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内外各种关系的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西北地区的环境条件与南方根据地截然不同，这就有一个适应新环境，谋求自身发展的问题。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正确妥善地处理了内外各种关系，从而使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并为此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国抗战的兴起作好准备。
一、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关系的调整
1.妥善解决原陕甘根据地内部肃反扩大化问题。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块根据地。它和南方各根据地一样，也是在反国民党的几次“围剿”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但陕甘根据地在在第三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错误的肃反，以所谓的“右派”、“反革命”的罪名，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逮捕起来，还枉杀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力量严重削减，也影响了从鄂豫皖根据地去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根据地军民之间的团结。陕甘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一到陕北，就着手纠正陕甘根据地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和张闻大天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详细听取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等问题的汇报后，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①a]。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在和张闻天、博古之间的党内通信中再次指出，陕甘根据地在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因此，请他们“详细考查”，“平反过去肃反中错误”[②a]。中共中央很快就委派中央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恶化。还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等被关押的人。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有关决定，严肃批评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左”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为中共中央及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2.对张国焘问题克制性解决。
张国焘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它产生于长征途中，最初以党内分歧的形式出现，发展过程中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主力率先到达陕北时，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尚在长征中。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决定，党内矛盾和分歧是很尖锐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一直从全党利益出发，从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张国焘个人出发，很理性、很克制地进行处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通过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等同志继续做张国焘的团结和争取工作，一方面又考虑让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来教育和帮助张国焘。12月22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希望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对组织统一问题提出建议：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实际可以直属中共中央，也可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在受到张的拒绝后，中共中央对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仍然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提与张国焘的分歧。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师时，张国焘却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静会战役的计划拒不执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表示希望“全党全军注重当前之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①b]。此后，中共中央又再三说服张国焘北上，并派部队进行积极策应。当得到张国焘同意北上的消息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致电，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②b]。
10月14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发了绝密电强调：“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③b]即使在后来党内按党纪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中，毛泽东等也还是希望“在某些步骤上”，“改得湿和一点”[④b]。
也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冷静、理智地处理了与张国焘的分歧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才避免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分裂，造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三军会师陕北，为中国革命把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解决好与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1.与张学良、杨虎城军队统战关系的建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注意处理和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红军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并向东北军将士宣传抗日反蒋主张。1935年11月26日，毛泽东还亲自给东北军的董英斌军长写信，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后来，中共中央又向东北军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建议，并主动派出谈判代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1935年底193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的名义给高桂滋写信，并让人带上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文告等，结果较早地与其所部订立了“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中共中央和红军在与张学良直接联系前，还与东北军中的王以哲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订立了《互不侵犯经济通商》一类的条约。使得红军所急需的西药、布匹等物资得以从东北军的防地采购回来，同时，根据地内外的延安、甘泉等县的“交通运输”也得以恢复。东北军也可以从红军这里得到粮食、柴草、食盐等物品。
与东北军联络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展了对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通过在西北军工作过的汪锋致信杨虎城，提出“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①c]。同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杨虎城部的总参议杜斌丞写了信，一方面从个人感情上加以联络，一方面又从形势上哓以利害。希望他“居中策划”，使红军和西北军“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②c]。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紧紧抓住同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中国人，应该“顾全民族大义”，“一同抗日”这面大旗，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积极主动的统一战线工作，才有了西北地区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才有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动议，也才有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中共出面调解和平解决，西北地区率先在全国出现团结抗日的局面。
2.对马鸿逵、马鸿宾的打击和争取工作。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包围，向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向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西北后，又决定以部分红军主力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势力。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西方野战军”（即西征红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左、中、右三路红军约1.7万人，开始进行西征。西征红军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消灭了马鸿逵等的主力，基本完成打通西征去路、扩大根据地的计划。
为进一步巩固西征成果，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又抓住机会，适时地提出争取马鸿逵、马鸿宾的工作。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等，要求“西征军目前对两马的争取工作，应即抓紧”，“说明我军积极向宁行动，为的是要在宁绥完成布置抗日阵地，抵御日本，保卫西北、并非消灭任何中国人的军队，希望两马共同布置与磋商不冲突。”并指示他们将“原系孙殿英部骑兵师长吕存义率众三千余”，“与我二、四方面军联合”的事“向两马部队广泛宣传，以影响两马部队中之孙殿英旧部”[③c]。
中共中央对西北“二马”采取的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和西征军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充分发挥和又一体现，开创了西北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到7月中旬以后，“二马”部队与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这对于西北根据地发展与巩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谨慎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1.与蒙古族建立良好的关系。
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的党内通信中就指出，“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强调“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④c]。
12月1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强调“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帮助内蒙民族”，“同内蒙民族共同奋斗”，“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宣言》表示，“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宣言》最后提出了尊重“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内蒙古区域内的各民族平等、“民族自主”等主张。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对即将进入蒙民地区的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独立自决，而不是赤化”。“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组织蒙民的（可包括王公喇嘛军官）处理财产委员会，发动广大蒙民群众分一部分粮（注意到红军及后方的需要），分衣物。”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出蒙委书记高岗赶赴前线，与彭德怀等商量“关于蒙古工作一切问题”[①d]。
同月，毛泽东致信盟克耳纪，主张“蒙事由蒙人自决，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之自由”；“任何人不得以暴力干涉内蒙，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及国民党汉官之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之发展”。再次表示，“对于蒙族，苏维埃极愿与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并愿以实力援助其解放独立”，“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②d]。6月9日，中共中央同意彭德怀提出的“与鄂王及张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并指示他“注意与鄂托旗建立通商关系，以便能经过该旗进而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③d]。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蒙古族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使红军的右路军在占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和其他国民党力量的过程中，与蒙古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谨慎处理与回族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红军进入西北以后，也很注意从方方面面处理好同回民的关系。
1936年5月22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对回民的宣言》。《宣言》主张汉回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灭亡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宣布：苏维埃政府“绝对保护你们的利益，并且实行下述纲领：一、回民一切事情，由回民自决；二、建立回民独立政府；三、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四、取消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五、保护清真教，回民信仰绝对自由；六、保护回民财产，发展回民生产，改善回民生活；七、保护回文，发展回民文化教育；回汉民族亲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表示“欢迎回民的一切武装，团体，宗教组织等，派遣代表来”，与苏维埃国家“共商救国救回大计。”5月25日，宣言经修改充实后发布。
为了做好回族工作，6月8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关于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基本政策就是：（1）政权形势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红（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2）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必需资材经过回民捐给，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3）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4）由回民中最先进的分子组织回民自己的党革命党人民党，我们只吸收个别最觉悟分子入党。（5）对回民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其四大注意：A、讲究清洁；B、尊重回民风俗习惯；C、不准乱用回民器具；D、注意回汉两族团结。”
四、妥善解决与各宗教团体、帮会的关系
1.与天主教会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初到陕北时，由于受国民党歪曲宣传的影响和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缺乏了解，当地的天主教会对红军虽“尚无张明昭著之助逆举动”，但还是时常有受天主教控制的黄马队等武装“骚扰苏区”、“袭击我游击队，扣留我购运之货品”的事情发生。为此，毛泽东在1936年4月19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给安边堡的天主教堂写了一封信，再次声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宗旨，提议“为使双方友好”，“由贵会或贵主教与敝政府正式签订友好协约”。并要天主教会承诺“断绝给任何敌对敝政府之敌对武装（包括民团等在内）之支持与援助”，释放被其禁锢的红军官兵和被掠夺的物品[①e]。不久，毛泽东又以“大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致书小桥畔天主教堂，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与宗旨”，表示天主教会“如能遵守敝政府之法令”，“则宣传自由，生命财产之安全，自当保护。并对于天主教会中某些牧师的“助桀为虐”、勾结和支持国民党井岳秀部，进攻苏区的“不智”行为，也表示了严正的立场，希望其不要“执迷不悟”[②e]。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宗教政策，5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在前线的彭德怀、刘晓、徐海东、程子华，指示他们在“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③e]。5月29日，中共中央还告诫前方各地，“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并指示红军可与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教堂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传教与信仰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④e]。
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努力下，苏区政府、红军根据地内的天主教会、教堂之间逐步建立起互相尊重相互团结的关系。毛泽东还为安边的天主教堂题写了教堂的名称。
2.与哥老会的关系。
哥老会是中国的许多秘密结社之一，参加者多为农民、手工业者、士兵与游民等。哥老会在历史上的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起到过很多积极的作用，但他们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浓厚的保守、迷信、封建的色彩。西北地区也是哥老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如何处理好与哥老会的关系也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1936年6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给彭德怀并转刘晓的信中，就针对红军第八十一师中查出许多红军官兵是哥老会成员，甚至是哥老会的龙头的情况，指示“注意部队哥老会分子的教育和解释工作，不要使他们恐慌不安”[⑤e]。中共中央发现甘肃地区哥老会盛行，又立即致电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让他们率部“向西行动时”，“设法同甘肃固县的哥老会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⑥e]。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开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充分肯定哥老会的历史功绩，希望“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⑦e]。
为了更好地做好争取哥老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7月16日发出《中央关于急取哥老会的指示》。《指示》非常明确地指出：“目前我们对于哥老会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策略的决定，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出发点：（甲）根据人民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的，是可以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一种群众力量；（乙）苏维埃是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的出路与救星。凡属在国民党统治下非法的群众团体，苏维埃负有招待与保护的责任；（丙）使全中国秘密结社中的广大群众，同情与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指示》提出争取哥老会的方针是“（甲）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乙）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丙）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强调对哥老会成员“应有正确的认识”，在教育与改造他们的时候，“应采取慎重与耐心的态度”。对于“哥老会的落后思想与习惯的残余”，“应在加强政治教育中，及提倡亲密的同志的友爱与团结中消除之”[①f]。
在对哥老会的工作中，有人草率地提出将哥老会改为“江湖抗日救国会”的意见，毛泽东等提出批评意见并明确指出：对于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他们合作，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10月11日，中共中央重申：“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在分化其内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他们进行白区白军工作”。因此，“过去已决定组织的江湖抗日救国会”，“应请无形中取消”[②f]。这样就很妥善地解决了相互间的关系，使得哥老会对共产党的信任感更增强了。
五、调整对富农的政策和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1.对富农政策的改变。
为适应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共中央到达西北以后，开始改变对富农的政策。
1935年12月6日，《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的态度”，因此，“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已经不适当了”。《决定》强调“富农应照普通农民一样，平均分得土地”，“故意排斥富农”，“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③f]
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全文内容共有九条，把《党中央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更加具体化、明确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又于1936年4月4日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规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按照中央对富农的新政策执行；对进行破坏的地主、富农，应彻底揭穿和公审，但必须防止过左的办法。
党对富农新的政策在西北根据地的实施，对于缓和根据地内部的农村阶级矛盾，稳定根据地的人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是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转变的开端。
2.正确处理与私营工商业者的关系。
为了团结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恢复原发展根据地的经济，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布告规定，取消对一切工商业的捐税；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可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的资本家投资兴办各种工业；除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产品均可自由输出。布告还号召工商业者们“大胆安心”地在苏区搞经营活动。
1936年夏，红一方面军在西征过程中，投资开发盐地，除苏区中央政府拨款外，还表示欢迎国内外工商业者来投资。为了支持苏区工商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以中财部和贸易局统一管理工商业活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还允许国民党区和边区的货币相互兑换，以利商人进行贸易。正确的工商业政策，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当时天津和北平、包头等地的布匹等工业品和生活用品都不断地输入根据地，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也不断地输出。这一方面方便了群众，一方面也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
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也使得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地方各级商会组织相互关系更加协调和融洽。商会还经常向红军捐款捐物，1936年6月，定边的商会就向当地红军“自愿捐七万二千元”。中共中央在接受商会捐款时，态度是慎重的，再强调“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①g]。
总之，中共中央在长征胜利到达西北以后，能够审时度势，妥善调适和处理内外各种关系，全力扩大西北统一战线，为及时把红军从长征这样的长时间、远距离、大规模的战略大转移的疲惫中解脱出来，站稳脚跟，恢复元气，并适时地把战略目标转移到对日抗战这样的问题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a 《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②a 《关于纠正肃反中的错误》，1935年11月18日。
①b 《动员部队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1936年9月23日。
②b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③b 同上，第596页。
④b 同上，第617页。
①c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4～495页。
②c 同上，第495页。
③c 《西征军应抓紧对两马的争取工作》，1936年8月27日。
④c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93页。
①d 《进入蒙民地区及教堂区域时应注意的问题》，1936年5月28日。
②d 《致蒙克耳纪信》，1936年5月。
③d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0页。
①e 《致安边天主教会的信》，1936年4月19日。
②e 《致小桥畔天主教堂信》，1936年4月。
③e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6页。
④e 《关于与各教堂签订协定致前方电》，1936年5月29日。
⑤e 《注意对哥老会分子的教育和解释工作》，1936年6月2日。
⑥e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9页。
⑦e 《斗争》第105期，1936年7月。
①f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6页。
②f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1936年10月11日。
③f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4～586页。
①g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7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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