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戒论诗：尚意与崇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岁寒堂诗话》，虽只有上下两卷，共计六十九条，在南宋林林总总的诗话中算是渺乎小者，但人们讨论中国诗话史，不得不提到它；特别是研究宋代的诗歌理论和杜诗学，须得加以留意。其重要性，按照人们的一般看法，一是在当时苏、黄诗学未替之时，较早地对其流弊加以反思和批评；二是提倡学诗取法乎上，对稍后严羽的诗论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注：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张戒岁寒堂诗话》及其《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对《岁寒堂诗话》的“说明”。）。其实，《岁寒堂诗话》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价值，远不仅仅这些。首先，这部诗话所体现的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在南宋前期大量流于琐碎的诗话中，就显得独立特出，而这一点对严羽的启迪远比“法上说”更为重要。其次，最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对杜甫的重视和高度推崇，而这种重视与推崇又与声势甚壮的江西诗派大有区别，他特别赞赏杜诗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以及那种不做作不堆砌的表现风格，这无疑是对江西派末流乞灵于杜诗字句之巧的当头棒喝！再次，该书论诗尚意，既回答了张戒何以对杜诗别有会心的问题，也顺应了宋代文学艺术尚意的时代思潮，由此切入去体察作者对苏、黄的批评，就会得出与一般人不同的结论。仅此数点，足见《岁寒堂诗话》具有不容轻视的理论价值，尤其是对杜诗的认识与评价，值得重视。
《岁寒堂诗话》的作者张戒，人们对他的身世知之不多。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张戒是绛州正平（今山西绛县）人，活动的年代主要在南宋高宗时期。他中过进士，做过县令。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得召对，授国子监丞。其后任过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后因赵鼎被挤求外任，戒上疏请留之，被主和派挤出京城。他不止一次赞同主战派岳飞、赵鼎等人的政治立场，受到排挤和停职，至绍兴二十七年，始起为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其后不言所终，盖沉沦闲散矣。《宋史·赵鼎传》言：“鼎尝闢和议，与（秦）桧意不合，及鼎以争（赵）璩封国事拂上意，桧乘间挤鼎。”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戒上疏奏劾勾涛，被勾涛指为受赵鼎指使，诋毁他们有朋党关系。于是越鼎被出，估计张戒亦在此次转为外任。虽然张戒的名字只在《宋史》中出现过这么一次，但其主战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其与主和势力的斗争也是毫不含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鲠亮之士”（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是当之无愧的。他早年因“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表明此人夙以关心国家、志谋恢复为己任，是一个有爱国情怀的文人。再从他以“岁寒堂”名其所居，并用为书名看，应该是一位以志节自许、具有独立操守的士人。从张戒身世的这些行迹看来，他作诗话特别推崇杜甫，对杜甫其人的忠义之心三复致意，对其诗深刻的思想内容大加赞赏，绝非偶然。观《诗话》中有“乙卯冬”（1135），“往在柏台”等追忆语，该书之作似在政治失意之时，甚至有可能是被停职闲居的一段时期。倘若这种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诗话》中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叹赏，就不仅仅被看作是纯文学的批评，其中应夹杂有作者的身世之慨和时世之叹。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为他对杜诗的独特会心找到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南宋初的诗坛上，一方面是江西诗派独盛一时，且其影响无处不在的创作现实，另一方面则是不少身受家国变故的文人士夫，目睹山河破碎，竭力摆脱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习气，积极反映社会苦难和身世不平，开创出宋诗的“中兴”之局，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曾几等为其佼佼者。在诗学理论界，其情形亦约略相似。既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寻章摘句、拾遗记趣，以把玩典实、偏嗜巧慧为特色的种种诗话，也可以看到一些冷峻思考、呼唤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前者盖是江西诗派在诗歌批评界的一种反映，而后者则与关注现实、寄慨身世的创作倾向声息相接。无论是创作界还是理论界，具有后一种倾向者更多地是政治上的主战派，是慷慨激昂的爱国之士，因其在当时主和势力日益得势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愈来愈重的排挤与迫害，发而为诗，激而为论，往往不约而同地对处身乱离时代的杜甫其人其诗表现出感情上的共呜，人格上的一致，如对杜甫忠君忧国情怀的推许，对杜甫身世不幸的同病相怜等。以诗论见称的张戒，即是南宋前期批评界的代表之一。
在《岁寒堂诗话》开宗明义的第一则诗话里，就揭起了崇杜与尚意的两大旗帜：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健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此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
对于这段无异于一部诗话总纲的话语，人们的理解把握并不很透彻，有必要加以申说。如罗根泽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标举言志咏物，责斥用事押韵”（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张戒岁寒堂诗话》。）。其实张戒是反对“专以咏物”的，“言志”也有具体含义，既不纯是古诗的所谓“言志”，更不同于宋代道学家的所谓“言志”，而是李、杜似的，特别是杜诗似的言志；咏物的前提是不失诗人创作的“本旨”，也即是不能为咏物而咏物，流于玩物丧志，吟风弄月，显然强调的是意义内涵，寄意于物。郭绍虞认为“张戒的论诗大旨之所在，都是不满于苏黄的”（注：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张戒岁寒堂诗话》及其《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对《岁寒堂诗话》的“说明”。），更是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但他注意到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与肯定杜诗思想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予人启迪。
首先值得分析的，是张戒上述言论所谓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的断语。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歌有很悠久的“言志”传统，并把《诗经》推为最高典范。其后在建安时代有“主气”说，魏晋时代有“缘情”说。在后世的儒家传人那里，无形之间“主气”“缘情”成为了与“言志”并驾齐驱、各唱各调的两种表现传统，似乎凡关乎情，必然放纵不拘，难以纯之礼义；而关乎志，才是纯正的道德情怀，感情被完全净化了。这种情况发展到宋代，道学家眼中的“言志”完全排拒了感情的冲动及其合法存在，使“志”与“情”之间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到这时，“诗言志”差不多成了载道的同义词。张戒所列举的言志的范例，是建安及其以前诗作，其后的阮籍、陶渊明诗，都与传统儒家“诗言志”的标准不尽相符，既不温柔敦厚，也不约束感情，反倒以其丰富深刻的时代气息、社会生活内容，慷慨幽愤的充沛感情和鲜明的艺术表现个性，成为后世学习的范例，也就是说，张戒所推崇的这些作者和诗歌是以丰富而深刻的作品内容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认可的。联系后面谈到的阮籍以意胜、陶渊明以味胜、曹植以韵胜、杜甫以气胜，更可看清这一点。因此，张戒论诗，虽是借用的一个古老的概念——言志，但他有自己对诗歌评判的具体标准，既非陈陈相因，也不混同于当时道学家的流行口实。
与此相关的，是他并不唯“言志”为尚，而推出兼有“言志”、“咏物”二者之长的李、杜为更高典范。事实上，在一部诗话里，张戒不止一次谈到过杜诗咏物、用典、押韵、锤炼等追求技巧形式完美非常人所及，但这并不妨碍杜甫成为古今莫及的最伟大诗人。显然，张戒要证明的是，咏物、用事、声律、镌刻这些属于技巧范畴的东西，主要取决于作者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不顾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那自然是没有出路的；如果像杜甫那样既把一代社会生活图景纳入其表现视野，又能以尽善尽美的表现形式出之，那么，这就是他不仅超越时辈，也是能胜过建安诗人、阮籍、陶渊明等古代典范的成功所在。从这一角度出发，张戒对咏物并不反对，他只是不赞成“专以咏物”。两者兼备的第一流诗歌，具备“情真”、“味长”、“气胜”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张戒把“情真”放在了首要地位。可以看出，张戒论诗的“言志”之旨，是以表现诗人真挚感情、形成作品独特艺术个性、且有深厚的艺术韵味为基本要求的。实际上，重意是其“言志”说的根本内涵。如果不从此来分析把握其论诗宗旨，就难以看出其与传统儒家、诗论“言志”说的区别所在，也无法体认其与同时代道学家诗歌观点的明显差异，更无法评判其批判江西诗风良苦用意的价值所在了。
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对杜甫部分作品进行了分析评说，以印证其所谓杜诗兼有言志、咏物之美的观点。如卷上列举了几位唐宋诗人的咏塔诗，包括章八元《题雁塔》，梅尧臣同题作，苏轼《真兴寺阁》、《登灵隐寺塔》，刘长卿《登西灵寺塔》，王安石《登景德寺塔》等，或如乞儿语，或用语凡近，或虽佳而失之易，或虽工而不难到，都没有什么大过人之处。唯杜甫则不同，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不待云“千里”、“千仞”、“小举足”、“头目旋”而穷高极远之状，可喜可愕之趣，超轶绝尘而不可及也。张戒之意，同样写登高望远，怎样写才能穷极高远之状，这固然有状写技巧方面的问题，如杜诗不采用一般人常用的“千里”“千仞”之类写高远的熟语，而写登临者在高处感受到的“烈风”袭人，其高远自不难想见，并且让读者产生“可喜可愕之趣”。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杜诗令常人难以企及之处，是在诗的开首四句，不仅巧妙地写出了慈恩寺塔的穷高极远之状，而且自然而然地流露了诗人俯视皇都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后世许多的评论家都指出这一点并加以高度赞美。如王嗣奭《杜臆》卷一：“钟（惺）云：‘登望不独雄旷，有一段精理冥悟，所谓令人发深省也。’又评‘旷士’，‘冥搜’句云：‘他人于此能作气象语，不能作此性情语。’”杨伦《杜诗镜铨》卷一引何义门（焯）评“俯视”以下诗云：“此下意有所托，即所谓‘登兹翻百忧’也。身世之感，无所不包，却只是说塔前所见，别无痕迹，所以为风人之旨。”（注：见杨伦《杜诗镜铨》卷一该诗眉批。）人们所称赞的，是杜甫将忧国忧民的情怀，通过咏物表达出来，命意深远，非一般泛泛状物写貌的作品可比。事实上，正是诗人不凡的命意和真挚的性情，使这首以咏物为题材的作品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杜诗不仅兼有言志、咏物之长，而且兼得古今体势，为千古一人，可仰而不可及。张戒既不同意元稹评价杜甫“掩颜谢之孤高，杂徐瘐之流丽”；“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一类单从艺术角度着眼的评价，也不满意黄庭坚学杜诗但得其格律的偏颇，认为：“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张戒所强调的这一点，须联系其关于诗分五等的观点加以理解。他认为，“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姑不论其等而下之的复古主义评价观是否正确，但他把杜诗推为在用意上得《风》《骚》之旨、在艺术形式上得汉魏诗歌自然风韵的最佳典范，则是显而易见的。历来评论者所称言的《风》《骚》之旨，一般指《风》诗讽喻时事的怨刺精神和《离骚》作者忠而遭谤的忧国忧民精神，历来被推尊为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创作典范。杜甫生当“遍地疮痍”的乱离时期，其创作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生活图景，被誉为“诗史”，这正是其继承发扬《风》《骚》优秀传统的创作结晶。学杜诗如果不能体认其用意的根本精神，或者只看到其成就超过六朝以还的作家，或者完全沉醉于其声韵字句的技巧玩索中，那么，最多只能算得其皮毛，而失其精髓了。张戒对当时学杜风气的遗憾，与同时代的诗评家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所表露的异口同声，并与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苏轼“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名章俊语纷交衢，无人巧会当时情”（注：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苏轼诗集》卷二十二。）的感叹前后呼应，表明张戒在检视宋代学杜得失问题上，与苏、葛有相似的看法（注：参见拙文《葛立方论杜：重提学杜得失的话题》，《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3 期。）。
关于“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意在告诫学杜者不要本末倒置，满足于技巧的模仿而忘其“用意处”，因为无杜甫写诗之用意而斤斤计较于形式之巧，已失却根本，况且人才各有分际，无杜之才力而硬要效法其用巧，那必贻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所以，张戒主张取法汉魏诗的自然质朴，切不要因追逐形式之巧而忽略作品的命意。显然，这是为 了突出尚意的论诗宗旨。
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承认杜诗在形式上有取极用巧的一面，谓“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其喜“作粗俗语”也对后世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但他反复强调，杜诗的根本精神与不朽价值主要不在这方面，杜甫为一般人所不及处，正在于能集古今大成，奄有古今，不拘一格。就表现方法而言，张戒认为杜诗最值得后人学习的，乃在于感情从胸臆中流出。张戒比较曹植、阮籍、陶渊明、杜甫诸人诗，有杜诗“专以气胜”之说；又比较曹植、陶渊明、李白、韩愈诸人诗，认为杜诗“意气有不可及者”。“气”也好，“意气”也好，指的都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浓郁感情和耐人寻味的深厚情意。这种感情的流露，不是造作的、贫瘠的，更不是虚伪的，而是充沛的，不能自己的，真挚动人的。如张戒评杜甫《洗兵马》诗云：“山谷云：‘诗句不凿空强作，对景而生便自佳。’山谷之言诚是也。然此乃众人所同耳。惟杜子美则不然，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观此诗闻捷书之作，其喜气乃可掬，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美吐词措意每如此，古今诗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记》，谓子美诗好处，正在无意而意已至。若此诗是已。”又评杜《可叹》诗云：“观子美此篇，古今诗人焉得不伏下风乎？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历史上大凡以“多气”、“使气”著称的作家和作品，多出在时事乱离、人生多艰的时代，如建安时代的“梗概而多气”（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琨身罹厄运，“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注：钟嵘《诗品》卷中。），等等。杜诗以气取胜，其意气为古今诗人所不及，正在于他不仅亲历了“安史之乱”，而且他有为一代历史存照的庄严使命感，以广阔而深邃的视野，以博大而深厚的情怀，对国家民族所经受的伤乱，寄予深切的关注与同情，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谓“无意而意已至”，情思从胸臆中来，真切深沉，动人心魄。有杜甫的经历而无其担荷天下苦难的博大胸襟，就写不出“诗史”般的作品，这便是为什么古代遭际世乱的文人不算少，却难以逾越杜诗的深度与广度；没有杜甫的经历而想模拟其意气与诗格，自然是“无人巧会当时情”了，苏轼把黄庭坚的诗比为多食即会“发风动气”的蝤蛑江瑶柱（注：见魏泰《诗人玉屑》卷二十八《苏黄相讥》条。），乃是不满其精美有余，而自然情韵不足也。
在《岁寒堂诗话》上下两卷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讨论杜甫其人其诗的条目占绝大多数，足见作者对杜诗的重视与推崇。如果把《诗话》中关于杜诗的内容加以归纳总结，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就是对杜诗“用意”、“意气”、“情意”、深意、微意的高度赞美和极力推崇。他一再强调学杜诗者要学其“气胜”、意微词婉、用意深刻和情意洋溢，提倡“为情造文”、言出胸臆，这是针对当时江西诗派学杜的流弊而言的，触及到宋代不止一次人们提及学杜学什么、怎样学的严肃问题。很明显，张戒推崇杜诗的思想内容深刻、丰富，饱含诗人同情民生疾苦的真挚情怀与厚重的生活历炼，其尚意的理论倾向是与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实际背道而驰的，暗合于自北宋中期以来欧、苏极力提倡重意与平淡时代文风的理论主张。因此，张戒之崇杜，与江西派诗人的着眼点是根本不同的；其次，张戒之崇杜，是为其尚意的理论主张树立一个典范，二者密切联系着；其三，张戒之崇杜，看似复古，实则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既表现为对一种流行创作偏向的矫正，又表现为顺应了宋代以尚意为主的文艺潮流。
至此，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示出来，即在批评宋代学杜之失上，苏轼与张戒看法一致，为何张戒又对苏轼诗风有所不满，将苏黄并提而置于批评的地位呢？
张戒曰：
《国风》、《离骚》固不待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与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
这段话有几点特别重要，是张戒论诗主张较为集中的体现。第一，提出所谓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诗歌发展演变观点。第二，由此以进，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学诗须取法乎上的结论。而引人注目的是，张戒没有把李杜之诗列入唐人声律习气之列。第三，认为子建、李、杜三人诗皆情意有余，其他人作诗，不免为文造情。正因为如此，他严厉批评议论为诗、专门补缀奇字、声律和镌刻等习气。应该说，从理论角度说，张戒的这几个观点都相当有见地，既有对诗歌发展的宏观把握，又有对文学创作本质的准确体认，且的确击中当时文风流弊要害。难怪稍后的诗歌理论大家严羽吸收了他关于宋人以议论为诗和学诗须取法乎上的观点，建立起更具理论思辩色彩和体系完整的诗歌理论批评框架，对此后的诗话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张戒对苏黄的批评，侧重点有所区别。批评苏轼以议论为诗，批评黄庭坚专门补缀奇字。关于黄庭坚喜好声律字句之奇，宋人多有类似看法。如刘克庄云：“（豫章）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注：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历代诗话续编》上。）刘克庄是在对宋诗逐渐形成时代风格特色的演变轨迹把握上来评价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三家的历史功绩的，他说：“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崑体，故优人有寻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放，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注：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山谷》，《历代诗话续编》上。）。应该说，有异于晚唐人规范，是欧、苏、黄的共同之处，张戒和刘克庄在这一点看法上是相似的，而在如何评价宋人的“异”上，两人有着根本性分歧。
苏轼以议论为诗，就创作的一种表达方式言，本无可厚非。这是宋人极力摆脱唐人规范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何况在诗中发议论，并不始于宋人，张戒推崇的杜甫就是当时的突出者。诗歌的议论成份加强了，不等于完全没有感情，最多只能说情韵淡化了，但长于议论的诗可能又具备更有哲理意味、更给人启迪的长处。平心而论，宋诗能与唐诗平分秋色，这一点是较唐诗为胜的。故钱钟书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注：钱钟书《谈艺录》第2页。）。
苏诗以议论、思理见长，正是宋诗尚意的突出特征。苏轼自己讲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注：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卷七十。）的话，后人普遍认为这是其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准确概括（注：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第71页、第111页。）。 宋人陈师道比较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诗歌风格的不同，有“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山谷以奇”（注：陈师道《后山诗话》。）之说，看来苏诗在意义和风格上求新，是古今人的共识。那么，何以与苏轼同样尚意的张戒，要将苏黄并提加以批评呢？
首先，苏黄并称，宋代已然。南宋时代对自黄庭坚以来的江西诗派作者表示不满的批评家，往往以他们为代表。因为真正形成时代诗风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当首推苏黄。严羽《沧浪诗话》中所称的“国朝诸公”，主要也是指的苏黄及其追随者。不唯南宋人，当时的金人也是这样看问题的。就连号称北方苏诗的正宗继承者元好问，其《论诗绝句》亦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注：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见《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不复分辨苏黄诗风之别。其实，黄虽出于苏门，两人由于性分之异，及其对文学的认识不尽相同，其诗歌创作路径及诗作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注：笔者有《从苏黄论杜看宋诗风格的变化》，可供参看，见《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不宜混说。
其次，苏黄虽然诗风有异，但其不同于唐诗风范，致力于形成“宋调”的意图又是共同的，倘若要以唐诗为绝对典范，自然苏黄都会受到谴责。张戒主张学诗要取法乎上，在评价等级上，愈古老愈受尊崇，愈晚近愈被贬斥，其否定苏黄，是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必然结论。而这一点，与他论诗尚意是有些矛盾的。尚意的实质，应是作家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表现人生，使其创作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因此，自出新意应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苏黄致力于有别于“唐音”的时代风格之确立，其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而不应该把它与某些诗人创作方法上的失误混为一谈，一并否定。倘若一味强调复古，厚古薄今，那么，尚意就失去了生活的依凭，怎能体现新意和创造性，而建立起独特的时代风格呢？杜诗的成功，绝不在一味复古上。
其三，细心分析就会发现，张戒对苏黄的评价分寸是存在的，他对黄庭坚的诗风和受他影响的江西诗派流弊，谴责更为严厉。张戒批评苏轼，一是关于以议论为诗，二是关于专以刻意为工，说到头都是属于方法问题。张戒批评黄庭坚，一是关于补缀奇字和只知奇语之为诗，二是称之为邪思之尤者。倘把这“邪思之尤”的恶谥，与张戒论诗重言志的主张联系起来，其严厉程度不言而喻。
其四，宋诗的发展与学杜相终始，其发展的兴衰正与学杜的得失相因果。从宋初西崑体学杜而取法李义山，到王安石、苏轼主张学杜重在学其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宋诗恰在这时出现全盛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诗风格；自黄庭坚及其追随者学杜而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大搞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宋诗步入一个相对平庸和沉寂的时期；至北宋末南宋初一批诗人先后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写出一批饱含爱国情怀的诗作，在精神上与杜诗相接，遂出现了所谓宋诗“中兴”的局面。应该说，北宋苏轼关于学杜应该学什么的理论反思，以及南宋时期张戒、葛立方重提这一话题，分别是与两个时期的创作趋向相呼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戒关于学杜尚意的观点，实际上是与苏轼相通的，彼此前后呼应，并无理论上的根本分歧。明乎此，再来看张戒如下一段话：
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
在张戒看来，与杜甫比起来，不仅宋人无法企及，唐人亦瞠乎其后。唐宋诗人学杜，仅得其一体，而无法达到“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的集大成水平。另外，苏轼有刻意为工的毛病，其矜才炫博的一面，的确对黄庭坚及其追随者造成了不良影响。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谈到宋代“贵用事”风气的发展：“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的诗里登峰造极”（注：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第71页、第111页。）。依此说来，王安石、苏轼对后来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偏颇负有不良的导向责任，难怪像张戒、严羽这些对江西诗风不满的批评家，要寻流溯源，将他们一并加以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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