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茵茵[1]2001年在《20世纪澳门旧体诗歌的民族意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澳门旧体诗歌中民族意识的演变、特色和内涵。冀望透过审视上述诗歌所产生的特殊文学现象，掌握20世纪澳门旧体诗歌的发展规律，并且了解澳门旧体诗歌在发扬爱国精神和传承传统诗歌文化上所产生的作用及意义。 为了辅助本文的研究，本文将首先综述20世纪前带有民族意识的澳门旧体诗歌的基本发展概况，追寻诗歌中民族意识的早期发展依据。 继而以此为基础，重点研究20世纪各个时期澳门旧体诗歌中民族意识的具体发展情况和特色，当中将诗歌的民族意识的转变过程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初年、抗日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及澳门回归时期来论述。主要探讨上半世纪和下半世纪在带有民族意识的旧体诗歌中所出现的两大特征：忧患意识和家园情怀。一方面剖析诗人在民族危难时的创作心态和民族情感，另一方面评析澳门回归热潮对诗坛所带来的影响。 最后，本文将归结20世纪澳门旧体诗歌中民族意识的总体发展情况，从历史背景、文化条件和社会氛围等方面，试图阐释20世纪带有民族意识的旧体诗歌所蕴含的内涵和意义。同时，本文亦借着有关的研究结果，展望澳门旧体诗坛的未来发展路向。
张军[2]2010年在《史家立场 叙述声部 述史方式》文中指出论文从史家立场、叙述声部与述史方式叁方面出发,对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对大陆外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着进行分析,力争梳理出近50年近百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着的编撰规律。新中国开始至文革结束期间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初创期。此时的史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撰写“新中国”文学史,即这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塑造了“新中国”形象,昭显了“新中国”性质与气象。“新中国”形象的塑造体现在文学史着注重“新”的历史起源,“新”的作家作品、“新”的文类以及“新”的文艺方针等方面。文学史文本呈现为政治话语的独白,书写方式是社论式写作,文学史语言具有社论宣告般的权威性、号召力和激情鼓动性；史家常常使用“我们”的人称,直接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立场；而能够体现出互文和多方向释义的注释逐步减少,甚至消失。用政治话语的独白方式书写“新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时期史家在年龄特征、知识范式、阶级认同等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自觉归依政治话语,从而将自己个人“我”的声音融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我们”之中。本时期文学史述史线索是同一的：新中国文学不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取得巨大进步。这条述史线索在压抑与它竞争的其它述史线索之时逐步走向极端。这一方面受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的影响,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形态更替学说机械僵化的运用。文革后至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建设期。本时期文学史着主要为客观化写史,史家站立在知识话语的立场,追寻历史的真相和历史规律,力争全面反映文学历史。体现在对十七年文学史进行重评,对“文革”文学不回避,大量书写文学史实叁方面。史家着意探寻文学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始按照文体、主题以及思潮进行文学史体例编排。这是因为史家进入学术成熟期,并响应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真史学思潮。而中国当代文学在本时期得到学科化,使得文学史叙述声部为知识话语的独白。课堂教授的层次性、知识规律的明晰性、学科开始的常规研究使得文学史编撰出现了条理化、语言风格客观化、史着雷同化等特征。本阶段仍然书写政治话语规定的建立在“叁分法”基础上的历史分期、历史评价、述史线索。该种述史线索的权威性也是通过批判与规训获取,例如1982年对杂志《时代的报告》所提出的“十六年”进行批评。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进入探索期。本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客观化、个人化文学史并存繁荣。个人化文学史站立在个人立场之上,以“六经注我”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本时期文学史着在编写形式,编写体例、文本选择、文学阐释、文学史概念、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与个性化色彩。这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文革”度过,“新时期”才进入大学的一代学者。自身的经历与西方史学思潮相互呼应,特别是主观史学以及年鉴学派历史学对他们影响甚大。他们通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探讨并创建了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本时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色彩。本阶段的当代文学史文本出现了多声部。文学史着类似史家在主持多方会谈,文本内各种声音形成多元对话,众语喧哗。文学史实的理解不再是唯一,而需要读者重组真实。文学史分期与述史情节也开始出现个性化。出现了封孝伦的英雄主义与人性的交响曲；洪子诚提出的“一体化”;陈思和的从“共名”走向“无名”,民间与主流的互动等述史情节。也有史家用现代性理论框架来思考并编撰现当代文学史。“他者”的文学史一方面是指相对于中国大陆文学史家,大陆外文学史家是“他者”;另一方面是指这些史家书写的不是他们自己地区、国家的文学史,而是异于他们的“他者”的文学史。这些史家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坚持知识分子直面写史,但又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的文学史中存在两种文学、文化对话的声音。其中林曼叔、杜博尼的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和文学史述史线索上做了比较成功的探索。林曼叔认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是作家、理论家等人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杜博尼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归结为叁个述史情节：走向新文学、回归传统及重估现代性。
陈娟[3]2009年在《回归十年:澳门文学研究在祖国内地》文中研究说明回归十年,澳门文学研究在祖国内地呈现多元格局,无论在区域性质、发展嬗变、思想资源,还是题材类别、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不断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充分发掘中国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源和吸收借鉴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将有助于中国文学研究界更好地总结经验,将澳门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更好地促进澳门文学的发展。
杨文堂[4]2010年在《2000年以来《澳门日报》副刊文学“澳门性”研究》文中提出《澳门日报》副刊文学在整个澳门汉语新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价值,是了解原生态澳门文学的重要窗口。对它的研究与整理,不仅能体现出丰富的文化特质,而且能为世界华文文学保存、开发出一套真实生动、富有活力的文学和文化标本。《澳门日报》副刊文学的核心在于其澳门性。澳门性包含了本土性、现代性、主体性、人文性和文化性等丰富内涵。《澳门日报》副刊文学在品牌、文体上均对澳门性不同方面的内涵有多重表现：品牌表现上,《新园地》的多元和丰满,《镜海》的学术与先锋,《小说》的现代及困惑,《澳门街》的专注且鲜明,饶富个性；文体表现上,散文澳门性的多重发挥,诗歌澳门性的新旧辉映,小说澳门性的复调表达,各放华彩。在多媒体时代扑面而来、媒体间竞争日趋激烈之下,肩负新的文学和文化使命的《澳门日报》副刊文学面临总体水平不高、竞争意识不强、发展格局不利、革新力度不够等问题。而且,副刊文学本身兼具的报学和传媒、文学与文化的多重特殊身份,也增加了其在弘扬、深化和拓展澳门性时的复杂性和难度。这些问题应引起注意,也必须解决。
吕志鹏[5]2009年在《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澳门地方虽小,却是世界上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最悠久的地方,由于历史缘故而一直有着特殊的文化地位,“诗城”之誉更是为人所熟知,但现有澳门中文新诗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相对而言,其它历史时段的研究则显得较为零落,事实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澳门中文新诗已见端倪,各个时期均是环环相扣。而本文是国内首篇以澳门中文新诗整体发展史作为研究课题的论文,一方面会藉着对一手史料、报章刊物的“发掘”和“梳理”从纵向上加强澳门文学史料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在横向上亦透过与内地及港台等地区的比对突显澳门中文新诗在华文文学的区域性特殊意义,并务求在纵横向相结合下全面理清由1938年截止于2008年关涉本论题的情况。全文共设五章,其中一至二章以论述澳门中文新诗的文化发展背景,包括中国文化、葡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本土文学形象及澳门中文新诗起源等为中心,第叁至五章以论述澳门中文新诗的发展历程,包括30～50年代的澳门中文新诗在《新园地》等早期澳门文艺刊物内的类别及呈现风格;60～70年代澳门中文新诗的内地化与香港化倾向;80年代中文新诗的多元化发展,并从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分析作切入点,论述移民诗人及本土诗人所面临的困境;90年代澳门中文新诗进入成熟期,透过新诗社团、评论的丰富等变化来反映澳门新诗的发展变异,并结合新生代诗人创作来剖析中文新诗如何过渡到新世纪;21世纪澳门诗坛涌现了不少新秀,变化不断,而网络创作的盛行更为澳门中文新诗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最后一部份为“结语”属于澳门中文新诗研究中的专论部份,会着力讨论澳门中文新诗发展的是非得失、澳门新诗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而本研究所论述有关1938～2008年澳门中文新诗之发展历史全景视野的结论是:澳门早期的中文新诗可溯源到30年代,是透过内地“植入”过来,理论和受到其它外来的文化冲击较少,而最早一批来到澳门的诗人一般都是受到战火或政治的困扰,他们都倾向于从民族抗争的角度来表现新诗。50年代以后现实及爱国主义渐渐主导了发表空间,除了《红豆》及于香港发表作品之外,澳门诗坛倾向政治抒情,并以光明歌颂作主题表达模式。到8、90年代澳门形象逐步确立,现代主义抬头并出现后现代主义倾向,本土与外来诗人同时呈现出黑色意识,而形式的尝试不断更令澳门诗坛呈现无限的生机,进入新世纪澳门新生代诗人逐渐成熟并走出前辈诗人的创作影子,他们的新型艺术探索更把澳门中文新诗带到新的境界。
盖建平[6]2010年在《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文中指出以中美学界早期美华文学研究既存成果的梳理与当代命题的提出为导论,本文的四章正文分别对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的四部代表作品《金山篇》、《逐客篇》、《苦社会》、“木屋诗”展开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阐析与跨学科研究。本文打破美国华人史及排华史研究与中国侨乡文史研究之间原有的学科界线,在相关各类文史资料充分储备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学文本对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特定书写形态,同时阐发文学与既存历史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文学的场域中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间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经历予以重新观照。贯穿本文正文四章的基本命题,乃是对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文史互证,以及对早期美国华人形象的正面呈现。本文对美国排华主义言论中关于早期华人移民的几个基本观点[“流民苦力”说(coolie)、“客民”说(sojourner)、“唯利是图”说(gold-digger)、“文盲”说(illiterate)等]予以引入中国学界侨乡文史研究成果的正面解构,由此实现文学研究之于早期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创造性书写,从而阐发以华语写成的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近代时期华人赴美跨国生存经验记录的文学价值。第一章从美华文学开篇之作《金山篇》的艺术风格分析入手,从中“发现”早期美华文学不同于既存美华历史叙事的对近代华人赴美动机的感性呈现,进而导向对中国唐宋以降的出洋传统的认知、对近代华人的美国观的重新认识,并最终解构既存历史叙事中“晚清赴美华人多为贫苦流民”的基本定调。这首长诗创作于美国排华初露端倪的时期,作者张维屏作为中国侨乡的先进知识分子,运用五行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黄金的诸多典故来推想华人在美国的未来。《金山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乐观、期待、向往美国的情绪,体现出“站在侨乡看美国”的特定视角,因而具有广泛而特殊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金山篇》未能指出当时华人在“金山”遭遇的歧视性赋税本质上源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然而,此诗折射出的当年出洋者近乎盲目又自圆其说的乐观态度,应当被视为19世纪中期以来华人不断赴美的一种精神动力。第二章研究美国《排华法案》1882年出台之后的及时之作《逐客篇》,结合作者黄遵宪领先的西学修养、干练外交才华,分析《逐客篇》对美国排华运动来龙去脉的特定表述。本文认为,《逐客篇》贯注着近代中国一位优秀外交官所特具的现实经验与务实眼光。在排华成为美国全民性政治社会运动的特定时代语境下,黄遵宪将早期华人在美国“安居乐业”的“当初”与眼前的现状相对照,其中加入了黄遵宪对《排华法案》的种族主义性质的系统认知。在对《逐客篇》所特具的时代性的解读中,本文植入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接受欧风美雨的文化变迁背景,主张：正是亲身介入美国排华现实的政治经验,促成了黄遵宪对当时中国进步士人热心西学时所怀的“大同”理想的正面反思。另外,在痛陈华人在美的可悲遭遇时,黄遵宪以美国黑奴作为对照,来突出华人强烈的耻辱之感,这又透露出诗人受到西方种族主义观念沾染的痕迹。由是,晚清近代中国文明转型期“新”“旧”观念驳杂的时代风貌亦得以随之呈现。第叁章从《苦社会》与国内同时期“谴责小说”的比较入手,呈示这部小说跨国书写的别异之处,进而平行参考国内学界对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成果,发掘至20世纪初期为止美国华人生存经验的丰厚积累,最终得以辨识“美国华人”这一跨国文化身份的最初成形过程。在《苦社会》的文学叙事中,超脱于世俗物欲争斗的伦理诉求与反击排华的现实立场始终隐然并行,这一特定的观念状态与第一、二章所研究的《金山篇》、《逐客篇》对所处时代的观察评说一起,共同构成了早期美国华人跨国生存状态的多个面相。早期美华族群强烈的道德意识与亲情观念,亦在相关的移民观念变迁的框架下得以充分披露。第四章对当代美华学界蔚为显学的“木屋诗”即天使岛诗歌研究予以细化梳理,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内容及形式的文史整合,追溯20世纪前半叶被拘禁于美国旧金山海关候审所“木屋”中的华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从而展现富于感性与个性的早期美国华人形象。本文主张,在衣食不周的囚居困境中,木屋华人除了对自身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出愤怒的抗辨,还依然秉有优美的情感、自尊的气质、开阔的心灵、彼此的关切。如上种种感性力量,皆为早期美华移民群体对抗生存绝境的精神资源。本文将这一特殊创作形态的文学传统追溯到中国唐代的梵志诗,对木屋诗作为古代民间诗歌跨国延伸的文学特质予以比较阐发。最后,参照中国历代《诗经》读法,本文论述了读解《木屋诗》以及对整个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予以深度研究的当代现实社会文化价值。经由正文四章对早期美华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本文将结论落于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主题发展脉络与当代价值的重新描绘。面向美国学界,本文正面讨论了为美国排华话语这一“语言的铁幕”遮蔽的“未名之物”,指出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正面感性形象的要点所在；面向中国学界,则是实践以早期美华文学研究为平台的跨学科文本细读,展现早期美华文学阐释与美华历史重写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而对文学研究、文本读解的既定范式予以突破,并最终呈现早期美国华人文学作为当代中美两国可以共享的文化遗产的丰厚内蕴,以及促进两国文化界反思历史、沟通对话的“桥梁”特质。
霍俊明[7]2006年在《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试图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本文所涉及到的“当代”新诗史是指主要对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新诗现象进行书写的史述着作)和当代文学史(涵盖一些20世纪文学史中对“当代诗歌”的叙述)的新诗部分作为阅读和省察的起点,以期通过对新诗史写作当中的问题揭示和辨析引起今后的新诗史写作实践和相关研究的注意。全文由导论、正文和余论叁部分组成,正文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是讨论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可能性与相关问题,主要涉及“当代”写史和写作“当代”史的诸多难题,并对历史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进行具体说明,考察美学与诗歌本体性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两难性,最后总结当代新诗史写作的成果与问题。第一章是关注重写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变动性与差异性,这其中不可忽视历史语境和诗歌观念转换对新诗史写作的影响。这部分重点以历史叙述中的“十七年诗歌”、新民歌评价、新诗史分期以及《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与修订本之间的变动情况作为切入点。第二章则主要是探讨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史料问题,首先总结回顾新诗史料工作的研究状况以及“当代”写史所面临的巨大材料压力。该部分重点对“地下诗歌”史料的特点和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并对相关的史料进行补遗说明。关注当代新诗文本的删改、重写和版本情况,并对具体新诗史写作中史料错讹和港台诗歌史写作的史料问题进行梳理。第叁章则对重要的新诗史命名进行反思与梳理,主要涉及“九叶派”与“七月诗派”,“归来者诗群”与“前归来者”,新边塞诗派与西部诗歌,与“朦胧诗”相关的命名,地下诗歌(潜在诗歌),新诗史的代际命名和“今天”之后错乱的诗歌史命名状况。第四章就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化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并主要以新诗史写作中食指、穆旦和郭沫若,以及郭小川和贺敬之的经典化问题以及白洋淀诗群由边缘向经典的变动情况为分析对象,以期揭示当代新诗史写作中新诗经典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特征。第五章是阐释和重新审视新诗史写作的模式问题,重点归纳了几种非“主流”的新诗史写作模式,即见证式(细节)新诗史、诗人写作的新诗史和诗人英雄式的新诗史出现的意义与相关局限,并以此为基点开放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思路与视野。余论部分则对此外的相关新诗史写作问题,如新诗史与诗歌选本、民刊的关系,如何均衡审美文学性立场与尊重具体历史语境的的写作姿态,以及当AI写作史的批评性立场的缺失等问题进行说明。
赵郁飞[8]2017年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叁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叁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叁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叁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李玲[9]2013年在《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文中研究表明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过程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阶段。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以文学救国，发起“诗界革命”。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前后两年间，梁启超对黄遵宪“从略有微词到全力歌颂”。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推崇他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长篇诗作，表彰黄诗“存吾国，主吾种，续吾教”。受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在古典诗坛中备受关注，时人撰着诗话，争收人境庐诗。从政治文化的中心上海、北京，到政治文化的边角香港；从主流报刊到非主流报刊；从维新派到一般诗人、学者；都对黄遵宪的诗作和政治事功予以佳评，黄遵宪誉满天下。虽然各家诗话都没有象《饮冰室诗话》那样视黄遵宪为第一流的诗人，但都赞赏他的域外诗和抚时感事诗，公认人境庐诗的开新价值和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可贵精神。在文学革命之前，黄遵宪不是单一的“诗界革命”偶像符号，他文学上承载的形象和意义是多元复杂的。这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是在古典诗歌的谱系下被推崇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首开文学史着作论述黄遵宪诗歌的先河，围绕着“我手写我口”来表彰黄遵宪倡导白话文的贡献。胡适回溯诗界革命找寻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根源，而黄遵宪是诗界革命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个，又有白话诗作，于是被提拔为白话文的先行者。由此黄遵宪新旧两属，既是晚清诗歌改良运动的代表诗人，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开始了黄遵宪在新文学的视野下被推尊的过程。胡适的影响下，1920—1940年北京上海广东争相梓印人境庐诗、笺注人境庐诗、刊布人境庐遗作，于是读者翘首以盼的黄遵宪诗集和遗稿近乎井喷出现。既有黄遵宪乡人为了建构客家中原根源认同而选笺人境庐诗，亦有胡适信徒青年大学生校点人境庐诗，亦有守护文言诗传统的青年诗评家全注诗集，也有黄氏后人争先恐后地重印诗集，密集刊布遗稿。随着诗集出版热潮和遗稿的密集刊布而来的，是人境庐诗的研究热潮，时人的文学史着、诗话络绎缤纷叙论黄诗。1920—1949年的断代文学史、文学通史和文学专题史（总共26种）纷纷叙及黄遵宪。除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少数几种文学史着外，大多数文学史着（其中大多是师范、高中教材）叙论黄遵宪的角度比较单一，内容大同小异，郑振铎、陈子展等人编撰文学史采用了梁胡二大师对黄遵宪的评述，而后的文学史着又取资郑振铎、陈子展等人撰着的文学史，如此陈陈相因，摭拾梁启超、胡适的观点而成定论。黄遵宪被众多文学史着纳入为重点作家，标志着黄遵宪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奠定了。这些文学史着经由教学，向一代学子提供了黄遵宪是一个伟大诗人、爱国诗人、白话文先驱的共同论述。这种共同论述，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一代学子的行为和思考模式，这代学子传灯接力，一脉相承，为黄遵宪持续稳定地在1949年之后保留文学史的一席地位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基本上奠基于20世纪之前的叁、四十年，也即是皆奠基于“近代”以及“五四”学术群体。之后黄遵宪研究，不同程度不因袭、重复、引申胡适的观点，使黄遵宪坐稳了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地位。与文学史着叙论黄遵宪的内容单调而重复相比，文学革命之后的七家诗话选评黄诗，虽片段只言，但是内容丰富多面，既有沿袭前朝梁启超、狄葆贤、潘飞声、陈衍等各家诗话的观点而推崇其域外诗和感事爱国诗，也有针对黄诗研究的热点问题的争议，也有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赞赏黄诗，还有结合时代的反帝爱国的主潮来品读黄诗的诗史特色，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见解，由此“可知公度诗近年来已被人们热烈地研究之一斑了。”与文学史撰着者大多为五四学术社群的成员不同，诗话的撰着者虽然不是旧朝遗老遗少，他们政治观念上大都趋新，但是他们酷爱传统文学，反对尽弃文言，爱惜旧体诗，有心赓续诗学传统，有意识地运用诗话这种古老的文体来包容时代思想。从他们的诗话论评黄诗来看，与文学史着叙论黄诗摭拾他人陈言为定论相比，他们独到的见解多，内容多面丰富，精彩纷呈，显见了黄诗在民国古典诗学中仍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就是黄遵宪文学地位形成和奠定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由新文学导师胡适接力推崇黄遵宪，推助了黄诗热。1920、1930年代黄诗研究热潮，固然是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汇集而导致的，反映出黄遵宪得到新派旧派两方的赞颂，但是政治情势，“国难日深，国亡有日”的关头，《人境庐诗草》中大量的感事诗作有救亡之助，也有力地推助了黄诗的刊布和研究热潮。
肖学周[10]2010年在《闻一多诗学语言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从语言的角度推进闻一多诗学体系的建构。全文分叁章,第一章分析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模式。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四原素”说(即幻象、感情、音节、绘藻),“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叁美”说和“弹性”说)和“鼓点”式诗歌语言。对于闻一多诗学来说,任何语言都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因此,本文把闻一多诗学语言放在诗歌空间里加以探讨。诗歌空间源于现实空间和内心空间在词语里的汇合。现实空间的核心是身体,内心空间的核心是思维,诗歌空间的核心是词语,从身体感觉到内心思维,再到词语表达,它们明显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所谓创作其实就是实现这叁个空间的转换:从现实空间到内心空间的转换,以及从内心空间到诗歌空间的转换。而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模式正是在现实空间、内心空间和诗歌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对应关系: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即再现语言;对主观感受的表现,即抒情语言;对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契合关系的发现和表达,即象征语言;对客观现实所做的批评或讽喻,即智性语言。这就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主要模式。第二章探讨的是闻一多诗学语言的弹性和限度问题。闻一多经历了从“纯诗”到“杂诗”的转变过程,这既是他诗歌探索的内在逻辑,也是特定诗歌境遇压迫的结果。从“纯诗”到“杂诗”其实就是从纯粹的诗歌语言转向驳杂的诗歌语言。简言之,即对诗歌语言的弹性和限度加以试验。因此,闻一多二十年代提出“叁美”,有意将“绘画的美”、“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融入诗歌。四十年代,他又提出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理论,力图将小说语言和戏剧语言引入诗歌当中。这就是闻一多不断发展的诗歌语言观。如果说“叁美”已呈现出“非诗化”的倾向,那么,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则意味着“非诗化”更进了一步。本章适当扩展闻一多的“非诗化”观点,提出诗歌的“舞蹈美”和“雕塑美”问题,并将闻一多的诗歌批评纳入讨论范围。这样以来,闻一多诗学的整体格局包括视觉空间中的线条语言(绘画美)、听觉空间中的韵律语言(音乐美)、静态空间中的造型语言(建筑美)、动态空间中的肢体语言(舞蹈美)、现实空间中的冲突语言(戏剧性)和内心空间中的智性语言(诗性批评)。第叁章意在挖掘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来源及其转化途径。闻一多诗学语言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翻译实践构成了闻一多诗学语言的重要资源,而翻译实践又与文化观念交织在一起,二者处于相互激发的状态。闻一多站在融合中西的独特文化立场上,以富于个性的批评精神,在不同时期坚持“予受并重”的主张,尽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主张往往受到现实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一些变异情况,但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文化观念是健全的。在考查其翻译实践和文化观念的整体背景下,本章试图勾勒一条从闻一多诗学语言来源到诗歌文本的转换轨迹,并揭示其变异情形及文化观念。本章具体讨论闻一多诗学语言与中外文学语言传统的内在关系,其主体是“赋比兴”语言、唯美语言和象征语言,核心是律诗和商籁体。结论部分旨在归纳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意义和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推进当前新诗发展的某些可能。大体上,从诗歌形式、诗歌语言以及诗体演进叁方面探讨自由与格律、文本与现实以及诗歌与非诗的关系。在自由与格律方面,坚持新诗应以格律为核心,讲究形式感;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强调新诗应与现实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而不能满足于语言游戏;在诗歌与非诗方面,赞同新诗的发展是个不断“非诗化”的过程,但“非诗化”存在着相应的限度。当代先锋诗歌有拓展诗歌边界之功,但也应小心谨慎,以免使诗歌成为“非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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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家立场 叙述声部 述史方式[D]. 张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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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D]. 吕志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呈现[D]. 盖建平. 复旦大学. 2010
[7]. 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D]. 霍俊明.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8]. 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
[9]. 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D]. 李玲. 苏州大学. 2013
[10]. 闻一多诗学语言问题[D]. 肖学周. 河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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