都是深为不满的。他赞赏的是“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要不随人后。”（《王定国文集序》）的独创精神。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贯穿于黄庭坚的整个诗论。“唯倚新诗可传本。”（《答黄冕仲索煎双井并简扬休》）“新诗开累纸。欲罢不能卷”。（《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城头漏下四十刻，破魔惊睡听新诗。”（《赠张仲谋》）“公退但呼红袖饮，剩传歌曲教新翻。”（《寄舒申之户曹》）“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论写字法》）“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之二）“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四首》之三）“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再次韵（杨明叔）引》）创新，是他心目中所追求的诗歌的最高境界。故洪炎序山谷集正确地指出：“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穷，增出增奇。”王直方也认为（黄诗）“包括众作”但“本以新意。”（《王直方诗话》）《沧浪诗话》也指出：“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所有这些论述，都抓住了“夺胎换骨”立意于创新、着眼于独造的精神实质。那些曲解这一理论的人，往往是只看到它袭故的浅层面意义，而忽略了它求新、求变的实质和核心。
无独有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助理教授阿黛尔·奥斯丁·里克特以一种西方人的新潮理论研究黄庭坚的“夺胎换骨”，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通过模仿的过程来完成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决不能被看成是对前代大师的简单的因袭或机械的鹦鹉学舌。”并十分着重地指出这一理论的“秘密”正在于：“学习古人，熟精他们的作品，然后超越他们而创作出打有某个诗人的独特标记的诗句来。”而这是一个“生动的过程”，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其基本精神就是对前代大师“有所超越”。（《法则和直觉：黄庭坚的诗论》载，《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
“夺胎换骨”从方法上来说，大体可以别为用意法、用事法、用章法、用句法、用字法五类：
用意法。此法在基本承袭原作诗意的前提下，以自作语出之，所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这一法，意虽有所袭，而语则益工。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里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是黄诗《演雅》云：“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认为其词意实本《诗·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其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锯齿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一节，《金楼子·立言》篇九下全袭之，而更加铺比。可知山谷诗意是“承人机杼，自成组织，所谓脱胎换骨者也。”（《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以下引同）另一例是《戏答王定国题门两绝句》之二云：“花里雄蜂雌蛱蝶，同时本自不作双”。以为诗意承袭李义山《柳枝》词云：“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闺情》亦云：“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并认为义山此意又承袭汉人旧说。《左传》僖公四年：“风马牛不相及。”服虔注：“牝牡相诱谓之风”；《列女传》卷四齐孤逐女传：“夫牛鸣而马不应者，异类故也”；《易林》大有之姤云：“殊类异路，心不相慕；牝猭无猳，鳏无室家”；又革之蒙曰：“殊类异路，心不相慕；牝牛牡猳独无室家”；《论衡·奇怪篇》曰：“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经过如此旁征博引，得出结论，认为七山诗意虽袭前人，但经“义山一点换而精彩十倍”。（同上）同样，山谷诗意又由义山来，经过“夺胎换骨”。而又是“精彩十倍”！
以上所说，都是正用法。还有倒用法。《艺苑雌黄》云：“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者，何以臻此。”《诚斋诗话》云：“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如《和答孙不愚见赠》末联“小臣才力堪为掾，敢学前人便挂冠。”事出《南史》，原意说陶弘景挂冠神武门，表示坚决辞职不做官了。黄庭坚在这里是反用其意，说自己这样的小臣才力本来浅薄，正好做这样的小官，还哪敢学前人的挂冠而去呢！翻案不仅仅是反意，有时是化腐朽而为神奇。如《池口风雨留三日》结句“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云读残书。”反用王羲之《兰亭集序》成句“向之所欲，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但王叹人生短暂，不觉悲从中来；黄则一反其意，说应该去读书中寻求人生的欢乐，以延长自己的生命。
用事法。《登快阁》首句“痴儿了却公家事。”用《晋书·傅咸传》事：“夏侯骏弟济素与咸喜，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夏侯济劝傅咸对官事不必太认真，那种认为必待官事解决完了才觉得快意的人一定是痴人。这是晋代清谈家们的观点，他们以办具体行政事务为耻。山谷用其事而略带诙谐，有自我调侃的意味。颈联“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上句用《吕氏春秋·本味篇》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事。下句用《晋书·阮籍传》籍能为青白眼事。事虽袭故，而自造语却更加精警省人。用事自作语，最能见出作者高超的概括力；而概括又是更高层次上的创造。《庄子》言佝偻承蜩，专心一意，达到忘我境界，竟把自己的身子当作枯树，手臂当作树技，练出一手过硬功夫。这件事诗人在《奕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二颔联“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中，只用一句话就活画出了奕棋人的神态。
用章法。黄诗《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按不以罪死曰累，此言屈原赴湘死）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酒浇胸中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颓龄，墨以传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写一家兄弟之情。……”《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都拈出欧阳修《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酌君以荆江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坡……”指出山谷《送王郎》之章法是从永叔诗承袭而来：“近时学者以谓此格独鲁直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对此《谈艺录》则钩稽更远，拈出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谓“黄诗正用鲍体”。明谢榛《四溟山人集》卷二十三《诗家直说》及郭子章《豫章诗话》卷三亦谓黄诗“本鲍诗而加藻润。”钱先生以为“是矣”。按鲍照《行路难》第一首云：“奉君金厄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凋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而所有这些诗“又皆为送人远行。”故知黄诗章法实出于鲍诗之章法。钱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黄诗《自巴陵入通城呈道纯》：“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归。”上句以“野水”与“田水”连说，下句以“晴鸠”与“雨鸠”连说，这种章法在山谷体中数用，如《杂诗》之“迷时今日如前日，悟后今年似去年”；《同汝弼韵》：“伯氏清修如舅氏，济南萧洒似江南”；《咏雪》：“夜听琉琉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卫南》：“白鸟自多人自少，污泥终浊水终清”；《次韵题粹老客亭诗后》：“惟有相逢即相别，一杯成喜只成悲。”并指出“此体创于少陵，而名定于义山。”举少陵闻官军收两河诗云：“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曲江对酒》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白帝》云：“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义山《杜工部蜀中离席》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春日寄怀》云：“纵横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又七律一首题曰《当句有对》，中一联云：“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从钱先生详尽的论述中，我们更加坚信，“夺胎换骨”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手法，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是多么受到诗人们的重视和喜欢！
黄诗的这种用章法，细针密线，乖巧得很，不细心研读，竟至不易发现其痕迹。如《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分说陈师道与秦观：“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时陈除秘书省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堕古藤州（时秦观已死一年）。”洪迈《容斋随笔》（卷二）认为这种就一“存”一“殁”两者对照说同一件事的章法，原来是夺胎换骨于杜甫的《存殁绝句》章法：“郑公粉绘（郑虔善画山水，当时已死）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曹善画马，当时尚存）。”
用句法。在基本上不改变原作语句的前提下（但需重加组合），对原作的意义加以某种程度的变化，使其更适合于自己作品的的需要，所谓“窥摹其意而形容之”。《寄贺方回》首句“少游醉卧古藤下”是用秦观绝命词句“醉卧古藤阴下”经过重新组织，用来悼念秦观，含有无限伤悲之意。第三句“解作江南断肠句”是借用贺铸《青玉案》词句“彩笔新题断肠句”以赞贺铸。第二句“谁与愁眉唱一杯”是改用晏殊词句“一曲新词酒一杯”以说别离。《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投荒万死鬓毛斑”是改用柳宗元“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而说自己。
可知这种用前人句式，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别人的现成东西拿来，而是在以师法前人诗歌句法、字面为创作基础，然后加以改造，置于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中，使其具有了一种新的含义，获得字句虽旧而命意全新的艺术效果。
当然，有时也有完全袭用前人句式的情况，但诗意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徐陵咏鸳鸯：“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鸳鸯赋》）是说山鸡也好，鸾鸟也好，都不能做到象鸳鸯那样“长会合”。此意原出于《博物志》：“山鸡有美毛，自爱其色，终日映水，目眩则溺死。”又《异苑》：“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悬镜照之，睹影一鸣，中宵一奋而绝。”二鸟都不如鸳鸯可以比翼长在。山谷诗《题画睡鸭》：“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两依睡秋江。”“天下真成长会合”这一句一字未改，但却变咏鸳鸯为题睡鸭了。
用字法。杨万里《诚斋诗话》载：“山谷集中有绝句（《题小景扇》）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风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长。’此唐人贾至诗也，特改五字耳。贾云：‘桃花历乱杏垂香’。又：‘不为吹愁’，又：‘惹梦长。’”诚斋是从改字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用字法了。
用字法的另一种情况，是从前人诗文或典籍中“节取其字”。《谈艺录》指出，《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一雄可将十万雌”是将《论衡·初禀》“骨节强则雄自率将雌”“节取其字”而成。《秋怀二首》之“鹊转南枝夜深月”是节取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其中三字而成。
以上所说用意法、用事法、用章法、用句法、用字法这“五法”，有时有分用和合用的不同情况。《秋怀二首》之二：“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上句用杜甫《贫交行》：“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既是用意，又是用字。下句用《史记·汲郑列传赞》：“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汉书》：“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既是用意，也是用句。《从斌老仝苦笋》：“烦君便致苍玉束，明日风雨皆成竹。”承白居易《食笋》诗：“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既用意，又用章法。再如《和张沙河招饮》：“腹里虽盈五车读，囊中能有几钱穿。”是袭《后汉书·赵壹传》：“为诗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而成，用意也用字。
另外，不管哪种方法，有时用同一个作者的一篇作品，有时又同时用多位作者的多篇作品。如《登快阁》颔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是同时承袭和酿造杜甫的《天河》诗：“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李白诗：“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柳子厚诗：“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明。”又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月下沉吟久不归，古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夺胎换骨，从方法上来说，有如上述之“五法”，若从具体方式上来说，则有下述之“四式”：
移置式。即将他人的现成辞语或句子直接植入自己的诗中，使其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一种新的命意。如上举“题睡鸭”即是。
借用式。是借用他人的句法、章法，而另铸新词。上举《病起荆江亭即事》仿效杜甫的《存殁绝句》即是。
加工式。“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韵语阳秋》卷一）这里所说“加工”，就是根据自己的诗境，改变他人的字、辞、句法、章法，“用其诗略点化而已。”如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诗意、句法都没变，只是改变了八个字。再如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虚钟磬彻。”山谷点化之，则云：“山空响管弦。”诗意没有变，只是诗象、诗语变了。再如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则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尽管变了句法、章法，变了词语，但诗意并没有多少变化。
变化式。就是模仿他人诗意而加以变化，“正如李光弼将郭子仪之军，重经号令，（而）精彩数倍。”（《叶少蕴诗话》）钱钟书先生举《病起荆江亭即事》之“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认为此是变化唐人陈咏诗意：“隔岸水牛浮鼻过”（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引）而成，但却能做到“点铁成金”。因为隔岸水牛是远眺，而时有归牛是近观，故觉“浮鼻过”更加贴切。黄庭坚同时人曾纡曾说：“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白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白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云：‘相望立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纡爱之，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从曾纡举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变化式在山谷诗中运用的频繁情况。
三
我们在研究“夺胎换骨”的时候，切不可认为黄庭坚只是个在形式主义的圈圈里转来转去的诗人，只会从书本中讨诗材，完全脱离实际。他的诗，原本就有极深入的生活体验。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了这样一件颇有说服力的诗事。说山谷外祖晁君诚善诗，鲁直常诵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而爱赏不已。他日自己也写了两句，云：“马龁枯箕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自以为工”。于是去告诉舅氏晁无咎说：“吾诗实发于乃翁前联。”这可看作山谷此诗是由君诚诗“夺胎换骨”，而来的。但是黄庭坚这两句诗却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极细微的艺术观察中概括出来的。他说：“余始闻舅氏言此，不解‘风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闻傍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龉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可知，黄庭坚写出这两句诗，从根本上说，是产生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当然由于他读书多，脑子里边有晁君诚那两句诗的引发，二者“相遇而得之”。如果将这种创作，批评为是什么完全从纸上得来的“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形式主义货色”，那就太冤枉黄庭坚了。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夺胎换骨”不可能没有它的缺陷。缺陷之一，分寸失当，就极容易导致一种反复模仿，重复单调，诗意贫乏的弊端。杜甫《秦州见敕日，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有两句“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黄庭坚竟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模仿达七次之多。虽有些许变化，但变来变去，还是那么几块积木的来回摆弄，诗意索然，味同嚼蜡。这种不良影响，正给人攻击这种理论，留下了可射的靶子。
缺陷之二，是有时过分追求所谓“无一字无来处”，而造成僻涩之病，使本来很晓畅的诗也变得难读难懂了。由于可读性差了，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更广泛传播。
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登快阁》这首诗了。这首诗仅八句，句句用典，有的还一句用几典，全诗总有十余个出处，就象拦路虎蹲在那里，让人们很难进入诗的王国中去，痛快地遨游和享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庭坚的诗，是读书人写给读书人看的，不象白居易的诗，能让“老妪解之。”②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黄庭坚喜用典，是一回事；而有的注黄诗者，有时却强作典注，硬往黄的头上栽，这是另一回事。如南宋任渊注《新喻道中寄元明》。正象钱钟书先生说的那样：“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么埋伏着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宋诗选注》）
注释：
①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讲黄庭坚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讨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注引《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论读书时该留心“佳句善字”备自己创作之用；引吕本中《紫微诗话》：“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历”；引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黄庭坚讲“换骨”法和“夺胎法”。
②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引张之洞《摩围阁诗》：“黄诗多搓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谈之
胸臆。”（《石遗室诗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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