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文学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晚清论文,在日常生活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诗歌变革通常被看作过渡时期的历史事件，因此虽不成功却意义重大。从黄遵宪言文一致的主张到梁启超宣传新思想、运用新语句的“新派诗”，再到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努力使白话、俗语、新语句登堂入室，由此引发了文学革命。这样一来，作为“过渡”的晚清诗歌变革这一历史事件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踏板，历史踏着它、通过它，进入另一个时段。而我认为，晚清诗学变革更应该被看成一段台阶，它本身就处在现代诗学的发生阶段，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段台阶是如何垒起来的?它潜藏着哪些可能的方向?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种变革本身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是晚清诗歌变革的特殊境遇，由此生发出来的变革主张与思想，具有独特意义。其一，“日常生活”规定了变革的实用性特征，即诗人所体验的不是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困难处境，需要变革来解决这种困境；其二，“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遭遇，带来的首先是感官的震惊，而不是思想或精神上的震惊，这规定了变革的物质性特征，即诗歌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不能准确描绘出物质世界，然后才是情感、思想与精神。就后一点而言，它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来不曾遇到的局面——诗人从来都是游刃有余地在物质世界中寻求思想与精神的象征物，只有情感、思想与精神可以被朦胧地表达，而因为有约定俗成的象征物，读者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伴随现代性而来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西方强国的枪炮、民族危难、种族危机等，所以，这些可怕的感觉从一开始就成为现代性体验的一部分。因此，诗人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活生生的现代性，就不仅有先进、文明的一面，更有恐惧、危险的一面，这两种不同的特征和感觉并不是一前一后地到来，而是共时地拥挤在现代诗歌变革的入口。
这里，我想通过对晚清诗人黄遵宪的分析，来探讨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现代性在诗学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黄遵宪在思考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也是从他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困境。黄遵宪具有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的绝佳条件。作为体制内的官员，他游历各国，亲身接触到西方文明的成果；同时作为改良思想家，他在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时，总是反省本国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诗人，不断有意识地探讨诗歌革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现代性所带给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警觉，总是能转化成一种对诗歌革新的反思。经由这种途径形成的诗学主张，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梁启超在其中寻求到一种身份认同，他对黄遵宪的推崇，与其说是因为黄遵宪的诗学主张，不如说是由于黄遵宪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启发：通过文学革新达到强国强种、启蒙大众的目的——文学直接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现代性；同时，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消除这种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消除恐惧和排斥，张扬其文明、先进的正面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具有双重特点的诗歌价值观：既把诗歌看成抒怀遣闷的手段，又给予它“感人”的重任，力求通过诗歌革新，使之产生改变世界、国家的“大吸力”(注：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这样的诗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黄遵宪而言，来自于他的“文化学徒”与“文化导师”心态。
虽然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已经遭到怀疑，然而，黄遵宪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并不如他自己明确提到的“今日孩童国，不得不依赖人耳”(注：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3页。)。早年，黄遵宪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从经济到文化，使他遭遇到现代体验的剧烈震惊。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属于学术的一部分和西方科学、哲学比起来，是无用之学，尤其是面对国家日渐衰落的局势，这样的学问更是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虚心学习他们的科学，而只有言文一致，中国人才能普遍掌握学习工具。这是他关注语言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当他面对诗歌语言的时候，他却相信，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的美，即便是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仍然具有永恒的最高价值。这种看法，来源于他的“文化导师”心态。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就已经流露出他的这种心态，他认为墨子之学是西方科学的源头，并具体地分析出化学、重学、算学、光学等都来自于墨子，而且还从墨子的言论中找出他认为确凿的证据。而日后他在诗歌创作中对“诗境”的追求，是他“文化导师”心态的直接体现和结果。在黄遵宪眼中，“诗境”是集中国古典美学之大成的标志，在他一再强调诗歌的变革，新语句，新思想时，他也同样强调了“诗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首先，诗歌表现形式的美与黄遵宪强国强种的理想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像语言问题，直接关系到种族的文化水平。其次，黄遵宪沉醉于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的美，把它看作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因此，就算是诗歌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妨碍他对诗歌形式本身的独立审美诉求。再次，因为新语句、口语的运用，在诗歌审美价值方面带来了很多缺陷，这就更需要古典诗歌表现形式美的补充与修复。
以上简要分析了以“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为起点的黄遵宪诗学主张的发展脉络，而他1885年经历的一件事，可以被看成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的独幕话剧，具有象征意义。那一年，因为母亲去世，黄遵宪从美国回到家乡广东梅州。老乡们纷纷到访。黄遵宪滔滔不绝，从日本、哥伦布讲到太平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首诗《春夜招乡人饮》(注：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我们看到，在叙述日本、哥伦布、太平洋的时候，黄遵宪运用了老乡们熟悉的意象，比如龙、天神等，这是老乡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另外，如杨贵妃的锦袜，虽然不常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出现，却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或者民间传说，经他一提起，老乡们潜意识里的这些意象就被唤醒；可是当他叙述到大轮船和西洋人的时候，他就找不到可以运用的意象了，只好用一些相对形象的动作或者行为来比喻，比如用摘月亮来形容高，用堆积如塔来形容食物的多。然而他的比喻越来越吃力，最终，他承认：“足迹未遍历，安敢遽排讦。大鹏恣扶摇，暂作六月息。尚拟汗漫游，一将耳目豁。再阅十年归，一一详论列。”黄遵宪以为是他的阅历限制了表达与接受的准确，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没有触及到真正原因：诗人日常生活的体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变化。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现代性，首先遇到表达的困境：俗语、新语句等现代表达方式与格律、押韵等古典诗歌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
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诗人，在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路之开端，以其独特的诗学主张为后来者指出可能的两种方向：是面向传统还是面向世界?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现代性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怨愤和惊羡，使他们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开拓、实验(注：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正是其诗学思想的双向性特征，显示出它在现代诗学发生时期的价值：暴露出古典诗歌的局限与穷途，显现了现代诗歌变革的希望与前景。中国传统诗歌在晚清已经建立了一套稳定而丰富的形象体系，黄遵宪想在自己的诗歌中创造出新的、被认可的形象，无疑很艰难。实际上，只有把格律诗本身积淀着的中国形象与诗歌语言内容表现的中国形象交织在一起，才能展现出一种完整的中国形象。前者无疑代表了一个古老而强大的中国，而后者则是走向世界边缘的衰败的现代中国。因此，只有反思集中国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古典诗歌表现形式，才可能找到弱小中国形象真正形成的原因；而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诗歌新的语言形象上，才能发现重新树立强大中国形象的途径。从黄遵宪开始，对诗歌的考察已经不可能把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由于中国诗歌的特点和当时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要寻求中国诗歌的出路，就必须用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把形式与内容整合为具有独立研究价值的诗歌本体。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发轫的中国现代诗学，由于与民族国家的强大与弱小的形象紧密相关，不得不在历史进程中承担过多的使命。现代诗学连同它的研究对象一起，成为中国强国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