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 抑制控制与共情的作用
田 园 刘富丽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 要 为考察3～6岁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并探讨儿童的共情和抑制控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实验采取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对86名3～6岁儿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儿童会使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效价的情绪，高抑制控制儿童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且不受共情水平的影响；共情水平只对低抑制控制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作用。在不同年龄阶段，共情在消极情绪理解中的作用有所差异，3～4岁时主要是情绪共情起到作用，而5～6岁时主要是认知共情起作用。实验表明，颜色作为情绪标签是研究儿童情绪理解的有效方法，抑制控制和共情交互地影响了3～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高抑制控制促进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低抑制控制儿童对他人消极情绪的理解需要其共情能力的参与。
关键词 学龄前儿童；消极情绪理解；共情；抑制控制
1 引言
情绪理解(emotion understanding)指个体理解自我或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徐琴美, 何洁, 2006)。这一能力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基础，也是个体能否成功适应社会环境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在其3至4岁期间发生显著的变化(姚端维, 陈英和, 赵延芹, 2004)。5至6岁的儿童 可以对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和推测(Cassidy, Parke, Butkovsky, & Braungart, 1992)，即可以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归因。同时，6岁左右的儿童已经能理解自我和他人的真实心理状态(周双珠, 陈英和, 胡竹菁, 2017)，并理解混合情绪，这种能力一直到青春期晚期才会发育成熟(梁宗保, 张光珍, 陈会昌, 张萍, 2011)，3～6岁是儿童情绪理解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情绪理解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对不同类型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轨迹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情绪类型，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发展较晚(马谐, 陶云, 白学军, 2017; 徐琴美, 何洁, 2006; 姚端维, 陈英和, 赵延芹, 2004)。消极情绪通常指一些不愉快的个人体验，如悲伤、愤怒、恶心等(杨丽珠, 董光恒, 金欣俐, 2007)。由于消极情绪的复杂性，在消极情绪理解研究过程中，要求参与研究的儿童有较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徐琴美, 何洁, 2006)。以往关于儿童情绪理解的测量方法大多依赖于儿童的言语表达，如情境故事法(Denham, 1986; Camras & Allison, 1985)、访谈法(佟月华, 2008)和问卷法(寇彧, 倪霞玲, 徐华女, 马会萍, 2006)。有研究使用线性回归考察儿童的言语能力与情绪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言语能力对情绪理解成绩有27%的贡献率(佟月华, 2008；Pons, Lawson, Harris, & De Rosnay, 2003)，其中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表现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考虑到以往测量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探索一种间接的测量方法，减少口语表达能力对儿童情绪理解表现的限制。
颜色与个体的主观体验有关(Goethe, 1810)，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可以通过选择不同颜色来表达情绪(Kozlowska & Hanney, 1999)。由于颜色和情绪之间的特殊对应关系，很多研究者将颜色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来研究儿童的情绪理解。Burkitt和Sheppard(2014)借助颜色和绘画来探究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结果发现，儿童倾向于将自己喜爱的颜色与积极的故事人物匹配，而使用不太喜欢的颜色与中性和负性人物匹配(Burkitt, Barrett, & Davis, 2003, 2004)。因此，使用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对于言语功能发展尚不完善的学龄前儿童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将首先对这一方法进行验证，并进一步采用这一方法探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和共情(empathy)是与学龄前儿童情绪理解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心理因素。抑制控制指个体抑制某些优势反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或要求做出适应行为的能力(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在幼儿阶段的发展最为迅速，并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时期(Wiebe, Sheffield, & Andrews, 2012)。为了能够理解别人，个体首先要能控制把自我放在首要位置的能力(黄翯青, 苏彦捷, 2012)。因此，良好的抑制控制能力可以帮助个体准确理解他人情绪。如有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促进了儿童的情绪理解，并对情绪理解能力的构建有显著影响(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
以往研究发现，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tive control)均可以对个体的情绪理解发挥作用(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前者是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模仿，后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观点采择(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研究发现个体对陌生面孔的情绪知觉与其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有正相关的关系(Olderbak & Wilhelm, 2017)。同时，也有研究认为抑制控制和共情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的亲社会行为也与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存在相关(Warneken & Tomasello, 2009)。因此，本研究将在探究抑制控制和共情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情绪理解能力发展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将首先验证并改进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应用其考察3～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抑制控制、共情和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抑制控制和共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作用。同时，在研究中加入对积极情绪理解的测量，并将结果与消极情绪理解进行对比，在一个参照框架内更充分地描绘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发展。
2 研究1: 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
2.1 被试
使用Gpower 3.1软件进行计算(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以0.05为显著性水平，要使得配对样本t 检验的效应值达到中高水平(Cohen’sd >0.8)，需要至少20名被试参与实验。研究招募34名年龄范围36个月～81个月的儿童(M =66.75个月，SD =11.79个月)参加实验，14名男孩，20名女孩。通过与老师交流并根据幼儿园记录，儿童均身心健康、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已征得家长同意。
2.2 研究材料
儿童形象轮廓：两种性别的儿童人物形象，在自我-颜色匹配任务和情绪理解任务中使用(如图1)。
图1 儿童形象轮廓
面部表情五点量表(Pope, Butler, & Qualter, 2012)：由五张不同情绪效价的面孔组成，表达的情绪依次是非常伤心-伤心-中性-开心-非常开心，计分分别为-2，-1，0，+1，+2。
图2 面部表情五点量表
色卡：十种颜色的色卡，色卡的大小为5 x 8 cm，颜色依次为 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粉、8-棕、9-黑和10-白，为儿童最常接触到的十种基本颜色(Pope, Butler, & Qualter, 2012)，见表1。
表1 情绪-颜色匹配任务色卡
情境故事：改编自Pope等人(2012)研究中的故事情境。故事情境分为两段，讲述了一个小朋友在搬家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主人公在两段故事中分别经历了开心和悲伤两种情绪。为避免情绪顺序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情境故事分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消极情绪在前，另一个版本积极情绪在前，研究中两个版本顺序平衡。
2.3 程序及数据分析方法
自我-颜色匹配任务。采取单独施测的方法，首先向儿童出示与其性别一致的儿童形象轮廓，并展示十张色卡，让被试从中选择一张“可以代表自己”的色卡，主试记录下被试的颜色选择。儿童在任务中选择的颜色反映了其在自然条件下的情绪水平，以往研究发现，儿童在自然条件下会选择积极的颜色代表自己(Burkitt & Sheppard, 2014)。
情绪理解任务。最后向被试讲述两段小朋友搬家的情境故事，故事主人公在两段故事中分别经历了积极情绪(开心)和消极情绪(悲伤)。主试每讲述一段故事后，要求被试从十张色卡中选择一张代表故事主人公的心情，主试将被试选择的颜色予以记录。每名被试选择的颜色的秩即为其赋予故事主人公的消极情绪理解得分和积极情绪理解得分。
情绪-颜色匹配任务。主试先向被试儿童介绍代表五种情绪的面部表情量表，介绍每种表情后，随机选择一种表情让被试指认，考察被试是否理解各表情，如果被试答对了，继续进行下一步研究，如果被试没有答对，再指导被试学习识别五种表情，直到被试能够连续正确识别五种情绪的面部表情量表无误为止。随后，向被试随机展示十张色卡，要求被试将每种颜色同面部表情五点量表中的情绪表情进行匹配，主试予以记录。
每名被试将十种颜色与情绪表情进行匹配，十种颜色分别得到相应的情绪分值。分数越高表明该颜色代表的情绪越积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颜色按照匹配到的情绪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得到排序的秩，每个颜色的秩的分值则为该被试赋予这一颜色的情绪效价，秩的大小从高到低代表从非常开心到非常悲伤，这一过程将颜色转换成为情绪的标签。
故事情境任务，同研究1。
近日，河北一农户地中西红柿刚成熟采收，但棚里脐腐病特别严重，近一半果实上出现黑斑、腐烂，基本不符收购标准，经济损失惨重。据农户介绍，西红柿出现脐腐病的原因是缺钙导致的，刚发现西红柿脐部出现水浸状病斑时已冲施硝酸钙，但喷洒钙肥后，作物却未见多大起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统计方法。使用SPSS 20.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采取配对样本t 检验和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不同情境下儿童对故事主人公情绪的理解能力。
2.4 结果
5～6岁组儿童，消极情境下认知共情与抑制控制的交互作用显著(F =2.44,p =0.09)，对于高抑制控制儿童，无论认知共情高低，在消极情境下对他人的情绪理解没有影响(t =1.41,p =0.17,CI =[-0.38, 1.97])，而对于低抑制控制的儿童，高认知共情的儿童对颜色选择的得分更低，认为对方更加不开心，低认知共情儿童则很难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t =-2.25,p =0.03,CI =[-2.71, -0.11])。
表2 情绪理解任务得分
使用配对样本t 检验考察不同情境下被试的情绪理解得分差异(表3)，结果表明，儿童在消极情绪理解情境中的得分显著低于积极情境中的得分(t =-7.38,df =33,p < 0.001, Cohen’s d =1.26)，说明被试能够理解不同情境下故事主人公有不同的情绪状态，且得分越低，越伤心，即被试可以体会到消极情境下主人公伤心的心情。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表达的是被试自己中性或开心的情绪，所以当其与消极情境下主人公的情绪理解对比时，消极情境下被试对故事主人公消极情境下颜色选择的分数显著低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t =-7.09,df =33,p < 0.001, Cohen’s d =1.22)，再次说明儿童对不同情绪效价的情绪理解的颜色选择是不同的，而且评分越低，代表越不开心。
表3 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积极情绪理解和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结果差异
注：
p <0.001
2.5 讨论
以颜色作为情绪的标签，考察3～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结果表明，儿童可以依据各自的颜色使用习惯，使用自己认为的代表开心的颜色和代表悲伤的颜色表达对他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理解，为儿童情绪理解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与同类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即基于颜色与情绪的关联(Color-affect Associations)，儿童在表达单一情感或复杂情感等不同情感时，对颜色的使用会有所改变的(Burkitt & Sheppard, 2014)，使用颜色作为情绪的标签研究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方法是有效的。
这一方法除了不受被试语言能力限制之外，还体现了被试的个体差异性：实验要求每名被试按照个人颜色使用习惯将颜色与情绪表情进行匹配，赋予颜色情绪分值，再将十种颜色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排序，并采用秩的计算方法，得出每名被试不同的情绪-颜色匹配任务得分，进而进行定量的分析。此外这一方法有一定趣味性，被试参与度高，很适于低幼儿童。
一些文献报道了探究式实验的实施和评估[3-10]。除了以问题引导下的实验练习,学生问卷是评价课程的主要工具。Berg等[11]开展了一个较全面的研究,评价两组学生;一组进行演示性实验,而另一组开展探究式的同一实验。根据对学生问卷的分析,表明探究式实验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由于必备的资源(例如时间、设备、人员)所限,探究性实验难以频繁实施,对其报道相当有限。探究性实验的局限性也促使了演示性实验的普遍使用。
3 研究2： 抑制控制和共情对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作用
3.1 被试
使用Gpower 3.1软件进行计算(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以0.05为显著性水平，要使得配对样本t 检验的效应值达到中高水平(Cohen’sd >0.8)，需要至少20名被试参与实验。研究确定52名年龄为41个月～83个月的儿童(M =61.54个月，SD =10.27个月)参加实验。26名男孩，26名女孩。通过与老师交流并根据幼儿园记录，被试儿童均身心健康、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已征得家长同意。
3.2 测量工具与任务
Griffith 共情量表(GEM; Dadds et al. 2008; Zhang, Wang, Lui, Cheung, Neumann, & Shum., 2014)。该问卷由Dadds等人(2008)编制(Dadds et al. 2008)，本研究采用问卷的中文修订版本(Dadds et al. 2008)。量表共包含17个条目，测量共情的三个成分，即认知成分、情绪成分和行为成分。在本研究中，GEM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其中情绪共情为0.76、认知共情为0.76，行为共情为0.60。
白天-黑夜抑制控制任务(Gerstadt, Hong, & Diamond, 1994)。在任务中，主试先向被试介绍抑制控制任务中使用的两张图片，一张代表白天，另一张代表黑夜，并指导儿童完成一个说反话的游戏。当主试出示白天的图片时，儿童需要说黑夜；当出示黑夜的图片时，儿童需要说白天。在确保儿童理解实验规则后，进行4次练习(白天-黑夜-黑夜-白天)。当儿童能够连续4个试次全部答对后进入正式实验。一共20个试次，主试记录正误。
在接下来的研究2中我们将使用这一方法进一步考察抑制控制和共情与消极情绪理解的关系。
为了准确描述反应动力学过程，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多升温速率等转化率求得的活化能与几个可能的动力学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最可几动力学模型函数。
3.3 程序及数据分析方法
被试首先完成研究1 中的自我-颜色匹配任务和情绪-颜色匹配任务，接着完成情绪理解任务。稍作休息后完成抑制控制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邀请儿童家长填写Griffith共情量表。
使用SPSS 20.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采取配对样本t 检验、独立样本t 检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情境下儿童对故事主人公情绪的理解能力。
3.4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儿童抑制控制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 <0.01)，抑制控制能力随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增强(表4)。
道路提供实践指导，理论提供思想指导，制度提供具体规范。实现中国梦要我们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毫不动摇的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担当历史使命，谋求人民福祉，就一定能够为全国各族人民造福，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因此，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表4 儿童抑制控制、共情与情绪理解得分的相关分析表
注：p <0.05，p <0.01
表5呈现了高低年龄组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颜色选择得分，低龄组(3～4岁)和高龄组(5～6岁)儿童在积极和消极故事任务中的情绪理解得分无显著差异(ps >0.5)，但在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比较中，不同年龄组儿童的自我颜色使用呈现出显著差异(t =2.24,p = 0.03, Cohen’s d =0.62)，相较于高龄组(5～6岁)儿童(M =6.98)，低龄组(3～4岁)儿童(M =8.39)会用更积极的颜色定义自己， 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M =8.39)高于积极情绪理解得分(M =7.35)， 而高龄组(5～6岁)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M =6.98)低于积极情绪理解得分(M =7.42)。
1.名词适用应统一。行政院提出之草案版本名称为“纠缠行为防制法”，而立法委员提出之草案版本名称为“跟踪骚扰防制法”。为贴近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反复、持续侵扰情形，建议应将名词统一，以避免名词解释上模棱两可。
表5 不同年龄组儿童不同情境中颜色选择得分
为检验被试在不同情境中颜色选择评分的差异，对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 检验(表6)。结果表明，被试对故事主人公消极情绪理解颜色选择得分显著低于积极情境下情绪理解的颜色选择得分(t =-8.43,df =51,p < 0.001, Cohen’s d =1.36)。同时，在消极情境下，被试情绪理解分数显著低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颜色得分(t =-8.76,df =51,p < 0.001, Cohen’s d =1.12)。结果与研究1一致。
2.1.4 成分对比用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酸、木兰花碱、芦丁、金丝桃苷、木犀草苷、异绿原酸A、异绿原酸C、黄连碱、表小檗碱、盐酸药根碱、盐酸小檗碱、盐酸巴马汀、黄芪甲苷各2 mg，甲醇定容至5 mL，制成质量浓度为0.4 g/L的对照品溶液。
表6 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积极情绪理解和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
为探讨抑制控制在共情与情绪理解之间的调节作用，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验结果显示，抑制控制和共情只在消极情绪理解的过程中起到作用，在积极情绪理解过程中没有出现相应的结果，所以在后面的研究中将只讨论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
对于3～4岁组儿童，消极情境下的情绪共情与抑制控制的交互作用显著(F =2.74,p =0.07)，进一步采用Hayes(2015)开发的SPSS PROCESS宏插件进行简单斜率(simple slope)检验， 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抽取5000次样本，得到调节效用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消极情境下，情绪共情的表现需要抑制控制作为基础，对于高抑制控制儿童，无论情绪共情高低，在消极情境下对他人的情绪理解没有影响(t =0.05,p =0.96,CI =[-1.41, 1.48])；低抑制控制儿童，受其自身情绪共情水平高低调节明显(t =-2.86,p =0.009,CI =[-4.12, -0.65])，情绪共情水平高的儿童会认为他人更加悲伤，情绪共情水平低的儿童则无法理解他人消极情绪(表7)。
为了检验改造后大直径旋流器的分级效果，对改造前后旋流器底流、溢流进行了多个班次不同入料压力的采样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套间增益波动一致性是指不同接收机的通道增益随时间、温度、气压等因素的影响变化是否一致，这在需要使用多通道幅度对比解模糊的定位体制中十分重要，其增益波动过大会直接增加定位的模糊带，降低了定位的精度与准确度。
表7 3～4岁儿童抑制控制与情绪共情预测情绪理解的回归分析
注：+p <0.1
图3 抑制控制与情绪共情对3～4岁儿童
消极情绪理解的交互调节作用
被试在情绪理解任务和自我颜色匹配任务中颜色选择的结果见表2。为避免情境故事任务中故事的顺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不同故事顺序情况下被试的得分进行差异t 检验，结果表明，情境故事的顺序对被试的情绪理解结果没有显著差异(p >0.05)。
表8 5～6岁儿童抑制控制与认知共情预测消极情绪理解的回归分析
(续表)
注：+p <0.1，p <0.05
图4 抑制控制与认知共情对5～6岁儿童
消极情绪理解的交互调节作用
3.5 讨论
研究2以颜色作为情绪标签考察了低年龄组(3～4岁)和高年龄组(5～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并同时考察了抑制控制和共情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抑制控制和共情对3～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不同的作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分别对低年龄组儿童和高年龄组儿童起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情绪理解的过程是共情两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
以往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情绪理解能力的构建有显著的影响(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研究2结果表明，共情对消极情绪理解的调节需要抑制控制参与，抑制控制能力低的儿童需要依靠自身的共情能力来支撑情绪理解表现。对于3～4岁低年龄儿童，情绪共情在此阶段对他们的消极情绪理解有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认知共情能力逐渐增强，研究2中认知共情开始对5～6岁高年龄组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作用。
4 总讨论
4.1 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情绪理解研究方法多采取让被试口头作答的形式，这对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有较严格的要求，要求儿童不仅能理解实验内容，更能够通过语言把答案表述出来。所以很多低龄被试就不能达到参与情绪理解实验的水平，限制了此类研究的进展。早有研究者指出，儿童的言语理解能力早于言语使用能力的发展，能理解但并不一定可以准确地用语言表达，所以，常用的情绪理解研究方法在低龄幼儿中适用程度不高，由于儿童认知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很难全面反映儿童的情绪理解(徐琴美, 何洁, 2006)。即便是比较适用于低龄儿童的指图做答的方式，也无法提供更多的选择答案考察被试的情绪理解能力。
但低龄儿童被试是情绪理解研究被试人群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为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从3岁以前就开始发展，到3岁时，儿童就已经能根据他人的表情和情境推测其情绪状态(潘苗苗, 苏彦捷, 2007)，4岁的儿童就可以根据他人的愿望和信念理解其行为(陈英和，姚端维，郭向和，2001)，所以针对3～4岁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的客观发展规律，需要一种尽量减少对言语使用的依赖，以隐喻的方式测量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研究范式。在本研究中，3～4岁的低龄组儿童大部分也可以正确地理解他人不同的情绪状态，并通过颜色的选择表达出来，说明在低龄儿童中，颜色代表情绪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可在未来探讨儿童情绪理解的研究中使用。
4.2 抑制控制和共情在儿童情绪理解中的作用
研究2结果表明，在3～6岁儿童对他人的消极情绪理解过程中，抑制控制和共情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总体上，抑制控制的高低对两个年龄段的学前儿童的情绪理解都有重要的影响，高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其消极情绪理解水平不会随着其自身共情能力高低而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但是低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对他人消极情绪理解的水平受共情能力高低的影响较大。高共情水平的低抑制控制儿童较容易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但有可能会错误地将他人定义为过度消极的情绪状态，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对于低共情能力同时低抑制控制的儿童，则很难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有可能在他人悲伤的时候，做出开心的表现。这样的结果同以往研究一致，抑制控制对情绪理解有促进作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同抑制控制能力呈正相关(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抑制控制能力强的儿童具有更强的情绪理解能力。
The ZnS films were deposited at different RF powers(100, 150, 200, and 250 W) during the same deposition time 75 min, and Ar: 10−2 mbar gas pressure. The different deposit parameters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另外，共情的不同成分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不同的作用，在3～4岁低年龄组，情绪共情起作用，在5～6岁高年龄组，认知共情起作用。以往的研究指出，情绪共情是个体最早发展的一种共情成分，镜像神经系统是这种自动模仿过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岳童, 黄希庭, 2016)，14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对其他的婴儿有情绪感染，做出类似哭泣的表情(Meltzoff & Moore, 1983)，而认知共情较晚发展，它同推测他人情绪状态的观点采择能力密切相关(Deschamps, Been & Matthys, 2014)。因此，随着共情不同成分的发展轨迹，儿童在理解他人情绪的过程中可能逐渐由简单地对他人情绪进行模仿发展为主动对他人的情绪进行观点采择，进而理解他人的情绪。
4.3 对家长和老师的建议
儿童的情绪理解是儿童与他人交往的基础，本研究揭示的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重要作用，对于低龄儿童可以根据发展规律，着重培养其情绪共情能力，父母可以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多讨论一些和情感有关的话题，让孩子多体会各种不同情绪，帮助孩子增加情绪体验经历，这有助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不同情绪的识别。对于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根据共情发展的时间特点，多从认知共情发展的角度培养和锻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要注意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研究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还可能通过学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的抑制控制、情绪性等气质特质对儿童行为问题起间接作用(胡瑞, 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华, 2017)。
调查中村民反映，偷盗苗木、农作物的行为时有出现.当地还发生过一起偷鱼盗贼刺死鱼塘承包人的事件.另外有村民反映，周围村中还有一些“混混”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再以高价把这些收购来的产品高价转卖给前来收购的商贩，如果不服从就采取暴力方式迫人就范.管理缺位，生产治安恶化，使很多有意创业的人望而却步.
家长和老师还应重视学前儿童抑制控制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因为抑制控制能力在6岁之前发展最快，是发展的黄金时期，家长和老师可以依据孩子不同的抑制控制水平、共情发展特点，用适合其水平和特点的方式与孩子交流情感、理解关爱孩子，促进孩子情绪情感健康发展。另外，家长可以从儿童的绘画活动中找到与其对话，沟通感情的桥梁，通过儿童对不同颜色，不同线条的运用，探索儿童的内心世界。
4.4 不足及未来展望
研究考察了两种不同情绪效价的基本情绪理解，伤心和开心，相较于其他情绪，这两种情绪是最容易识别的，所以实验结果并没有出现儿童在积极情境下和消极情境下情绪理解能力的显著差异，只出现了消极情境下抑制控制和共情的复杂调节机制。所以在未来的此类研究中可以使用识别难度更大的情绪来考察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比如生气、害怕、厌恶等，这样实验结果对比会更加明显。
全部批改学生的作业是教师应该采取的主要办法。但是短文（书面表达）写作不能仅仅理解成个人的行为，因此在教学中，不应总是让学生单独写出短文，教师全部批改的模式。首先应提倡学生开展两人或数人小组活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5 结论
儿童会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效价的情绪，使用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可以来探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学前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表现受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的共同调节，高抑制控制能力儿童对他人的消极情绪理解水平更好、更稳定，共情水平高低只对低抑制控制能力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表现起作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分别对3～4岁和5～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产生影响。
相信别说是老人，就算很多国内的中年人、年轻人一提起美国，马上就会想：我不懂英文怎么办？这对于李先生从来不成问题。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华人老头。他说，几年前，他第一次到纽约时，差点就被困住了。纽约这么大，交通不熟，语言不通，面孔异样……怎么办？为了尽快熟悉这里，李先生决定主动出击，首先把活动目标定在华人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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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 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华 (2017). 情绪教养视角: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心理社会适应. 心理科学进展, 25 (4), 599-608.
黄翯青, 苏彦捷 (2012). 共情的毕生发展: 一个双过程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 (4), 434-441.
寇彧, 倪霞玲, 徐华女, 马会萍 (2006).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情绪理解力的特点研究. 心理科学, 29(4), 97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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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Children Aged 3 ～6 Years :Roles of Inhibitory Control and Empathy
TIAN Yuan; LIU Fuli; SU Yanjie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explore how inhibition control and empathy affected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among 86 children aged 3 to 6 years by using color as a symbol for emotion. The results showed children using different colors to symbolize emotions of different valences, and innteraction betwee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empathy was foun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Children with strong inhibitory control better understood other’s negative emotions, regardless of empathy, and empathy only affected children with weak inhibitory control. Besides,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empathy on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varied with age. Affective empath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3-to 4-year-olds, while cognitive empath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5-to 6-year-old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lor as a symbol for emotion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Inhibition control and empathy affect the negative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3～6 year olds. High inhibition control promote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while low inhibition control requires children’s empathy involvement.
Key words : preschooler;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empathy; inhibitory control
分类号 B844.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6.0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31872782)资助。
通讯作者: 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标签：学龄前儿童论文; 消极情绪理解论文; 共情论文; 抑制控制论文;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